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国家放松了对私营工商企业的控制，改革开放极大地改善了经济和公共生活。茶馆的复兴便是私营企业发展的结果。茶馆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极大地改变了公共生活的广度和深度，为社会各阶层、各群体提供各种服务。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日常生活的控制减弱，丰富了人们的公共生活，促进了文化多样性，扩大了公共领域。茶馆为公众提供了分享兴趣爱好和社交活动的聚会场所，还提供了一个很少受社会地位、阶级、性别和年龄歧视的公共生活环境。作为城市中的一种商业和文化，茶馆的发展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
茶馆是中国传统文化和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历史源远流长，在20世纪后半叶，却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动荡。以1976年为界，前后两个阶段的茶馆和公共生活的命运朝着截然不同的方向展现：1950年到1976年间，茶馆由繁荣走向衰落；但是在改革开放以后，茶馆再次恢复生机，蓬勃发展。这两个阶段茶馆和公共生活的不同发展方向，反映出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总体变化趋势。在改革开放前较长一段时期里的激进政策下，人们被迫退出公共空间，但在改革开放后，人们又迅速恢复了公共生活。本文主要讨论1977年至2000年间茶馆的复兴以及人们怎样利用茶馆开展丰富多彩的公共生活。
1978年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完全改变了社会主义中国之面貌，不仅是广泛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得到大解放，而且人们的日常生活也重新获得了自由。政府允许甚至鼓励发展私营企业，日渐宽松的政治、经济和公共生活环境，使得作为成都持久的文化象征的茶馆再次得以复兴。从某种程度来说，茶馆的归来，可以被视为改革开放以后私营小商业蓬勃发展最具有代表性的标志。
本研究以成都为例，论述了当茶馆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时，被解放出来的人们怎样回到茶馆里享受公共生活。1949年以后消失的有些职业和谋生手段也迅速回归。许多人靠茶馆谋生，令人惊讶的是，这些回归的职业在谋生方式上并没有太多改变，男女服务员、算命先生、挖耳匠、擦鞋工等都在忙着各自的生意。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人们退出公共场所，只有在私人空间里才有安全感，才能畅所欲言。改革开放政策创造了一个相对开放的政治环境，改善了公共生活。在茶馆里，各色各样的人们都能享受休闲，无论年龄、性别、职业或受教育程度如何，茶馆再次成为人们最重要的社交场所。
本文提出，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不同的是，改革开放时期的茶馆不再是社会主义的宣传工具，当然，茶馆这种功能的丧失也是传统媒体（包括报纸、电视等），以及互联网出现的结果，而这些都是党和政府强有力的宣传工具。因此，茶馆在政治上变得微不足道，恢复了它们作为真正的休闲娱乐场所的作用，人们在公共空间得到了相对的自由。人们可以公开谈论政治甚至批评政府。尽管国家仍然进行舆论引导，但比较有效的监管和惩罚违规者的范围集中于纸质、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对于公共空间的聊天和网络信息，由于规模大、散布广，且十分零散，政府监管还是有点力不从心。
政治上的宽松为公共空间的复兴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从20世纪70年代末茶馆开始了复兴及独特的商业发展之路。和过去一样，茶馆是一个城市的窗口，从中可以看到外部大世界的变化。因此，20世纪最后20年的茶馆生活反映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公共生活的复兴，它与日益发展的社会多元化和消费文化的勃兴交织在一起。虽然茶馆内外的日常生活和文化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但茶馆的传统用途和特色却基本维持下来。
一、茶馆的复兴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的改革开放逐渐将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不再以追求个人利益为耻。一旦国家放松了对经济的束缚，人们就愿意承担风险，有信心去市场上去闯荡。此外，由于国家不再限制公共活动，人们越来越多地聚集在茶馆和类似场所，这促进了茶馆生活的恢复，刺激了消费文化的兴起。
1979年年底，成都有2318个家庭经营着“私营商业”，一年后上升到7242个，而到1982年，更增长到16659个。随着政府在1983年至1985年间实施了越来越宽松的鼓励私营商业发展的政策，任何符合最低要求的经营者都可以获得营业执照，很快就出现了“全民经商”的热潮。虽然这个词有点夸张，但的确反映了当时人们热衷“下海”的社会大趋势。到1985年年底，个体户的数量达到了123901家。虽然成都个体户的数量在1986年至1989年间增长速度有所放缓，但到1989年年底，成都已经有155675个个体户，占所有224225个企业中的69%。1989年年底，成都工商注册统计表例出了“服务业”的6项分类：即旅游、旅馆、理发、澡堂、洗衣店和照相馆，但是没有列出茶馆的单独统计数据。然而，在“饮食业”项目下，有5226家企业，雇员有43166名，笔者估计茶馆应该包括在其中。
