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政府缘何急于改善中日关系?
安倍再度担任日本首相后，对华摆出一副对抗的强硬姿态。安倍政府不仅在领土和历史问题上“死磕”中国，还在国际上针对中国开展“舆论战”，渲染“中国威胁论”，试图在中国周边构筑所谓“包围网”。另一方面，安倍政府又隔空喊话，不时发出希望与中国开展外交对话的声音。最近几个月以来，特别是随着亚太经合组织(apec)北京峰会的日益临近，日本方面更是表达出对实现中日首脑会谈的强烈意愿，甚至展开了“积极攻势”。安倍政府的对华态度由“强硬”转向“温和”，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人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原因促使日本方面急于实现中日首脑会谈和改善中日关系?
众所周知，日本外交的重心在亚太地区，日本首当其冲应处理好作为日本外交“堡垒核心”的与美国、中国、韩国以及俄罗斯等国的关系。然而，安倍高调推行的“地球仪外交”，偏要俯瞰遥远的世界，而对身边的中国等近邻视而不见。安倍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牵制中国，另一方面更是为渐显颓势的日本造势，避免日本被国际社会所忽视。结果，安倍非但达不到牵制中国的目的，反倒引起国际社会对日本政治右倾化的担忧。在安倍无法实现与中韩首脑会谈的情况下，中韩首脑却频繁互访见面，两国关系日益亲密。这种反差招致日本舆论对安倍拙劣邻国外交的强烈批判，一些有识之士甚至产生了忧虑，担心如此下去韩国必将“靠向中国”，形成“中韩对抗日本”的局面。尤其是，鉴于朴槿惠领导的韩国同时与中美保持友好关系，日本颇为担心东北亚的“中美日合作”被“中美韩合作”所取代，从而使日本陷入边缘化和孤立的境地。
如何打破日朝关系僵局尤其是解决“绑架日本人质”问题，也是横亘在日本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在期待解决绑架问题的国内舆论压力下，安倍政府部分解除了对朝鲜的制裁。安倍在日朝关系上寻求“突破”，显然也有牵制中韩的战略意图。然而，日本将解决绑架问题优于朝核问题的做法，引起了美韩的疑虑甚至给美韩日对朝体制投下阴影。结果，日本在解决绑架问题与美韩日合作问题上落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乌克兰危机发生后，俄罗斯加快了“东向战略”步伐。安倍政府认为日俄关系迎来了新的“转换期”，因而对俄采取了“温和路线”。安倍甚至期待推进日俄领土问题谈判进程，并最终签订两国间的和平条约。然而，在美国压力之下，日本不得不与美欧步调一致，在乌克兰问题上对俄实施制裁。结果，日俄关系前景变得黯淡，安倍对日俄关系期待落空。与此形成鲜明对照，近期中俄关系却越走越近。目睹此情此景，安倍焦虑万分。
与此同时，美国也对日本施加了种种“压力”以期其改善中日关系。日本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最重要盟友和战略据点，美国当然希望日本能够在“亚太再平衡战略”中扮演重要角色和承担更多责任。但美国却不愿看到日本在领土和历史问题上过于激化同中韩等邻国的矛盾，造成东亚地区形势的不稳定，从而搅乱美国东亚战略部署。美国对安倍政府的右倾化动向也比较警惕，尤其是对安倍执意参拜靖国神社十分不满，甚至罕见地以“失望”这一强硬措辞予以回应。毫无疑问，安倍“拜鬼”给本来因 tpp谈判进展不顺而趋冷的日美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此后，尽管安倍一再表示要“复活日美同盟”，但始终得不到奥巴马的积极回应。随着日本与中韩关系的持续恶化，美国敦促日本改善邻国关系的“压力”与日俱增。美国希望日本利用北京apec峰会之机，实现中日、日韩首脑会谈。
与美国的“压力”相呼应，日本国内的“安保优先派”也对安倍提出批评。安倍政权的支持基础来自于从精英到草根舆论的保守势力，而其中又可分为“安保优先派”和“历史重视派”。前者重视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后者则强调对美“独立”。这两派间的较量直接影响到安倍的内外政策。安倍为了稳固政权基础大搞右倾化，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前者的愿望，却引起后者的不快。后者担心倘若日本与东亚邻国关系再恶化下去，必然损害日美同盟关系，因而力促安倍实现与中韩的首脑会谈。
