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神奇国度。十分枯燥乏味的司法案件有时也能成为传奇故事。不过，中国的传奇故事，丑小鸭变成白天鹅不常有，白天鹅变成丑小鸭常有。
《信息时报》今天（3月16日）就为我们说了一个千万富翁如何被法院的一纸故意错判，变成乞丐的传奇。话说江西省新余市有个企业家，名叫阮金义，1998年拥有一栋价值千万元的在建大楼。由于短缺150万元建设资金，不得已向吴龙彬借高利贷。吴以借款利息太高不受法律保护为由，要求双方签署虚假转让协议，先将土地转至他的名下，作为借款担保；再签署反转让协议，由阮将土地买回来。当然，吴并没有付任何转让款，转让与反转让款之间的差额，就是阮要付的高利贷利息，为45万元。
1999年11月，双方约定还款日期到了，阮金义准备售楼还款。吴龙彬却向法院起诉，认为双方属于转让关系，土地和房屋应该归他所有。江西省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判决原告吴龙彬胜诉，吴获得大楼，阮倾家荡产。不过，说到这里，故事的主角还没有出场。主角不是人，是一张纸。那是一张盖着新余市中级法院公章的“保证函”，函上说，只要吴龙彬向法院缴纳21.5万元，他胜诉的判决永不改判。
中午和一个律师界的朋友聊起这个故事，他说这样的事在司法界并不稀罕，这是司法实践中法官对“自由裁量权”的恶意行使而导致的结果。北京某区一个喜欢思考的法官曾经对他说，在某些情况下，法官的自由裁量，会变成对当事人一方的“自由伤害”。
不久前，我的一个朋友收到某省城中级法院送达的起诉书，是他以前的一个合作者伪造了一份假的委托投资协议，要法院把我朋友的一个价值几千万的工厂判给她。法院裁定查封他所有三家公司帐号，冻结所有资金和股权，并偷偷开走公司用车，事后送来的查封令上说：查封该车，由原告保管。
几个法律界人士看了案情后，一连三次惊呼“恶意”：恶意合同，恶意起诉，恶意查封。在省城起诉，违背了原告就被告的基本诉讼管辖原则（我朋友的公司不在省城）；有超过诉讼标的的固定资产不封，封银行帐号，是恶意阻挠生产经营；把被告车辆查封给被告保管，疑似用合法外衣替原告侵占公司资产……
朋友聘请的律师向法院提供超过诉讼标的价值的财产证明，申请查封资产，解冻帐号。法院开始的回答是，要先求得原告同意；再次申请，法院的回答是，设备不好拍卖。更难以解释的是，法院送达起诉书一个多月，离开庭不到3天，原告案卷还躲在立案厅，不让查阅；而朋友的律师上周五下午向法院送交反诉案卷，原告第2天就看到了。
应该说，法院所做的这一切，并没有超越它的“自由裁量权”。 所谓“自由裁量权”，指的是，法院或法官在司法活动中合法合理地进行自由选择的权力。法律要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必须保留一定程度的灵活性、可解释性，甚至不确定性和模棱两可，如果没有法官根据具体案情作出自己的裁定，案件就很难审理。这是保留自由裁量权的基本理由。但是，由于法官也是人，有知识和理性的局限，还有个人好恶和个人利害的局限，因此，法官在实际行使自由裁量权时，很难不犯错误。只要犯错误，就不可避免地对双方当事人中的一方造成伤害，比如新余市法院对阮金义的伤害。
自由裁量权对当事人的伤害有两种，一种是非故意伤害，也就是过失伤害，它是由法院或法官的知识和理性局限而造成的；另一种是故意伤害，它是指法院或法官对当事人中的一方寻租，而造成对另一方的伤害，阮金义案显然是故意伤害。这种故意伤害，实际上已经构成刑事犯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条载明：“司法工作人员徇私枉法、徇情枉法，对明知是无罪的人而使他受追诉、对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他受追诉，或者在刑事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好消息是，由于最高人民法院的干预，新余法院的原判被撤消；坏消息是，这已经是10年以后的事情。要杜绝类似情况发生在世界的任何地方都几乎是不可能的，可能的是，要有对滥用司法自由裁量权的救济。比如，被告有权要求他不信任的主审法官回避，有权要求异地审理，民事案件立案前要听被告申诉，等等。
近年来，规范“自由裁量权”的民间呼声渐高，认为它为司法人员的主观随意性和营私舞弊留下了空间，因此，“自由裁量权”能小则小。另一方面，自由裁量权的存在，标志着中国司法的独立性增强，这是好事。但是，如果没有其他权力的独立性配套，失去限制的司法独立也会导致司法腐败，自由裁量就会变成自由伤害。
2009年3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