20世纪80年代的商业繁荣，促进了茶馆的兴盛。1984年《人民日报》发表一篇文章对此赞赏道：
“茶馆，茶馆”，现在又颇有人为它呼吁起来。反动派是怕茶馆的。抗战时，在重庆的茶馆中，都用大字写在墙上，警告在茶馆中“摆龙门阵”的人“莫谈国事”。“四人帮”也是怕茶馆的。“四人帮”猖獗时，其他各地区的茶馆，都立即倒下去，闭起门来。
这篇文章把茶馆的消失归罪于“四人帮”，显然是无的放矢。茶馆的衰落与公共空间的萎缩受到1949年以后的政治环境影响，后者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对公共生活各个方面的否定和公共空间的缩小。这篇文章的作者于1984年来到成都时，看见茶馆“似还未恢复原来的规模”，但这种初步的复苏，却已体现了“国家的大治和高度民主的气氛”。作者确实意识到茶馆是大的社会的缩影，反映了人民大众对于新时代的乐观期望。特别应该注意到作者所做的如下评论：“现在退休离休的老同志日见其多，在家中耽得腻了，让他们到茶馆去散散心，听听在会议上所不能听到的人民意见，从中洞察得失，及时反映，岂不是好事？时代变了，今天的茶馆自然也变了。”作者正确地看到，茶馆是一个倾听民众声音的好地方。
成都茶馆的盛况，给改革开放后来华的外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内藤利信在其关于成都的书中，生动地描述了茶馆，特别是公园里的茶馆和茶馆生活。在那里，人们不停地进进出出，喝闲茶、吃零食、聊八卦、议政治。内藤利信认为，在中国城市中，成都保留着相对传统的生活方式，茶馆的存在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同样，京都大学教授竹内实说过：“我一直想去四川成都的茶馆。”后来竹内实有机会来到成都，当他去到青羊宫的茶馆时，尽管这间茶馆里有上百张茶桌，他却没能找到一个座位。后来他去了百花潭公园，在正门旁发现一家茶馆，所有的三十多张桌子都被占满了。据竹内实的观察，茶馆“看起来像是一个老年人的俱乐部”。他看到有一拨人，有男有女，把五六张桌子拼在一起，弄不清楚到底是随便在聊天，还是在开座谈会。在露天摆放的茶桌旁，还有其他两三拨客人在喝茶闲聊。由此，他的结论是，“也许，正因为成都人是如此地挚爱他们的茶馆，古朴的、传统意义上的茶馆，才不至于在中国绝迹”。他相信，正是成都茶馆及其茶馆文化的这种固有的草根的特性，使它们能够持续地发展。
改革开放时期的茶馆在功能上与过去已经有所差异。传统的街角茶铺、茶楼、公园和寺庙中的茶园，都有着悠久的历史。但是，低档茶铺出现了一个转型，即变成了茶铺兼录像放映室，这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非常流行。茶馆可以为怀有各种各样目的，不同阶级、职业、爱好和年龄的人提供服务，满足社会各阶层群体的基本需要。
二、共同兴趣与社交
有研究者认为，成都固有的茶馆文化是这个城市最大的特色，甚至可以以坐茶馆的功力来判断是否是“真正的成都人”。一项调查发现，2.9%的成都居民每天都去茶馆，10.3%的一周去一次，13.5%的一周去两次，8.5%的一个月去两次。此外，大量的流动人口也非常依赖茶馆。一项估计认为，在成都，超过20万的人每天都去茶馆。在当代成都，由于市民日常生活的选择具有多样性，茶馆取得了显著的成功。据一位社会学家说，成都被认为有许多“懒惰的人喜欢悠闲的生活”，这些人永远不会成为“成功人士”。一些阔太太的懒散生活，也是与茶馆密切相关，她们早上去美容院，中午去茶馆，晚上在麻将室里打麻将，每天的生活就是这样的“三点一线”。
茶馆成了人们分享兴趣爱好的俱乐部。随着20世纪80年代初茶馆的复兴，出现了棋园等有特色的茶馆。成都大约有六七家棋园，其中最著名的在繁华商业区提督街。这个茶馆棋园有宽敞的大厅，顾客多是年轻的工人、年老退休老师和干部，他们在那里喝茶、下棋、观棋或是切磋棋艺。茶馆还举行国际象棋比赛，出售门票，500个席位几乎天天爆满。
茶馆的复兴不仅源于人们日常生活的需要，也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写道，在这个迅速发展的市场经济中，茶馆成了“商讨生意、传递信息”的场所。一位记者说，他在一家茶馆里“稍坐片刻”之后，不仅了解到该社区鱼肉和蔬菜价格的各种信息，而且能得知同城甚至省与省之间的行情。一些茶馆实际上成了钢铁、水泥、汽车和其他生产资料的贸易和市场交易中心。1984年，成都生产资料服务公司为了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在鹤鸣茶社开了一个贸易市场，每周五进行生产资料的交易。每周五上午，商人、工厂采购员和原料供货商等都在此进行交易，直到若干年后，政府关闭了这个市场。
成都最著名的生产资料交易市场，应该是城北体育馆茶园的“周五茶会”，也就是“成都生产资料交易会”。该茶馆占地300平方米，茶会之日，挤满了来自成都、外县及各省的采购商和供应商。每逢茶会，茶馆内的墙上和房柱子之间，都挂满了报纸大小的白纸，上写着单位名称、物资规格，以及各种供求信息，有的还写上联系人名、标出价格。人们可以看各种物资的介绍，并坐下来商谈生意。企业花上几十元即可成为会员，仅1987年的头三个季度数百家企业便使得茶会的成交额超过2亿元。这个茶会维持了好多年。