安倍急于改善中日关系的政治如意算盘是，一旦实现中日首脑会谈，缓和甚至冰融中日关系，不仅有助于改变日本地区“麻烦制造者”的形象，而且可以减缓美国促其改善邻国关系的“压力”。安倍很清楚，面对希望亚太形势稳定的美国，改善中日关系已然成为强化日美同盟的重要前提。同时，安倍欲借实现中日首脑会谈和改善中日关系，使自己在处理日韩、日朝以及日俄关系等方面赢取主动，甚至争取达到分化或牵制中韩、中俄关系的目的。当然，改善中日关系也有助于日本扭转其在地区合作中的被动局面，进而增加其在与美国tpp谈判中的筹码。另一方面，安倍急于实现中日首脑会谈和改善中日关系，也是为日本争取“入常”做准备。2014年是日本战败70周年。若能在此前改善与中韩等国的关系，日本将可能减缓在历史问题上来自国内外的批评与压力。而且安倍有意发表旨在突出与过去诀别的“安倍谈话”，借机对外宣扬“面向未来的关系”。2014年也是联合国成立70周年，并被日本视为“入常”良机。安倍政府认为，倘若中日关系继续恶化，日本就难以得到中国支持，也就很难圆“入常梦”。再把视线放长一点，为了几年后的东京奥运会，日本也需要缓和与邻国的关系。当然，安倍急于实现中日首脑会谈，更有为今后再选连任做准备的政治考虑。如何应对中国，是日本外交面临的最大课题。倘若能妥善处理中日关系，安倍必将在外交上获得较高“打分”，从而获得对自己执政能力的有利评价及选民的支持。安倍虽野心勃勃，但为长期执政和实现“摆脱战后体制”的宏愿，也需要暂时收敛锋芒，缓和对外关系和国内政治上的紧张气氛。
安倍之所以急于实现中日首脑会晤，也存在经济因素考虑。安倍政权最大的课题莫过于使“安倍经济学”获得成功。“安倍经济学”的成败不仅关乎日本经济，也将对日本政治乃至外交整体产生重大影响，尤其是会对自民党本身的存在意义、权力基础产生重大影响。“安倍经济学”获得成功，日本经济将恢复活力，安倍长期政权也有望美梦成真。反之，“安倍经济学”失败，不仅会严重打击日本经济，也会严重动摇安倍政权基础。迄今为止，安倍之所以能保持较高支持率，主要得益于“安倍经济学”。“安倍经济学”初见成效，提振了日本人的信心，使他们看到了一线希望，进而对安倍抱有更高的期待。但安倍心里清楚，要想重振日本经济，光靠“安倍经济学”还不够，还必须进行结构性改革，必须借助外力尤其是中国经济的活力。在美欧和多数新兴国家经济增长乏力以及“安倍经济学”风险日益凸显的背景下，发展中日经济合作已成为日本政府迫在眉睫的重要课题。
中日关系还可以改善吗?
中日两国关系2012年9月以来一直处于紧张状态，目前正在蜕变为亚太地区最危险和最不确定的双边关系。作为世界经济第二和第三大国，中日对抗的持续对于地区和全球经济都将产生重大消极影响。2014年上半年，日本对华投资下降47％，中日双边贸易额下降5％。2001-2006年，小泉首相顽固坚持参拜靖国神社，给中日关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机”，中日关系出现了“政冷经热”的复杂局面。2012年12月26日安倍政府上台后，由于不加掩饰地在外交上公然打压中国、在安全上刻意视中国为对手、在政治上蓄意挑战中国，蛮横地拒绝承认中日存在钓鱼岛领土主权争议，中日在钓鱼岛海域的公务船之间对峙和在防务领域相互升级备战态势，令今天的中日关系上升为“安全危机”。未来中日关系甚至可能出现“政冷经冷”的恶劣局面。防止中日对立的国内政治及情绪化反应引发事故性的军事冲突，已成为中日两国的当务之急。
中日关系持续紧张的症结在于安倍政府意识形态化的右翼保守主义政治主张和政策立场，但降低中日关系紧张程度的希望和途径取决于中日两国政府、社会和个人的共同努力。一味地指责安倍政府、要求日本纠正错误行动和按照单方面的意愿实现对话条件等做法，反映了某种对日政策的道义高度，但事实上难以获得有效的、积极性的政策互动，因而也就难使两国关系走出僵局。
目前，稳定和改善中日关系有两种基本选择。一是逐步恢复中日两国之间政治性接触和交往，为恢复高层政治交往创造条件。利用相关的多边外交场合，直接实现两国高层政治对话，就目前双边关系中的棘手问题表达主张，重新寻求稳定两国关系的政治热情，积极、稳妥地为争议问题的降温寻找机遇，努力争取实现两国关系的止跌回暖。二是继续坚持在符合条件基础上的中日两国政治对话，在日方有实质性的举动之前不降低恢复日中高层政治接触的“门槛”，但逐步恢复两国相关机构之间功能性磋商，管控中日在东海空域和海域的对峙态势、避免出现事故性的军事冲突、避免双方军机和舰船擦枪走火。第一种选择重在显示两国领导人的政治智慧和政治勇气，在两国关系如今深受两国民族主义情绪挟持之时，能够通过双方首脑的会晤，引导两国社会更多地不是着眼于争议、着眼于过去，而是着眼于合作、和平与未来。
