城市新贫民的居住权问题之四
然而20年前嘉陵江上的惨剧与现今的富士康事件到底还是有些背景的不同。
当年农民工跨省流动大潮未兴，嘉陵江畔那些纺织企业的打工妹基本上都来自附近农村，她们的悲剧根源就在于那一纸“农村户口”。可是今天富士康周边地区的“农村户口”居民却截然不同，他们不仅不用去打工，还依靠土地升值，成了向打工者收租的房主。
尽管在如今的城中村改造中他们与拆迁当局还可能会有利益博弈，还可能成为强制行为的对象，但与他们的租户相比已经不能说还是“弱势群体”。因为土地，他们的“农村户口”甚至往往成为令人羡慕的东西。
深圳辖区内现在已经强制取消了“农村户口”这一名目，“村改居”、“乡改镇”而后又“镇改街”，所有户籍居民都已“市民化”，但“被市民”的人们并没有感觉到好处。事实上在发达地区与一些“一线城市”里依靠“外来打工者”的辛劳，“本地人”中已经基本消除了“城乡差别”，甚至在前“农民”并不争取的情况下取消了户口的类别之差。当年城郊打工妹仅仅因为“农村户口”就“含恨嘉陵江”的现象已经不复见了。
而今天的打工者身份定位主要已不是他有无“城市户口”，而是他有无“当地户口”。原籍外地城市的打工者并不比本地“农民”更强势。而“外来打工者”的处境众所周知。
在强制收容时代，街头随意盘查打工者“三证”、无证就抓走，是很平常的都市景观。于是有了苏萍，有了程树良、黄秋香、张正海、朴永根……等等一桩又一桩惨案，有了“604次列车上跳车逃跑摔死的女民工”和宝安区囚车上“下饺子似的一个个摔下”死伤的“外地人”等不知名的冤魂。“收容”之网越撒越大，从流浪乞讨、卖淫嫖娼而“三无人员”，从农民工而大学生，从“盲流”而“非法上访者”，直到2003年大学毕业而且有正式工作的孙志刚也死于“收容”之祸，以至酿成群情激愤，上达天听。由此引起的不满导致“收容恶法”被废除，这无疑是中国人权方面的一个进步。
可是废除后的这几年，人们仍然不时听到类似的弱势者在城里遭遇权力暴力的事。尤其是2009年，培训教材《城管执法操作实务》关于“城管”抓小贩时出手要狠，“不能轻易放过”，要干得“干净利落”，“将所有力量全部使用上”，做到“脸上不见血，身上不见伤，周围不见人”的说法在网上披露后，引起舆情哗然。
但人们也注意到：尽管权力暴力的受害者现在与过去其实是类似的一个群体，暴力的理由却有了很大的不同。过去的暴力收容多以检查居民证件的名义：改革前就叫“查户口”（那时连“暂住证”都还没有，农民因事进城都要一事一开“证明”，否则就有作为“盲流”被抓的危险）；改革后允许非本地户籍者持证“打工”了，就叫“查三证”（通常指暂住证、务工证和计划生育证），两者都可以说是直接与“户籍”有关；而现在的“城管”、“拆违”暴力则以维护“市容”和秩序为名，以“无证摊贩”和贫民窟（我们叫“违章建筑”）为对象，可以说与“户口”本身并没有直接关系。
可是大家都知道暴力的对象基本上还是那些人。
因为在中国当下的8亿“农民”中，身处大都市附近、能分享级差地利的人毕竟份额很小，而中国如今的一亿多（有人说超过两亿）“流动劳工”中，原籍外地城市的与原籍农村的相比也是极少数。同时这些人中富有的“投资移民”少，绝大多数还是穷人。而本地户籍的穷人不但少，而且与这些外来穷人相比仍然有某些特权（如以后提到的“棚户居住权），不会成为暴力的对象。所以上述改变对这大多数人而言意义不大。
这些人作为贫苦的外地农民“流入”（我们反正不承认他是移民）城市，最初他是以农民身份（“农村户口”）被歧视，后来他以外地人（“暂住”者）身份被歧视，而现在他以穷人的身份（没有高尚职业的“无证摊贩”或没有高尚住宅的窝棚客）被歧视。
不能说这三者的演进没有体现这些年来的某种进步：
某个人在改革前几乎是根本不能进城的。后来可以来“暂住”打工，但你要随身“持证”，否则就会遇到麻烦（虽然持证了也未必就不会遇到麻烦）。现在假如你混得好，有高尚职业与住宅，被“查证”遇暴力的机会就少了。但是假如你仍然穷愁潦倒，那你就有损于“市容”而为“市”所不容。然而问题在于：穷愁潦倒就是罪过吗？没有人愿意穷愁潦倒，如果在家乡能够富裕，他们不会“赖”在城里；但如果不能，我们的城市为什么就容不下穷人呢？
穷人居于弱势，在任何国家大概都是如此，但对穷人实行身份性歧视和制度性排斥，却是我们的一大特色。尤其是在居住权问题上，这种特色更加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