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新立:在实践中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法-米乐m6平台

郑新立:在实践中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6 次 更新时间:2018-07-23 2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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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新立 (进入专栏)  


核心要点:

■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深刻变化、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新阶段的大背景提出,“把是否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是否给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作为改革成效的评价标准”。这一重要论断,继承和发展了“三个有利于”思想,对于新时代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牢牢把握改革的正确方向、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 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只有发挥市场的作用,通过价值规律的运动,在同一行业内部,把资源配置到最优秀的企业,实现优胜劣汰;在不同行业之间,按照社会需求的大致比例分配社会劳动,才能实现各类商品供求的动态平衡。

■ 40年来我们推进改革的一条重要经验是,一方面通过改革加快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人民收入较快增长,使改革赢得人民的支持,另一方面必须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对于看准了的事情,就坚决改;没有看准的,就等一等。

■ 经济体制改革涉及从宏观到微观的各个方面,不同时期的改革都要有一个总体规划,分清轻重缓急,稳步协调推进。这个总体规划就是每隔几年由党的中央全会作出关于改革的决定,对改革进行全面部署。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回顾40年来的历史征程,从农村到城市、从试点到推广、从经济体制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我国改革开放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我国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成功,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实践中不断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法。

一、把“三个有利于”、“两个是否”作为检验改革成效的标准

40年前,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解放了大家的思想,也解放了社会生产力。邓小平同志深刻总结改革开放经验,提出要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评判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为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小岗村的土地承包到户,实践证明打破了平均主义、“大锅饭”,有利于增产增收。尽管当初有不少人认为承包到户是搞资本主义,但由于我们党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小岗经验势不可挡地迅速推广,带来全国粮食连年大幅增产。在改革开放推动下,不到10年时间,我们一举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改革从农村推向城市,从农业推向工业企业,从微观经济推向宏观经济,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深刻变化、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新阶段的大背景提出,“把是否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是否给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作为改革成效的评价标准”。这一重要论断,继承和发展了“三个有利于”思想,对于新时代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牢牢把握改革的正确方向、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5年多来,党中央先后出台重要改革文件360多个,推出重大改革举措1500多项,夯基垒台、积厚成势,汇聚起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强大正能量,谱写了新时代改革新篇章。

二、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

我国40年的改革进程,向世人充分彰显了一个趋势,就是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计划经济本质上否定社会产品的商品属性,或仅仅承认个人消费品的半商品性质。与此相对应,计划经济体制把国民经济看作一个大工厂,产品统一调拨,资金统收统支,人员统一调配,工资同步增长,全国的投资都要集中到国家计划委员会,地方和企业没有投资权。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集中力量进行工业化建设,这种体制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越来越显露出来,阻碍了生产力发展。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只有发挥市场的作用,通过价值规律的运动,在同一行业内部,把资源配置到最优秀的企业,实现优胜劣汰;在不同行业之间,按照社会需求的大致比例分配社会劳动,才能实现各类商品供求的动态平衡。从改革初期开始重视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再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继而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反映出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不懈探索和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特别是从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到党的十九大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个重大判断有利于在全党全社会进一步树立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正确观念。新时代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要讲辩证法、两点论,把“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用好。

三、坚持渐进式改革和稳中求进的方法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史无前例的伟大事业。40年来我们推进改革的一条重要经验是,一方面通过改革加快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人民收入较快增长,使改革赢得人民的支持,另一方面必须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对于看准了的事情,就坚决改;没有看准的,就等一等。我们认识到,那种所谓“休克疗法”的改革方式是对人民不负责任的行为,我们应该在旧的经济体制中培育新经济体制的萌芽,鼓励其成长,最终逐步取代旧的经济体制。对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就是一个渐进式改革的成功范例。改革初期,尚未找到国营企业、集体企业改革的有效途径,我们在不断对公有制经济领域的改革进行探索的同时,采取改革措施鼓励发展民营经济。例如,上世纪80年代在轻纺工业实行“六个优先”的政策,促进了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随着民营经济的不断壮大,国有企业改革的条件日渐成熟,方向更为明确,积极性大为提高。可以说,如果没有民营经济的发展为国企改革创造条件,国企改革是不可能顺利进行的。正是通过渐进式改革方式,我们真正实现了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将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上升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和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强调稳是主基调、是大局,在稳的前提下要在关键领域有所进取,在把握好度的前提下奋发有为。正是“稳”和“进”有机统一、相互促进,才为深化改革开放和经济结构调整创造了稳定的宏观环境。

