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伯江:日本经济遇困、政治不安,战略转型提速-米乐m6平台

杨伯江:日本经济遇困、政治不安,战略转型提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6 次 更新时间:2022-12-25 1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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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伯江 (进入专栏)  


2022年发生的乌克兰危机、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身亡、美国“收割”世界这三大事件,令日本社会饱受冲击、形势震荡起伏,日本汇市、债市和股市经历剧烈波动。2月乌克兰危机引发全球能源危机,油价粮价一路飙涨,日本遭受巨大冲击,物价上涨。3月起,美联储接连加息,导致日美利差扩大,日元大幅贬值,趋势很难扭转。

处理经济波动捉襟见肘

岸田文雄政府进退两难。如果放弃量宽和负利率政策,将使日本金融面临巨大风险,例如政府债务风险上升、债券市场价格暴跌、股市动荡等。如果坚持现有货币金融政策,惟一办法就是实施干预。9至10月,日本政府两次进行市场干预,并且自1998年以来首次进行汇率干预。日本政府还大量抛售美国国债,3~8月共抛售2300亿美元,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债抛售方。

日元贬值引发输入型通货膨胀,拖累经济复苏,岸田政府疲于应对,一些政治理念和政策构想无法落地。例如,5月发布了“新资本主义”经济政策实施计划草案,却迟迟不能实行。再如,为缓和高物价和日元贬值带来的冲击,10月岸田政府公布“综合经济对策”振兴方案,但各界反应冷淡。新冠疫情进一步扩大了安倍时期即已出现的贫富差距扩大趋势,“新资本主义”就是要缓解这种局面,但由于经济复苏乏力,也就谈不上“实现增长与公平分配的良性循环”了。

7月8日安倍遇袭身亡对自民党内力量格局、派系分野的深刻冲击大于对社会政治的直接影响。事件不仅引发日本国内外对“安倍遗产”的讨论和对“安倍路线”是否人亡政息的关注,而且牵扯出“统一教”与日本政界特别是自民党议员非法勾连、利益输送的内幕,暴露出该党违反“政教分离”原则的冰山一角。加之岸田政府坚持以国民税金为安倍举行“国葬”,导致内阁支持率剧挫,一度跌破30%,较最高点已是腰斩。

对外战略着力应对“中美战略竞争”

乌克兰危机直接冲击了日本经济社会,激化了社会矛盾,对日本的国际秩序观和对外战略的影响也非常直接。日本的安全自主意识空前上升。4月发布的新版《外交蓝皮书》反映了对国际形势的最新研判,加进了对乌克兰危机的评估,对国际形势也给出一些前所未有的观点,比如认为“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借助全球化积蓄了力量”,“世界正式进入了中美竞争时代”,国际秩序面临严峻挑战。

日本把西南诸岛防务、台湾问题同乌克兰危机加以关联的动向也非常明显,安倍甚至公开提出讨论与美国实现“核共享”。这对主张“无核三原则”的日本来说是破天荒之举。尽管岸田不会采纳这一政策建议,但从战略上看,日本可能实现“取上得中”“进二退一”的效果,加强常规尖端武器系统的装备。此外,日本国会加速审议并通过《自卫队法修正案》,扩大了海外撤侨的目标范围,将“相关外国人”包括进去。这在日本对台政策上具有何种指向意义、将对日台及两岸关系造成何种影响,值得关注。

日本加紧推进战略转型,2022年底将完成三份事关未来走向的重要文件的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防卫计划大纲》和《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在安全战略上,外向型、进攻性调整加速;防卫原则上,不再“专守”,而是要构建“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同时比照北约标准,将防务预算提升至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装备上,将有选择地部署战略性、进攻性武器。4月《读卖新闻》进行的紧急民调显示,64%的日本受访民众支持强化防卫能力,反对者仅27%。

202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但要真正把好的契机转化为好的氛围、引向好的前景,还需双方共同努力。在日渐强烈的“对华制衡”思维推动下,加之国内政治因素掣肘,岸田政府的外交安全政策基本继承“安倍路线”,对华博弈的力度和防范对抗的举措都有所强化。

贸易投资一直是中日合作的重点领域,但近两年中日经济关系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冲击。据统计,2021年日本对华投资1.05万亿日元(约合76.3亿美元),同比下降5%;2022年前三季度中日贸易额为2707.4亿美元,同比下降1.4%。目前中韩贸易已经超过中日。除受疫情影响外,日本自身政策因素是造成问题的原因之一。5月日本国会审议通过《经济安保推进法》,在谋求提升供应链稳定性、提升本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同时,提出要降低对华依赖。然而面对物价高企、日元贬值局面,岸田政府只能加大实施刺激出口战略的力度,这或将为中日经贸合作带来一些机遇。

曼谷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中日领导人在时隔近三年后首次实现了面对面的会晤,就稳定和发展双边关系达成五点共识,不仅明确了“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建设性、稳定的中日关系”目标,而且提供了实施路径,即尽早举行新一轮中日经济高层对话、尽早举行新一轮中日高级别人文交流磋商机制会议、尽早开通防务部门海空联络机制直通电话。面对“世界向何处去”“亚太怎么办”的时代之问,中日关系尤需趋利避害,有效管控分歧,把握难得机遇,扩大各类合作,稳步做大“良性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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