茶馆也成为各种“皮包公司”的办公室。“皮包公司”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当时正是所谓“全民经商”的高潮，许多小公司就只有一个人，没有办公室，没有员工，就自己拎着个皮包到处找业务，所以被人们戏称为“皮包公司”。茶馆便为“皮包公司”的老板们提供了最理想的做交易和处理商务的场所。在20世纪下半叶，茶馆在城市中的角色和重要性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与晚清和民国时期相比，现在中国城市里有着更多的公共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一个公共空间，茶馆不仅是一个休闲娱乐之地，从晚清开始它就是一个真正的市场和生意场所。在整个20世纪，随着许多其他公共空间的出现以及商业技术和设施的进步，尽管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都发生了变化，茶馆的市场功能从未被取代。此外，伴随着规模和数量的增长，茶馆繁荣起来，并拥有了高度专业化的管理和组织。和过去一样，茶馆在人际交往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最受欢迎的“媒人”。尤其是位于公园中的茶馆，成了名副其实的“婚姻介绍所”。人民公园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开始是一些年长的居民们喜欢在那里讨论他们孩子的婚姻大事，并且互通信息、互相介绍，然后逐渐发展成定期的自发的相亲活动。随着人气越来越旺，经常可以吸引三四百位父母来这里为他们的孩子寻找对象。一般的程序是，家长们先相互询问是为女儿还是为儿子相亲，然后就问孩子的年龄和八字，下一步就进入看照片和交换联系信息的阶段。一位60岁的母亲说，她女儿已经29岁了，在邮局工作。虽然她女儿一定是一位好妻子，但性格比较内向，并不主动寻找恋爱对象，结果只好由母亲代劳，到人民公园茶馆为女儿寻找合适的对象。这种相亲方式的好处是，家长可以直接得到对方的信息，不需要中介的介入。
茶馆也是文人获取灵感的场所。一些著名作家成了茶馆的常客。大慈寺文博大茶园的服务员认识他们，也知道他们最喜欢的座位在哪里。四川大学校园附近的“老屋”，大概有几十个茶馆和五六家酒吧，年轻作家和画家喜欢在那里聚会。这条街实际上叫培根路（源于英国作家罗素·培根），在几位专栏作家描写那里的茶馆生活之后，变得更有名了。在一些外地人看来，培根路似乎像是“真正的成都”，他们一直光顾这个地方，直至此地被夷为平地。红星路上的南风茶楼，靠近四川日报社，很受记者们欢迎。成都大多数媒体都聚在这一带，这家茶楼一度成为记者们的聚会地，他们在这里写稿、休息、聊天、互通信息等。有些懒惰的记者，干脆不出去采访新闻，而是到南风茶楼，从其他记者那里拿到通稿。大慈寺与主要新闻机构的关系也很密切，如《四川日报》《成都日报》《成都商报》《新闻晚报》等媒体的记者和编辑们，不仅在文博大茶园喝茶和交流信息，甚至在那里开编务会。举例来说，报纸副刊的编辑和记者每周都在文博大茶园见面，讨论工作。
三、茶馆和公共娱乐
茶馆的复兴满足了城市许多的娱乐需求。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众娱乐得到极大的恢复。悦来茶园是成都最古老的茶馆戏园，但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改名为锦江剧场，1984年扩建后，又恢复旧名悦来茶园，并增设宾馆、舞厅、商店、餐厅以及影院。川剧玩友协会每周五也来到这里排练。20世纪90年代，锦江剧院更名为成都市川剧艺术中心，集文化娱乐为一体，其中包括锦江剧场和悦来茶园等。经历了数次转型之后，悦来茶园已失去过去老茶馆的那种风味。茶馆底层是传统风格的装饰，大厅的四周挂着横竖大小不一的牌匾，有各种诗词、名句、对联等，大厅的中心是舞台，每周六下午都会上演川剧，热闹非凡；第二层是豪华高档包间，价格比第一层贵许多。悦来茶园重新装修后，布置讲究了许多，但茶价也上涨了，使得茶馆的一些老主顾特别是收入不多的退休老人望而却步，转向其他便宜的街角茶馆。
说评书是茶馆里最普遍、最受欢迎的娱乐之一。一位说书人就像一位舞台上的演员，用流畅的语言、简洁的措辞、丰富的面部表情、戏剧性的故事情节等表演艺术来吸引观众。说书人经常在偏僻的街角茶铺中表演。他们一般至少能说五个情节复杂、跌宕起伏的古典故事；每天讲两个小时，有时一个故事要三个月才能讲完。几乎所有的评书故事都是以正义战胜邪恶而圆满结束。说书人坐在高脚椅上，讲四川方言，只用两种道具，即一把折扇，一块惊堂木。这二者都用于增强戏剧效果。例如，美女以折扇来代表，而暴君可通过惊堂木来展现。
一位外国游客在描述他的成都之行时，说茶馆中“烟雾腾腾带有古老风味”，年长的观众抽着长烟管，喝着盖碗茶。老人们用长长的烟杆抽着烟，从盖碗里抿着浓茶，“发出一声声心领神会的叹息”。对这些故事，老一辈给他们讲过无数次，他们在茶馆里也反复听过，因此“几乎同说书人一样熟悉这个故事”，但仍然百听不厌。来听书的老人一般不富裕，多数为退休的人，孤寡老人也不少。据这位外国人观察，七十多位听众中除了两位老太太之外，其余的都是老头，平均年龄接近七十岁。“他们的一天很漫长，呆在狭小的屋子里无所事事。他们的主要娱乐就是同几个朋友坐在一起听书，喝两分钱一碗的茶。”有趣的是，说书人看起来只有三十几岁，表演时还穿着白天上班时的蓝色工作服。由于缺乏年轻听众，说评书再也没有以前的辉煌业绩了。
茶馆也为民众的自发娱乐提供了场地，大慈寺的文博大茶园便是这样一个理想的场所，这里有大殿和三个庭院，仍然使用过去传统的木桌、竹椅、盖碗茶。大厅内阴凉，院内被树木覆盖。第一个大殿有一半挂着待出售的字画，另一半作茶馆。第二个大殿内，竹椅摆成行，而不是传统的绕桌摆。顾客几乎都是老人，大多数是妇女。一根柱子上悬挂着一面红布，上面写着“成都老年体协活动中心”。
在成都的川剧玩友团体中，同乐分会成立于1985年，属于最早成立的一批业余团体，这个团体这些年转移过不少地方，最后安定在新华茶园。每逢周二、四、六下午，这些爱好者便来到茶馆演唱，锣鼓声和高腔此起彼伏，周围一带清晰可闻。围鼓对茶铺的生意大有帮助，茶园为此专门搭了简易戏台和凉棚。同乐分会唱围鼓的下午，茶馆聚集了百余人，座无虚席，以致于服务员经常要加椅凳，方能安置踊跃参加的茶客。这个茶馆在背街小巷，虽然位置偏，却能吸引不少玩友从远处赶来参加这一周三次的演出。一个双目失明的老太太，由她老伴用自行车送来，两人在茶铺吃了午饭，便等着下午围鼓开场。由于来听围鼓的绝大多数是退休工人，收入有限，茶价由平时的两元一碗降至一元四角。在节日期间，同乐分会还组织大家一起外出郊游，参加者仍然以川剧为核心。在大慈寺文博大茶园，有不少中老年妇女手里拿着红色或黄色的折扇练习舞步。然后，大厅里响起合唱《社会主义好》《唱支山歌给党听》以及其他的主流“红歌”。