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人工智能走遍天下，走遍千家万户，智能手机、汽车、交通、制造、电力、医疗、厨房、武器、广告、军备等，以及智能城市、社会、世界等，整个太空、人类、世界都被智能网络所统摄，所遮盖，所绑架。然而，人工智能是社会发展的大势所趋，它深度融入人类的日常生活，与人须臾不离。因为互联网、物联网已渗透到人类生活活动的各个领域。互联网、物联网的发展产生海量数据，大数据需要快速海量的计算能力，而构成人工智能。人工智能由于交感联通、智能相应而成万物智能的思维理念。
人工智能为什么能在中国迅速发展？它与中国传统和合哲学理论思维有何关联、契合？能否回应由人工智能而产生的诸多疑惑和不解，人们总不能做智能盲。智能是中国自古以来传统文化的话语。韩非曾说：“今世皆曰：‘尊主安国者，必以仁义智能。’而不知卑主危国者之必以仁义智能也。”韩非以法家思想，主张去儒家的仁义智能，服之以法。
智能创造新世界
在大智能时代，由交感联通而构成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网络体系，由智能相应完善此网络体系而成人工智能。何谓智能？智而能，能而智。何谓智？何谓能？智见于罗振玉编的《殷墟书契前编》五卷17.3，亦见于金文《毛公鼎》《中山王鼎》和楚简。
《说文解字》：“智，识词也。从白，从亏，从知。”段玉裁注：“锴曰：亏亦气也。按：从知会意，知亦声。”《释名·释言语》：“智，知也，无所不知也。”博学，博知，便能审问、慎思、明辨，然后笃行，知行兼备、合一。
智的内涵的意义和价值，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历史的演变而演变，既赋予丰厚的内涵，又具有时代的特色。从和合哲学思维的视阈来观照智，智呈现为：智慧与智巧。聪明、才智和智计，由智计而智谋巧诈。老子说：“智慧出，有大伪。”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甲本作“知识出，案有大伪”。乙本作“知（智）慧出，安有大伪”。产生了智慧，于是有了虚伪。老子生活于春秋“礼崩乐坏”的时代，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存在这种现象，特别是诸侯国内部的争权夺利和诸侯国之间争霸战争，智慧往往成为争权夺利和争霸战争的计谋和巧诈。哲学智慧正是在这样相对相关、相反相成、相生相克的矛盾冲突中融突和合，犹如老子的道，“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阴阳互相拥抱，达到融突和合，即道通为一。
从治国理政而言，墨子主张尚贤使能者为政，如果以为“夫无故富贵，面目佼好则使之，岂必智且有慧哉”，则“使之治国家，则此使不智慧者治国家也，国家之乱，既可得而知已”。如何识别智慧者与不智慧？有智慧的贤能之人，是不党父兄，不偏贵富，不嬖颜色，君人民，主社稷，治国家，修保而无失的人。不智慧者治家治国必乱家乱国、危害社稷。然历代治国理政中往往是贤与不肖、能与不能、智慧者与不智慧者矛盾冲突，而又融合于朝廷之内。这种既冲突又融合，激发了中国哲人对智慧不息的追求。
孟子认为，即使是有智慧的人来治国理政，也需要应天顺人，考虑时机和条件。他说：“齐人有言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如果齐国要统一天下，纵使有智慧，也得趁形势，犹如有锄头，也得等农时。时势、时机是成功的重要因素。荀子认为，作为天子，应该“道德纯备，智惠甚明，南面而听天下，生民之属，莫不振动从服以化顺之”（“惠”与“慧”古通）。孟子和荀子所说的智慧都是指某某人的治国理政具体条件、时机而言，并未提升和度越具体的“势”。
中国哲学是对于宇宙、社会、人生的“道的道的体贴”和名字体系。这是中国哲学的精神和特色。对于“道的道的体贴”，体现了对哲学爱智慧和所以爱智慧的深度追求。所以爱智慧的追求，就是对最初原因和本原的探赜。古希腊思想家赫拉克利特认为“智慧就是一件事情”，“热爱智慧的必须熟悉很多的事物”，“唯有智慧是一，它既不愿意又愿意被人称之为宙斯”。热爱智慧的人要知道很多事物，犹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求知是所有人的本性。”赫拉克利特以“唯有智慧是一”，此“一”似有本体的意味，故以宙斯相比喻，此智慧不是形容词。亚里士多德认为，“人都是由于好奇而开始哲学思考……（一个爱智慧的人也就是爱奥秘的人，奥秘由奇异构成）。如若人们为了摆脱无知而进行哲学思考，那么很显然他们是为了知而追求知识，并不以某种实用为目的”。探赜哲学思考的因缘和目的，爱智慧的人是为了知而求知，他把智慧规定为“研究最初原因和本原才可称之为智慧”，“智慧就是关于某些本原和原因的科学”。人的求知的本性，换言之是对智慧的追求，这是哲学的精神。
《老子》说：“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出于对现实社会的惊异，而有对智慧的原因和本原的思考。对于智巧、智谋和巧诈，韩非说：“圣人之道，去智与巧，智巧大去，难以为常。”巧有诈伪乱真的含义，去巧诈、虚伪，才能使圣人之道得以实施。然大伪与智慧、孝慈与不和、昏乱与忠臣这种奇异的、反常的现象，却激发了人们对于存在者统一于存在之存在的反思。
智力与智能。主体的智谋和才能，在每个历史阶段中，主体的智力和智能在任何环境、条件下如何发挥自己的能量，体现了主体的能动性和生命力。荀子说：“所以知之在人者谓之知，知有所合谓之智。”主体具有认知客体的能力，称为知，主体的认知能力与客体事物相结合，便产生智慧力，这便是智力。韩非说：“力不敌众，智不尽物。与其用一人，不如用一国，故智力敌而群物胜。揣中则私劳，不中则有过。”一个人的力量不能胜众人的力量，一个人的智慧不能尽知万物，与其用一个人的智慧力量，不如用一国的智力，假如以君主一人的智慧和力量与众人及众物敌对，那么，君主一人的智力比不上群众、群物的智力，所以群众、群物胜。君主不根据群众的意见和事物的道理来处理事情，却凭自己的揣测来治国理政必会发生过错。用现代话来说就是走群众路线和按事物的规律办事。智能《吕氏春秋》载：“不知乘物，而自怙恃，夺其智能，多其教诏，而好自以，若此则百官恫扰，少长相越，万邪并起。权威分移……此亡国之风也。”不知道依据事物的道理、规律而依仗自己的才能、智能骄傲自大，自以为是，如果这样子，那么百官动乱，少长越位，各种邪恶并起，权威旁落，这是亡国的风气。恃能自大，终无好结局。《三国志》载：“司马彪《九州春秋》曰：‘融（孔融）在北海，自以智能优赡，溢才命也，当时豪杰皆不能及。’”曹操性忌，孔融自以为才能超群，结果被杀。骄傲恃才，必遭恶果，谦虚谨慎，必能发达。这是为人处事的箴言。