破解今天中日僵局，事实上这两种选择需要同步进行。不管中日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争议和恩怨，也不管两国历史曾经制造了什么样的心结，中日两国作为亚洲邻国的客观存在是谁都无法改变的。在已经进入全球化时代的21世纪，如果中日之间简单地让争议、竞争、仇恨和情绪来左右两国关系，并且一味地认为只有自己才占有道德与原则的高地、一切错误都在对方，远非理性与客观的选择。中日关系从1972年两国邦交正常化到1978年签署和平友好条约，再到1998年《中日联合声明》的发表，一路走来并非易事，凝聚了若干代领导人的心血，也反映了两国必须走出历史、走向未来的时代趋势。只是冷战结束之后，两国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两国国内政治也今非昔比，国内政治生态和社会情绪更是在塑造两国关系问题上发生了巨大变化。中日关系恶化的根子，说到底，在于两国不同的国内政治、舆论环境，也在于地区安全结构的显著变化所带来的政治心态变化。
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的中日关系既正常、又不正常。当两个邻国发生力量对比的历史性“权力转移”之后，“安全困境”因素的作祟和发酵是正常的。安倍政府的“俯瞰地球仪外交”和“积极的和平主义”是日本作为一个大国对于中国力量崛起的必然反应。这种战略与政策调整以赤裸裸地“制衡中国”为目标，让坚持和平崛起理念的中国非常愤怒和生气。但日本这种调整的内在动力是对于中国崛起的担心、甚至是恐惧。与此同时，面对日本外交和防务战略的实质性变化，如果中国人依然习惯于一味指责日本的军国主义复活，每天晚上打开电视看的都是“抗日神剧”，让自己的主流观念依然沉醉在抗日战争时代的仇恨与抗争中，不愿意正视今天中日关系的变化、不愿意客观分析战后日本政治与社会心态变化的内在逻辑，更不愿意卸下情绪性的历史包袱，那并非认识和处理对日关系的明智做法。
进一步说，如果安倍政府继续不顾日本国内的和平主义思潮，随意改变日本在二战后的宪政主义道路，进一步通过修改日本宪法实现扩军备战，继续固执地将打压和挑战中国作为自身的政治与外交资产，这样的日本将是中国长期的、主要的战略对手，是中国未来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之一。要真正克服和战胜这样的对手，我们更不能一味地靠情绪、靠悲情。如果历史注定日本永远是中国崛起“绕不过的坎”，中国更需要在坚定的战略决心之外，推出与日本进行长期战略竞争的计划和行动。为此，在处理对日关系上，中国要有“硬”和“软”的两手策略。“硬”的一手，是我们需要坚定不移地发展国内经济、革新体制、实现“中国梦”基础上的“强国梦”和“强军梦”。另一方面，长期的对日斗争准备更需要柔和、理性、不乏原则但又能够产生国际影响力的对日外交战略。具体来说，该谈的时候要谈、该接触的时候要接触、该表现诚意的时候要表现诚意。在发展自己力量、坚持自己原则的同时开展的这种“柔性外交”，并非放弃原则、更不是轻易地作出无原则的让步，恰恰是让中国所坚持的原则和立场能够得到更好理解和传达的途径。
中国对外战略竞争的长期性，更需要在对日关系上显示应有的“柔性外交”一面。今天，全世界都在看着中日两国，看着这两个最有实力的亚洲国家究竟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未来。中国的对日政策需要占据国际外交斗争的道义制高点，而并非只是屈就国内意识形态的需要和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中国政治领导人愿意与日本领导人举行接触和对话，这不仅会提升中国的大国形象，也是中国向国际社会表达改善对日关系诚意的现实需要。安倍一方面在国外访问时四处指责中国，另一方面屡屡发声要求在2014年11月北京apec峰会时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双边首脑会议。这一提议很大程度上只是安倍政府对于稳定日中关系、改善国内支持率的一种“短期行为”。如果我们一概拒绝，就等于给世界留下“日本想谈、但中国不想谈”、“日本主动、中国总是被动”的印象。即便我们明知一次中日 apec双边首脑会谈不会实质性改变日本目前对抗中国的方针，但同意会见和同意会谈不是简单地考虑是否能够说服安倍，而是要争取日本国内的“良心资源”、争取国际舆论的理解和支持。中国的对日外交一定要有“以柔克刚”之力，这是中国外交应有的责任、智慧与决心。
倘若安倍在中日首脑峰会之后继续参拜靖国神社，则更可以向世界揭示安倍政府的顽固、偏狭甚至不可理喻。安倍参拜不仅面临亚洲国家的反感和反对，也引起了其他国家乃至整个国际社会对于安倍外交与安全战略走向的批评和警惕。安倍政府想通过参拜靖国神社从战时日本军国主义的亡灵身上寻找今后日本精神动力的做法，只会向世界证明它不值得、也无法得到中国的尊重，也不值得、不可能得到世界的尊重。中国争取主动稳定和管控中日关系的善意与责任，将会使得安倍政府意识形态化的右翼主张在国内、国际陷入困境。
中日关系的经济学分析
