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行国际关系研究，根本目的是创新，尽管人们做研究时未必能做到这一点。作为学术行为，国际关系研究就是不断发现未知，并把未知变成已知的过程。倘若有人写论文不探索新东西，只是梳理已知的内容，那就不是学术研究而是宣传。对于研究者来说，要创新，有两个条件是不可少的，一是知识，二是方法。知识是前人对世界的认知，是进一步前行的基础。研究者掌握了这些知识，才能站到学科前沿，才有条件发现新东西。在有了新发现之后，研究者还需要以专业方法加以论证，使之得到学界认可，从而成为新知识。这两者，一个是前提，一个是手段。
说到方法，人们常想到诸如案例法、定量分析以及文本诠释等研究途径。实际上，这些研究手段只是工具性方法。它们能够论证发现，但并不能解决创新的提出。想要在已有知识基础上有新发现，人们必须知道创新之路应当怎样走，理解什么是国际关系研究和怎样进行研究。
现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方法意识明显增强了，主要表现是日益重视各种研究工具的运用，包括强调各种写作技巧甚至投稿窍门，似乎很少有人谈及如何创新这一更重要的问题。从学科发展来说，掌握好研究工具确实重要，但解决创新路径实际上更重要。知道怎样创新，才有可能用好研究工具。
从已知到未知
进行学术创新，出发点是已知。研究者了解学科已积累的知识，才可能知道什么是未知，以及什么是具有创新意义的东西。这就如同一个人在大森林中探索，只有沿着前人已踩出来的路走到没有路的地方，才有可能探索并开辟新路。
要熟悉学科的已知，就必须阅读文献。我所在的研究所，曾要求所有研究人员都写出自己学科领域的文献综述，说明自己的研究方向，所在领域的发展，有哪些学派、代表人物和重要成果，目前存在哪些争论热点以及有待研究的问题。撰写这样的东西无疑是困难而且麻烦的，但做不好这件事，一个学者就没有资格说自己是某领域的专家！现在学界可能很少有人做这样的事了。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学科发展的现状。
怎样阅读文献？首要条件是要有质疑精神和批判思维。要发展和超越前人的研究，就要审视和检验已有的成果，找到需要探索的新问题并予以解决。这与以肯定为前提，以颂扬为态度，以无条件相信为宗旨的阅读是迥异的。在这里，质疑并不是否定，而是通过思考，判断文献描述的事实是否真实，表述的观点是否逻辑自洽并有解释力。在阅读中，人们肯定有些东西读得懂，有些东西读不大懂。令人疑惑的内容，可能是因为认识有局限，逻辑有问题，也可能是因为与现实不符。这时，人们就需要查阅更多的文献解疑释惑，对遇到的问题刨根问底！当阅读者在文献中再也找不到满意答案的时候，大抵就到达了已知领域的前沿。
由于任何学科的已知领域，都是由前人解决的一个个问题累积而成的，因此循着问题线索阅读，才可能搞清楚已有知识的来龙去脉。这样的阅读有两层意义，一是通过深入追踪问题，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能搞清楚所选择领域的研究现状，为进一步的探索奠定基础；二是抵达研究前沿后，进一步观察事实，就有可能发现未知，找到需要探索的对象和问题，从而能真正进入学术研究的大门。
问题与观点
研究者所要探索的未知，是指学术界不知道、有疑惑或不确定的东西。对这样的对象进行研究，需要同时做两件事：一是针对未知提出具有学理意义的问题，为研究指引方向，标示研究的起点和所要达到的目的；二是针对该问题预先给出拟论证的答案即核心观点。这两者是相对应的，即核心观点一定是对所提问题的解答。
探索未知所提出的问题，从定位来讲，应处于已知领域与未知领域的相交之处。相对已知，问题是指向未知，但这种未知并不是完全的未知，因为完全不知道的东西，研究者是无从研究的。研究者产生疑惑，总是相对已有知识而言。从这一点讲，有意义的研究问题，一定与学科已解决的问题存在联系。如果所提问题与前人的研究完全无关，那除非是有破天荒的发现，否则不具有学术意义。
国际关系研究所提出的问题，其指涉是有特定的学术范畴的。这种研究关注现实事态，但不同于就事论事的新闻报道与时事评论；涉及历史问题，但不同于治史的历史学研究；具有政策指导价值，但不同于基于经验的形势分析与对策谋划。它所要做的，是从宏观视角概括行为体的互动，从抽象层面解释国际关系的结构、属性、机制、特点和影响因素。例如，进行个案分析，探求变量间关系；归纳事实（统计），揭示互动规律与趋势；概括事实，演绎概念和理论；诠释文本，说明行为体的意图和事实的意义。如果用“是什么”（描述）、“为什么”（解释）和“做什么”（对策）三个疑问词进行分类，那么国际关系研究的问题指向乃是解释，特别是基于概念和理论的解释。
