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看到一篇介绍“意念对健康不可思议的影响”的文章，这种影响是美国著名心理学家、精神科医师戴维.霍金斯博士(dr. david r.hawkins)经过多年研究和临床实验发现的。这位教授提出的有关“意念力”的理论，涉及“意念能量层级”、“意念振动频率”、“磁场”等不少专业概念，听起来相当深奥，不是我们这些凡夫俗子一下就能理解的；但是，用通俗的语言简述这种理论的一些基本结论，还是很“接地气”，很容易理解，甚至很有实用价值的。
比如这位心理学家认为：充满“正能量”的意念通常表现为：关怀别人，具有慈悲心、爱心，乐于行善，待人宽容柔和……拥有这种意念的人不容易生病，寿命一般比较长。而从那些容易生病的人身上，则很难找到和爱相关的品性，只有痛苦、怨恨、沮丧，他们的头脑中充满负面意念，喜欢抱怨、指责、仇恨别人，喜欢发怒、嫉妒、苛求他人，凡事自私自利，只考虑自己，很少考虑他人的感受……当一个“正能量”很高的人出现时，他的“磁场”会带动万事万物变得美好祥和；而当一个人有许多负面意念的时候，他伤害的不仅是自己，也让周围的“磁场”变得不好……
运用戴维.霍金斯博士的这种理论，我审视、分析了熟悉的两位老人，发现这些理论相当“灵验”，相当有道理。
我审视分析的一位老人是我的母亲。
母亲出生于1924年3月6日。再过一个月，她就年满94周岁了。母亲跟我住在一起。她至今耳聪目明，腿脚灵便，每天一早和我一起去游泳。以往30多年每天游500米，最近改为400米。过去她曾经腰疼、髌骨软化、头晕、四肢发麻，一个脑瘤在脑袋里已经生长了20多年，目前有松花蛋大小……老太太常常自豪地跟人说，她现在是哪儿都不疼，浑身上下没有不舒服的地方。母亲极少去医院，很少吃药，从来不吃任何补品。她能吃能睡，能读书看报，能和家人聊天儿，能去院子里散步晒太阳……应该说，母亲目前的生活质量相当高。
何以如此？除去生活方式比较科学之外，我看最关键的，就是“正能量”的意念在起作用。我总结了一下，老太太涉及这方面的特点至少有3个：
一是具有爱心，诚恳热情，凡事总爱替他人考虑。
我的父亲毕业于燕京大学，作为中央马列学院第一期的学员，又学了3年马列主义理论。按照母亲的说法，父亲是一个“书生气十足”、“不食人间烟火”的人。从1955年反胡风开始，父亲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多次挨整，可以称得上是一位“老运动员”了。母亲从小学、中学到大学，一直是学习拔尖儿，人缘好，活动能力强的人物。1949年初刚进北平城，一位老领导张秀岩（彭真夫人张洁清的姑姑）就看上了25岁的母亲，让她这个1946年才参加革命并入党的年轻人担任新成立的北平市妇联组织部的负责人，而当时妇联宣传部的负责人是“一二.九”时期参加革命的杨沫……父亲在反胡风运动中挨整后被调去新疆，北京市教育局长孙国梁明确表示不愿意让作为得力中学校长的母亲调走，但是为了照顾爸爸，母亲还是带着5岁的我和不到1岁的妹妹登上了西去的列车……后来父亲在新疆挨整、被撤职降级下放南疆农村，母亲对他始终不离不弃……
母亲对我和妹妹从小极为关爱。不管工作多么忙，她总要设法抽时间和我们谈话聊天儿。她最关心的，是我们的品德。妹妹四五岁的时候，有一次在供销合作社拿了一个摆在台面上的乒乓球，回家后被母亲发现，非让她给人家送回去并道歉；妹妹哭着说，“那人家该说我是贼娃子了”；妈妈后来和妹妹一起去合作社送回乒乓球，并让小姑娘亲口向售货员道了歉……我们兄妹俩从小养成了习惯，至今跟老妈无话不说……
母亲的朋友特别多。她和在齐齐哈尔上小学时的同学，北京贝满女中的同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同学，中央党校的同学等等，一直都保持着联系，前些年还常常聚会；这两年有的去世，有的年老走不动，聚会才少了。
