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修泽，经济学家，莫干山研究院学术委员会联席主任，博士生导师。历任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常务副所长。著作有《人本体制论》《广义产权论》《包容性改革论》《人本型结构论》等。
夏骏，纪录片导演、制片人，《河殇》《长江》《汉江》《秦淮河》《蜀道》《川魂》《颜子》《张謇》《读书的力量》等多部大型纪录片总编导，历任中华遗产杂志社主编、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制片人。
夏骏：
所谓“共同富裕”是一个现代话题，因为古代社会，生产力普遍低下，人类在自然环境中艰难谋生，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温饱已经是理想，根本谈不上现代意义上的富裕。至于“朱门酒肉臭”的生活，不过是极少数王公贵族的可能状态。在一些朝代，即便是比较清廉的封疆大吏，也过着相对平常的日子，甚至吃一次荤菜也要计划安排，也谈不上富裕。
只有在工业化时代，物质极大丰富，才提供了扩大富裕人群比例的可能性。
此外，所谓共同富裕的理念，也与现代社会相对平等的社会政治地位有关，正因为社会地位的平等追求，才同步提出了共同富裕的物质平等要求。
总之，“共同富裕”是看似美好的理想，又是一个严峻的现代挑战。对于历史文化中有着“不患贫，而患不均”传统惯性的中国社会而言，这个问题似乎更加突出。
常修泽：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共同富裕问题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大问题。首先要指出，共同富裕是包括中华民族在内的人类千百年来的共同理想。从中国古代典籍《礼记?礼运》中所描写的大同世界，到古希腊柏拉图提出的以公平正义为准则的“理想国”，都寄托了人类对共同富裕的期望和理想。但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之前（包括空想社会主义），这些理想都是不可企及的。在前苏联和中国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实行“左”的社会经济政策，非但没有实现共同富裕，反而使人们实际走向了共同贫穷、共同受苦，这是永远值得汲取的教训。
中国历经“十年浩劫”转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成为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在此背景下，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指出：“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这是邓小平第一次讲到“先富”与“后富”的问题（尽管他这里没有明确使用“共富”一词）。
1985年3月，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邓小平第一次明确使用“共同富裕”一词，他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
特别是1992年初在著名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提出重要论断：“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对以上邓小平的论述进行系统分析，我归纳出三点：
一、共同富裕是邓小平从社会主义本质的深层结构提出的；
二，共同富裕的涵义，邓小平是使用排除法来表达的，即它不是两极分化（但是，他并没有排除合理差别）。至于内涵是什么，未能完整阐述（但可以意会）；
三，邓小平明确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而社会主义则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
多年来，人们对于最终目的的“最终”二字之涵义理解不够，以致把最终目的简单化、短期化。其实，今天讨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共同富裕”问题，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很难说“已经成熟、已经定型”。我赞同这一观点：“共同富裕是一个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
正因为理论上尚未成熟和定型，所以在二十大前连续召开一系列探讨共同富裕的研讨会；也正因为实践上尚未成熟和定型，所以中央决定率先在浙江省进行局部的实验和示范。
恰好，2022年年初，我在接受《浙江日报》关于“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示范”的访谈中，提出了自己关于“共同而有差别的普遍富裕”的理论观点。在这个新概念中，为什么既讲“共同富裕”，又讲“有差别”？提这个概念旨在什么？简单地说，共同而有差别的普遍富裕，旨在防止权贵和民粹两种倾向。这里从四个方面简要分析（见常修泽：《中国经济三型趋势论。》，2022，）。
一，从现实出发，直面收入及财富差距过大和绝对平均主义两种倾向。
这是第一个维度，即现实维度，针对收入与财富差距过大和民粹苗头两个方面。这两方面都要预防，但主要的恐怕还是收入和财富差距过大的问题。
中国的居民收入差距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不同群体之间。前两者用收入比率分析，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2021年为2.50∶1；地区之间，居民收入最高省份与最低省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2020年为3.55∶1。
第三个差距即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国际上通用基尼系数表示。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2020年为0.468，世界银行数据库显示是0.47。除了关注收入基尼系数这个流量指标外，还应关注存量指标（财富基尼系数）。迄今尚未见到官方权威部门发布的财富基尼系数数据。根据瑞士信贷银行发布的《全球财富报告2021》（global wealth report 2021）披露，2020年中国的财富基尼系数为0.704。可见，不仅中国的流量指标（收入基尼系数）高于0.4的国际警戒线，而且存量指标（财富基尼系数）也接近国际上经验性的0.8左右的容忍度线，应该引起决策部门和整个社会的关注。