四、坚持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良性互动

加强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都是推进改革的重要方法。我国地域辽阔,各地区、各行业的发展条件千差万别,对必须取得突破但一时还不那么有把握的改革,采取试点探索、投石问路的方法,看准了再推开,这是推进改革的一条基本经验。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改革全局,统筹谋划、科学组织试点工作,在土地、科技、生态、企业、司法、扩大开放、医疗卫生等方面推出一批重大改革试点,形成一大批可复制可推广经验。比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和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这是总结企业改革发展的成功经验形成的改革举措。汇金公司就是管资本的成功案例。它管理着数十万亿元的资本,运营效率和效益都很好。它对所有国有银行持股,但并不干预所持股银行的经营活动,银行有充分的经营自主权。汇金公司根据对各个银行持股比例的多少,向各个银行的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派出不同职务的管理人员,行使不同的权益。再如,对第三产业企业实行营业税改增值税,这项改革举措使第三产业企业的税负平均降低30%以上,促进第三产业连续多年实现快速发展。这项改革先从部分地方的部分行业开始试点,取得成效后逐步在全国的绝大部分行业推广。虽然改革初期出现税收总额下降的情况,但随着深化改革带来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税收总额又逐步回升,并远远超过改革之前。对小微企业提高税收起征点,效果更为明显。由于新办企业数量迅速增多,企业发展加快,不仅增加了就业,而且扩大了税基,最终增加了税收。

五、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

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法宝。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由于国际环境制约,我国基本上是在封闭半封闭情况下主要依靠自力更生进行经济建设的。1978年开始的对外开放使我们打开了眼界,学习国外先进管理经验和技术,扩大商品和人才交流,大大加快了我国现代化进程。在宏观管理体制上,上世纪80年代我们借鉴了日本的产业政策以及收入倍增计划、财政投融资、银行窗口指导、进口替代等政策,90年代参考了德国稳定物价政策、社会政策等,吸收了美国的宏观调控、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资本市场监管、科技进步政策、基础设施建设融资方式、农业发展政策、军民融合等经验。对一些中小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成功经验,如韩国快速实现工业化,荷兰发展高效农业,芬兰重视科技教育,爱尔兰兴办出口加工区,以色列重视科技研发,印度发展软件产业等经验,我们也都认真考察学习。在有关市场经济立法方面的有益做法,我们也积极借鉴吸收。正是在学习借鉴各个国家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宏观经济管理体制。在微观管理体制上,我国大批引进国外资金、技术,鼓励兴办合资、外资企业,迅速提升了中国企业的技术水平和国际经营能力。从兴办经济特区到开放沿海沿边内地城市,我国逐步形成了梯次开放格局。深圳是一个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成功范例。从引进外资开始,逐步发展创新型、外向型内资企业,短短40年时间,深圳就从一个小渔村发展为粤港澳大湾区经济总量最大的创新型城市。2017年,我国商品出口总额居世界第一位,进出口总额和利用外资总额居世界第二位,对外投资总额进入世界前列。经过40年改革开放,我国经济正在实现从引进来到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的重大转变,已经出现了市场、资源能源、投资“三头”对外深度融合的新局面。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主动参与并引领经济全球化进程,实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推进国内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建设,更高水平的全面开放新格局正在形成。

六、坚持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经济体制改革涉及从宏观到微观的各个方面,不同时期的改革都要有一个总体规划,分清轻重缓急,稳步协调推进。这个总体规划就是每隔几年由党的中央全会作出关于改革的决定,对改革进行全面部署。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1999年十五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2008年十七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等,都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总体规划,指导改革不断夺取新的胜利。各个部门和地方根据中央决定精神,制定改革实施细则,确保改革有重点、分步骤有序推进。此外,随着改革的深入,我们更加注重改革的协同,既抓改革方案协同,也抓改革落实协同,更抓改革效果协同。党的十八大以来,改革从经济体制向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全面展开,党的十九大把“着力增强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作为过去五年全面深化改革的一项重要经验,并写入了新修正的党章。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注重厘清重大改革的逻辑关系,推动有条件的地方和领域实现改革举措系统集成,在国有企业改革、科技体制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司法体制改革、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等方面打出一系列“组合拳”,提高了改革的整体效益。


(作者: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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