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提出到2020年要实现全面小康，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要比2010年翻一番。我们把两个翻番概括为双倍增的目标，而要实现双倍增长目标则需要保持8%左右的经济增长速度。
但是，我们又不能回到过去以高投资、高消耗、高污染来实现快速增长的老路上去，必须通过发展方式的转变来实现经济的较快增长。国内现在面临的最突出矛盾就是产能过剩，消化这个矛盾要靠扩大国内的需求，最重要的是要按照转变发展方式的要求来调整产业结构、实现产业升级，保证经济在未来一个时期的持续健康发展。
那么，如何才能通过加快发展方式的转变来实现稳增长?我想最紧迫的可能是要做好以下几件既能推动发展方式的转变，又能为稳增长做出贡献的事情。
一是要把加快环保产业的发展作为新的投资热点和经济增长点。现在，我们一般的消费品和工业生产资料已经严重供过于求，但是公共产品仍然是供给不足，处于短缺状态，其中最重要的公共产品就是清洁的空气、干净的水，这些公共产品现在处在严重的短缺状态，满足不了广大老百姓改善生活的要求。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政府要把提供清洁的空气、干净的水作为一个重要的职能，作为提供公共服务产品的一个重要的内容。通过发展环保市场，加快环保产业的发展，要以治理pm2.5作为杠杆撬动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
第二，要把鼓励民间投资作为扩大内需的着力点。现在民间资金非常充裕，中国政府去年出台了42个鼓励民间投资的实施细则，要抓紧落实这些实施细则，为民间资金进入各个领域包括垄断性行业、进入公共服务领域、进入环保产业提供方便和支持。上世纪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我们也非常困难，当时经济增长速度下降，而且通货膨胀上升，但国家计委出台了鼓励民间投资的16条，以后这16 条演变成鼓励民间投资的前36条。现在面临的困难与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相比要好得多，没有通货膨胀，因此我们可以在鼓励环保投资上、鼓励民间投资上放开手脚，引导民间投资的增长。
第三，要加大对城际高铁和城市轨道交通的投入。上世纪90年代那一轮扩大内需主要是以高速公路的建设为标志，经过十几年的建设，我们高速公路基本上形成了网络。而这次我们要把高速铁路建设作为扩内需的重要抓手，现在很多人都在说高铁欠了2万亿元债务，其实这在整个铁路资产里只是一个小数目。高铁在快速建设，债务率必然比较高。我们要加大对高铁的投入，特别应该把城际高铁作为重点，这块的投入不会有问题，而且有利于中国长远发展，近期又能拉动经济的增长。
现在我们钢铁的生产能力达到9亿多吨，去年只生产了7亿多吨，大量的人力放空，水泥的生产能力也放空，如果把高铁的项目搞上去，我们的钢厂、水泥厂就可以提高开工率，这样就会使用大量的工人，大家发了工资就可以买东西，市场也就活起来了。因此要把加大对高铁和轨道交通的投入作为当前我们扩内需的一个战略重点。
第四，要以农民工的市民化为契机，加快城市化进程。目前中国提出要加快农民工市民化，使农民工享受到市民所享受到的公共服务，包括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包括为他们提供廉租房。2亿多农民工为城市建设、为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他们在城里过得非常尴尬。现在住宅建设的建筑安装成本1平方米最多2000元就够了，主要是地价太高，政府少收点土地的转让收入，为2亿多农民工提供廉租房，这样建筑业就可以活起来了。
另外，幼儿园、学校要扩大建设规模，让农民工把他们的孩子接到城里来，在城里能够上幼儿园、能够享受基础教育，让他们能够团聚。现在我们的留守儿童有2000多万，流浪儿童有3000多万，家庭两地分居对孩子的成长、对他们心灵的影响都是很负面的。为什么不借这个机会为他们提供这些条件，从而变成扩大内需的一个机遇?
最后，金融要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支持发展方式的转变。去年下半年以来，我们的金融改革有点乱套。本来去年年初中央召开第四次金融工作会议部署了六项金融改革，其中前四项改革的顺序是：第一放开准入，第二建立地方性的金融监管机构，第三建立存款保险和贷款担保制度，第四才是利率市场化。前三项改革是利率市场化的前提条件，由于没有配套改革的文件，改革率先从利率市场化单向突破会出现什么现象呢?
今年1-5月份银行贷款占全社会的比率一下子下降到55%。银行的表外业务迅速增加，资金从表内转到表外，利率一下子翻一番，大家都追逐高利率，这是危险的。所以要通过金融体制的改革放宽金融准入，允许民间资金发起设立股份制的各类小型金融机构，通过增加金融的主体使金融市场、货币市场由现在的卖方市场变成买方市场。
通过竞争来压低货币、资金这种商品的价格，我们才能够放开利率。有了竞争主体对高利率形成一种制衡的作用，就可以让民间金融浮出水面，让它法制化、规范化，然后通过建立地方性监管机构防范风险，通过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和贷款担保制度，用市场机制化解风险，在这样的前提下再放开利率。
我们通过这些改革把资金引到实体经济上来，引到发展方式的转变上来;通过这些努力实现经济止跌回升，从而为实现双倍增目标做出贡献。
来源:《哈佛商业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