唱完“红歌”后，她们开始唱黄梅戏《牛郎织女》；然后，录音机里响起了欢快的舞曲，十几个老太太，在那里跳自解放战争以来流行的红绸舞，立即引来不少人围观。这些老人每周三在这家茶馆练习跳舞，茶馆只收她们每碗茶3元。实际上，在改革开放时期的娱乐活动中，妇女们发挥着更为积极的作用，她们在各种各样的公共场合，如公园、城市广场以及住所周围的锻炼场所中跳舞。为什么这种自发的娱乐，包括了如此强烈的革命和政治化的歌舞呢？这后面有着复杂的原因。参与这些活动的，大多数都是退休的老人，几十年来，他们都沉浸在革命文化之中，这些“红歌”往往能唤起他们对逝去的青春的记忆。此外，有些下岗工人觉得他们并没有从当时的政策中受益，反而怀念毛泽东时代的“铁饭碗”，唱革命歌曲或许是他们表达失望的一种方式。当然，对有些人来说，唱革命歌曲也并非因为受了政治的影响，他们只是比较熟悉这种文化而已。因此，到20世纪末，尽管社会的两极化不断加重，茶馆依然是社交和大众娱乐的主要场所。茶馆之所以能生存下来并恢复其繁荣，是因为它们提供了人们所需要的各种娱乐方式。与消费更高的咖啡馆、酒吧等不一样，茶馆是老年人的天堂。在成都，茶馆的繁荣与老年茶客的光顾密不可分。随着中国人口逐渐老龄化，与教育背景、经济条件、文化认同一样，年龄也成为决定选择某种娱乐类型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年轻人每天都待在他们的工作场所，而老年人有更多的空闲和社交的需要，因此必然成为许多城市公共场所的占领者。茶馆满足了退休老人的需要，反过来，这些老年人是茶馆的主要顾客，帮助了茶馆的生存和发展。
四、麻将引发的社会问题
打麻将是中国的一种传统消遣方式。1949年后，打麻将被定义为“落后的”和“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遭到“革命文化”的猛烈抨击。虽然少数人还在家里打麻将，但在公共场合已经不见麻将的踪影。然而在改革开放后，伴随着经济改革、社会进步以及政府逐渐放松对日常生活的控制，打麻将之风在全国都得到复苏，并达到史无前例的普及程度。市场经济的引入给人们带来更多休闲的公共空间，减少了政府对日常生活的控制。麻将很快占据了人们下班后的时间，从起居室、街角、人行道蔓延到茶馆甚至工作场所。人们对麻将的狂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尽管同时并存着多种别样的娱乐形式，麻将仍是最受欢迎的，其流行程度就如一句幽默的段子所言，真是“全国山河一片‘麻’”。这句话借用自“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流行语——“全国山河一片红”。“麻”字在中文里意为麻将。在成都，几乎所有的打牌、打麻将活动都涉及赌博，即使有些赌注非常之小。对于大多数人甚至包括政府官员和大学教授来说，正是因为“赌”使得这项活动更具吸引力，打几局小赌注的麻将已经成了最流行的消遣。一个记者曾做出如下估计：在2000年，成都有500万人，而过春节时，百分之八十的家庭都有麻将局。因此一城之中，同时可能有100万个麻将的“战场”。尽管此类推测往往过于夸张，但反映了麻将的流行程度。
茶馆，作为百姓社交的理想场所，自然而然会被“麻将风”席卷裹挟。成都人把茶馆当作客厅和起居室。由于大多数人的居住空间都很小，他们觉得在茶馆里社交更舒适，在那里可以不用事先约定就找到他们的朋友。比如致民路的十一街，被人们谑称为“麻将一条街”。在这条只有五十米长十米宽的小街上，竟然开了五家老式茶馆，摆开的麻将桌占了整条街的三分之一，而茶馆外的路面则被自行车和“老年车”（即一种自行车改装的三轮车）占据。成都郊区龙泉驿，以盛开的桃花远近闻名。每年春天，这里不仅吸引了大量游客赏花，还吸引了打麻将的人。据当地权威机构统计，每天有上万人在那里打麻将。又根据2001年3月的一则报道，龙泉山脚下的桃花山庄，107张麻将桌座无虚席。桃花节成了“麻将大战”的战场，各种车辆挤在狭窄的小路上。一些人表示这里才是打麻将的好地方，“天气暖和、空气新鲜、景色优美、有吃有喝、服务也周到，一整天下来都不觉得累”。“打点小麻将，吃点麻辣烫，喝点跟斗酒，看点歪录像”，这句顺口溜浓缩了世纪之交成都老百姓平民化而充满生活气息的日常生活的精髓，也是成都人对自己悠闲自得生活的调侃。因为大多数老百姓负担不起奢侈消费，所以打麻将便成了他们的最佳选择。事实上，政府也认识到这一点。从理论上讲，在茶馆里的任何赌博，无论涉及金额大小，都是非法的，但是，只要没有引发任何麻烦，有关部门对打麻将睁只眼闭只眼。一些人以打“工作麻将”（社会上也经常简称为“工麻”）来和可以帮助他们生意的人建立特别的关系，故意把钱输给他们。打麻将也可能引发家庭内部矛盾。举例来说，一天下午，范某和妻子去一家茶馆打麻将。范某忽然发现茶馆老板赵某将手放在其妻座椅的扶手上。刚回到家，范某就扇了妻子一个耳光，而妻子对无缘无故挨打摸不着头脑，坚称自己是无辜的。凌晨三点范某带着妻子去赵老板家对质，当赵某一开门，范某便用刀片向其脸部划去，赵某随后去医院缝了八针。虽然赵某认为自己并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但范某却逼其支付2000元作为“赔偿”。第二天，范某被依法逮捕。有些人沉迷麻将无法自拔，工作时间也打麻将，甚至玩忽职守。一位居民曾向当地报纸抱怨他在一家诊所的经历：这位居民送他生病的妻子去诊所就诊，但四处找不到医生，因此等候了足足一个小时，最终在诊所隔壁的一间茶馆里找到了在麻将桌上战斗正酣的值班医生，这个医生竟然让他不要急，等打完这一圈再说。另一起事故则是一个四个月大的婴儿因为母亲出门打麻将被独自留在家里，然而蚊香将蚊帐点燃，孩子不幸被活活烧死。亦有一些人因贪恋打麻将造成紧急医疗事故。例如，有几位孕妇由于打麻将被紧急送到医院救治。其中一位孕妇本来要到医院生孩子，但她不想错过与亲友打麻将的机会，最后她在打麻将一整天后被送进医院。在其他事例中，有过长时间打麻将导致健康问题，甚至致命的情况。
