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地在种试验田——体制改革的试验田。浙江那块“试验田”庄稼长得好，东北本来“土地”是最肥沃的，但是改革开放40年，东北不但没有“大丰收”，反而成绩单很难看。2018中国民营经济500强，浙江一省就有93家，拔得头筹；而东北三省加一起才9家（黑龙江1家、吉林2家、辽宁6家）。
2018年国庆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用4天时间，行程2000公里，跨越东北三省，围绕深入推进东北振兴这一重大课题，实地考察调研，主持召开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以新气象新担当新作为推进东北振兴，明确提出新时代东北振兴，是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
事实上，进入新世纪，振兴东北就开始了。改革开放40年，东北应该反思什么？
解放思想必须先行
《中国民商》：在新时代，东北全面、全方位振兴，要从哪些方面破题？
常修泽：东北第一位的问题，是东北振兴的体制改革还没有“破题”。没有“破题”的原因之一，就是思想没有跟上。从2003年中共中央提出“东北振兴”这个口号，到2018年提出全面、全方位振兴，中央一以贯之，都是强调深化改革。这15年当中一些重要的提法、重要的思路，我们跟上中央的思路了吗？
2014年，对于东北的深层“问题”，习近平同志就提出两个“归根结底”，第一个“归根结底”是体制问题，第二个“归根结底”是结构问题。这两个“归根结底”指出，东北第一个就是体制病，另一个是结构病。
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若干意见》出台。这是中央专门给东北下的文件，这个文件有针对性很强的思路，就是提出建立新体制和新机制。新体制新机制中有两句话非常重要，一个是“国有企业，重点是增强活力”，还有控制力、影响力，但是把“活力”放在第一位。东北的国有企业比重很高。黑龙江是64%、吉林是56%、辽宁是45%，而全国平均30%左右。如果比重高、活力强也不能说是大问题，问题在于国有企业活力不强。中央文件针对这个问题指出国有企业主要的工夫应放在“增强活力”上。
我认为，中央这个文件写的很好，是一个难得的好文件。这个文件指出“支持民营经济做大做强”。这个文件出台之后，我到东北调研过几次才知道，有些干部把这两个词给颠倒了，本来中央文件写的是“民营经济做大做强”，结果惯性地说成了“国有企业做大做强”了⋯⋯
2016年我做了调查，东北三省一共有国有企业7076家，净资产1.1万亿元，银行贷款1.7万亿元，合起来总资产是2.8万亿元。这是整个东北2015年总资产数，2016年创造多少利润？整个算下来是亏了52.7亿元。所以，关键问题是我们国有企业效益不好、活力不强，要“增强活力”。
大家注意，中央在提法上已经做了重大的修改，中共十九大报告，把那些大家说熟了、背熟了的话——“国有企业做大做优做强”已经改成叫“国有资本做大做强”了。要从国有资本角度考虑问题。至于具体到企业层面，则要分类：第一，真正好的国有企业做大做强，这没有问题；第二，国有企业还有很多中间的企业，不是做大的问题，而是要改造、要转型、要升级；第三，这里还有不少“僵尸企业”。“僵尸企业”是僵而没死，还“活”着，还要输液、输氧、输血。
中央把“国有企业做大做优做强”这一提法，改成 “国有资本做大做强”，是一项重大的战略性的修改。但是，十九大报告我们学习了那么长时间了，有些干部至今没有跟上中央的思想，还是说“国有企业做大做强”。而“民营经济做大做强”这个思想一些地方并没有把它作为重点来贯彻落实。问题在下边，可能根子不在下边。所以，需要我们跟上中央的步伐。
在2018年12月18日举行的庆祝改革开放40年大会上，习近平同志讲到“实践发展无止境、解放思想更无止境”。习近平的讲话中提到的一句特有力度的话——“廓清困扰和束缚实践发展的思想迷雾”，这句话如果通俗一点理解，现在有些人思想上有迷雾，而且这些迷雾很重，看不清，它束缚着我们的发展，困扰着我们的发展。眼下的任务就是要廓清这些迷雾，把它驱散。
解放思想从哪儿解放出来
《中国民商》：解放思想要先行，问题是从哪里解放出来，解放什么，针对什么？
常修泽：我简要提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解放思想从计划经济体制与观念中解放出来。
根据东北的实际和中央的精神，我个人认为首先应该从计划经济的体制和观念解放出来。这个体制根深蒂固，这种观念也是根深蒂固。我们虽然已经提了多年了，但这个问题迄今没有解决好。
中国改革的突破点在哪里？1984年中共中央做出第一个改革的决定，当时是胡耀邦同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第一个决定在起草过程当中就有分歧，一派主张用商品经济理论来推进中国的改革，另一派主张用计划经济或者换一个提法叫做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个思想来搞改革。起草班子拿出来的第一稿，改革的理论依据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以这个思路起草的决定初稿报给了主持中央工作的胡耀邦同志，据我后来看到的史料记载，胡耀邦同志看了以后，很不满意，他说倘按照“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来搞改革，那还改什么呢？现在中国就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退回去，重写。
