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化意味着净消耗，少子化意味着没产出，那很自然的应对方法就是储蓄。”
有学者在近期发布的《关于我国人口转型的认识和应对之策》一文中表达了上述观点。
该文章认为，我国面临人口老龄化、少子化问题，对策之一是重视储蓄和投资。其他办法，如促进教育和科技进步固然重要，但是“周期长、见效慢、不可控”，因此我国当前还是要以人、财、物的储蓄为本，教育和科技为辅。
该文章还提出，“要高度警惕和防止储蓄率过快下降的趋势”，“要认清消费永远不是增长的源泉”。
过去较长一段时期，高储蓄率确实对中国经济实现高速增长起到促进作用。然而，随着支撑高投资回报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经常账户盈余能力达到顶峰，近年来，我国国民储蓄率呈现下降趋势。
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后，中国经济还能继续依赖高储蓄、高投资的增长模式吗？消费究竟能否成为增长源泉？
后者的答案是清晰的。
2020年11月19日，习近平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对话会上发表主旨演讲时表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中国国内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7个年份超过100%，国内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十四五”规划和2035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深入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建设消费和投资需求旺盛的强大国内市场。”
可见，消费已经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引擎”，是我国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基石。
对于前一问题，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在2020年10月发布的《2020·径山报告》也已经有所回答。
cf40学术委员、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蔡昉和cf40特邀成员、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都阳在《2020·径山报告》分报告一《中国的储蓄率变化、决定因素和影响》中指出：
中国以往的高储蓄率与特定发展阶段的经济增长方式密切相关，人口红利丰裕、投资回报率相对较高，必然诱导出以要素积累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而高投资回报率又会引发储蓄的动机。
然而，在人口红利消失、要素积累推动的增长模式难以维系的情况下，高储蓄率与经济增长的联系将不再紧密。相反，高储蓄率可能通过挤压消费，给经济增长动力带来不利影响。
报告指出，中国的高储蓄率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社会支持政策的不足。加大向低收入群体和贫困人口的转移支付力度，提高社会保障的一体化水平，加大对公共卫生、教育、养老等公共服务的支持力度，将有助于形成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储蓄-消费关系。
同时，及时改变人口政策，实现家庭对生育的自主决策，有助于在未来形成更均衡的人口结构，减少储蓄率波动。消除信贷等金融服务对不同类型企业的差别对待，有助于提高企业资金配置效率，形成合理的储蓄行为。
报告指出，近年来，国民储蓄率的下行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正常的回归过程。预期“十四五”期间居民和公共储蓄率将继续下降，企业储蓄率可能保持小幅上升势头。
以下为报告部分内容。
“十四五”时期中国储蓄率变化趋势
世界各国平均国民储蓄率水平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达到高点，随后开始下降。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储蓄率水平的差异明显：高收入国家的国民储蓄率水平较之世界平均水平低3至4个百分点左右；中上收入国家的储蓄率水平更高，2018年高出世界平均水平6.8个百分点。东亚经济体普遍较之其他地区的经济体具有更高的储蓄率，2018年高出世界平均水平10.1个百分点。
储蓄的构成体现出如下特征：其一，居民和企业等私人部门所产生的储蓄是国民储蓄最主要的组成部分，约占国民储蓄的五分之四。私人部门的储蓄相对而言更加稳定，尤其是2000年以后，公共部门储蓄是总储蓄波动的主要来源；其二，不同类型经济体的储蓄行为表现出巨大的差异性；第三，近年来公司储蓄率上升是一个国际性的趋势，而居民储蓄在私人部门的储蓄的份额则相对下降。