尽管媒体不断批评打麻将，地方政府却始终没有对此进行严格地管控。显然，政府对麻将之于民众尤其是老年人生活的重要性心知肚明。虽然官员们也知道此种广为流行的赌博行为，违背了政府对赌博的禁令和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构建，但他们从未对其严加管制。地方政府的处理态度一般也较为温和，不提倡亦不反对。这反映了执政者的执政思路发生重大变化，地方政府官员更加关注人民幸福，对处在“灰色地带”的问题采取温和的政策，不再像毛泽东时代那样严管日常生活的每一部分。媒体不断报道有关麻将的负面新闻，暗示麻将只带来社会恶习。媒体报道成了官方打击麻将的一部分，尽管政府没有对打麻将实施限制性的政策，也没有像晚清政府那样禁止打麻将，而是限制特定人群打麻将的地点和时间。受限制的对象是在职机关事业单位干部和政府雇员，他们不可以在工作时间打麻将。理论上来说，赌博在中国是违法的，但很少有人因此受到指控。直到2000年12月，和打麻将赌博有关的案件才首次在成都接受审理。该案件的“主角”是无业者陈某，其在茶馆中经营赌博，作为生财之道。他被判刑五年，罚款三千元。这里政府所力图管控的并非赌博的参与人，而是此类活动的经营者。2000年2月，在一年一度的成都人大、政协会议上，不少代表提出应该禁止在街边打麻将，因为它已然成了“街头一怪”，不仅阻塞交通，更有损城市的形象。他们抱怨打麻将如此盛行对城市的商业环境有消极的影响，外地游客也对街头巷尾无处不在的麻将桌颇有微词。有鉴于此，2000年3月，市政府对成都打麻将最如火如荼的地方——府南河一带的茶馆出台了禁令，原因是府南河是成都的名片，此地熙熙攘攘的麻将桌，会给外地人留下成都人无所事事的印象，而有损城市形象。为了应对政府的这一举措，不少茶馆也有妙招拆解，以“室外喝茶室内麻将”的策略相应对。反对打麻将者还指出打麻将往往掺杂着腐败。比如，一些商人以打“工作麻将”来和官员建立特别的关系，故意给他们“点炮”，以此为他们的生意“铺路”。2000年年底，政府出台规定，禁止公务员上班时间打麻将，并对违规者进行扣工资和减少年终奖等形式的处罚，然而这些规定在非办公时间却失去了效用。
2003年，四川省政府终于对“工麻”下了重手，对各个岗位的干部出台了四项禁令：禁止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打麻将，禁止在地方上的工作会议期间打麻将，禁止和下属打麻将，禁止参与任何形式的贿赂和赌博活动。有关部门表明他们并不打算全面禁止打麻将，但至少要对身居要职者的违规行为进行控制和惩罚。在政府出台“四项禁令”后不久，便有三十多位官员因违反相关规定遭到惩罚。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的专家还举办了关于“麻疯病”的专题论坛，围绕“官员及下属娱乐活动的过度开展及其对城市经济发展的不良影响”议题展开讨论。一位学者指出，“打麻将的社会情绪不应受到鼓励。麻将已经成为城市的象征，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重新考虑”。
五、进城谋生的人们
许多人在茶馆里谋生，诸如服务员、算命师、挖耳匠、擦鞋匠或是小贩等，他们所提供的服务使茶馆更富有生气。其中与顾客打交道最多的，当然是男女服务员了。在一些小茶馆中，老板、服务员、烧水工、收银员等可能就是同一个人，但一些大茶馆可能有上百位雇员。在晚清至民国时期，女招待很少，而男招待一般被称为“茶博士”或是“堂倌”，他们技巧娴熟，社会经验丰富，茶的知识渊博。现在，只存在很少的“茶博士”了，他们被当作文化遗产而受到追捧。一份地方报纸刊登了一张“茶博士”的照片，他66岁，穿着蓝色中山装、黑色裤子、白色短袜，腰上围着条红布，头上绑着白色长毛巾。他用托盘把16套碗碟举过两尺高，纵使有人撞击他，也不会失去平衡。他可一手拿一个长嘴壶把开水同时倒入两个茶碗中，这叫做“二龙戏珠”。虽然做着同样的工作，但对他们的称呼改变了。人们不再叫那些技巧娴熟的人“堂倌”或者“茶博士”，而是“服务员”或者“师傅”。在过去，只有男人可以做这个行业，但是现在女人也可以做这个工作了，这反映了社会的开放程度。在一些高档茶楼里，不少服务员受过良好教育，被称为“茶艺师”。顺兴老茶馆有两位茶艺师，他们用长嘴、发亮的铜水壶给顾客掺茶，虽然站在一定的距离，但是滴水不漏。还有不少年轻女服务员，她们刚从初中或是高中毕业，身穿带有乡村风情的蓝色花短衫。茶艺师每月可挣1000多元，女服务员则是700元。笔者和一位茶艺师聊了一会，得知他31岁，毕业于四川农业大学，主修茶叶制作。他现在负责茶叶配制，充分发挥了他的专业技能。如何配制茶叶是一项高度技术性的工作，茶叶质量的好坏是一个茶馆生意的关键，也是该茶馆对顾客是否具有吸引力的一个重要原因，他对自己的技能很自信。在低端茶馆中，服务员被称为“茶工”，负责卖茶、冲茶、安排桌椅、洗茶碗等工作。大慈寺内文博大茶园的经理说，茶工必须是年轻人，因为要行动敏捷。茶工早上8点上班，先清理、安排好桌椅和烧开水，顾客到来时热情接待客人，上茶倒水。虽然他们也是8小时工作制，工作到下午5点半，但他们实际上必须等所有的顾客走了之后，才能下班。大多数茶工都来自成都附近的农村，一般通过熟人介绍到茶馆里工作。
大多数在茶馆里谋生的人都从事传统职业，算命师在里面算是最多姿多彩的职业。算命师与茶馆的互相依存有着长期的历史，他们与茶馆的关系虽然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动荡，但本质上并没有改变。例如，顺兴老茶馆请了一个算命师驻场，努力恢复一些旧的传统并吸引顾客。这位算命师颇有名气，算一次命收60元。鹤鸣茶社的一位女算命师自称是“神算子”，她来自外县，在那里谋生已经有十多年，并在成都买房安家。她宣称只给那些面相好的算，“心术不正”者一概不算。至于价格，她说随便给多少，但又说有次有人给她100元，暗示她的算命是很有市场的。根据一位记者的文章，一些“算命大师”活跃在高档茶楼中。与旧式的算命师不同，他们用着传呼机、手机以及其它时髦的通讯工具。坊间流传他们功力非凡，算命很准，商人听了他们的建议之后，往往生意兴隆。他们要价也奇高，有的达千元，一年可赚百万元。当然，他们也互相竞争、互相拆台。这篇报道的记者做了一些调查，发现棕北、棕南街这一带的茶楼员工都知道一位“白胡子大仙”模样的算命师，据称他的顾客都是富商，收费很高，根本不愁生意，都是顾客主动找他算命的。