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主义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可以从不同学科进行研究，包括心理学。弗洛姆认为，尽管社会经济和政治根源是纳粹主义崛起的根本原因，如纳粹主义代表了当时德国垄断资产阶级和半破产的容克贵族的经济利益，没有他们的支持，纳粹党是不可能上台的。但纳粹意识形态得到大众的狂热拥护并占统治地位，必须从心理学上解释。
由于德国战败，1918年凡尔赛条约对德国的处置使德国大众感到不公平，这种怨恨逐步转变成民族主义情绪。加上垄断力量的强大和战后的通货膨胀，使各阶级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孤立无援和不安全感，从而形成了施虐—受虐狂、破坏性及退化综合症（恋尸癖、自恋和乱伦的混合）等社会性格特征。希特勒是集中了这些性格特征的一个典型，他创建纳粹意识形态和纳粹党，从而加强了大众的这些性格特征，使这些性格特征成为支持德国帝国主义扩张的社会心理力量。
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后，失败情绪的蔓延、经济上中产阶级的衰败和垄断资本的兴起、德国工人阶级在1918年革命初次胜利以后接二连三地遭到失败，多种原因促使人们渴望一个强有力的政府。
对千百万人民来说，希特勒政府就是德意志。一旦希特勒掌权，反对希特勒就意味着自绝于德国人共同体。当其他政党被取缔而纳粹党就是德意志时，反对它就意味着反对德国。对普通百姓来说最难以承受的事情莫过于感到不被一个大的集团所认可。一个德国公民无论怎样反对纳粹主义原则，如果他不得不在行将孤立和从属于德意志的感情这两者之间选择的话，多数人将选择后者。在许多例子中可以看到，那些不是纳粹的人们也在捍卫纳粹主义，反对外国人的批评，因为他们觉得对纳粹主义的攻击就是对德国的攻击。对孤立的恐惧和道德原则上的相对软弱，有助于任何党派赢得大多数人的忠诚，只要那个政党摄取了国家权力。(陈学明译，1987, 第276-277页)。
特别是下层中产阶级(小店主、手工业主、白领工人等),纳粹主义之所以受到他们的狂热拥护，答案在于他们的阶级特征。随着垄断势力的兴起，他们的经济地位逐渐下降，但他们与垄断势力在经济利益上又有密切关系。他们由于依靠和屈从垄断势力而得到一种安全感和自我陶醉的骄傲，并从对现存当局的服从和忠诚中得到保护和满足。
但1923年达到顶点的通货膨胀，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极大地打击了下层中产阶级，使他们被挤在工人和上层阶级之间，成为最无助的集团。工人虽然看上去处境更糟，但他们本来一无所有。而中产阶级牺牲了多年的生活乐趣，一点一点积攒起来的一笔钱，一夜之间几乎成了废纸。因此，通货膨胀是对节约(囤积)的生活准则的致命打击，特别是对中产阶级的致命打击。这种打击在心理上造成的一个结果是更加促使中产阶级增强了对权力的追求和欲望，期望出现一个强有力的权威，代表他们的利益，而他们宁愿屈从于这个权威去侵略、摧毁其他国家，去虐待、屠杀其他民族的人们从而使自己从失败中恢复过来。比其他阶级，中产阶级对凡尔赛条约表现出特别强烈的义愤，因为民族主义义愤是他们的性格倾向的最“合理”的表现方式。
尽管纳粹主义的主要基础是下层中产阶级，但由于其政治上的机会主义策略，它还赢得了其他各阶级(如大、小资产阶级、半破产的容克贵族)的支持，他们都希望从纳粹主义的崛起中得到好处。而德国的工人运动，政治上也处于退却的局面，这使工人阶级感到失望，无力阻止纳粹主义的兴起，他们也在一定程度上感到对自己的命运无能为力，在一定程度上希望通过民族和国家的强大来得到一定的满足。
这样，纳粹主义就调动了各个阶级的甚至全民族的大多数人的情感能量使之成为一种强大的力量，去争取德意志帝国的经济目标和政治目标。在这种局势下，反对的声音显得十分微弱，只好逃离这个国家以求生存。
这种能量就是社会性格的能量。在弗洛姆看来，纳粹德国的社会性格就是一种“退化综合症”。希特勒的追随者把侵略、杀人看成英雄行为，把残酷地迫害犹太人视为正义的事业，杀人越多越值得骄傲(恋尸癖),这一切都是在爱国主义和种族优越的旗帜下发生的(自恋和乱伦)。
（选自郭永玉著《孤立无援的现代人》，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15－218页。）
参考文献链接：http://www.personpsy.org/info/index/145?pageindex=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