研究者所提出的问题，必须是能够解决的问题。解决不了的问题没有研究价值。从这个角度讲，研究者应该同时提出问题和拟论证的观点（答案）。有了观点，并在随后的研究中完成对观点的论证，才能达到创新的目的。在研究设计中，核心观点是居于最重要的地位。没有新观点的所谓研究，是没有任何学术价值的。前些年，人们对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有一种批评，认为缺乏问题意识，“有标题没问题”。虽然这种批评不是无的放矢，但并未触及根本。实际上，中国学界最缺乏的不是“问题意识”而是“创新意识”。学科发展不理想，主要症结在于提不出多少具有创新意义的观点！
在研究设计中提出核心观点，从逻辑上讲似乎应在提出问题之后，但实际操作可能未必如此。很多时候，研究者可能是先想到一个新观点，然后再针对观点设计一个配套问题。由于观点是研究的核心，因此不必要机械地先提出问题，再想怎样回答问题。研究者应把想像力集中于思考新观点。这才是研究的重中之重。
怎样想出新观点？我觉得没有一定之规，可能是出于老老实实的田野调查，深入的案例分析，大样本数据的描述和推论，文本的解读，也可能就是出于天才的突发灵感。国关代表人物肯尼思·沃尔兹阐述过这样的创新方式：一个天才人物边洗澡边唱歌，忽然一道灵光闪过，“刷”的一下便蹦出一个新概念，接着是以新概念为核心的新命题，于是一个全新的理论就此诞生（引自张睿壮文）。也许，提出创新观点真的没有攻略可言。在这里，知识、经验、勤奋都是不可少的因素，而想像力则是最重要的因素。
国际关系研究拟论证的核心观点，必须是有新意的。所谓新意，就是要有别于前人的研究，能够为知识大厦增砖添瓦。所谓的“视角创新”、“方法创新”是没有意义的。这就如同用左手代替右手下棋，就不能说是创新。再者，观点必须具有确定性。确定性是指没有疑问。现在“不确定性”成了一个时髦用语。一些研究把“不确定性”作为观点，其实就有问题，因为不确定就是未知。进行研究，人们必须把不确定变成确定。
研究者提出有新意的观点，怎样证明？这就需要进行文献综述。这种综述，与前边谈到的“学科综述”不是一回事。为了表明研究者对特定问题的解答与前人不同，陈述文献内容必须围绕着该问题进行，而不是对学科进行泛泛介绍。综述要说明学界对该问题的研究已提出并论证了哪些观点，还有哪些方面有待探索。以这样的综述为背景，可以表明拟论证观点的新意在哪里。一般来讲，学术研究都有沿袭传承的特点，有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任何创新，都是对已有知识的发展。因此，综述应把拟作的研究与学界的已有研究联系起来。说清楚这种联系，创新才有背景和依据，研究才具有合法性。
方法的选择
研究者的选题具有了合法性，还要有适宜的方法，才能达到论证目的。这里的方法是指论证工具。怎样选择方法？通俗讲就是“看菜吃饭，量体裁衣”。研究者应该知道在什么情况下应选用哪一类方法，并且知道每一种研究工具适合解决哪一类问题，有怎样的长处与局限性。
国际关系研究的对象，诸如行为体，行为体的互动，以及互动所造成的事态，都是国际关系事实。这种人为的事实，其显著特点是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有可以观察的外在现象，如行为体的言论与行动；另一方面又有不可以观察的内在意义，如行为体的心理活动所导致的关系的友好或敌对。针对这两种不同属性，进行研究就需要有不同的方法。针对可以观察的对象需要进行实证研究，而针对不可以观察的对象则需要进行非实证研究。进行实证研究就是用客观事实来验证，在搞清楚事实的基础上探求变量间的关系。进行非实证研究则需要分析相关文本，理解与解释事实的意义。
从操作来讲，国际关系研究可以选用多种工具。案例法、定量法、形式模型和诠释法都是可用的学科方法。用案例法分析个别事实，用定量法进行大样本统计，用形式模型进行推理，大体上都是以可以观察的事实为对象。用诠释法理解和解释文本，探究意义，则是以不可以观察的事实为对象。这两类方法，尽管实证方法被认为更科学，在学界更受青睐，但实际上它们各有特定的应用对象和局限性，是不能相互取代的。
