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不相信这一天会到来，它还是仓遽来临了。千帆先生终于离开了我们。学界痛失一位杰出学者，而我们恸丧恩师。
无论是那繁多的荣誉，还是那等身著述，都不能改变一个事实：千帆先生在我们心里首先是一位最好的老师。1990年，值先生八十华诞，受业门生二十余人各撰一文以为寿。日本学者成田静香在《东方》杂志上介绍这部论文集，用了“程门弟子”一词，后反馈到国内，播于人口。这究竟是学生的荣誉还是老师的骄傲？我相信老师是为此骄傲的。他留下的遗嘱，在最后写道：
千帆晚年讲学南大，甚慰平生。虽略有著述，微不足道，但所精心培养学生数人，极为优秀，乃国家之宝贵财富。望在我身后，仍能恪守敬业乐群、勤奋谦虚之教，不坠宗风。
先生竟将他的教育成就看得比学术成就还高，也许让人意外。但作为学生，却能理解老师的心情，而且首先愿意尊先生为一代名师。
事实上，千帆先生不仅是一位优秀的学者，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导师和学术带头人。十八年的政治风雨消耗了他最宝贵的学术年华，等到重返学术岗位时，先生已是六十五高龄。历经磨难使他对学术有了更深远的抱负和关怀，在勤奋著述的同时，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学科建设和培养学术队伍上。
千帆先生三十四岁即任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兼中文系主任，对教学、科研包括学科建设和管理都有一定经验，更兼对匡亚明先生的国士之遇深怀知己之感，所以一调入南京大学，便为大学系科的建设和管理贡献许多有价值的意见。学界同人常感叹，南京大学中文系因聘程先生任教而焕发生机，古典文献研究所由此成立，古典文学专业由此复兴。先生关于古典文学、文献学研究生培养的几次讲话，后来作为教委文件发到各院校，对古典文学和古典文献专业研究生培养、学位论文的规范化及评审原则的确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先生不仅对新知识十分关注，对后辈学者的成长，对学术队伍的建设也倍加关注。每次听先生论学，都感觉他对后辈学者的论著非常了解，熟悉许多后辈学者的特点。入学不久，他就让我们都读一下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说这部书的写法很有特点。又让我读台湾大学张淑香女士的《李义山诗论析》，说这部书运用了当今西方的各种文学理论，可谓十八般武艺俱全，读一读可以了解海外学者如何研究古典诗歌。罗宗强先生的《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也是先生经常提到并给予好评的著作。当时南开大学中文系博士生萧占鹏到南京访学，正值罗先生申请博士导师，想听听程先生的意见。我陪萧占鹏去拜见先生，当介绍他是王达津先生的研究生，也是罗宗强先生的学生时，千帆先生说：“罗先生我知道的，他的文章也读过，很佩服。”萧占鹏说他担心您不知道他，先生说：“我对中青年学者的东西还是注意看的。我们也干不了几年了，很快要交班，以后主要靠中青年同志来干。”这种交班意识时时萦绕在先生心头，在学会组织、系科建设、梯队培养一系列问题上表现出宽容大度的胸襟和高瞻远瞩的眼光。唐代文学会老中青三代学者的团结和良好风气，南京大学古典文学专业梯队的形成，与先生对学术的公心是分不开的。
众所周知，千帆先生为国家培养了第一个文学博士莫砺锋，到1990年退休为止，共培养了十名博士、近二十名硕士。据说当年让程先生招博士生时，他起初是有顾虑而推辞的，因为谁也不知道博士是何等样的水平。后先生辞不获已，就提出先看看海外的文学博士论文，等到看过一些博士论文后，先生心里有了底，向有关部门说：“如果博士论文就是这样的，那么我能指导。”先生的谦虚和自信就是这样统一在一起的。