一晚，记者终于见到了这位“大仙”。他一个人独坐喝茶，胡子约有6寸长，看起来“仙气十足”，但此刻记者并没有见到有人找他算命。服务员告诉记者，这位算命师经常来，茶馆不收他的茶钱。算命师有以下特点：首先，他们多是来自乡村。他们利用算命作为谋生的手段，虽然不是很熟练，只要能识字，他们便稍加自学，随后立马开始从业。他们虽然挣得不多，但至少能在新的环境中求得生存。其次，传统的算命行业被男性占据，但改革开放后，女性也开始从事这行。这反映出社会对女性进入传统男性主导行业的容忍度越来越高。再者，算命师也有等级。有些算命师名声响，收费高，甚至可以以此致富，但大多数也仅仅糊口而已。最后，算命为茶馆顾客提供了娱乐。并非所有付钱的顾客都相信算命师所说，他们中不少也只是寻求消遣，或希望算命者对他们的未来祝福，也就是讨一个吉利。正如司马富（richard j. smith）指出的，“算命渗入了中国社会从皇帝到农民的各个层面”。帝制的覆灭没有改变这个传统，虽然在激进的革命年代，他们很难生存，但是改革开放以后，他们便很快复苏，日子也越发好过起来。
挖耳匠也是茶馆中一个有悠久历史的职业。从晚清至民国时期，几乎每一个成都茶馆中都有挖耳匠。“文革”时期，和茶馆一样，他们的数量大大减少，跌至谷底。改革开放后，随着茶馆的复苏，挖耳匠才逐渐回到茶馆。他们大多是农民、手工匠或小贩。他们来自农村，在城市里找不到其他合适的工作，只好以此为生。这是一项技术活，但至少比做重体力劳动要轻松一些。过去这是男性的职业，但在20世纪末，女性也逐渐进入这个行当。顺兴老茶馆里的掏耳匠大概三十岁左右，来自于川南的一个小镇，从事这项营生已有七八年。六七年前他来到成都，首先是在府南河边的茶馆里为顾客服务，每月挣大约1000元，其中200元交给茶馆作为场地使用费。当顺兴老茶馆开业后，老板知道他手艺不错，于是请他过来服务。他每年要付给顺兴老茶馆六七千元。虽然他挣得并不比在府南河边的茶馆多，但是他说这里环境比以前好多了，有空调，不受日晒雨淋、冷热之苦。他穿着白褂，胸前挂有一牌子，上面写着基本价10元，若用一次性工具20元。他说顾客多是成都本地人，因为外地人不习惯掏耳朵。其中大多数顾客是中青年，因为老年人觉得这价钱太高。这个茶馆与旅游单位有合作关系，有些外国游客也找他掏耳朵。他还会按摩，全套收取四五十元。许多挖耳匠，像他一样来自农村，一边管理着老家的田地，一边在成都打工。整个中国有数以亿计的农民工，他们的工作环境和新的收入渠道深刻影响着中国的经济发展与城市生活。
除了前面所讨论的茶馆的服务员、算命师和挖耳匠，茶馆中还有着许多别的职业，如擦鞋匠、理发师和小贩，提供各种服务。有一次笔者在成都西门的清泉茶坊考察时，由于周围街道修缮，又下了雨，十分泥泞，给擦鞋匠带来不少生意。她们都是妇女，吆喝着，“擦鞋！擦鞋！”一位中年农村妇女模样的人来到茶馆门口，说擦一次鞋1元钱。她带了个小包，里面有刷子、鞋油和布。她给了顾客一双塑料拖鞋穿，然后把沾了泥的鞋提到门外，坐在自带的一个凳子上，先从一个塑料瓶中倒出一些水，沾在刷子上，刷掉鞋上的泥，然后涂鞋油，最后是抛光。她说她来自四川北部的一个乡村，每年冬夏地里事情不多的时候来成都擦鞋，每月能挣二三百元。如果不是来成都赚点钱，她就无法供孩子读书。她说干这个活，比给老板打工要自由些，可以随时回家。她估计这片街区大概有五十多个她这样的擦鞋女，竞争激烈。她应该没有夸大这件事。在两小时内，八九个擦鞋匠从笔者身边经过。小贩在茶馆里也十分活跃，不仅为顾客提供了便利，也为茶馆增加了活力。2000年夏天，笔者坐在府南河边的一家茶馆，观察到各种小贩在这里做生意，特别是卖食品的小贩来来往往，这样人们坐在茶馆品茶时，肚子饿了就可以就地买小吃。例如，一位貌似来自农村的中年妇女，提着两个篮子，里面装着各种作料瓶，吆喝着，“凉面，凉粉，豆花……”由于不是午饭时间，没有人光顾她的生意。过了一会儿，另一位妇女端了一盘白玉兰花卖，花开得饱满，香气扑鼻，但是她也没有生意。几乎每一个茶馆里都有卖报纸的人，而且生意不错，人们喜欢边喝茶，边读报，了解时事。这个茶馆里，就有十几个人在卖报，有男有女，有老有幼，有的骑单车过来，有的走路过来。
上述这些职业，在茶馆里存在已久。尽管这个城市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都已发生根本性变化，但茶馆仍然可以容纳许多人在其中谋生，并进一步展示出传统生活方式和地方文化的活力。尽管小贩重新出现在茶馆中，但这是一个不同的时代，一个不同的社会环境，茶馆服务的人群更广泛了，因此并不是所有的茶馆都接纳他们的服务，特别是中高档茶馆，那里的顾客更期望安静、隐私、不被打扰。但是，在露天和低端茶铺中，他们的服务依然很受欢迎。掺茶工人、算命师、挖耳匠、擦鞋女、理发匠，以及小贩都是茶馆和茶馆文化的一部分，继续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但是，我们无从知晓在市场化和全球化的大潮中，他们的未来将会如何？
六、茶馆、茶馆文化与国家
在改革开放之后，国家允许建立私营企业，这种政治变化影响了经济和公共生活，茶馆很快就恢复了。“文化大革命”结束之时，成都的茶馆几乎消失殆尽，但剩下的这点“星星之火”就足以恢复它往日的盛况，就如一粒种在干燥土壤上的种子，一旦温度和降水适宜，就能发芽生长。茶馆再一次成为社会各阶层人士聚集一堂，分享兴趣爱好，享受闲暇时光的好地方。尽管老年人仍是其主要消费群体，年轻人也开始光顾茶馆。这个时代与清末和民国时期相似，人们在进行日常生活的同时，也从事社会和经济活动。然而，显而易见的是，在改革开放时期，茶馆的政治功能明显减弱，这主要是国家控制的松弛和多样化的政治表达方式造成的。
茶馆的生意和文化很快就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改革开放时期的茶馆受到的控制要比民国时期少得多。个人可以自由开茶馆，确定价格和服务种类以及营业时间，雇佣和解雇员工。这一时期茶馆的数量大大超过了民国时期。此外，新茶馆与旧茶馆在各方面都有不同之处，包括外观、业务运作模式、服务方式等，茶馆的种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与民国时期相比，最显著的变化是茶馆公会已经不复存在，这一变化促进了行业的快速发展。当然，与此同时，茶馆也面临着日益激烈的竞争。和过去一样，茶馆也为许多不同群体提供生计。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一些早期依赖茶馆的职业，如算命师、挖耳匠、擦鞋工和小贩，如今能够在社会和政治动荡之后回归并迅猛发展。一个明显的区别是，女性也进入传统上由男子从事的行业。在改革开放时期，对女性的制约和限制逐渐消失，反映了社会的发展、女性地位的提高和人们思想的不断开放。