问题的复杂性在哪里？如果仅仅是一个收入差距过大和财富的分配不公，就可以主攻这一个，但是现在还有另外一种倾向，即民粹主义思潮，它在中国是有市场的。例如2021年11月之后，网络上出现了某些有关民营经济的不正确舆论。在理论界也曾有学者撰文，借有关话题大讲“两灭”（即“消灭私有制，消灭资本家”），甚至断章取义地引用《共产党宣言》的论断，不讲马克思原话的前半句（即前提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而只片面地引用后半句“消灭私有制”。当时正是党的二十大筹备之际，社会上这样的民粹思潮对国家、对人民将产生什么影响？这是现实，值得重视。
二、理论支撑：“共同而有差别的普遍富裕”的立论依据。
这是第二个维度，即理论维度。共同富裕思路，采用什么样的“理性提法”为好？本人提的概念是“共同而有差别的普遍富裕”。这是一个完整的命题，它包括两大方面：一是“共同富裕”；二是“有差别的普遍富裕”。两方面缺一不可：去掉“共同富裕”，或者去掉“有差别的”，都是不准确的。
在联合国关于减碳的文件中，有一个“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的提法，曾受到诸多发展中国家的赞扬，为什么？因为它科学、准确，兼顾了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各方利益。在十分复杂的社会氛围面前，理性的提法，应该既能防止权贵，又能防止民粹这样两种倾向。“共同而有差别的普遍富裕”中的“共同富裕”旨在防权贵；后者“有差别”旨在防民粹。
共同富裕，在当今中国也可以说是由制度的性质导出，已多有论述，不再赘述。而“有差别”，则可从社会主义劳动的个人谋生性及劳动能力差别的“天然特权”导出。按照马克思的思想，这个问题的逻辑关系是：
1、社会主义社会只能实行按劳分配（当然现实很复杂，除了按劳分配，还有“要素按贡献分配”，但还是以按劳分配为主）。
2、只要实行按劳分配，那么，劳动本身就有具有个人谋生手段的性质，简称“谋生性”。劳动的“谋生性”是社会主义劳动的重要特性。
3、既然只有劳动才能谋生，按照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里的论断，劳动者不同等的个人天赋，产生了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此乃“天然特权”。
4、从这个“天然特权”导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就是由劳动能力的差别而产生的分配结果，必然有差别。
基于此，本人在2022年初发表的《以发展大格局看共同富裕》一文中说，“这种由劳动的’个人谋生性’带来的物质利益差别，莫说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即使到社会主义社会中级乃至高级阶段，依然是存在的。如果再加上非劳动要素的参入，情况更为复杂”。
三、国际教训：南美转型国家考察启迪——注意权贵和民粹两种倾向。
2007年，我曾到拉美玻利维亚和智利进行实地考察。玻利维亚是拉美著名左翼革命家格瓦拉1967年遇害的地方；智利是集权人物皮诺切特发动军人政变推翻阿连德民选政府的地方。经过实地考察，发现一个非常深刻的社会问题：即拉美国家的权贵与民粹两方面同时存在，且有互动。我在《人本体制论》里，阐述了这次南美考察的启迪，文中写道：“从拉美国家看，这两者现象（权贵与民粹）是相互依存、恶性互动的。上面越权贵，社会越民粹，社会越民粹，上面越权贵，甚至可能会集权。”
正是从这次考察中，本人产生出一个理论观点：在转型中“要注意防止两种现象：第一，要经济市场化，但要防止权贵；第二，要实现社会公正，但要防止民粹”（常修泽：《人本体制论》2008）。
就是说，必须排除权贵和民粹这两种倾向。书中结合中国实际指出：“无论是权贵，还是民粹，对中国广大人民群众来说，都是不利的。”今天研究此问题，同样“必须看清这一点，保持理性认识”。
四、历史观照：权贵与民粹都阻碍社会进步。
这里以几个大国（特别是中国）的历史作为例证来阐述：权贵和民粹两种倾向都会阻碍社会进步。比如，秦始皇统一中国是进步的，但是后来长期的专制统治是落后的。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专制制度，是进步的，但孙中山先生去世后又出现一盘散沙，军阀混战，社会也伴有一些民粹主义的思潮。
考察中国这段历史感到，权贵和民粹关系很复杂。初步理出其中两条线，或称双重性。一重是，权贵与民粹之间的“互怼性”：权贵怼民粹，民粹怼权贵；另一重是两者之间的“勾兑性”：表现为 权贵操弄民粹，民粹败坏民意。不要以为民粹代表民意，其实民粹是败坏民意、败坏民主、败坏公正的。这种双重性很值得重视，因为它涉及下一步我们在构建共同富裕过程中，怎么对待权贵和民粹的问题。如果再把公正、民主这些变量增加进来，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恐怕就更复杂。今天在解决差距过大问题的同时，要正视民粹思潮的苗头，尤其要防止权贵与民粹“互怼”与“勾兑”的问题。
五、对策：针对收入和财富的差距过大以及民粹思潮的苗头，我们怎么办？这里提四条对策：
1、要从发展大格局考虑问题。要看到共同富裕不只是一个分配问题，还是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建议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这个“牛鼻子”，设法调动全社会投资创业、劳动就业的积极性，让一切发展生产力的积极因素和创新创造活力竞相迸发。
2、在上述基础上，研究分好“蛋糕”的问题。要切实推进分配制度改革，包括初次、再次和第三次分配，缓解三个倾斜（即向政府倾斜、向垄断企业倾斜、向非劳动者倾斜）的问题。同时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缓解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缺口。
3、建立完善的环境资源产权制度。由于环境资源领域产权界定不清、产权配置不当和交易价格不合理，以及环境资源税收不完善等因素，也产生了一部分人（如部分“资源投资”）暴富的问题，应关注这一领域的分配不公。这个问题在拙著《广义产权论》中已经讲过，不再阐述。
4、针对民粹思潮的苗头，应坚定不移地秉持中央确定的“两谋”大方向（即“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而不应该让“两灭”（即所谓“消灭私有制，消灭资本家”）的苗头兴起。只要能够有效解决差距过大和民粹苗头两种倾向，共同而有差别的普遍富裕的理念就可以变成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