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尽管安倍执政的国内政治环境没有变，但在内外形势压力下，其内外政策的平衡色彩、实用主义特征更趋明显。此外，由于安倍2012年第二次执政以来加速实施的“大国化战略”已走到历史最高点，所面临的结构性障碍逐步显现。同时，中日战略博弈开始进入“深水区”，进入需要精细化设计、精准化施策的新阶段。
一、谨慎展望“令和时代”
2019年日本的形势和政策受到各种长线及短期因素的影响，大的背景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一是经历了“改元之年”，从平成步入令和。尽管这只是个符号性的变化，但毕竟给了日本一个总结以往30年、思考规划未来的重要契机和节点。相较中国学界关注平成30年间日本国家战略转型取得的进展，日本国内相对“看衰”这30年，对令和时代的期待也非常谨慎。
二是安倍晋三继2018年第三次连任自民党总裁后，到2019年11月创下日本宪政史上首相在位时长的最高记录，政治生涯达到顶峰。但鼎盛期往往意味着衰退期的开始。2018年安倍提出“战后外交总决算”口号，既是参议院选战策略，更是基于累积外交业绩的“身后考量”。2019年7月第23届参议院选举和党政人事调整后，安倍政权开始步入重在维持政治向心力、政策执行力的阶段。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举行将给安倍政权打入“强心剂”，但不会改变“月盈则亏”的总趋势。
三是在国际战略层面，面对中美经贸摩擦长期化、复杂化和世界经济下行压力增大，日本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面临极大挑战。2019年10月日本再次提高消费税，从8%提到10%。这是在几次推迟实施后，安倍内阁权衡政治、经济两方面利弊做出的艰难决定，尽管事先采取了多项冲销措施，仍可能给经济中期走势带来不确定性。
拉动经济增长是安倍内阁决定内外政策的重要考量。7月，日本官方发布的本年度经济财政白皮书坚持此前的判断，即“2012年底开始的景气周期仍在继续”，但未再重复1月做出的这次景气周期“可能创二战以来最长记录”的判断。同样在7月，日本央行货币政策会议做出两项重要决定：一是将2019财年经济增速从4月预期的0.8%下调到0.7%；二是维持现行超宽松货币政策不变，短期利率维持在-0.1%，长期利率维持在0左右。从中可以看出，日本经济增长面临较大压力。
二、安倍政权内外政策趋势
2019年参议院选举后，日本政坛自民党一党独大、自民党内一强（安倍）多弱的基本格局没有变，安倍执政的国内政治环境没有变，但在上述形势压力下，内外政策的平衡色彩、实用主义特征更趋明显。
一是政治领导人自身政治理念与现实执政利益间的平衡。譬如，日本国会审议通过引进外国劳工法案，遭到保守派集会抗议、指责内阁推行“亡国的多民族国家政策”，迫使安倍不得不在国会做出解释，称将引进的不是移民，而是外国劳工。在修宪问题上，尽管阻碍重重，但出于维护基本盘的需要，安倍又不能放弃坚持修宪的姿态，在参议院选举前仍高调抛出修宪议题。选举结果是，自民党和公明党议席保持过半席位，但没有达到修宪动议所需的2/3席位。如果加上其他主张修宪的政治势力，勉强可以达到2/3，但鉴于形势复杂，甚至修宪派内部对如何推进修宪也莫衷一是，所以安倍要在任内实现修宪几乎无望。
二是在多边自贸体制与对外战略“政治正确”之间的平衡。前一个是基于经济合理性的考量，后一个是坚持与欧美战略协调、维护日美同盟的传统立场。2019年日本举办了三场“主场外交”：g20峰会、非洲开发会议、德仁天皇即位大典，特别是在6月底的大阪g20峰会期间，日本的政策取向表现得非常清楚，就是竭力保持这两点之间的平衡。
三是面对中美战略竞争，在中美之间搞平衡。日本研判认为，“中美对立”将构成日本区域外交的“常态化”背景，日本无时无处不需要在中美之间“走钢丝”，包括在对华牵制与合作之间搞平衡、在“印太构想”的经济属性和安全属性之间搞平衡、在追随美国限制中企与扩大对华第三方市场合作之间搞平衡。
日本的平衡术不仅表现在对中美日三角的运作上，也体现在对中美两国的双边政策上。对美，日本的战略自主性进一步上扬，拒绝参加美国牵头的波斯湾护航联盟，声称将以自己的方式为中东和平做贡献，同时积极斡旋美国与伊朗的关系。日本利用中东“俄进美退”的战略态势，明显加强了在中东的外交存在，中东外交从能源外交走向调停外交。2019年10月，日本与美国达成了双边货物贸易协定，双方在协议之外还在加紧协调更多利益汇合点。
日方把稳住对华关系看得很重，但两面性也更加明显。2018年10月安倍访华期间双方就第三方市场合作签署了52个合作意向以及多项政府间协议，但日本对参与合作缺乏细化的政策，还加强了对在日外资企业的监控，约谈中国高科技企业负责人。在安全领域，中国军舰时隔十年首次访日，参加日本海上自卫队国际舰队阅舰式，成为中日关系改善的重要标志。但同时，日本“以自己的方式”实现了在南海的实际存在，在本土西南方向的军事部署持续增强，对华牵制举措有增无减。
从长周期看，安倍2012年第二次执政以来加速实施的“大国化战略”已走到历史最高点，所面临的结构性障碍逐步显现。障碍因素首先来自日本国内，例如2019年参议院选举中成为焦点的退休养老金问题。目前日本社保支出已占到财政总支出的33%以上，这是一种刚性需求，未来持续增长的趋势难以逆转。从中日关系看，战略博弈开始进入“深水区”，进入需要精细化设计、精准化施策的新阶段。
（作者：杨伯江，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摘自《世界知识》 2019年第2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