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当两位学科奠基人卡尼曼和史密斯获得诺贝尔奖时，很多学者从未听过实验经济学。如今，大量资深经济学家投身该领域，实验经济学开始静悄悄的兴起。加州大学的格尼茨与芝加哥大学的李斯特则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少壮派经济学家，他们合著的新作向世人展示如何巧妙设计田野实验，探索那些羞于启齿的“隐性动机”。
过去谈论经济问题时，很多学者总要从亚当·斯密谈起，久而久之，令人生厌。之所以言必称斯密，是因为秉持演绎主义立场：即现实条件千变万化、不可捉摸，但经济原理永恒不变。张五常先生曾举过一个例子：假如你看到地上有一张百元钞票，不必费心捡起，因为那必然是张假钞。如若不然，它早就被前面的人捡走了。我们并不知道有多少人走过，多少人看到，可我们仍然坚信这一逻辑得出的结论，因为“人总是理性的”。
但普通民众不满足于这种解释。大家没有心思来思索亚当·斯密的精妙理论，只关心具体问题。以上面那张百元钞票为例，更多人必定想追问，在看到这张钞票的人中间有多少会弯腰拾起看一眼？大约有几个人经过后，真的钞票就会被捡走？亚当·斯密肯定没有讨论过这个问题，而大家需要一个比较准确的解答。直到最近十来年，分析此类问题的经济学工具才变得成熟，那就是实验经济学。
实验经济学一直被视作一门新兴学科、边缘学科，不太受待见。2002年，两位学科奠基人卡尼曼和史密斯获得诺贝尔奖，当时还有很多学者从未听过这门学科。卡尼曼一直在心理系工作，史密斯则多年来在一所小学校任教，都非诺奖热门人选。有人批评说，诺贝尔经济学奖选择这两人，只是满足评委求新求怪的癖好，经不起时间考验。还有人挖苦说，如果你在学术期刊上发表一篇实验经济学论文，写简历时只好算半篇。
十多年过去，实验经济学不但没有被滚滚潮流所抛弃，反而逐渐变成热门显学，风头越来越劲，吸引大量资深经济学家投身于该领域。其中有两位少壮派经济学家最引人注目，分别是加州大学的格尼茨与芝加哥大学的李斯特。最近他们合著的通俗著作《隐性动机》中译出版，使大众深入了解实验经济学变得可能。此书没有费心从思想源头解释什么是实验经济学，而是从应用角度给出大量例子，告诉我们为什么需要实验经济学。这也是大众真正关心的问题。
不妨举些例子来说明它的应用范畴。“歧视”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问题，所有人都知道歧视行为客观存在，例如性别歧视、地域歧视、学历歧视、职业歧视、民族歧视、宗教歧视等等。但是歧视又表现得极为微妙，不容易甄别出来。很多企业在招聘时不愿招募未婚未育女性。但他们绝不会把这条写在招聘要求中，而是在拿到简历后，以某些硬件条件未达标等借口拒绝这类应聘者。我们不难观察到一个人是否被某些企业所聘用，却很难断言他/她是否因为某个因素而被歧视，因为动机“不可见”。甚至很多时候，我们自己都意识不到自己带有歧视和偏见。当一些歧视和偏见已经在某个群体、文化中成为主流时，我们反而会把歧视看作社会中的行为规范。
过去曾有两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先后研究过歧视问题。第一个是斯坦福大学的阿罗教授。他认为大多数歧视都属于“统计性歧视”。例如一个企业主，接触了很多a大学和b大学毕业的员工，发现毕业于a大学的员工的工作能力多有问题。在以后的招聘中，他有可能主动拒绝来自a大学学生的申请。虽然他并不知道新提交申请的a大学毕业生的能力，但从统计角度，他就是怀疑a大学毕业生不如b大学毕业生。企业主的这种歧视并不针对某个具体的人，而是统计意义上的风险规避。
另一个研究者是芝加哥大学的贝克尔教授。他不相信”统计性歧视”，而更相信“口味性歧视”，即大多数人在实施歧视行为时，并没有精心算计，而是出于一种本能的口味偏好。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无需太多理由，自己也不一定说得清楚。这个世界本就有很多莫名其妙的爱与恨，也许源自潜意识，也许源自随机事件之后的路径依赖，总之我们就武断地选择某种认同，排斥另一种认同。