案例法的运用是选择特定事例进行深入分析。有些人以为分析案例就是讲故事，故事讲完就完了。实际上，进行案例研究必须说明要用案例论证什么，并在论证后交代问题解决了没有。如果是探讨单一案例本身的问题，比如进行过程追踪，那么搞清楚其内部的相关机制和影响因素就达到目的了。如果是用案例探讨一般性问题，则需要注意不同的情形。用少数甚至单一事实证实一个全称命题，肯定是没有说服力的，但如果用案例作为“黑天鹅”，却可以证伪一个全称命题（如“凡天鹅皆白”）。作为实证研究的一个步骤，对案例进行深入分析，有时是可能发现此前不知道或未曾注意到的变量关系的，这时就可以提出供检验的一般性假设。在随后的研究中，如果能对这样的假设以适当方法加以验证，那么就能实现观点的创新。
定量法作为一种科学方法，可以用大样本数据描述事实的现状、过程、趋势，测量变量间关系，并且可以根据部分数据对未知事物做出推论。不过，这种方法的运用也是有局限性的。定量研究是用数据说话，而数据来自可以观察的事实。虽然可以观察的国际关系事实都有量的规定性，但可作大样本统计的对象却不多。这一点同经济学、社会学研究的情形有很大不同。国际关系学科有许多具有重大意义的概念、问题不能作定量研究。一些可作统计的对象，比如战争，实际上存在差异性。把存在差异的事实作为同等对象看待，进行推论是有不确定性的。由于这种方法只能研究事实的外在现象而不涉及行为体的主观因素，因此单纯的量化分析结果并不一定具有意义。我们可以看一个有趣的事例：有学者用数据证明一个国家消费的巧克力越多，该国人均诺贝尔奖得主便越多，但他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相关性。显然，对统计结果作出适当的理论解释是定量研究必须解决的难题。
形式模型同样属于科学的方法。这种运用数学、图型和符号的方法，可以把观察到的世界简化为可以推演的模型。如果说定量方法是运用归纳逻辑，那么形式模型则运用的是演绎逻辑。比较常见的“博弈”研究，就是基于理性选择的原理对行为体在互动中的行为进行推论。这种方法完全排除了不可以观察的道德、情感等社会及心理因素，只以行为体都会追求利益最大化作为前提假定。由于这类模型简化掉了很多重要因素，特别是决定人行为的主观因素，因此其推断的结论尽管有参考意义，但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与实证研究同等重要的非实证研究，针对的是事实的不可以观察的方面，即国际关系中的心理活动和观念因素。从宏观讲，行为体对周围世界的理解和解释，对他者的认识与态度，会形成各种舆论、价值、思潮和文化，并以不同形式体现在物质层面的国际互动之中。从微观讲，行为体在对外关系中所坚持的理念，决策者在决策中的个人认知偏好等，会使互动事态呈现出特定的倾向和意义。理解这些观念性因素，研究者才能更好的理解国家的对外政策、国际关系事实的成因以及行为体间到底有怎样的关系。
对观念因素进行研究是不能用实证方法的，因为行为体的内在心理不能观察。能够观察的是人的心理活动的外在表现，即文本。例如，川普经常发的推文。研究者通过理解与解释相关文本，可以推论行为体的心理活动。不过，由于行为体心理活动的外在表达与其内在想法在很多时候并不是一回事，因此研究文本需要辨别信息的真伪和价值。事实上，有些文本可能比较接近行为体的真实意图，如谈判达成的文本；也有些可能就是扯淡，如发言人应付记者的提问。
从操作来讲，研究者理解文本必须完整领会作者的原意，解释要注重证据并且要合乎逻辑。运用这种方法，一方面要准确理解文本的字面意思，另一方面则要超越文本，解释出文本作者没有说出来的东西。由于这种研究是一种主观解读的过程，不像实证研究那样有严谨的操作规范，因此要有所创新，提出更好的理解与解释，并不是容易的事。
总之，以上这些方法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围和功能。人们不应从价值判断上认为某种方法是比其他方法更好的方法。在研究中，究竟应采用何种方式，虽然会受个人偏好影响，但主要决定于研究所要解决的问题。最终的判断标准，不应看方法是否玄妙，而应看创新观点是否得到了充分的论证。如果研究的论证过程和结论令人信服，使人读过之后对国际关系事实的前因后果和未来演进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获得了新的知识，那么研究就达到了创新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