中国的储蓄率很高，但2008年达到52.3%的高点后处于下降趋势。2017年的国民储蓄率仍然高达46.2%，较之20%左右的世界平均水平高出了一倍有余，也高于其他高储蓄的东亚经济体。
国民储蓄率的下行是经济结构向更加均衡的状态变化的过程，包含了积极的因素。
政府储蓄的下降是自2008年历史高点以来国民储蓄下降的主要来源，但由于私人部门储蓄在国民储蓄中的比重更大，未来国民储蓄率进一步下降的将主要来自于私人储蓄率的下降，尤其是居民储蓄率的下行。
2017年居民储蓄占国民储蓄的比重达47%，“十四五”时期居民储蓄的变化趋势将对国民储蓄的总体变动产生决定性影响。
由于工资性收入在过去十年已经经历快速增长，且增速快于劳动生产率，预期“十四五”期间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将有所放缓，并引起居民储蓄率的下降。新冠疫情延续或出现反复，将在“十四五”初期对疫情的冲击产生消费平滑效应，降低储蓄率。
“十四五”期间企业储蓄率可能保持小幅上升势头。随着行业集中度提升，大企业的储蓄行为推动企业总体的储蓄水平，这些趋势在“十四五”期间仍然延续。此外，中美经贸摩擦、新冠疫情等事件产生的不确定性，将增加企业的储蓄动机，以应对可能面临的经营风险。
“十四五”期间的公共储蓄率将继续下降。人口老龄化所推动的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持续增加，减税降费及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将推动公共部门的储蓄率持续下降；此外，新冠疫情产生的冲击目前尚未结束，疫情的影响将持续多长时间，仍然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疫情后的经济复苏伴随着大量的公共支出，也会降低公共储蓄。但随着公共储蓄在国民储蓄中比重的下降，对国民储蓄变化的边际贡献会越来越小。
人口结构变化或决定未来储蓄率下降
中国2017年私人部门储蓄率占国民储蓄的92.7%，其中45.4个百分点为公司储蓄，47.3个百分点为居民储蓄。人口抚养比上升及一系列结构因素的变化是居民储蓄变化的主要决定因素。
中国人口转变的独特过程及其引起的人口结构变化对理解未来储蓄率的变动趋势具有直接针对性。老年人口的迅速增加以及劳动年龄人口的快速减少，成为推动抚养比上升的主要因素，也是导致储蓄率下行的重要推手。
2019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已经达到12.6%，60岁及以上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为18.1%。而且，未来中国的人口老龄化进程还将加速推进，并推动抚养比迅速上升。2013年以后，中国16至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开始持续减少，2013至2019的六年间累计减少了2314万人。
在“十四五”期间，该年龄段人口总量将减少2500万至3000万人，其速度远远快于“十三五”时期。
我们将20-59岁的人口定义为劳动年龄人口，人口抚养比将从2020年的0.68上升到2030年的0.88；如果按照国际上较为通用的定义，将20-64岁定义为劳动年龄人口，则人口抚养比将从2020年的0.54，上升到2030年的0.63。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人口结构变化将可能成为未来储蓄率下降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
除了人口结构以外，还有其他因素对居民储蓄率产生影响。
工资性收入的增长速度将有可能放缓。收入增速下降的预期，可能成为储蓄率下行越来越重要的推动因素；未来依靠工资增长推动收入分配持续改善的难度加大，仅从收入分配和储蓄的关系看，支撑高储蓄的可能性降低。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既是扩大就业、促进居民收入增长的重要动力，也会刺激和扩大消费，尤其是社会保护体系和公共服务的一体化改革完成以后，更多的覆盖外来人口得到体系的覆盖，将会稳定他们对未来的预期、增加当期的消费。
因此，在中国城市化对储蓄率的影响可能与改革的进程紧密相关，而很难判断其对储蓄率变化的影响方向；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仍然处于不断完善的过程中，由于人口老龄化的压力越来越明显，降低或至少不提高养老金的替代率是必然的趋势，这必然对人们当期储蓄行为产生影响，对储蓄率具体的影响方向和程度，将取决于改革的内容和力度。
储蓄率变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储蓄率与经济增长相互关系在中国表现出了一定的个性特征。
首先，储蓄率是经济增长的促进因素，因此中国长期以来保持的高增长与高储蓄率有着必然的关联；
其次，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私人部门储蓄对经济增长具有更明显的促进作用，政府储蓄则不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这意味着，近年来政府储蓄水平的下降，以及国民储蓄的构成中私人部门储蓄率的上升，对于经济增长而言都有积极的意义；