智略与智谋。智慧谋略，计谋智巧。《三国志》载：夏侯尚死，谥曰悼侯。注引《魏书》记载诏曰：“智略深敏，谋谟过人，不幸早殒，命也奈何。”夏侯尚的智谋才略深沉敏锐，计谋策略过人，不幸早死，奈何这是命。智谋，韩非说：“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韩非以社会变迁、历史发展的观点，论证法治的合理性。认为古今异俗，新故异备。他把人类历史分为上古、中古、近古三个时期，每一个时期各有其性质、特点和职能，上古以道德的高下作为修养道德的竞争标准，中古以智慧策略的多寡深浅来较量胜负，今世以气力的强弱以较量胜负。事异则备变，当今非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而是大智能时代，它超越了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的第一、二、三次工业革命，以智能的强弱、先进落后作为较量的标准，以智略、智谋的深度学习，借鉴、运用、创新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作为竞赛的高下。
智囊与智算。足智多谋和计谋计策多的人。古代官府幕僚、师爷为官府的智囊人物。《史记》载：“樗里子滑稽多智，秦人号曰智囊。”《索隐》解滑稽“谓辩捷之人，言非若是，言是若非，谓能乱同异也。”由于樗里子足智多谋，在攻魏曲沃、伐赵、攻楚中战功卓著，秦封其为严君。《史记》又载：晃错跟伏生学《尚书》学，学习回来“因上便宜事，以《书》称说。诏以为太子舍人，门大夫，家令，以其辩得幸于太子，太子家号曰智囊”。以晁错为计谋计策的能人。干宝《晋书》曰：“桓范出赴爽，宣王谓蒋济曰：‘智囊往矣。’济曰：‘范则智矣，驽马恋栈豆，爽必不能用也。’”桓范虽足智多谋，但跑不快的马贪恋饲料，曹爽不会用他的计策。智算，《后汉书》载：“时烧何豪有妇人比铜钳者，年百余岁，多智算，为种人所信向，皆从取计策。”比铜钳能预测吉凶祸福，取得种人的信任，都请她计策、测算。中国古代就认识到智囊和智算等人物的价值，战国时周王朝衰落，诸侯国之间互相争霸，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争取有利地位，一些卿大夫便结交和招收各种足智多谋、智算计策的有本领的人物，当时赵国平原君、齐国的孟尝君、魏国的信陵君、楚国的春申君为“四公子”，据说他们招养的门客都在三千人左右，这些智囊人物的门客，给他们出谋划策，排除各种困难。这就是中国古代养士机制，犹如智囊团或曰智库。当然，古中国智囊团与现代智库无论在性质、机构，还是形式、机制上均有很大的区别。
智虑与智识。才智谋虑和谋略心计以及聪明识别的能力。才智谋略需要智识，智识能力的培养需要通过谋略的实践。荀子说：“夫天生蒸民，有所以取之。志意致修，德行致厚，智虑致明，是天子之所以取天下也。”天生众人，各有取得各人自己应有的地位、位置的道理。如果要取天下，必须是意志、志向是最美好的，道德行为是最纯厚的，才智谋略是最明辨的，这是取得天下的必具的条件。若“其虑之不深，其择之不谨，其定取舍楛僈，是其所以危也”。谋虑不深刻，选择不谨慎，决定的取舍很草率，这是其遭遇危机的原因所在。这是天子之所以取天下与奸人之所以产生危机的根本缘由。其间存在着对客观形势和人物的智慧聪明的识别能力的问题。智识，韩非说：聪明睿智是自然天生的，动静思虑是人为的，人的视、听、思虑是因天而生。“目不明则不能决黑白之分，耳不聪则不能别清浊之声，智识乱则不能审得失之地。”目、耳、思虑过甚、过度，便产生不明、不聪、智识乱，就不能决黑白、别清浊、审得失。失去了目、耳、思虑的价值和作用，就是目盲、耳聋和心狂。目盲不避白天夜晚的危险，耳聋不知雷霆的危害，心狂易犯法令的灾祸。“所谓事天者，不极聪明之力,不尽智识之任。苟极尽则费神多，费神多则盲聋、悖狂之祸至，是以啬之。啬之者，爱其精神，啬其智识也。”啬是省的意思，是不极尽聪明和智识。如果要修治人为，就要采取爱精神和啬智识的方法。韩非认为，如果要获得智识的聪明识别能力，要通过对客体事物观察、试验的实践，没有通过实践检验的智识，是一种“前识”。所谓“前识者，无缘而忘意度也”。无缘智识的规则而凭先入为主的识知胡乱猜测，因此韩非批评说：“前识者，道之华也，而愚之首也。”是道理、道术中的虚华、愚蠢的开端。
聪明才智是人类一诞生就热烈追求的。在《新旧约全书》的《创世纪》中，上帝（神）创造了天地万物和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上帝对他们说，伊甸园中各种树上的果子你们都可以吃，只有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吃了定会死。但在蛇的引诱下，他们吃了，于是眼睛就亮了，就有了智慧。他们不选择吃长生不老生命树上的果子，而宁可选择智慧，对自己的赤身露体有了羞耻感。这就是说他们宁愿牺牲自己生命去换取智慧，智慧比生命更重要、更有价值。古希腊苏格拉底也孜孜不倦地去寻求智慧，他去访问各种不同的人，政治人物、诗人、剧作家、手艺工匠等，看是否比他更有智慧，激起了不断追求智慧的热情和决心。智慧是能做到和想到诸多人做不到想不到的事物，能预见宇宙、社会、人际、心灵、文明的未来的愿景。
智能的“能”的价值与智结合，才能使智能得以实现，而发挥智能的效能，无智能的能就失去灵感、灵魂，无能的智是不食人间烟火的虚无；能是检验智的效能的尺度，智是指导能的指针，两者须臾不离，相得益彰。
“能”见于金文《沈子簋》《毛公鼎》《中山王鼎》及江陵楚简。《说文》：“能，熊属，足似鹿。能兽坚中，故称贤能，而强壮称能杰也。”徐灏注笺：“能，古熊字……假借为贤能之能，后为借义所专，遂以火光之熊为兽名之能，久而昧其本义矣。”《玉篇·能部》：“能，多技艺也。”《广韵·代韵》：“能，技能。”有才能、能够、胜任、亲善等义。
能干与能行。能干会办事，有才能会实行。《后汉书》载：“尝（孟尝）安仁弘义，耽乐道德，请行出俗，能干绝群。前吏守宰，移风改政，去珠复还，饥民蒙活。”孟尝为合浦太守，与交阯比境，合浦不产稻谷，而产珍珠，先前宰守贪利，过度采求，珍珠徙于交阯，人物无资，贫者饿死于道。孟尝到任后，改革前弊，去珠复还，实乃休采捕而珍珠恢复生产，饥民蒙孟尝而恢复生机，被杨乔推荐为能干的官吏。能行，《周礼》载：“以听官府之大计，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洁、六曰廉辨。”郑玄注：“能，政令行也。”政令能够得以实行。晋陆机《文赋》：“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此能即能行之行，行之难也，有知难行亦难的意蕴。