先生晚年将培养学生放在第一位，花了无数心血在指导学生研究上，从研究生入学的课程设置、教学到学位论文的指导，全都是他自己考虑、安排。每份课程作业他都一字一句细心批改，然后从文章的主题、结构、材料到论证、行文、格式各方面指出存在的缺陷，让我们修改，有时甚至反复多次。我作博士论文时，先生正抱病住院，部分文稿是送到医院，由先生在病房审阅批改的。第一稿上几乎每页都有先生的批语，第二稿也有许多页留下先生的手迹，后来学校图书馆要求凡博士论文须将底稿交馆保存，我忍痛交出第二稿，而将第一稿珍藏箧笥。
千帆先生培养学生的宗旨是德才兼备，全面教育，不光做学问，做人的方面也从严要求。平时待人接物、立身处世，甚至小到写信、题款的格式问题，都随时指点。他对学生的要求之严在学术界是有名的，以致日后常有人问我一些传闻是否真实，我一听几乎都实有其事。
先生的严格要求，有两点给我印象最深：一是从小事抓起，二是不轻许可。比如世传先生要求写字必须正楷，不许潦草，这确有其事。我们入学后第一次晋谒，他就提出这一要求，作业须工整书写，不得连笔草书。先生当时的训诫还录音保留下来，收在同窗巩本栋编的《程千帆沈祖棻学记》（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中。以前曾有个硕士生，作业潦草，先生指出多次不改，最终令其退学。我的书写也曾被先生批评过，先生强调这是要培养我们一丝不苟的认真习惯。三年中，我常听先生称赞别人的研究和工作，却很少听到对我们学生的称赞。我得到的可以认为是肯定和称赞的评语只有一次，是称赞《左传》课程作业《〈左传〉与〈战国策〉中说辞的比较研究》在思维能力和写作水平上有所提高，后来先生把他推荐给《南京大学学报》发表。
先生在专业上对学生的要求，正如周勋初先生所概括，是“治学应沟通古今，融文史于一炉，考据与批评并举，严谨与创新并重”。在这总的原则下，先生还要求学生知识面广，关注理论，学好外语，提高研究和写作水平。先生经常说，博士博士就是要博通一门学科的多方面知识，只知道自己研究课题的有关知识，将来既不能教书，学问境界也不高。我至今保留着博士生入学考试的试题，是应试后默记的。专业基础考试“中国文化史”的试题为：
1．《左传》与《公羊传》有何不同，各对后世产生什么影响？
2．试述《汉书·艺文志》的渊源与学术价值。
3．考定一部古代作品有哪些方法？请举恰当的例子加以说明。
4．在科学上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阙一不可，交相为用，请以章炳麟、王国维或陈寅恪等人的著作说明这个观点的正确。
专业考试“唐宋文学”的试题为：
1．中国文学史上“赋”有几种含义？它们各产生于什么时代？关系怎样？
2．南北文风、学风不同，前人多有论述，就你所知加以说明。
3．试述从建安到元和的骈、散文的变化。
4．简论谢灵运诗。
5．简论王维诗。（与上二题选一）
这两份试卷大概可以显示，先生心目中的博士生应具什么样的知识面。
这种博通意识不只体现在考试之际，也贯穿在日后的教学中。当时不少学校的博士生都不读课程，入学后就研究问题，做学位论文。千帆先生不赞成那样的方式，认为课程的学习，不光能为日后的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更直接为学位论文的研究和写作创造一个演练的机会。就我自己的体会而言，学位论文的写作是深深得益于六门课程的研习的。先生对学生的培养，不光因材施教，更因学施教，每每根据各人的基础和才性以及专攻方向制订教学计划。同样是六门课，先生给我开的和给张宏生、曹虹开的就不同。我的是《诗经》、《楚辞》、《左传》、《庄子》、《史记》、《文心雕龙》，要求读完六部书，各写出达到省以上刊物发表水平的报告。因此我第一年读得很苦，报告则到第二年上学期才全部做完，后来发表了四篇，《庄子》和《史记》自觉拿不出手，至今压在箱底。我在硕士阶段除了学位论文，没做过什么大型的研究，经过六篇报告的写作，我深感把握问题、论述问题和文字表达的能力都明显有所提高。