中日经济相互依存、互为发展条件，构成中日关系稳定、全面发展的基础。但随着全球化的深入，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融合加深、规模扩大，中国经济对日本经济的依赖度在减轻，而日本经济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则更深、更广，中日经济的依存关系发生结构性变化，呈现不对称性依存倾向。
中日贸易结构决定双边经济关系的基本形态。战后以来，中日贸易结构呈现不对称性发展倾向总体上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一是上世纪50年代至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前“水面下”的“民间贸易”阶段。这一时期，中日贸易规模小，范围有限，尚难表现结构性特征，对双边经济关系的影响也比较小。二是自1972年到1979年的中日贸易初期发展阶段。在这一时期，中日贸易主要表现为日本主导的终端产品对华出口，中国对日出口仅表现为初级产品出口，贸易产品相对简单，规模有限。三是1979年到1990年代末期中日贸易快速发展阶段。1979年日本大平政府决定对华实施政府开发援助(oda)，此后中日签署并修订了“投资保护协定”，为日本企业对华直接投资提供了“政府担保”，由此逐渐进入了“投资引领型贸易”阶段。在此期间，日本企业通过对华直接投资，将生产设备、原材料、零部件等生产资料出口到中国，通过在华组装加工出口到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市场，形成中日间加工贸易结构。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日率先达成围绕中国入关谈判的协议，中日“双向贸易”进入扩大期。在此过程中，中国的出口制造产业尚处于幼稚发展期，在资金、技术、生产设备、零部件，以及经营管理上严重依赖日本，而且越是技术含量高的产业，对日本产业的依赖度越高。中日双边贸易关系表现为日本产业主导型不对称性结构。
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国经济开始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在对世界开放市场的同时，也打开了美欧两大市场为主的全球市场，由此，世界投资涌入，中国贸易扩张，中国产业和经济进入全面发展阶段。自此，中日贸易结构也表现出鲜明的“产业内贸易”特征。在这一过程中，日本经济因泡沫破灭陷入长期停滞，日本企业也因美国it产业快速发展和日元升值的抑制，以及新兴国家产业快速成长的追赶，其比较优势逐渐衰减，被迫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将在国内丧失、或即将丧失比较优势的产业向外转移。中国市场成为日本重要的产业转移目的地。这一时期的日本产业转移与此前的“优势主导型投资”有重大的不同。一方面，中国市场因中国“入世”已经成为世界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美欧韩等企业全面参与中国市场，日本企业的相对优势不再；另一方面，中国本土产业快速发展，形成了以核心产业为主体的产业群，并从南到北形成了“珠三角”、“长三角”和“中关村”为代表的梯次布局型产业分工体系，中国市场的竞争带有全球竞争的特征和属性。由此，日本企业对华投资的形态发生了根本变化。日本企业继续在中国构建组装加工贸易型产业布局的同时，开始着眼本土市场的“现地化战略布局”，即现地采购、现地生产、现地销售型产业布局，由此带动了研发、生产、物流、信息乃至融资网络本土化。投资方式的转变推动了日本产业与中国产业的合作与融合，加深了日本企业对中国市场的依赖。日本企业继续通过生产设备、原材料和核心零部件的对华出口，在华组装、加工，逆向出口到日本市场，形成日本的母公司与在华子公司间的贸易关系，即“产业内贸易”和“企业内贸易”。这引发了日本对华出口结构的巨变，如2001年以后，日本对华出口中，生产资料占比达到90％左右，而终端消费品仅占10％。随着中国打开美欧市场，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及其带动的生产资料出口在中国形成了对美欧等主要市场出口产品的生产基地，中国成为日本对世界出口的中转站，进入日本企业主导的全球产业链。由此，日本企业对华直接投资及其引领的“产业内贸易”所形成的“中日贸易结构”形成了中日产业深入、密切的依存结构，构成了中日经济关系的基本骨架。可以说，中日相互依存的经济关系持续扮演着中日关系全面、稳定、健康发展的基础性角色。