能事与能够。能够做到的事，能够胜任的职责。《周易·系辞上》载：“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韩康伯注：“伸之六十四卦。”孔颖达疏：“触逢事项，而增长之。若触刚之事类，以次增长于刚；若触柔之事类，以次增长于柔。天下之能事毕矣者，天下万事皆如此例，各以类增长。”接触刚性、柔性的事情、事物，便增长刚性、柔性事情、事物，天下万事万物分别以其类增长和加强，这是事物发展、进步的一种形式，另一种形式是天下万事万物是相互联系的，相互促进的，又是互相依赖的、互相交感的。无刚就无所谓柔，无柔亦无所谓刚，刚柔相济，亦是天下万事万物皆如此例。能够，《尚书》载：西伯（文王）战胜了黎国，祖伊很恐惧，他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商纣王。纣王说：我是接受上天大命治理国家的，老百姓能够怎样我呢？祖伊说：“呜呼！乃罪多参在上，乃能责命于天。殷之即丧，指乃功，不无戮于尔邦!”孔安国《传》：“言汝罪恶众多，参列于上天，天诛罚汝，汝能责命于天！”乃能，汝能，均作能够解。《孟子》载：“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注：“辟土地，侵邻国也。充府库，重赋敛也。”古代以伤民为民贼，今以为良臣，古今异世异事，价值观念发生变化，对世事的价值判断也显天壤。若依孟子君为轻、社稷次之、民为贵的思想而观照，则伤民之事，为民贼，这是孟子对伤民和兼并战争的批判。这里能够辟土地、充府库在战国时代从民贵思想出发并非善事。《史记》载：齐湣王十二年攻魏，魏王对韩冯、张仪说，煮枣将拔，“齐兵又进，子来救寡人，则可矣，不救寡人，寡人弗能拔”。司马贞《索隐》：“能，犹胜也，言不胜其拔，故听齐拔之耳。”能够战胜，不能够战胜即被攻破，不能够救魏，就会被齐攻陷。
能吏与能臣。有才能会办事的官吏及能遵守臣的品节、礼节的臣子。《汉书》载：“元帝初即位，待诏郑朋荐敞先帝名臣，宜傅辅皇太子。上以问前将军萧望之，望之以为敞能吏，任治烦乱，材轻，非师傅之器。”郑朋推荐张敞为皇太子的师傅，元帝询问萧望之。望之认为张敞是一个有才能的官员，但不是做皇太子师傅的人材。张敞的弟弟张武任命为梁相，梁王骄贵，是一个难能治理的地方，张武以刑法治理梁国，“武既到官，其治有迹，亦能吏也”。张武是有才能会办事的官吏。能臣，《淮南子》载：“成王既壮，周公属籍致政，北面委质而臣事之，请而后为，复而后行，无擅恣之志，无矜伐之色，可谓能臣矣。故一人之身而三变者，所以应时矣。”周武王死后，成王年幼，周公继承文王的事业，履行天子的职位，听天下的政见。周公在事奉成王时候，行无专制，事无由己，婉顺而谨慎。到了成王成年，周公归政于成王，而执臣子之礼，每事必请示，然后去实行，没有功臣的姿态，不自夸其功劳，无骄傲自大的颜色、拘谨自持，可以说是能臣。在历史上有不少功臣，由于功高自大，以致遭杀身之祸。能做到像周公这样，实属不易，这就需要做到“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或者“吾日三省吾身”，才不会重复历史上一些功臣的错误。历史的教训，值得借鉴。
能士与能顺。有知识有才能的士子与和顺亲善。能士，《战国策》载：魏惠王对公叔痤说：“公叔岂非长者哉？既为寡人胜强敌矣，又不遗贤者之后，不掩能士之迹，公叔何可无益乎？”公叔痤是一个有高尚道德的人，既有战胜强敌之功，又不遗忘贤者的后代，不掩盖能士的功劳。《荀子》曰：“百里之地，其等位爵服，足以容天下之贤士矣；其官职事业，足以容天下之能士矣；循其旧法，择其善者而明用之，足以顺服好利之人矣。”给予等级地位及相应服饰职业，能容纳贤士。给予官职、事业、能容纳有才能的能士。能顺，《正字通·肉部》：“能，顺习也。”《诗经》载：“柔远能迩，以定我王。”朱熹注曰：“柔，安也，能，顺习也。”能和顺亲善，能安远方的诸侯国，和顺而相亲近。《左传》载：“范鞅以其亡也。怨栾氏。故与栾盈为公族大夫而不相能。”范鞅与栾盈同为公族大夫，二人不能和谐共处，范鞅被迫到了秦国，不相能，也可解为不善于与他人相处，《玉篇·能部》：“能，工也，善也。”
能知与所知。主体人的认知能力与所认识客体对象的关系。庄子提出能知与所知的概念。“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辩，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谓天府。”主体知道、认知其所不知的，就达到认知的极点。“能知”是主体所具有认知能力，这是认知主体本然具有的潜在的府库。庄子往往把能知简称为知，而把认知客体对象称为所知。“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尝死者乎。”成玄英疏：“一知，智也。所知，境也。能知之智照所知之境，境智冥会，能（无）所（无）差，故知与不知，通而为一。虽复迹理物化，而心未尝见死者也。”“一知”是主体人本具的认知的智慧，“所知”是客体认知的对象，“一知之所知”，能知主体与认知客体相互融合的智慧，所知是被能知所观照的客体对象。荀子说：“所以知之在人者谓之知，知有所合谓之智。所以能之在人者谓之能，能有所合谓之能。”主体人固有的认知客体事物的能力称为知，主体的认知能力与客体认知对象相接触融合所获得的认知称为智慧。认知主体固有的认知能力施于客体认知对象，在实践中与之相结合称为能力或材能。主体本能的认知能力转化为材能，是与认知对象的“所”相融合而形成的。对能知与所知作了较深刻的阐述。
自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突和合中，诞生了中国化的佛教，东晋时曾被人称为“中国玄宗大师”的僧肇，融突和合魏晋以来玄学和佛教主要流派的观点，构建了其佛教哲学体系。他借鉴、吸收中国传统的能知与所知的思想与佛教思想相融合。“般若即能知也，五阴即所知也，所知即缘也。夫知与所知，相与而有，相与而无。相与而无，故物莫之有；相与而有,故物莫之无。”般若是梵文的音译，汉译为智慧，它是一种超经验、知识的灵智，是洞照性空，成佛的宗教智慧，也是体悟万物性空的直觉能力，这种能力是本具的，而喻为能。五阴又译为五蕴（色、受、想、行、识），包含物质、精神世界，为其认知对象所知。万物的有与无，知与无知都由因缘和合而起。
能知与所知，认知主体的认知能力与认知客体对象的关系，既相对待而有，又相对待而无。宋明理学中气体学集大成者王夫之，他在评价佛教、程朱、陆王的能知与所知中，对其作了深度的诠释，他从体用、思位、己物、内外四个方面对其作了不离不杂融突和合的论述。能知与所知有冲突又融合，“乃以俟用者为所，则必实有其体，以用于俟用而可以有功者为能，则必实有其用”。作为接受主体认知作用的客体对象为所，它必须是实有的本体或实体；作为作用于客体对象而产生功效的主体体认能力的能，必须是实有的体认功能。无论是体或用，一依于实有。所俟能，能用乎所，拒物空所，能亦空能，那么就陷入“能自能”，“所自所”，犹如“物”与“己”，“物自物，而己自己，未尝不待吾审二人遽入吾中者也”。能与所不发生交感、交接关系，就不能构成主体对客体的认知活动。所俟能，能作用于所。“境之俟用者曰所，用之加乎境而有功者曰能。”所作为客体的境，有待主体的作用，若客体的所（境）未进入主体的认知活动，便不能为主体所认知。但所（境）不能决定能否与主体认知活动产生交感、交接作用，“己欲交而后交，则己固有权矣”。交感、交接主动权掌握在主体认知的自己手里。能与所有内外的不离不杂，“所著于人伦物理之中，能取诸耳目心思之用。所不在内，故心如太虚，有感而皆应。能不在外，故为仁由己，反己而必诚”。作为主体认知对象的客体超越于主体人心之外，它呈现于内在的人伦物理之中；作为主体认知能力、功能，只有通过耳目感觉和心思思辨，才能表现体认主体的作用。能知与所知经王夫之的诠释，使中国哲学的认知论达到较高的水准，为中华民族的认知论开出新路径、新精神。