母亲上世纪60年代初在中央党校（当时叫高级党校）学习时和甘英阿姨同学，还住隔壁屋。甘英是原北京市委书记刘仁的夫人。母亲1946年到张家口解放区，和她谈话并派她回北平、打入大学做地下工作的，就是当时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后改为华北局）城工部部长的刘仁。十年浩劫中刘仁和甘英都受到极大的冲击。1974年母亲调到石油部管道局工作，周末常常从廊坊来北京看望甘英阿姨，有时还给她带些鸡蛋等土特产。那时刘仁早已在监狱里被迫害致死，甘英阿姨住在一间小黑屋里，很少有人去看她。这两位10多年前的老同学在一起谈论政局和彼此关心的事情……粉碎“四人帮”之后，刘仁早年在莫斯科学习时的老同学刘达调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甘英阿姨跟母亲说，刘达想找一些老同志去清华“拨乱反正”，不知老曲（我父亲）愿不愿意去？那时父亲因犯“反党错误”所受撤职降级的处分还没有平反，档案里的“罪状材料”还没有撤出，但是在甘英阿姨的推荐下，父亲很快就从新疆党校调到清华大学，被委以重任。真可谓：无心插柳柳成荫……
二是豁达开朗，宽厚随和，从不计较小事。
我和妹妹小的时候，家里先后请过几位保姆。母亲对每一位阿姨，都像自己家里人一样。记得我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有一次圆珠笔丢了，我非说保姆王秀英阿姨那支同样的笔是我的，在母亲的反复追问下，我承认拿了王阿姨的笔。妈妈严肃地批评了我，要求我给阿姨道歉，还让我就此写了一篇作文——“诚实”。
母亲对同学对朋友，总是爱看人家的长处，很少说别人的不好，她要求我们也这样做。也许主要是因为这个原因，母亲的同学朋友们遇事总愿意找她商量；在我的印象中，她从来没有因为人际关系的事情烦恼过。
10年前母亲搬来和我们一起生活。与当下一些老人截然不同的是，她对我和妻子小齐从不挑剔指责，从不唠唠叨叨；和我们小时候不同，母亲似乎对我们这些早已“长大成人”的晚辈什么要求都没有，凡事怎么做都行——我想她可能是觉得我们已经长大，不需要她再像小时候那样过多地操心了；遇到我和小齐发生口角，母亲一般不搭腔；偶尔说上两句，也都是为儿媳妇“辩解”……如果说不少家庭往往因为老人而产生纠纷的话，那么可以说，我们家则是由于母亲的存在而变得更加和谐、和睦……
三是对金钱看得比较轻，常常“仗义疏财”。
这点可能“遗传”于我的姥爷。姥爷1927年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毕业后不久，被当时的黑龙江省主席万福麟找去，任命为省立医院院长兼陆军医院院长。日本人占领齐齐哈尔（当时的省会）后，让他继续当院长，姥爷心想绝不能给日本人做事，就推说脑袋有病，坚决辞了职。辞职后没有收入，只好靠十几间房屋的租金生活。尽管拮据，姥爷的几个兄弟拖家带口投奔他，他始终是来者不拒。母亲说她小时候家里常年住着二十几口人，吃饭时天天是满满的两大桌，姥爷经常整夜在松花江边钓鱼，以弥补食物的匮乏……
母亲15岁时来北平上学，那时姥爷给她的钱根本不够生活，她就靠给人当家庭教师等办法挣点儿钱。买不起衣服，就买块儿布自己做，她还浆鞋底做过布鞋……寒暑假同学们都回家了，她只能一个人住在学校里，设法打工挣钱。
母亲说解放后除了供给制时期，我们家就没有缺过钱。1955年刚到新疆伊犁时，父亲13级、母亲14级，十一类地区的工资再加上边疆费，一个月500多块钱，那时候东西又便宜，我们一家4口过得相当宽裕。父母到自治区党校工作后，那里的一些少数民族干部级别低、收入少，家里孩子又多，经常找父母借钱；有的人借钱不还，但下次还来借。母亲对此从来没有说过二话，借就给，再借再给。她总觉得，人家放下面子一再开口，肯定是有困难……