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商品经济以后，到1992年中共十四大正式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基础性作用。再到2013年，习近平同志主持制定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基础性”三字改成“决定性”，这就不是一般的说市场经济仅仅起基础作用了。
中国的资源配置谁说了算？谁来决定？按党中央的文件，整个经济活动资源配置是“市场决定”。这是在中国共产党建党90多年之后，第一次提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
可惜，党中央这么好的文件——市场决定论的文件，到现在并没有被真正落实，尤其是在东北。又有人提出 “驾驭论”，谁驾驭呢？政府驾驭，政府在后边驾驭着市场，这实际上是拐弯抹角地否定中央的市场决定论，这是中国经济界的迷雾。按照“政府驾驭着企业来决定”，市场决定论的文件势必打折了。
可见，这种计划经济的政府干预思想根深蒂固，虽然说法千变万化，但万变不离其宗，还是计划经济那一套，政府干预、政府主导，不让市场、企业决定。我说句忠告的话，计划经济这种思想在东北是根深蒂固的，我们一定要从计划经济这种思想中解放出来，让企业自己根据商品经济的规律、市场经济的规律去决定。
前不久，为纪念莫干山会议34年，我到了浙江做了些调研。浙江省的各级政府是怎么对待企业？八个字：“不叫不到，随叫随到。”
第一句，“不叫不到”。企业不叫你，你别去。我们现在很多的地方，政府热衷于去企业视察，前呼后拥，一大帮，企业生产经营没有问题，你去视察什么？
第二句“随叫随到”。企业遇到困难、遇到问题、遇到障碍、遇到挑战，政府要帮着解决。我们政府工作人员是服务员、是公仆、是仆人。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论述巴黎公社的经验时，提出“人民至上”的政治价值理念，提醒工人阶级政权一定要防止由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现在我们一些政府工作人员不是社会“公仆”，而变成社会“主人”了。什么时候我们东北的政府工作人员能真成社会“公仆”，企业就有希望了。
第二个方面，解放思想从“官本位”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到今天，相比之下， gdp挂帅开始有所淡化，但是，官本位依然十分严重。“官本位”从哪开始？我看，从2000多年前专制就有了，到今天官本位连绵不绝。我们国家今天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然向“官本位”提出挑战。
市场经济有什么特征？独立性、平等性、开放性。独立性不喜欢“官本位”，平等性不喜欢“官本位”，开放性也不喜欢“官本位”，都要向“官本位”提出挑战。尤其是在东北，“官本位”还是相当严重的。所以，要从“官本位”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第三个方面，解放思想从封闭和狭隘的眼界中解放出来。
东北还有封闭性、狭隘性的问题。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和企业都是开放的，不是封闭的。
首先，各种所有制要“一视同仁、公平竞争”。2018年，我主笔出版了《所有制改革与创新——中国所有制结构改革40年》，在这本书中提出一个理论，“两朵花”理论。马克思讲，世界是“千姿百态的”，“玫瑰花和紫罗兰都是香花，各有各的香味”，然后他又说，既然如此，“为什么只能允许一种形式存在呢？”我说公有和非公有经济，一朵是玫瑰花，一朵是紫罗兰，都是鲜花，都有香味。
2018年11月1日，习近平同志主持全国民营经济座谈会，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提法：“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注意：是“内在”要素，不是“外在”要素，是制度里边的内在要素。接着又一句“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
第二，政府自身要改革，重在创造良好营商环境。按照wto规则，政府应该中立化，对国有、民营必须一视同仁、公平竞争，重点是创造良好营商环境。但实践中有差距，例如，企业家毛振华在黑龙江“雪乡”旅游点对地方政府发泄意见，视频在网上流传，反映这个事。辽宁省第一个颁发《营商环境条例》，但要落实，防止黑龙江“雪乡”事件重演。
第三，严格保护知识产权。以我之见，在以知识为基础、以智力为资源的社会，人力资源成为第一资源、第一资本、第一财富。由此带来产权关系的重大变化，使产权的重心从物力产权向人力产权演变，而且呈现加速发展的趋势。据我实际调查，对于人们不熟悉的非经济物品产权，包括知识产权保护重视不够，因知识产权保护不力而导致的纠纷非常多。实际上，在国有单位里，科研技术人员创造的价值，固然有国家的产权凝结，比如单位提供了薪酬、实验室等，但创新者的作用也不能忽视，应当予以明确，适当量化。这里面就涉及到知识产权保护、政策调整以及法律法规的优化问题。
总之，整个东北，可能“经济的严冬”还没有过去，要做好思想准备。中国的改革方式，一种是内源性改革，如小岗村，为了解决饿肚子问题，内在的自发的改革；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外源性改革，不是来自于内部，而是来自于外部，逼着你改革，你不改也得改，这个问题很严峻。中国，尤其是东北要实行内源性改革与外源性改革相结合。
来源：《中国民商》2019年第三期
《中国民商》记者 李秀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