智与能融合，其价值呈现为智慧与才能，它在中华传统文化中体现为思维灵感、灵魂理念与才能才干、能力能吏的关系；思想概念与实在、存在的关系；主体认知能力与客体认知对象的关系，即能知与所知的关系；智慧、知识与实践、实行的关系；计谋、谋略与能事、能臣的关系。是内与外的内在性与外在性关系，内在性的智慧、思维、理念、知识、计谋、谋略，有待通过能士、能吏。能臣、能事、能干的人才发挥其能量，进行外在性的实现，实行、实施、实践、实验，构成智能价值体系，智能价值体系将创造新世界。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智能主要是指主体人的智慧、聪明和实践客体的才能、能力。人类随社会的发展和智能实践活动的提升，不断将人类的智能转化为人类所需要的对象物，使人类的生活得到丰富。在当今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的大智能时代，智能已赋予和浸润到人类一切活动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之中。它不仅成为最普世的话语体系，而且成为人类日常一切活动的须臾不离的存在者，离了此存在的他者，他的日常生活中就失去了最亲密的存在者，人类的衣食住行用等等就会发生困难和危机。
相应是万物普遍规则
然而，如果“智自智”、“能自能”，主体智慧，不接受客体能士的作用、实践，或者客体能臣、能吏不能运用主体智慧于实践、实验，或者客体能事、能知未进入主体智慧域，主体智慧域未遽入客体能事、能知，就不能构成智能价值内涵的功效。因此，智与能必须发生交感、交接的感应作用或者相应功用。犹如荀子说：“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合感应，不事而自然谓之性。”人生来就是这样的叫做性，性是由阴阳五行等气融突和合而成，这是主体人与外在事物相接触而产生的感应、反应，不是后天的教化与修养，而是自然感应的结果。这就是智与能必须互相感应、互相交接、互相相应。韩非说：“所谓方者，内外相应也，言行相称也。”内在的思想、智慧与外在的能干事、实践相照应、相感应，犹如话语与行动相符合，知行合一。
智能相应的“相”，见于《殷墟书契前编》5.25.5，《殷墟文字乙编》4057，金文《相侯簋》。《说文》：“相，省视也。从目从木。《易》曰：‘地可观者莫可观于木。’《诗》曰：‘相鼠有皮。’”段玉裁注：“此引《易》说从目木之意也。目所视多矣，而从木者地上可观者莫如木也。”徐灏《笺》：“戴氏侗曰：‘相，度木也。工师用木，必相视其长短、曲直、阴阳、刚柔之所宜也。相之取义始于此会意。’”有相视、省察、相互、相交、选择、相助等义。
相互与相坐。交互、交往、相互往来、变化以及相互关联、联通、相应。《周易》载：“刚柔相推而生变化。”虞翻注曰：“刚推柔生变，柔推刚生化也。”李道平疏：“一往一来曰推，阳称变，阴称化，阳来阴往，则刚推柔生变，阴来阳往，则柔推刚生化，刚柔相推，消息之象也。”刚柔、阴阳相互往来，相互往来的过程，是相互借鉴、吸收的变化的实现，不相推、不相交，万事万物就处静态、固定、不变、不化的状态，事物就不会发展、进步。唯有打破不相推、不相交，才能相应、相连。相坐，有相应、相关连的含义。《庄子》载：“谓己道人，则勃然作色……饰辞聚众也，是终始本末不相坐。”郭庆藩按：“道人即谀人也。”有人讲自己是谄媚的人，就勃然变色；讲自己是奉承的人，就忿然变脸，然而终身阿谀的人，以修饰文词来聚众，保持终始，合其本末，众既聚从，不相罪坐。《淮南鸿烈》曰：“商鞅为秦立相坐之法，而百姓怨矣。”注曰：“相坐之法，一家有罪，三家坐之。”把三家的人均连在一起，这种相坐是国家的强迫，强权所压，以使人不犯罪。然而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联通是社会、人民、发展、繁荣的需求，百姓不是怨恨，而是欢迎、点赞。
相连与相通。天地万物都互相连接、连系，而互相联通，由于相连、相通，而构成系统的、整体的、有序的体系。《淮南鸿烈》讲：圣人胸怀天心，能动化天下，精诚感于内，形气动于外，祥瑞不断而至。若逆天暴物，则灾祸不断，深沉体现了环保思想。“天之与人有以相通也。故国危亡而天文变，世惑乱而虹霓见，万物有以相连，精祲有以相荡也。”人的精诚能感动天，天心与人心相通。犹如朱熹说：“吾之心正，则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气顺，则天地之气亦顺矣，故其效验至于如此。”景星见，黄龙下，凤凰至，嘉谷生，无水旱之灾，假如心不正、气不顺，逆天暴物，那么，日月五星失序，四时乖戾，山崩川涸等自然灾害就会发生。社会、国家、事物的危亡、动乱、失败就会出现，天文会发生变化，虹霓会出现，物与物之间是相连的。当今的人工智能把人心与天心，太空的卫星与地上的科研、军事、学术、经济、政治、文化、事变紧紧相连、相通，虚拟时空把物理时空转化为智能时空。这便是天地万事万物智能相连相通的缘故。如三相、多相交流发电机有三个、多个绕组，每一绕组为一个相，发电时三个、多个绕组的电动势变化频率相同而相通、相连。
相识与相择。互相相知、相识，由于知根知底，便可以对人、对事、对物、对职业进行准确的选择。《春秋左传》载：吴季札“聘于郑，见子产，如旧相识。与之缟带,子产献纻衣焉”。吴季札是吴王寿梦第四个儿子，他到郑国去，与子产相识，子产厚待礼遇季札，给他白色生绢的大带和麻所织的衣服。当然也会给子产以礼物，互相赠物。他对子产说，郑国的执政伯有很奢侈，国家将有难，你子产将执政，若执政必慎之以礼，不然，郑国将败。这是两人相知相识说的话。相择，《周礼》载：“凡相笴，欲生而抟，同抟欲重。”郑玄注：“相，犹择业。”笴为弓矢的干，干的选择，要选择坚实的木料做弓圜。《三国演义》载：赵云向刘备推荐李恢来招，刘备问：“今何故归我？”李恢说：“吾闻良禽相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前谏刘益州者，以尽人臣之心，既不能用，知必败矣。今将军仁德布于蜀中，知事必成，故来归耳。”良禽选择树木而栖息，贤臣选择主人而从事。李恢说出了他相择的缘由。