千帆先生于文学研究尤重体验，在诗歌批评方面，格外强调创作经验对批评的重要性，谆谆告诫后学：“从事文学批评研究的人不能自己没有一点创作经验。”（《答人问治诗》）先生自己是个诗人，大学时代就曾与常任侠、汪铭竹、孙望等先生结土星笔会，出版《诗帆》。1937年与女词人沈祖棻结婚，虽置身于战乱流离中，不废笔墨唱和之乐。当时他们都热心于新诗创作，所有作品后由先生在武汉大学的学生陆耀东教授编为《沈祖棻程千帆新诗集》刊行。据查考，现代诗中第一首写南京的诗作就是千帆先生1934年发表的《鼓楼》。但后来先生写作更多的还是旧体诗词，前后累积有数百首，不幸毁于浩劫。劫后就记忆所及并近作编为《闲堂诗存》，约二百首，附刊于《被开拓的诗世界》，赢得广泛好评。先生曾说，此举意在让人知道，自己的诗论如果还有一二可取之处，那是与会做几句诗分不开的。
基于上述体会，先生总是鼓励我们学写古体诗词。遗憾的是我夙乏才情，又比较懒惰，偶尔写一两首，始终没有进步。1997年在日本应人之请，为某尼僧作题画像诗，该尼素爱杏花，希望诗中有杏花意象，遂成七绝曰：“不随群妍竞芳时，疏雨帘栊雪满枝。廿四番风吹梦远，冰心未许世人窥。”后寄呈先生审阅，先生复函说不成体：“看来我对你们的训练还是有缺陷的，你对作诗全未入门。要下功夫好好学才行。”我看了十分惭愧，更惭愧的是我还不知道毛病何在，先生开示说：“作诗犹学书，平日当博览，写作时则当先守一二家入门。”真不知道何时才能不负先生苦心。
千帆先生对外语水平要求之高，也是学界的传闻之一，莫砺锋大师兄是外语系出身，多多少少加强了人们的印象。这也确实是事实。先生曾有三年中让我们出国游学一次的打算，1986年3月他曾对我们说：“我在尽力设法能让你们出去一次，把外语提高，也开开眼界。今后的文学研究，非要打开窗户接受别人的成果不可。我对考生外语要求高，正是为了入学后可以少花时间学外语，可以一心学专业。不知道的人，以为我就注意外语。”先生的思路原来是这样的。
先生对学生要求虽严，但决不拘束他们的学术个性，不仅尊重学生的独立思考和见解，更鼓励学生在学术思维和研究方法上多方探索。先生的教学方式也是灵活多变的，正像要求学生能写作诗词一样，特别注重体验。记得入学的第一年，先生有意让我们到栖霞山栖霞寺的金陵佛学院去旁听一个月，就住在寺中，跟僧徒一起晨钟暮鼓地生活一阵，好对佛门境界有所经验。我受命前去拜访担任院长同时也是镇江焦山定慧寺住持的高僧茗山法师，申明此意，遗憾的是，法师当时因外事活动繁忙，法体违和，且以曹虹旁听，法席多有不安，而婉转谢绝了。现在回想当时的对话还很有趣，法师有言：“小和尚怕见女人。”这个怕，我想不会是“归正求真，怕甚么虎狼妖兽”的怕，无非是他自己怕再现“闹道场”的情景罢。
先生为人幽默风趣，出口成章，而且一肚子掌故，听先生论学，侍先生谈笑，那绝对是一种享受。逢先生高兴，讲些儒林旧闻，庄谐杂出，一座生风。八十年代后期，先生渐觉精力不济，遂不著书。除取历年治学心得，与吴新雷教授及门人徐有富、莫砺锋、张宏生合作完成《两宋文学史》、《校雠广义》、《被开拓的诗世界》三书外，主要从事汪辟疆先生文集、黄季刚先生日记、沈祖棻先生诗词集的编订。先生曾对我说：“顾亭林说注古典易，注今典难。许多本事，惟有当事人知晓，时过境迁，则不知所谓。”于是便举沈祖棻先生《得介眉塞外书奉寄》“犹忆春风旧讲堂，穹庐雅谑意飞扬”两句，给我讲了它的本事：王易字晓湘，博学而讷于言词，三十年代初在中央大学讲乐府通论，学者多以听受为苦。女生游寿（后任哈尔滨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素善谑，便拟《敕勒歌》之体嘲道：“中山院，层楼高。四壁如笼，乌鹊难逃。心慌慌，意忙忙，抬头又见王晓湘。”见者无不大笑。先生当时念诗的音调和表情至今历历在目。