母亲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1964年夏天学校决定不放暑假，全体学员留校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我和妹妹住在党校的招待所，母亲所在理论班的一个同学陈迹阿姨的3个儿子也住在那里。母亲原来和陈迹阿姨关系一般，看到孩子们一起玩儿得那么好，她们也就走得近了。母亲听说陈迹阿姨的丈夫解放初期就去世了，行政16级的她带这3个大小伙子很不容易，就主动提出每个季度拿出100元，资助刚刚考上北京石油学院的老大姜阳上大学。1965年毕业回到新疆，母亲还按照自己的承诺，定期给陈迹阿姨寄钱，直到1968年父亲被扣发工资……十年动乱初期，姜阳作为群众组织石油学院“大庆公社”的“一把手”，力保余秋里、康世恩，他和部里的领导都很熟。1974年母亲从新疆来北京，有一次在陈迹阿姨家碰到姜阳，姜阳主动问起母亲想不想调回来……在这位“后生”的帮助下，母亲很快被调到石油部在河北廊坊新建的单位管道局。母亲后来说过多次，“咱们家能从新疆回来，多亏了姜阳；那年我都50岁了，要是没有姜阳，谁要啊？”没想到老太太当年一个纯粹的“善举”，竟然在10年后得到了“回报”！真可谓“善有善报”……
母亲的一个中学同学王广册阿姨，丈夫在十年浩劫中挨整自杀了。王阿姨工资不高，带着4个孩子很辛苦。1969年王阿姨给妈妈写信，说是为孩子下乡准备东西，想借一点钱。尽管父亲已被扣发工资，但是母亲二话没说，立刻寄去300元。后来王阿姨几次要还这个钱，母亲都没有要，她说当年上学时自己穷、没有钱，王阿姨每次上街买零食吃，都要叫上她去跟着“共享”……
母亲现在的离休工资，都由我来管，她从来不过问，整个一个大松心；只是每次过年要给别人家孩子压岁钱了，她才让我准备钱……
在母亲的影响和“熏陶”下，我们兄妹俩的关系相当好，不但从来没有在金钱、财产上算计过，反而常常主动互相帮助。1988年我出访西德，按当时的规定回国后可以免税买一个“大件”。妹妹知道我喜欢“先锋”音响，主动从美国寄来800美元——我知道，作为收入并不高的工薪阶层的一员，那都是她打工挣的“血汗钱”。2002年，听说我想买一处房子，妹妹又主动寄来11万美元，还特别跟母亲说，这是送给哥哥的，让在房产证上写哥哥的名字……
我审视分析的另一位老人是关系很近的一个亲戚。
这位老太太已于前年去世。尽管去世时已经88岁高龄，但是按照她的基因和其他各种条件，本来至少应该活到95岁以上。如果说母亲晚年健康快乐，感觉很幸福的话，这位老太太生前则经常感到孤独、愤懑甚至怨恨……
在我看来，这位老太太的主要问题出在“意念”上。简单讲，就是“正能量”不足、负面“能量”过盛。老太太患有类风湿性关节炎，但不算严重，直到去世，关节变形也不多。对自己的几个儿女，老太太一天到晚都是唠叨、数落、抱怨。如果说在我母亲那里是“怎么都对”、“什么都行”的话，那么在这位老太太那里，则是“怎么做都不对”、“怎么做都不行”、“怎么做都不落好”……岁数大了，儿女为她请保姆，住院时请护工，老太太是来一个挑剔一个、轰走一个。其实明眼人都看得很清楚，她多次挑剔、数落直至轰走保姆、护工，就是想把自己60多岁的女儿“逼到自己身边”，去日日夜夜陪伴她照顾她。“看你们管不管你妈、陪不陪你妈”，这就是她的“意念”和不断强化的“自我心理暗示”……在这种氛围中，轮流照顾老太太的儿女们有的跟她吵，有的闭嘴不说话。唯一的女儿被“逼”得心脏出了毛病，几次犯病……乍看起来，儿女们都受到了不小的伤害；但是受到伤害最大的，却是老太太自身！让人遗憾的是，老太太从始至终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在伤害儿女的同时，实际上是在更严重地伤害自己……
从观察分析自己熟悉的这两位老太太截然相反的意念“能量”、她们各自的身心健康状况和她们最亲近的儿女们的切身感受，我觉得戴维.霍金斯博士的理论非常有道理、非常科学。同时我得到一个启示：任何人的健康、快乐乃至幸福，关键的因素不在外界，不在他人，而在于自己，在于自身的“意念”；正向意念的形成，需要我们自己有意识地“修炼”；而这种“修炼”，最好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
2018年2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