相得与相治。互相配合、互相匹配以及可辅佐、治理。《周易·系辞》曰：“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虞翻注：“五位，谓五行之位，甲乾乙坤，相得合木，谓天地定位也；丙艮丁兑，相得合火，山泽通气也；戊坎戌离，相得合土，水火相逮也；庚震辛巽，相得合金，雷风相薄也；天壬地癸，相得合水，言阴阳相薄而战于乾，故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周易·革卦·彖传》曰：“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李道平疏：“离中女，兑少女……火曰炎上，故离火志上；水曰润下，故兑水志下，上下异志，故不相得。”阴阳、男女相得，犹“男女构精，万物化生”。二女同居，不能生儿育女。从国家治理来说，如何使百姓安居乐业，《礼记》载：“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参相得也。无旷土，无游民，食节事时，民咸安其居，乐事劝功，尊君亲上，然后兴学。”郑玄注：“得，犹及也。”度量土地分给居民，并组织成邑，使土地不荒，居民有土地，从事生产，就没有游民，百姓安居乐业，然后到学校学习。因而《小尔雅·广诂》：“相，治也。”《尚书》曰：“相我受民，和我庶狱庶慎，时则勿有间也。”孔安国传曰：“能治我所受天民，和平我众狱众慎之事。”孔颖达疏：“正义曰：相训助也。助君所以治民事，故相为治，天命王者使之治民。”相为助君治理民事，谨慎地治理众狱讼，以求和平化解。
相须与相辅。相互依赖、相互配合、相互辅佐、相互帮助、扶助。《诗经》曰：“习习谷风，维风及雨。”毛亨《传》：“兴也。风雨相感，朋友相须。”孔颖达疏：“由朋友相须，故恩得成，朋友恩爱，相须若是。事有穷达，不可相弃，何为且恐且惧，当遭苦厄之时，维我与汝，独受此难，才得且安且乐；志达之时，汝何更弃我乎？不念恩爱之时也。”郑玄解释说：“习习和调之貌，东风谓之谷风。”风雨相交感、感应，犹如朋友互相配合扶助。润泽万物生长，比喻朋友恩爱，朋友穷则同艰共苦，达则不忘恩爱、相须之时。这是就自然风雨相须而推及朋友相须。
就日用工具的效应来说，《汉书》讲：“规者，所以规圜器械，令得其类也。矩者，所以矩方器械，令不失其形也。规矩相须，阴阳位序，圜方乃成。”规矩是画圆、方、直角用的标准工具、器械。画成方圆，必须依赖、依靠规矩。无规矩，不能成方圆，规矩是人的发明创造，人运用自己创造工具、器械，而制造合符精准、标准的产品，在中国哲学的文献中，相须是经常使用的概念。相辅、辅相、相扶，都是辅佐、扶助的意思。《广韵·漾韵》：“相，扶也。”《集韵·漾韵》：“相，助也。”《周易》曰：“天地交，泰，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孔颖达疏：“相，助也。当辅助天地所生之宜。”《周礼》讲扶助盲人，“凡乐事相瞽”。郑玄注：“相，谓扶工。”贾公彦疏：“眂瞭有目，瞽人无目，须人扶持故也。”盲人做事走路靠有眼睛的人的扶助、相扶，不然，就会走错路，或发生危险，以后可以有智能机器人扶助、相扶盲人做一切事情。
相知与相好。知己的挚友，或彼此亲密的人，或知根知底的亲近的人。屈原《楚辞·离骚》曰：“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朱熹集注：“司命初与己善，后乃往来飘忽，不言不辞，乘风载云以离于我，适相知而遽相别，悲莫甚焉！于是乃复追念始者相知之乐也。”司命为文昌宫第四星，屈原放逐，见楚国沅、湘之间，有信鬼好祭祀的风俗，祭祀鬼神必使巫觋作乐，歌舞以娱乐神。以寄托其忠君爱国的眷恋的意蕴，悲者悲其被放逐，乐者乐其相知之时。
《史记》载：“灌夫亦倚魏其，而通列侯宗室为名高。两人相为引重，其游如父子然。相得欢甚，无厌，恨相知晚也。”后作成语相知恨晚。相好，《诗经》载：“兄及弟矣，式相好矣，无相犹矣。”毛亨《传》：“笺云，犹当作瘉。瘉，病也。言时人骨肉用是相爱好，无相诟病也。”兄弟互相爱好，相互没有指责或辱骂。《左传》载：“昔逮我献公及穆公相好，勠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往昔晋国献公与秦国穆公曾有盟誓，晋献公之女嫁与秦穆公为夫人。相好也有男女相爱的意蕴。
相于与相亲。相互亲厚、互相亲近，也是古代议婚的一种礼仪，相于，《潜夫论》载：“夫尧舜之相于，人也，非戈与伐也，其道同仁，不相害也。”尧舜相亲相厚，两者相因而成大光，两圣相德而致太平。《仪礼》贾公彦《疏》引郑玄注：“郑目录云：大问曰聘，诸侯相于久无事，使卿相问之礼。”《周礼》规定，凡诸侯的邦交，岁相问。大聘使卿相，小聘使大夫。这是诸侯之间的友好、相近的往来聘礼。《春秋左传》载孔颖达疏：“诸侯相吊之礼，含襚赗临，同日而毕，与介代有事焉，不言遣异使也。诸侯相于，则唯遣一使。”吊礼，诸侯之间要派遣使者去吊丧，以表示互相之间相亲相厚。相亲，韩非曰：赵国都邯郸，居燕、齐、魏、韩的中央，四国的人杂居。“当是时也，赵氏上下不相亲也，贵贱不相信也，然则邯郸不守。”邯郸为战略要地，而其内部上下、贵贱不相亲、不相信，矛盾重重，不能团结和谐，是秦容易攻占的战略之地。
相的价值内涵展开，是人与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之间的紧密的交互、交往、连接、依赖、配合、辅佐、治理、选择、亲近、亲密、婚姻，等等，而其自然与自然，社会与社会、人际与人际、心灵与心灵、文明与文明之间以及其相互之间亦相互交往、连接、依赖、配合、辅佐、亲近、亲密，等等，构成质相的命运共同体或宇宙、人类的整体性、系统性、有序性。智能相应的“应”，不见于甲骨，有见于金文。《说文》：“应，当也。从心。”《尔雅·释诂下》：“应，当也。”应当、应该等，其义丰厚。
应求与应和。互相应和、响应，你问我应，相互应响。《广雅·证韵》：“应，物相应也。”此物作用彼物，彼物回应此物，彼此事物构成互动、交流、联通、连接关系。应求，《周易》载：“九五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何谓也？子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张璠释曰：“天者阳也，君者阳也，雷风者天之声，号令者君之声，明君与天地相应，合德同化，动静不违也。”天人一理，合一，天与君相应，应求。又虞翻注：“艮兑山泽通气，故相求也。”艮为山，兑为泽，艮兑山泽通气，同气相求、应求。《魏书》载：“孝悌廉义，文武应求者，皆以名闻。”诏洛、怀、并、肆四州之民，对百岁、九十、八十、七十岁的赐爵，对鳏寡孤独不能自存的人，人粟五斛，帛二匹，以使百姓生活有保障，孝悌廉义的道德得以施行，对有道德文武之才能的人，凡应求者，同庶族例予以对待。应和，《正字通·心部》：“应，魏晋诗文属和曰应。”为应和。应和有响应附和的意蕴。《史记·陈涉世家》载：陈胜攻入陈，自立为王，号为张楚。“当此时，诸郡县苦秦吏者，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应和陈胜（字涉）反秦，强秦在动乱中灭亡。