当人们为公共生活而聚集在公共空间时，他们的言行受到公众的监督。一方面，在改革开放时期，政府并没有直接干预人民的公共生活；另一方面，媒体也履行建立“健康的娱乐”之使命，以提升城市的“正面”形象。从茶馆我们可以观察到普通民众的需求与精英政治和文化取向之间的分歧。尽管面临现代化、社会转型以及来自新的公共生活场所的竞争，茶馆的数量仍继续激增，这再次证明它能够适应新的政治和经济环境而持续发展。
并且，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国家也从未完全置身于社会和文化生活之外，它仍然力图施加影响。所以，张鹂在研究“后社会主义”转型中的城市外来工时，提出人们认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国家的退出”和“市场与资本主义的胜利”，是一种错误的设想。王瑾也持有相似的观念，指出在1989年之后，国家也积极参与到消费和经济文化之中。她试图去解释，“在1990年代，文化作为一种政治和经济资本的积累形式，是怎样被重新建构的”。她发现“后社会主义国家”（post-socialism）运用了不同的策略去维持它的影响力，“国家不仅参与到文化建设之中，也通过市场提高了其影响大众文化的能力，特别是在话语层面”。因此，“国家重新发现，它能够像运用新兴的科技到经济之中一样，也同时可以把其作为治国策略之一，这是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富创造性的手段之一”。
然而，笔者认为，在改革开放时期，国家只是找到了一种新的、更温和的方式来影响文化和娱乐。毫无疑问，新的消费文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丰富多彩，但缺少地方特色，显得更加平淡和同质化。于是，一种全国性的统一文化胜利了。当然，这种全国文化也许来自现代化和商业化以及国家的驱动。国家的城市发展政策促进了统一文化的形成，同时进一步削弱了地方文化生存的能力。虽然与毛泽东时代相比，国家对日常生活的影响要小得多，但是国家也并没有退出它的角色。毫无疑问，人们在公共生活中有更多使用公共空间的自由，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被张鹂称为“社会主义执政观念”——治国方略和治国方式的转变。王瑾也同样发现，国家参与了大众文化的创造。
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是地方文化的重要载体。它们作为社会与政治活动的舞台，在城市生活中扮演着中心的角色，成为国家与社会生活的重要领域。在欧洲与美国的历史上，公共关系和公民社会是一个重要的话题。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冉枚烁（mary rankin）、罗威廉（willian rowe）和史大卫（david strand）用“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这个概念来研究中国自晚清以来的社会转型。这个词的使用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一些学者认为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公共领域”概念并不适用于中国。在对成都街头文化的研究中，笔者主要关注的是公共空间是如何演变为社会的和政治的空间，以及怎样在地方政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在对晚清和民国时期茶馆的研究中，笔者进一步指出，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并不只是与国家对立的社会和政治力量，也是一种实际存在的物质空间。当人们离开他们的私人领域（经常指他们的家），便进入公共领域之中。从物质的公共领域的角度来看，茶馆与美国的酒吧、欧洲的咖啡馆扮演着类似的角色。在民国时期的成都，茶馆是解决纠纷的场所，因此国家的司法权被社会基层所分解，这个所谓的“最民主的法庭”（尽管这个词有些理想化）发挥着稳定社会的作用。现在我们已经很清楚，关键的问题不在于是否可以使用“公共领域”这个概念来研究现代中国，而是如何定义这个概念以适应独特的中国语境。
学者们已经关注到，公共空间在当代中国是如何影响“公共领域”这个概念的。当然，城市公共空间不仅仅包括街道、公共广场、公园、剧院、咖啡馆、茶馆等，也包括公共场所永久性的建筑，如纪念碑、雕塑、壁画和其他艺术，它们都成为中国“公共领域”讨论的对象。与历史学家相较，研究改革开放时期的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更喜欢用“公共领域”这个词。正如克劳斯（r. kraus）所说的，他相信“所有的社会都存在着公共领域”。但是，一些更为谨慎的学者认为，虽然“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它们经常被捆绑在一起”。尽管中国“市民社会”的概念“值得商榷”，但公共领域的概念似乎“没什么争议”。学者们发现，“任何直接挑战中国国家的政治活动仍处于高风险之中”，但20世纪90年代消费革命的到来，使得更多的中国市民拥抱商品领域，因为它“改变了他们的个人生活”。社会上确实存在对政治的挑战。苏黛瑞（dorothy solinger）发现，“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未经授权的工会和非法罢工的诞生，有组织的骚乱已经开始出现”。