然而，不容忽视的是，中国“入世”10余年，世界对华直接投资多元、广泛且本土化，推动中国产业全面发展。以制造业为中心，在中国形成了世界范围内领域最全、关联性最强、核心产业与边群产业合作最紧密的“产业分工体系”。这使得中国不再只是“日本的车间”、“世界的工厂”，而开始形成完整的“中国产业分工体系”。尤其是随着全球化、区域化的深化，中国产业与地区融合，与世界衔接，“中国产业分工体系”成为“地区产业分工体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中、日、韩、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及东盟共同形成了相互依存的“东亚产业分工体系”，并开始向印度扩展，向中亚、中东辐射。从中国口岸发出的集装箱运量成为观测世界经济的先行指标，中国开始扮演世界人员、资金、货物乃至信息的集散中心角色。“中国经济指标”、“人民币汇率走势”、乃至“中国政治动向”都成为世界投资者不容忽视的投资参考材料。世界对中国经济、中国市场的依存加深，中日经济依存关系向非对称性方向演变。
分析两国经济依存关系的演变，可资参考的指标通常为贸易中的进出口占比、出口对gdp占比，以及相互贸易占比关系。从中日经济依存关系的变化看，2001年到2010年，日本对华出口占其总出口的比例由7.6％升至19.4％，日本对华进口占其总进口的比例由16.5％升至22.0％，这表明日本对华进出口占比同时持续上升，即日本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持续上升。而从“日本出口中的对华出口占比”与“中国出口中的对日出口占比”关系看，2010年该比值为19.4％对7.2％。“日本进口中的对华进口占比”与“中国进口中的对日进口占比”关系也为22.0％对12.7％，这表明日本对华依赖度远大于中国对日依赖度。从“日本对华贸易份额对其gdp的占比”与“中国对日贸易份额对其gdp的占比”关系看，2010年该比值为5.4％对5.1％，即双方贸易对各自的经济发展几乎同等重要。①在此背景下，日本的化工、机械、电机电器，以及运输机械(包括汽车)等战略产业形成对华依赖关系。
而从中日经济发展态势看，尽管“安倍经济学”炒得火热，但并未扭转日本经济低迷局面，中国经济虽进入历史性的结构调整期，但仍维持7％以上的增长态势。近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表最新世界经济预测，将2014年日本经济预测值修正为0.9％，比7月预测下调0.7个百分点，其对中国经济则维持7.4％的增长预测。②安倍上台以来推出“安倍经济学”，声称要通过大胆的金融政策、机动灵活的财政政策和日元贬值政策追求日本经济再兴，如今安倍内阁行将届满两年，其当初提出的经济目标一个也没有实现。如安倍政府提出两年内实现消费物价指数上涨2％，摆脱通货紧缩，但2014年8月扣除消费增税的物价指标仅增1.1％，央行资产反而膨胀至gdp的近一半；安倍声称要履行国际政治承诺，推进财政健全化，但因刺激政策不断出台，政府债务继续膨胀；当初，自民党、公民党与民主党三党合议通过了“财税一体化改革法案”，安倍承诺要在2014年4月和2015年10月分两次提高消费税，而眼下因4月提高消费税导致日本经济遭到直降7.1％的波折，2014年年底前能否履行政治承诺如期追加增税，安倍心里已经没底——如果不能决定追加增税，则意味着安倍的政治承诺爽约；而若背离经济增长强行增税，又将面临更大的经济下滑风险，安倍政府同样将受到各方牵制。
更为深刻的问题是，“安倍经济学”无法解决日本经济结构的“三大空心”难题。一是劳动力空心。随着人口出生率下降，少子高龄化推进，日本人口结构急剧变化，劳动力人口绝对减少，经济增长的拉升动力缺失。“安倍经济学”遭遇“人口经济学”的羁绊，导致其刺激政策不但改善需求不足，且又遭遇劳动短缺型供给不足困扰，在供需关系上面临两难。
二是财政空心。目前日本国家借款和政府债务总额双双超过1000万亿日元，均达到名义gdp的2倍。而经济增长忽上忽下，大起大落，自然增收无望，同时政府的财政刺激政策仍不敢停歇，一般财政支出深受各种政治势力掣肘。特别是，人口老龄化导致的社保开支扩大，目前占年度财政预算的三成以上，而年度税收总额不到年度预算的半数。加之，隐藏的国债利息偿还费、各种特别会计费，使财政赤字进一步膨胀，不得不靠增发国债填补。财政亏空意味着政府能力的丢失，安倍政治影响力正因其政策而被削弱。
三是产业空洞化。进入新千年，日本产业持续外移，金融危机、财政危机及地震危机加速了这一转移。目前日本制造业的海外生产比例已超过其国内生产。金融危机后，日企的海外投资扩张致使本土研发创新不足，竞争力快速下降。面对苹果等新兴产业方式竞争，日本电子行业整体崩溃性下滑。产业外移、能源紧缺又导致出口难增，进口扩大，2014年1-6月经常收支赤字达5075亿日元，自2013年下半年以来连续两个半年期赤字，国债丧失支撑，日本经济遭遇“财政和经常双赤字”。