应时与应物。适应时势的变化，以及适应事物的发展。时势、事物发展变化一日千里，瞬息万变，若不适应其发展变化，就会落后，边缘化，甚至出局，因此应时、应物的价值是最宝贵的，它有关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各个领域。荀子说：“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天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顺从天而歌颂它，不如控制天命而利用它，盼望天时的恩赐，不如顺应自然季节的变化而使用其为人服务，体现了度越主体人受自然天命控制、支配的境域，而掌握主体人自己命运的自觉。应物，适应事物的变化。《庄子》载：“邀于此者，四肢疆，思虑恂达，耳目聪明，其用心不劳，其应物无方。”成玄英疏：“遇于道而会于真理者，则百体安康，四肢强健，思虑通达,视听聪明，无心之心，用而不劳，不应之应，应无方所也。”孔子与老子探讨道是什么？老子在讲道的性质与各种功能的价值时，道是一种无心的心，不应的应，它适应万物的变化而不拘执、执着的本真。
《史记》载：道家“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道家的方法，根据阴阳家掌握天时运行的规律，采取儒家、墨家的好处，吸收名家、法家的精要，随时间的迁移，适应事物的变化，订立规则来做事，没有不适宜的。在当前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的人工智能的大智能时代，唯有借鉴、学习、吸收各领域各国、各民族的优秀成果，并在全面开放的真诚合作中发展。
应机与应变。事业、功业的成功与否，既要适应时机，亦要抓住机遇，不抓住时机、机遇，就失去发展的好时机。在大好的时机过程中，要很精准地应付事变，否则就会被一些事变所干扰。应机，《三国志》载：郤正作《释讥》：“考人事之盛衰，辩者驰说，智者应机，谋夫演略，武士奋威，云合雾集。”辩说快速、敏锐，智慧而适应，符合时机，计谋而有谋略，量时揣度适宜。应变，应付事变，或随机应变。荀子讲：“不先虑，不早谋，发之而当，成文而类，居错迁徙，应变不穷，是圣人之辩者也。”有小人、君子、圣人的辩说，三者不同，圣人的辩说，不用事先考虑和计谋，说出话来很恰当，辩说很有条理，依据随时变化的情况，而不断地应付事变不同的发展变化，这是圣人的辩说的智慧。中国先秦时，有各种各类辩论的形式和场合，苏秦、张仪就是辩士，名家，后期墨家的辩论，开创中国的逻辑学。哲学就是一种辩学的形式。有智慧者，才能掌握应机、应变。诸葛亮说：“夫必胜之术，合变之形,在于机也。非智者孰能见机而作乎?见机之道,莫先于不意。”取胜的方法，掌握战争变化的形势，在于随机应变，把握机遇、时机而作出在不在意料情况下的取胜之道，没有智慧的将领是不可能做到的。
应接与应援。照应接待，呼应救援。《后汉书》载：寇恂谏曰：“长安道里居中，应接近便，安定、陇西必怀震惧，此从容一处可以制四方也。”时隗嚣将领高峻，降汉又叛汉助嚣。高峻据高平，汉帝将自亲征，因而有寇恂的谏言。寇恂认为长安居中，应接起来既近又方便，据长安可制约、控制四方。《晋书》载：桓石秀博览群书，尤善《老》《庄》道家的著作。“常独处一室，简于应接，时人方之庾纯。甚为简文帝所重。”他受道家思想，好清静，所以简于应接、应酬，而常常弋钓林泽，不以荣爵婴心。应接与应援相联、相接，应援是应接救援。诸葛亮说：“古之善斗者，必先探敌情而后图之。……若用贤授能，粮食羡余，甲兵坚利，四邻和睦，大国应援，敌有此者，引而计之。”如果探知敌方是这种情况，要引而避之，不可能战而胜之。如果与此相反，师老粮绝，百姓愁怨，器械不修，将吏刻剥，赏罚轻懈，营伍失序，再加上外救不至，没有大国的救援，可攻而战胜它。胜败之道的决定因素，经敌我双方这些因素的对比，便可知己知彼，百战而不殆。
应对与应诺。互相对答，互相答应、承诺。《集韵·证韵》：“应，答也。”《论语》载：“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教人的次序，先小者近者，而后教以诚意正心大者远者。洒扫、应对、进退是小学教育的内容。程颐说：“圣人之道，更无精粗，从洒扫、应对，与精义入神通贯，只是一理。”洒扫、应对，便是形而上者，理无大小。因此，程颐、朱熹非常重视小学教授，这是教人如何做人，做人的基本道德规范，即人像一个人。韩非讲，赵国的敬侯，不修德行，而好纵欲，荒淫作乐，对于“进退不肃，应对不恭者斩于前。故居处饮食如此其不节也，制刑杀戮如此其无度也，然敬侯享国数十年”。梁启雄认为，赵敬侯立12年卒（公元前386—前376），非数十年。韩非以法家严刑峻法思想来评价敬侯，认为敬侯不修德而制刑杀戮无度，亦能享国数十年，然有的虽节俭勤劳，布衣恶食，国犹自亡，以明以法治国的正确性。对于对应之言所答应、承诺的话，应予以实现。
《礼记》载：文王“命膳宰曰：‘末有原。’应曰：‘诺。’然后退”。郑玄注：“末犹勿也。原再也。勿有所再进，为其失饪臭味恶也。”膳宰不能再给文王送有气味臭恶的食品，应诺而退。《三国志》载：顾雍死后，孙权素服临吊，以为顾雍至德忠贤，辅国以礼，“其以雍次子裕袭爵为醴陵侯，以明著旧勋”。裴松之注引《吴书》：顾雍族人顾悌，以孝悌廉正闻于乡党。“悌父何历四县令，年老致仕，悌每得父书，常洒扫，整衣服，更设几筵，舒书其上，拜跪读之，每句应诺，毕，复再拜。”其孝敬之心可表，每句话他都应诺而行。
应，怎样应，与谁应，如何应该，如何应当？必有与之相对应者，如此与彼应，彼与此应，构成相互关系，应该、应当亦为相互而言。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应往往与相连接、联系，构成相应的价值系统，其构成的形式多样、多元。从哲学思维而言，“凡道之情，不制不形，柔弱随时，与理相应。万物得之以死，得之以生；万事得之以败，得之以成”。万物万事得之生死成败的决定者、支配者，为道理相应的形式。道理本身是度越的，不制不形的，其形式是现实的；从政治赏罚而言，“庆赏罚刑，异事而同功，皆王者之所以成德也。庆赏罚刑与春夏秋冬，以类相应也，如合符”。以政治法律的庆赏罚刑与春夏秋冬的四时相配合、符合，为异事相类的形式；从天人关系而言，“天将阴雨，人之病故为之先动，是阴相应而起也。天将欲阴雨，又使人欲睡卧者，阴气也”。人的疾病与昏昏欲睡是天气的阴雨所引起的，为天人感应的形式，这是天的理，“同声相应，固天之理也”；从自然事物来观，“美事召美类，恶事召恶类，类之相应而起也。如马鸣则马应之，牛鸣则牛应之”。这是事物互应形式；从阴阳之气来看，“以阴阳之气相动也，故寒暑燥湿，以类相从；声响疾徐，以音相应也。故《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暑、燥、疾为阳，寒、湿、徐为阴，阴阳相从相应，为阴阳相动形式。相应的多元样式、形式，普及哲学道理、自然事物、天人感应、阴阳相动、政治刑赏等。相应是指自然生态、社会活动、人伦道德、治国理政、万事万物、理念思维等相互相应关系的融突和合，是人类普遍的规则。