先生谈话常信手拈古引典，娓娓不绝，有些可能会引起尴尬的问题，先生以妙语出之，顿时轻松化解。曾听陈尚君说，一次章培恒教授与先生闲谈，以不娴于书为愧，先生随口说：“章学诚字也不好。”盖章教授绍兴人，大学者章学诚是他的乡先辈，先生虽一时戏语，却寓褒许于解嘲，可谓妙语解颐。记得二年级的时候，看到其他学校的研究生都出去开会，我们几个也想去。先生对我们的要求不置可否，却说了《世说新语》上的一个故事：“谢安石隐居东山时，兄弟都做了官，他夫人对他说：‘大丈夫不当如此乎？’谢安石捂着鼻子说：‘但恐不免耳。’你们也是，他年恐不免耳。”我们都乐了。
我毕业离开先生后，常与先生通信。先生的书翰都很风趣，信手引用古诗古语，最是妥帖有味。一次讲到最近眼睛不好，很少看书，引东坡句：“山中老宿依然在，架上《楞严》已不观。”让人忍俊不禁。1989年6月10日，我回乡省亲，经过南京谒先生。值《汪辟疆文集》甫印成，先生取一册颁赐，并随手题了一句：“‘犹瞻太白雪，喜遇武功天。’蒋生大弟无恙南归，书此以赠。”这种记诵涵泳的功夫和运用存心之妙，让做学生的佩服到地。
读先生的论著，明显能感到艺术感觉的敏锐。平时听先生论学，随便谈起古人或近人的诗，总有出自体会的妙语，如果记录下来一定是精彩的诗话。记得有一次谈到风格的把握，先生说：“唐诗和宋诗不同，读多了宋诗，就会不满唐诗。唐诗固有许多宋人不可及处，但与宋人比，唐人显得笨拙。唐人对仗多僵硬，而宋人则活脱。就作家而言，苏、黄同为大家，但有不同，苏浅黄深。苏尽管学陶，终浅，陶深。苏东坡对一切都满不在乎——要在乎他早死了。坡诗如浪涛澎湃，但较浅，只是在上面翻滚。”这段话给我印象特别深，回去记在笔记里，越琢磨越觉得真正是深造有得之言。如今的诗歌批评，虽然理论一套一套，横竖说得头头是道，但这种严羽称为“取心肝刽子手”的解悟，却是百不遇一了。
回想从先生受业之日，倏忽十五年过去，当日的白袷少年今已风尘满面，而先生忽焉顿作古人。说来我和先生也算有缘。1980年我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写了一篇论绝句起源的习作，寄给先生请求指点，这也是我平生惟一的一次将习作寄给不认识的人审阅。我记不起当时是怎么想到寄给先生而不是别人的了，大概只觉得千帆先生很有名吧。那时我完全不知道什么叫学术研究，先生回信告诉我，这个问题已有些学者发表过论文，《学原》第一卷四期登有孙楷第先生的研究，值得参看。做学问必须先了解别人的研究，然后才能提出自己的看法。当时我找不到《学原》，这篇习作也没有再接着做，但先生的话深印在我脑子里。考硕士研究生时，我第一志愿就是报考千帆先生，因外语成绩不好落第，后来我再考先生的博士生，最终有幸列在门墙，饱受三年教诲。读课程的一年多，每次去先生家问学，回来都记下所闻。最近我把那些笔记整理出来，题曰《立雪私记》，收在随笔集《学术的年轮》中，希望让更多的人了解先生，希望让更多的人了解先生求知治学和教书育人的苦心。读到这篇文字的朋友都表示惊异，想不出你们老师是这样教学生的。
先生的生涯虽历经颠沛，晚年终究是幸福的。看到自己的文集、晚年主编的《全清词》、《中华大典》文学卷陆续出版，先生满心欢悦。更让他欣悦的是，他用心栽培的学生，都如他所期望，老老实实地做学问、做人，这给他老人家的晚年更添一些愉快和满足。近两年他的视力和听觉严重衰退，与人交流渐觉困难，遂深居简出。5月中旬，先生收到《学术的年轮》，让师母给他念《立雪私记》，不觉喟叹：“那时我竟能讲这么多！唉，现在什么也不能讲了。”一代名师就怀着这样的落寞与悲凉，于6月3日与世长辞了。
愿老师安息。
>原载《程千帆先生纪念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