这两种理论，听起来都很有道理，有时或许同时成立也说不定。但在不同领域是否普遍有效，在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下是否有所差异，这些都不容易验证。格尼茨和李斯特的创造性即在于此。既然这个问题在现实中不易观察，我们就创造条件来观察。大自然只是透露我们一丝线索，却没有把实验做完。实验经济学家则应该想办法把实验做完。
李斯特当年有一项成名作，研究找工作中的种族歧视问题。他一本正经地编造了几份简历，有些是白人名字，有些是黑人名字，其他学历、背景则完全一样。然后他把简历复制了数千份，根据招聘网站上的地址把简历投了出去。这些简历有一个共同点，李斯特留了自己的电话。随后的几个月里，他和助手们一直在统计白人和黑人名字各接到多少面试电话，而那个差值，就是劳动力市场上的种族歧视。
成千上万的美国人事部门经理大概至今都不知道自己参与了李斯特的学术研究。由于这项研究在真实世界中进行，所以有效性毋庸置疑。这项研究又精巧地控制了很多干扰因素，使得结论简洁可信。这种研究方法被称作田野实验。李斯特的这项工作启发了无数人，极大地推动了歧视问题的经济学研究。
例如有些学者开始研究”租房市场”。他们跟李斯特一样注册了成千上万能反映族群特征的网络账号，试着去租房网站申请看房，看房东多大可能拒绝他们看房；有些学者研究”医疗市场”，就拿着不同族群姓名、不同医保范围的医疗卡，去各个医院挂号看病，看医生是否对不同族群的病人开出不同的药；还有几个澳大利亚经济学家，干脆找来几个白人、华人、印度学生，让他们每天不断地坐公交车，上车以后装作忘带交通卡，看司机有多大可能发善心让他们免费搭车。这类的新研究层出不穷，以至于经济学家见面时都会开玩笑，“你们这样做下去，大公司的人事经理大概要开始怀疑，每次收到的简历里，哪些是真的，哪些是经济学家在做实验！”
精巧设计的田野实验能帮我们探索那些羞于启齿的“隐性动机”。比如我们在过马路时既会抬头看看红绿灯，也会左右张望一下同时要过马路的人。他们的行为很可能影响我们的决策，会诱导出我们内心不守规范的那一面。不论哪个国家、哪个族群，都有这一面，只是表现方式和程度不同。我们时常需要做出选择，需要面对内心的挣扎。旁观者能看到我们的最终行为，却看不到挣扎的过程。实验经济学试图把这个挣扎过程量化地勾勒出来。
格尼茨有一项很出名的工作，研究人的欺骗撒谎行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多少总会撒谎。有些撒谎无伤大雅，对他人无害，我们自己也没有太多心理负担。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认为撒谎对他人有益，例如对患有绝症的亲人隐瞒病情，此时会对自己的谎言理直气壮。可有的时候，撒谎会导致“损人利己”的结果。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就会天人交战，忐忑不安，具体结果也变得难以预料。
还有更极端的情形。李斯特曾说，很多企业家朋友跟他提起，一些公司、工厂、超市的产值中有10%以上的意外损耗，可以称作“在职偷窃”。例如办公室的员工每周下班时顺手拿一包打印纸回家，咖啡馆的员工看到朋友过来，顺手多做一杯咖啡等等，不胜枚举。有些行为并不见得很严重，不一定配得上“偷窃”罪名，但频率太高、数量不小，最终会给企业带来不可忽略的损失。
虽然很多企业家都感受到“在职偷窃”的存在，却从来没有人能准确地说出它的状况。如果像防小偷一样防员工，不仅挫伤员工的工作热情，在经济上也是不划算的。经济学家的传统研究手段是“调查”。但在这个问题上，显然不可能调查得到任何有意义的数据。李斯特知难而上，为这个问题设计了一系列的实验研究，估算出”在职偷窃“的大致比例。实验目的并非希望抓到哪个“在职偷窃”的员工，而是帮助我们对这个不可见问题有更准确认识。在此基础上，公司的内部管理制度才能有的放矢。
实验作为一种获得数据、验证理论的方法，已被广泛运用到无数传统经济学领域，正在不断改写传统经济学理论。回到本文开头提及的场景。假若地上有一张一百元，到底有多少人会把它捡起来看看真假？这个问题不难回答，只要哪个研究机构批给研究者一笔钱，在不同地方试一试，便知分晓。我不知道结果如何，对此有一些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