智能相应创新的和合境界
智能相应成为一个关键词，体现了中华文化旧学新知的精神。它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既古老又祢新的命题，是当今智慧创新的话语。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尚贤与能，重视知识才能，尊重聪明才智，爱护智略能士，任用智虑能知；同时亦注重相通应物，看重相互应求，器重相须应援，慎重相治应变。以诸葛亮的精神爱智、识智、足智、计智、用智；以伯乐精神爱才、识才、容才、聚才、用才。在生生不息的智能相应中，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文明古国之林。
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的大智能时代，何处不智能，何处不相应？智能与相应相须相辅，智与能相连相接，相与应相好相知。智能相应作为存在者都和谐存在于大网络的存在之中。古希腊赫拉克利特最早用φιλóσoφοζ，译作‘爱智慧的’（爱智的），其中“爱”（φιλ?ω?）是指事物之间关系的和谐与互相适应。智慧是指所有存在的存在者都在存在之中。在赫拉克利特那里，爱智是指人与天地万物，即一切存在者相互适应、相应、和谐一致的精神。中国文化中智能相应，在爱智者的开放包容、致广大的宏伟胸襟中，在“天地万物本吾一体”、“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的存在论的境域，天地万物一切存在者都在智能相应的融突和合体系的网络之中，无论是存在的、观念的，还是物质的、精神的，一切概不例外。量子通信网络与“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连接，打通了天地一体化广域量子通信链路，证明“天地万物本吾一体”非假设。
就智能而言，如“仁义智能”原本是“森然于方寸之间”的，内在的连接在一起的。若“爱智慧”的“爱”作事物之间的和谐一致、相互适应、相应解，这种对一切存在的爱，是人为“天地立心”的爱，是人为“生民立命”的爱。这种爱意蕴着天地万物智能相应的和谐、和合。这就是智能便由内在的转变为外在的需求、追求相应的存在者，而智能相应本身也在追求之中，构成智能相应的整体网络系统。就相应而言，本身也在追求智能，应接应求于智能，才能应机应变。既使相应有其追求的对象，也使相应有其追求的目标，这样智能相应才能在大智能时代展示其无限的生命活力。
智能相应是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大智能时代的新思维方式，新价值境域，新理想境界。
奇思妙想，智能创造。中华民族是无限智慧的民族，也是善于奇思妙想的民族，以及特能创造的民族。在先秦时中华先圣先贤的智慧像井喷式的爆发出来，激发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哲学、思想、学术的突破，创造了一个东方的“融突和合期”；历代士子们最富于海阔天空式的无中生有的理想，《周易》、《诗经》、《离骚》、《庄子》、《纬书》、汉赋、唐诗、宋词、明清小说（如《封神榜》、《西游记》）等其中所描绘的一些想象和情节，都是庄周梦蝶式所结的硕果；中国科学家们的“四大发明”震惊世人，独居世界鳌头。中华民族先圣先贤们、历代士子们、科学家们的奇思妙想、无中生有的神奇的太空、无所不能的神仙、变化无穷的孙悟空、力大无穷战无不胜的侠客，以及一切妖魔鬼怪所能所为的活动，在以往似乎是一种供茶余饭后闲谈的空想，清谈的玄学，但在大智能时代，却把空想变成现实、玄学转为实学、不可能成为可能。智能创造，就是创前所未有，造前所未造，爆发人类的无穷聪明智慧，无尽创造才能，在深度学习中，想前人所未想，知前人所未知，解前人所未解，行前人所未行。智能创造新时代、新境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合天下新世界。
美好生活，前程似锦。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要求日益增长。在大智能时代，人类生活的衣食住行及精神文化生活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人类的脑子更聪明了，手更长了，腿更短了。人工智能“刷新”了世界，创新了城市，更新了生活方式，维新了文化生活。创造了智慧世界、智慧社会、智慧人际、智慧心灵、智慧文明，以及智慧城市、智慧社区、智慧农村、智慧生态。这是日益增长美好生活的需要。这在“2017年杭州·云栖大会”所展示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最新科技创新成果上已见端倪。
视觉智能、芯片计算、量子技术、无人驾驶、城市管理和智能餐厅、智能零售、智慧医院、智慧酒店、智能邮局、智能汽车等。智能相应，在其间起着重要作用，语音交互的智能相应就能导航、调温的汽车，如互联网汽车，通过语言交互的智能相应作用，车主就能打电话、导航、空调调温，提前规划路线，提供最好停车位置，这是打开新世界的大同。声纹识别技术的发展使智能音箱能“认识”主人，分辨出陌生人的声音，以保证使用的安全性和私密性。人向智能机器人“天猫精灵”发出指令，随后便收到回复和所要的美食，在智能机器人内置有人机交流的智能相应系统，它像学习的“大脑”，通过与用户持续的智能相应的互动，能不断地进化成长并根据每个人的喜好进行内容设定和推荐。智能邮局、智能酒店，刷脸识别后，包裹就会送到你的面前，酒店即可入住，点点手机就能掌控房间所有设备。若人不想去邮局，就坐等配送机器人送还寄包裹。城市是人类文明的标志和符号，但拥堵成了城市病，如何使文明标志的城市变得更文明，成为智能城市，给城市装上人工智能的“大脑”，计算红绿灯是否需要应急改变，以前救护车出动遇上红绿灯就要闯红灯，很危险，智能城市的城市大脑能在救护车出动前进行路线规划、控制路线上的红绿灯，并以数据资源治愈城市拥堵病，即以数据大脑为核心，由监控设备拍下路口的交通状况，对道路和时间资源进行再分配，达到大城市急待解决的拥堵难题。云栖小镇已描绘出一幅云计算发展蓝图，未来生活将展现更多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美好的生态全景。在大智能的智能相应的推进下，机器人按摩师在新加坡上岗。缝纫机器人将使服装业换新颜。可食用机器人将助人康复。人工智能将重塑广告营销业。它将成中国经济新引擎。