改革开放为茶馆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有利环境。在民国时期，公会控制着茶馆的数量，而在改革开放时期，人们可以自由地开茶馆。因此，今天的顾客在参与公共生活方面有更多的选择。公共生活的回归和茶馆的繁荣促进了公共领域的发展。经济增长带来了中产阶级的崛起，中产阶级成为公共生活中的一股重要的新生力量。在改革开放时期，人们回到茶馆和其他公共场所自由地发表意见，讨论政治，进行社会活动。茶馆也成为各种社会团体、社会组织出于各种目的聚集的场所。茶馆通常被用来举办休闲和消遣以外的聚会，如“读书会”或“讨论小组”，人们在那里讨论书籍和参加各种主题的讲座，进一步传播新思想和新知识。事实上，许多公开讲座都是在茶馆里进行的，吸引了许多有着共同兴趣的人。
尽管这些大多不是政治性活动，但人们聚集在公共场所讨论生活和社会问题，包括他们的城市、国家或世界各地的新闻，贫富差距的扩大以及官员腐败的蔓延，茶馆里的交谈间有时充满了愤怒和抱怨。与民国时期的茶馆相比，现今的谈话变得更加自由，政府对此几乎没有控制。在毛泽东时代，人们非常担心发表观点会给自己带来不利后果。然而，在改革开放时期，人们并不害怕分享政治观点，甚至有人批评党和政府。笔者没有发现有人因为在茶馆里发表看法而被指控有罪的事件。
随着社会的现代化，日常生活的步伐也加快了。正如海勒（agnes heller）指出的，“任何生活节奏的变化，都必然会影响到日常生活，但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并不一样，所以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被影响的程度也不一样”。成都与中国其他大城市相比，生活节奏要慢很多。但是，像中国其他城市一样，成都不可避免地经历了快速发展的历程。受中国政治、经济、文化转型以及全球化的影响，茶馆、茶馆文化、公共领域在形式上和程度上，都发生了极大的转变。
七、结论
到2000年，在成都的公共场所中，各种各样的娱乐休闲设施，诸如咖啡馆、酒吧、网吧、卡拉ok、私人俱乐部、舞厅、电影院、豪华酒店以及其他现代化的娱乐场所发展十分兴盛。此外，几乎所有的家庭都有一两台彩色电视机、低廉的光碟播放器以及盗版光碟，可观看各种节目。越来越多的家庭有了私人汽车，全家可以开车去郊游，去“农家乐”，甚至远途度假。难以置信的是，尽管成都人的休闲和娱乐有了非常多的选择，但是茶馆业非但没有因为它们的竞争而衰落，反而发展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几乎遍布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没有人能预见到这样一种强劲的发展，我们还没有看到任何另外一种传统的公共空间像茶馆一样，在整个20世纪，历经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风风雨雨，不断受到精英和媒体的指责，却仍然保持着如此旺盛的生命力。如今，老茶馆、小茶馆与优雅而富丽堂皇的茶馆一起兴旺发达，而使用老式烟杆的退休人员和染头发、用ipad和智能手机的时髦年轻人则共享茶馆这个小小的社会空间。
在成都，咖啡、啤酒和其他饮料也变得时尚流行，但咖啡馆和酒吧无法取代茶馆，或是抢走茶馆的顾客。喝茶对于那些经济能力有限的人，特别是老年人，是再适合不过了，所以茶馆主要的顾客是中老年人。年轻人喜欢去西式的咖啡馆或酒吧，但是一些中高档的茶馆仍然能够吸引中青年人。顾客在咖啡厅或酒吧和在茶馆里有着截然不同的体验。当代中国城市的咖啡馆和酒吧基本上是西式的，几乎没有中国传统元素，但茶馆是植根于中国的土壤。在咖啡馆或酒吧中，没有小贩、算命先生、挖耳匠或擦鞋匠等，因此与现代化的咖啡馆和酒吧相比，茶馆包含了更多的当地社会、经济与文化元素。而且，在茶馆中顾客只要花很少的钱，便可以呆上几个小时甚至一整天，加水而不必重新买一杯茶。在低档的街角茶馆，哪怕是陌生人之间也可以闲聊，这为普通人的公共生活提供了理想的空间。
事实上，改革开放给社会增加了多样性，茶馆对政治的影响也逐渐减少。这是中国政治、社会和经济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电视、报纸和互联网及时发布新闻，削弱了过去茶馆具有的信息传播的功能。而且，媒体往往充斥着政治和政治话题，茶馆却离政治越来越远。最后，随着越来越普遍地依赖社会服务，人们逐渐减少了家里的娱乐活动，而选择茶馆作为休闲和社会活动的场所。因此，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的现代化，并不影响茶馆作为一个受欢迎的公共空间的继续发展，并在中国城市的社会和公共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跨入21世纪后，老成都城几乎都被拆除和重建。过去小茶馆赖以生存的旧街道和老街区几乎不复存在。随着人口的增长、城市的蓬勃发展以及车辆的增加，老成都的空间布局几乎完全改变了。成都的命运几乎就是中国其他所有古城的命运。中国古代的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风貌和民俗文化，但在今天，随着国家文化的扩张，城市同一性的发展，这种独特性日渐消失。因此，保护中国城市的文化遗产是城市历史学家的一项重要任务。毫无疑问，茶馆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它能否再一次适应激进的社会转型的挑战，与当今无处不在的高科技的发展、全球化商业化的节奏同步，并继续在现代城市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只有时间才能做出回答了。
（本文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