第三，经济增长只对政府储蓄产生影响，而对私人部门的储蓄率没有影响。中国的政府部门收入与经济增长绩效有紧密关联，而政府支出则越来越具有刚性，因此，更高的经济增长容易产生更高的政府储蓄。相形之下，私人部门的储蓄行为则取决于更长期的结构性因素，而对短期的经济增长并不敏感。
大量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储蓄-投资之间存在稳健的相关性，而且越大的经济体，投资和储蓄的相关性越高，依据不同的数据库计算的二者的相关系数都在0.6以上。中国的投资率与国民储蓄率的相关系数为0.804，与私人部门储蓄率的相关系数为0.825，与居民储蓄率的相关系数为0.715，与公司储蓄率的相关系数为0.825。
储蓄与投资的关系还体现在二者之间存在着动态的关联性，即滞后的储蓄率对当前投资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投资对储蓄行为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可能是通过高投资回报率而增加对资本品的需求，从而刺激储蓄。不过，滞后的国民储蓄率并没有对当前投资率产生很强的影响，只有滞后一期的政府储蓄对当期的投资有显著影响，体现了在中国政府在投资行为决定中的主动作用。
滞后的企业储蓄率影响了企业投资，表明公司储蓄在企业投资行为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且，滞后的居民储蓄率对企业投资也产生了影响，但有着4年的较长滞后期。这意味着未来仍然要通过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使居民储蓄更有效、迅速地转化成企业投资。
储蓄率对国际收支的作用机制体现于国民收入账户恒等式。以往关于国际收支、储蓄及外部不平衡的研究，都是集中于本世纪初至2008年金融危机前经常账户余额快速增加的时期。如果我们拉长观察的时段，可以发现经常账户占gdp比重的提升实际上具有一定的阶段性，而且，从其变化的机制看，对经济结构的扭曲效果也会越来越不明显。
目前，中国的gdp规模已经是2007年经常账户与gdp的比值处于历史高点时的近4倍，相应地，经常账户的盈余对经济结构的影响也变得不再突出。
实证检验的结果表明，如果我们将样本限制在2008年以前，的确观察到储蓄率对经常账户盈余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而且，经常账户余额并不影响储蓄率，但如果包括了2007年以后的样本，储蓄率和国际收支之间的相互关系已不再明显。
加大转移支付力度
及时改变人口政策
储蓄率的高低及其组成部分的变化取决于诸多因素，储蓄率本身也并不必然要成为政策干预的直接目标。但由于储蓄率与诸多结构性指标相互关联，可以通过储蓄率的变化趋势与决定管窥相关领域政策的改革方向。
第一，要形成与储蓄率变化趋势相吻合的经济增长方式。
中国以往的高储蓄率与特定发展阶段的经济增长方式密切相关，人口红利丰裕、投资回报率相对较高，必然诱导出以要素积累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而高投资回报率又会引发储蓄的动机。
然而，在人口红利消失、要素积累推动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的情况下，高储蓄率与经济增长的联系将不再紧密。相反，高储蓄率可能通过挤压消费，给经济增长动力带来不利影响。
第二，中国的高储蓄率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社会支持政策的不足。
尽管中国的社会保护体系在过去几十年中有了长足发展，但伴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社会保护水平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中国行将跨入高收入经济体的行列，但相较于高收入国家，中国社会保护的水平还远远不够。
较低的社会保护水平，必然需要居民通过提高个人储蓄，以应对随时可能出现的不确定性。加大向低收入群体和贫困人口的转移支付力度，提高社会保障的一体化水平，加大对公共卫生、教育、养老等公共服务的支持力度，将有助于形成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储蓄-消费关系。
第三，中国独特的人口政策已经成为影响储蓄率的重要因素，人口的快速老龄化将成为导致储蓄率下降的重要因素。
虽然人口结构引起的储蓄率变化本身并不能成为储蓄率高低价值判断的依据，但急剧的人口结构变化会导致储蓄率迅速变化，也必然容易引起相关联的其他宏观经济指标的波动。
从近期和中期看，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已经难以改变，但及时改变人口政策，实现家庭对生育政策的自主决策，有助于在未来形成更均衡的人口结构，减少储蓄率波动。
第四，给中小企业与民营企业提供正规的金融服务。
企业储蓄率的上升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难以享受到正规的金融服务有关，因为这些企业的投资行为必须更多地依赖企业内部积累。国有企业的信贷冗余也可能造成储蓄率上升。消除信贷等金融服务对不同类型企业的差别对待，有助于提高企业资金配置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