安倍政权靠大资本、大银行和大产业的势力起家，其政治支持率已被日经股指锁定，成为内阁支持率与股价上涨率联动型政权。“安倍经济学”的失败将直接牵动“安倍政治学”的破产。2015年初，日本将举行大地震以来的首次地方议会统一选举，能否拿到地方选票关乎安倍政权的基础。为此，重振日本经济成为安倍的燃眉之急。
然而，金融危机后，美欧经济长期停滞，难以带动发达国家经济整体向上。东南亚各国政治不稳、市场动荡，印度新政权刚启动，无力帮扶日本经济。只有中国市场有能力、有条件、有空间帮助安倍解燃眉之急。为此，利用北京主持apec之际，抢先与中国领导人会面，找到中日关系缓和的落脚点，借助中国市场重振日本经济，便成为安倍的紧迫课题。中日经济关系难舍难分，政治与经济亦难以分割。安倍若真想拯救日本经济，必须真正意识到“友好”的历史意义，“友好”才是“互惠”的道义基础。
稳定中日关系必须克服四大障碍
中日既是东亚两大强国，也是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体，中日双边关系的稳定对维护地区及全球和平、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的意义，无论如何评价都不为过。但中日邦交正常化40余年来，双边关系的稳定性可谓越来越差，其原因在于双边关系的障碍越来越多、越来越难以克服。
中日关系稳定发展的障碍可以分为两个层次、四个问题。第一层次包括历史问题和领土问题。在1972年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过程中，尽管曾发生过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对过去的历史轻描淡写、称“给中国添了麻烦”而引起中方不快的事情，但总体而言，历史问题在当时并非突出障碍，也非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的主要内容。关于其背景，日本学者早有指出，日本右翼否认侵略历史的声音当时并不明显，或者说至少还没有传到中国、引起中方忧虑，而此前中方接触到的日本政治家或民间人士，大多对中国抱有负疚感，所以中方似乎没有料到历史问题会“成为”问题。但10年之后，日本1982年“教科书事件”、1985年中曾根康弘首相率领全体阁僚正式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等，引起中方强烈反弹。1985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建成、1987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建成，恐怕也与日本方面否认侵略历史的动向不无关系。1995年二战结束50周年之际，日本右翼对国会审议“不战决议”强烈反弹，否认二战侵略性质的言论再次波及到中日关系。“村山谈话”只是当时的村山首相在“不战决议”被国会修改得面目全非后采取的弥补措施。日本方面直接经内阁会议通过、以首相名义发表谈话，首次正式承认日本过去的“侵略和殖民统治”历史，其立场得到国际社会的肯定，也一直被历届日本内阁所继承。2001年到2006年，小泉首相连续6年参拜靖国神社，使中日关系跌入“政冷经热”的低谷。安倍2012年12月再次上台执政后，抛出“侵略概念未定论”、质疑关于慰安妇的“河野谈话”、参拜靖国神社，又使中日关系进入“政冷经凉”的新低谷。回顾40年来的中日关系史可以发现，历史问题是影响两国关系时间最长、损害最为严重的因素。
中日钓鱼岛领土争端也是一个老问题，但成为两国关系的突出障碍只是近年来的事情。之前两国就领土问题采取的是“模糊搁置”办法。1972年田中首相访华时主动提及该问题，周恩来总理表示“这次不想谈”，认为不会谈出结果，田中未表示异议。1978年邓小平副总理访日，在与福田首相会谈时说：“下一代的智慧要超过我们，或许他们能够解决这一问题。”之后他还在记者会上证实：“无论是在邦交正常化之际，还是和平友好条约谈判的时候，双方都同意不谈这一问题。”日方同样没有表示异议。当年以外务省条约课长身份参加过中日建交谈判的日本外交官栗山尚一(后来曾任外务省次官、日本驻美大使)等人也认为，中日之间有搁置争议的“默契”。由于没有正式文件的确认，这种“搁置”只能叫做“模糊搁置”。双方之所以采用“模糊”而非清晰的立场，是因为无法做到清晰，除非放弃实现邦交正常化和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栗山在接受采访时承认，正是因为领土问题上的“模糊”，才实现了上述两个外交目标。但“模糊”的缺点也显而易见，就是双方都对领土问题的解决前景抱有不安心理，其结果就是日方企图加强实际控制、中方不得不反复宣示自己的主权主张，最终使得“模糊搁置”立场越来越难以维持。2010年中日“撞船事件”后，日本执意以“国内法”起诉中方渔船船长，实际上意味着日本已经正式放弃了“模糊搁置”立场，转而清晰否认争议和否认搁置争议共识的存在。“清晰”就意味着领土主权主张的正面冲突，使双方立场的矛盾变得难以调和。而且，立场从模糊到清晰容易，再从清晰回到模糊却很困难，这恐怕也是日本方面始料未及的。如果领土问题无法实现真正的搁置，中日关系的稳定就难以实现。