人工智能无所不能，无所不在，它带来人才选拔革命，应聘者可用智能手机完成在线面试过程。它或将延长人类寿命，使用智能相应交互式显示器的病患者如果认为某些指标可疑，可以迅速通知医生，直接与智能手机连接。数字时代颠覆传统政治生态，它带来超级连通性和信息获取总量不仅赋予人民以权力，还改变了选民对官场及政党的态度，选民们越来越觉得自己可以形成自己的观点，告别左右两派。金融是人工智能最好落地场景，人工智能技术驱动金融进入智能金融时代，整个金融行业通过流程电子化，使得服务更加便捷，在获客、服务、风控方式、it基础设施方面发生大变化。人工智能在智能相应中改变了世界，颠覆了人类传统生活方式，使人类生活得更便捷、更幸福、更健康、更快乐、更美好，随着人工智能飞速发展，将换来前程似锦的新时代。
思维方式，智能相应。思维魅力深植在中华文化的沃土之中，作为领导者是什么指导其慧眼识英才，是什么驱使企业家作出适时的科学决策，是什么激发科学家发明创新的灵感，是什么引领艺术家创作进入“思与境偕”的意境，是什么诱使学者突发新知的火花，是什么启发电脑、计算机、大数据以及政治家、企业家、经济学家、逻辑学家垂青人工智能，等等，都是人类思维的魅力。美国《连线》杂志主编凯文·凯利认为，人工智能是人类发明的思维方式，每个人工智能项目就是一个不同的思维方式，千差万别的思维方式会帮助人类解决一些难题。
主体人的思维方式与存在方式交互相应，人以思维方式表达人的愿望。思维方式是思维主体运用概念进行分析、综合、判断、推理活动的过程。思维一般在一定方式下运行。思维主体的人脑是思维器官，含140亿个神经元的大脑皮层在进行思维、分析、推理，主管语言和自我意识。右半球主要从事形象思维、色彩欣赏、空间定位、图像识别等；思维客体为思维对象，思维主体从自然、社会、人生中获取大量感性资料，进行分析、综合、判断，即去粗取精，形成知识、观念、理想等；思维方法是思维主体按照一定的思维方式进行思维实践和认知，把握客体事物的手段及沟通两者的中介，思维方法引导人们的思维路线、过程、逻辑程序和具体方法，且分不同层次；思维程序是思维主体与客体交互相应中的动态综合系统，并在思维活动过程中根据情势的变化，随时协调，以能唯变所适。思维的主客体和思维方法程序，构成思维活动的系统。
人工智能概念自1956年提出，经一日非千里，而是万里、亿里的发展，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的交感联通、智能相应中进入智能世界。人工智能已经从对每个人工智能的不同思维方式分类型处理的多媒体数据转向跨媒体的认知、学习、分析、判断、推理，从追求智能机器到人机、脑机互相智能融合，从个体智能到基于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的群体智能，从拟人化的机器人到更加广阔的智能相应系统，这是人工智能思维方式的转变，而思维方式的变化也促进人工智能的变化，譬如贵州省检察院检察长表示，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防线，公平正义的思维方式，便推动“智慧检务”，运用大数据系统的“实体识别”、“数学建模”等大数据技术，通过绘制“犯罪构成知识”图谱，建立各罪名案件数学模型，为办案提供案件信息智能采集、要素——证据智能关联和风险预警、证据材料甄别，以及类案推送、量刑建议计算等智能化服务。思维方式与人工智能的交感互通、智能相应，两者相得益彰，定能促使人工智能更上一层楼。
“天使粒子”，阴阳相应。中美四位华人科学家领衔的科研团队找到正反同体的“天使粒子”——马约拉纳费米子，这一发现是继发现“上帝粒子”（希格斯玻色子）、中微子、引力子之后又一里程碑式的发现，不仅具有重大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要潜在应用价值，即让量子计算成为现实。自然的物质都由基本粒子组成，物理学家根据粒子的不同性格，分为两大类，可以互相挤在一起而不抱怨、排斥，具有和谐相应关系的，称玻色子；不喜欢扎堆、爱各走各路的，叫费米子。费米子都有反粒子，比如电子的反粒子就是正电子，除了质量之外，反粒子的许多性质都跟原子的粒子完全相反，比如电子带负电，正电子带正电。马约拉纳费米子是物理学家马约拉纳在1937年提出的，从数学上看，有一种费米子和它的反粒子完全等价——它就是自己的反粒子。此后粒子物理学家孜孜不倦地寻找这种费米子。其实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太极图”中，在“太极图”同体的圆圈中，有阴鱼和阳鱼，阴阳鱼相反相对，却是同体的“太极图”。在“太极图”中阴阳鱼的正反完全等价，没有差价，进而阴阳鱼自身亦存在阴阳正反元，即阴中有阳，阳中有阴，也构成同体，如下图：
在“太极图”的同体中白色的代表阳，阳鱼有黑眼珠为阴，黑色代表阴，阴鱼有白眼珠为阳，构成一整体“太极图”。《周易》说：“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的正反的同体是道，《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阳背负着阴，阴拥抱着阳，阴阳正反融突和合，而达到和谐。又如五行（金木水火土）相生相克、相反相成，都是智能相应相关的思维模式。美国斯坦福大学张首晟强调，“天使粒子”最重要的意义是改变了基础物理，因为它改变了人们一直认知的正反对立的世界观。二元对立是自然界普遍的一种状态，1928年英国物理学家保罗·狄拉克预言，每个粒子都有其对应的反粒子，后被验证。在“天使粒子”的实验中，物理学家把一种由金和铌组成的固体做成薄片，夹在另一种由碲锑铋铬组成的固体薄片中间（即量子反常霍尔绝缘体，当它与前面的薄片结合后，在一定条件下可变成拓扑超导体），然后降温到绝对零度附近，再加上电场和磁场。结果发现在这两个二维固体的一维边界上，电子突然开始按照一种特殊方式转圈了。其背后的数学，和马约拉纳费米子的数学存在相似之处。但它不是真实的粒子，而是电子的一种特殊运动模式，所以这个发现叫作“在量子反常霍尔绝缘——超导结构中发现了一维手证马约拉纳费米子模的存在”。它的价值将改变操纵电子的方式，有助于发明一种比普通量子计算机抗干扰能力更强的拓扑量子计算机。“天使粒子”，使阴阳正反智能相应的模式得以验证。
综上所述，智能相应是指人的智慧才能在大智能时代引领自然生态、社会人文、人际道德、心灵精神、文明价值的一切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相须、相辅、相感、相应的智能活动中，融突和合，以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合天下愿景的总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