第二层次是安全互信和战略互信问题。日本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就十分关注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其表现之一就是在每年3月中国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时，日本都把中方年度预算案中的国防开支增长幅度作为重要关注内容。在日本，“中国威胁论”近年一直是政界、媒体、民众讨论的重要话题，中国“和平发展”的誓言很少得到理解。安倍首相2013年曾表示，中国军事力量照现在速度发展的话，“中日军事平衡在两年后就会被破坏”。在另一方面，日本1996年重新为日美同盟关系定位，1999年通过《周边事态法》扩大对美军事合作范围也引起中国不安。安倍上任后推动修改宪法、为行使集体自卫权和武器出口解禁，更引起中国警觉。特别是安倍在历史问题上的言论让人不得不怀疑日本反省侵略历史的诚意，其强行加快“正常国家化”步伐更使中方对其“积极和平主义”的真意、日本未来国家走向产生疑虑，甚至有人怀疑日本军国主义是不是会复活。在钓鱼岛问题上，日本在拒绝和平对话的同时，公然为应对所谓中国“夺岛”备战，更加剧了两国在安全领域的紧张。这种安全上的不信任和紧张，成为新时期中日关系改善的重大障碍。
在战略层面，2010年中国gdp超越日本，尽管属于意料之中，但仍对日本造成巨大的心理冲击。这一方面是由于日本自甲午战争以来维持了100多年的对中国的心理优势正在失去、其“亚洲老大”的地位受到全面挑战，另一方面也与日本的民族特性有关。因为日本民族自古崇尚实力，对力量强弱、地位高下异常敏感，所以对中国的崛起比别国反应更为强烈。安倍首相2013年初访美时发誓“日本决不做二流国家”，恐怕也与中国崛起带来的冲击有关。而在安全和外交领域，日本的的确确将应对中国崛起作为本世纪的最大课题，安倍首相一年多来展开异常频繁的外交活动，重要内容就是争取其他国家支持其与中国抗衡。客观而言，由于中国崛起速度过快，日本在心理上适应新的外部环境需要较长时间，这种心理适应的程度在事实上将与中日关系的稳定密切相关。
在上述问题中，前两个问题近年来日益突出，实际上与后两个问题有密切关系。甚至可以说，前者是“标”，后者是“本”。要重建中日关系，既要妥善处理历史问题和领土问题，减少其负面影响，使双边关系得到缓和；又有必要从加强安全互信、战略互信着眼，扩大两国在安全领域的共同利益，为双边关系的长久稳定确立框架。为此，两国政府应该付出更多努力，从战略高度出发、从大局着眼，牢牢把握双边关系发展方向，为地区稳定、两国人民幸福作出贡献，建设真正的中日“战略互惠关系”。
中日之间的“战略神经战”将是另一场持久战
安倍第二次上台执政的两年多以来，一直遵循直接、公开向中国“叫板”、“死磕”的战略与政策，包括推行以“修宪”、解禁“集体自卫权”、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等为内容的所谓“积极和平主义”；搞有意“冷落”中韩等近邻的所谓“俯瞰地球仪”外交；企图推动澳、印、越、菲及美国等搞直接针对中国的所谓“海上包围网”；及公然以首相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否认日本侵华历史及其侵略后果与罪责，在钓鱼岛问题上挑衅中国的领土、领海主权，甚至介入南海问题、挑拨中国与菲越等国的关系、唯恐南海不乱，以及高调接待“台独”分子，等等。但最近一两个月，安倍又忽然“变脸”，改变对华腔调，对华“隔空喊话”，呼吁中日建立“稳定友好的关系”，甚至多方谋求利用apec北京峰会期间与中方举行“首脑会谈”!正所谓“闹也安倍，和也安倍”。
安倍对华战略与政策“过山车”式的冷热“变脸”，反映了安倍其人及日本方面对华认知与政策及其决策的复杂性、可变性，也反映了中日关系的复杂性和不稳定性。
就战略本质而论，安倍及日本方面两年来对华“叫板”、“死磕”及其“过山车”式的“变脸”，更反映中日之间正在进行的较量是一场“战略神经战”，而安倍本人正是中日这场“战略神经战”的发起人。
目前中日之间正在展开的这场“战略神经战”主要涉及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涉及日本政府阁僚不停地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以及其对侵略历史的认知问题、以钓鱼岛主权争端为焦点的领土领海主权争端问题等，这些属于器物层面的“战略神经战”，最有可能转化为实战(如海空“碰瓷”、局部战争等)；第二个层次涉及东亚以至亚太主导权，其战略本质关乎两国的东亚大国地位，更确切地说，中日两国谁是东亚以至亚太“老大”?这些问题介于器物层面与精神层面之间。第三个层次涉及精神、文化和民族心理。历史上中国经济、政治、文化以至国家实力曾长期领先于日本，中日关系曾长期由中国主导，中国是先生，日本是学生，日本多次派“遣唐使”到中国学习政制、技艺、文化甚至仿汉字造日本文字就是证明。近代以后，中日关系换位，日本在经济、政治、文化以及实力上开始领先于中国，并开始主导中日关系，中国转而向日本学习其先进的科技、军事、文化以至学其“君主立宪”制，由此开始确立日本民族对中华民族的民族优越感。在这一阶段，日本是先生、中国是学生，且日本这个先生老是打学生，于是有了甲午战争、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直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还在学习、赶超日本。进入21世纪，中日关系再次换位。中国先是在贸易总量上超过日本，继后又于2010年在gdp总量上超过日本。现在(2014年)，中国gdp总量已经相当于日本的两倍，军费开支也是日本的两倍，且亚太大多数国家开始以中国而不是以日本为其最大贸易伙伴，中国的综合实力、在东亚以至亚太的影响力开始超过日本，日本近代100多年来确立的对中国的民族优越感已经从根本上受到动摇。然而，中日国际地位的换位过程并未完结，日本人均gdp仍是中国的8-10倍、其海空军实力和经济质量仍不输于中国、尤其是日本认为目前由美国及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和同盟体系以至流行的国际理念皆有利于日本，因此日本并不完全服输、依然不肯平视中国、更不肯正视中国崛起的事实以及不肯承认中国是东亚“老大”。一句话，目前日本仍不肯心平气和地接受中日再次换位，不肯接受中日主从关系回归“自然状态”或者说“历史状态”。
中日“战略神经战”的三个层次又是相互关联、互为条件、难以分割的。其中，第一层次最敏感，第二层次最容易死缠滥打，第三层次是最后防线，最难短期决定胜负。例如，第一层次是中日“战略神经战”中唯一的器物层次，日本目前很难妥协、认输。《开罗宣言》规定日本战后必须归还其从中国“窃取”的领土，钓鱼岛就属其“窃取”的中国领土之列。但日本担心如果服从《开罗宣言》这一裁决，就可能产生其领土领海主权的“多米诺效应”。《开罗宣言》还规定日本必须放弃其以“贪欲”所“攫取”之一切领土，而《波茨坦公告》更规定日本主权限于“吾人所规定”之范围内。如照此实施，则日本对琉球的主权也会成问题。进而，日本如果在历史认知问题上像德国一样“认账”、“服罪”，日本也担心会引起政治上的“多米诺效应”，其第二层次的大国地位和东亚主导权问题以及第三层次对中国及东亚其他民族的优越心理和道德地位也会受冲击、甚至“雪崩”。
鉴于安倍挑起的中日这场“战略神经战”涉及面既宽广、又深远，将是中日之间的另一场持久战。目前中日双方正在“鏖兵”，双方不仅在比实力、比谋略，更要比意志。这场“战略神经战”如要分出胜负，也可能需要另一个“八年”甚至“十四年”。只有当中国经济总量达到日本的四五倍、双方经济质量差距进一步缩小、中国对日确立明确的军事优势尤其是海空军优势之时，日本才有可能在以上三个层次向中国全面“输诚”。
目下安倍“变脸”，对中国隔空喊话，释放改善中日关系的信号甚至谋求举行中日“峰会”，并不表示安倍要放弃这场中日“战略神经战”并向中国“输诚”，而是其一种策略调整。正如前面几位中日问题专家所分析的那样：在经济层面，“安倍经济学”受挫，日本经济在“发高烧”后面临新困境，其2014年gdp增长率不但低于预期，甚至可能低于1％；在国内政治层面，经济困境又会破坏安倍政权的民意和政治基础；而在国际层面，安倍挑动中日“战略神经战”使之成为东亚“麻烦制造者”，因而面临美国及国际社会施压。不仅如此，安倍更想推动日本“入常”，并要为几年后的东京奥运会创造“和谐”氛围。而所有这一切问题要想解决，都不能不争取中国合作，不能不争取中日关系有所转圜。
要而言之，目前安倍呼吁中日改善关系并谋求推动中日举行首脑会晤不过是一种战略上的“机会主义”，是一场国际政治“忽悠”，其诚意严重不足，中日举行首脑会晤的时机并不成熟。在此背景下，中日即使如安倍所愿，仓促举行首脑会晤，也不太可能取得任何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果。
注释：
①[日]长谷川将规：《经济安全保障——经济如何运用于安全保障》，日本经济评论社，2013年，第165-167页。
②“世界成長3.3％に減速14年imf予測、日本を大幅下方修正”，《日本经济新闻》，2014年10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