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发生的乌克兰危机、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身亡、美国“收割”世界这三大事件，令日本社会饱受冲击、形势震荡起伏，日本汇市、债市和股市经历剧烈波动。2月乌克兰危机引发全球能源危机，油价粮价一路飙涨，日本遭受巨大冲击，物价上涨。3月起，美联储接连加息，导致日美利差扩大，日元大幅贬值，趋势很难扭转。
处理经济波动捉襟见肘
岸田文雄政府进退两难。如果放弃量宽和负利率政策，将使日本金融面临巨大风险，例如政府债务风险上升、债券市场价格暴跌、股市动荡等。如果坚持现有货币金融政策，惟一办法就是实施干预。9至10月，日本政府两次进行市场干预，并且自1998年以来首次进行汇率干预。日本政府还大量抛售美国国债，3～8月共抛售2300亿美元，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债抛售方。
日元贬值引发输入型通货膨胀，拖累经济复苏，岸田政府疲于应对，一些政治理念和政策构想无法落地。例如，5月发布了“新资本主义”经济政策实施计划草案，却迟迟不能实行。再如，为缓和高物价和日元贬值带来的冲击，10月岸田政府公布“综合经济对策”振兴方案，但各界反应冷淡。新冠疫情进一步扩大了安倍时期即已出现的贫富差距扩大趋势，“新资本主义”就是要缓解这种局面，但由于经济复苏乏力，也就谈不上“实现增长与公平分配的良性循环”了。
7月8日安倍遇袭身亡对自民党内力量格局、派系分野的深刻冲击大于对社会政治的直接影响。事件不仅引发日本国内外对“安倍遗产”的讨论和对“安倍路线”是否人亡政息的关注，而且牵扯出“统一教”与日本政界特别是自民党议员非法勾连、利益输送的内幕，暴露出该党违反“政教分离”原则的冰山一角。加之岸田政府坚持以国民税金为安倍举行“国葬”，导致内阁支持率剧挫，一度跌破30%，较最高点已是腰斩。
对外战略着力应对“中美战略竞争”
乌克兰危机直接冲击了日本经济社会，激化了社会矛盾，对日本的国际秩序观和对外战略的影响也非常直接。日本的安全自主意识空前上升。4月发布的新版《外交蓝皮书》反映了对国际形势的最新研判，加进了对乌克兰危机的评估，对国际形势也给出一些前所未有的观点，比如认为“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借助全球化积蓄了力量”，“世界正式进入了中美竞争时代”，国际秩序面临严峻挑战。
日本把西南诸岛防务、台湾问题同乌克兰危机加以关联的动向也非常明显，安倍甚至公开提出讨论与美国实现“核共享”。这对主张“无核三原则”的日本来说是破天荒之举。尽管岸田不会采纳这一政策建议，但从战略上看，日本可能实现“取上得中”“进二退一”的效果，加强常规尖端武器系统的装备。此外，日本国会加速审议并通过《自卫队法修正案》，扩大了海外撤侨的目标范围，将“相关外国人”包括进去。这在日本对台政策上具有何种指向意义、将对日台及两岸关系造成何种影响，值得关注。
日本加紧推进战略转型，2022年底将完成三份事关未来走向的重要文件的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防卫计划大纲》和《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在安全战略上，外向型、进攻性调整加速；防卫原则上，不再“专守”，而是要构建“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同时比照北约标准，将防务预算提升至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装备上，将有选择地部署战略性、进攻性武器。4月《读卖新闻》进行的紧急民调显示，64%的日本受访民众支持强化防卫能力，反对者仅27%。
202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但要真正把好的契机转化为好的氛围、引向好的前景，还需双方共同努力。在日渐强烈的“对华制衡”思维推动下，加之国内政治因素掣肘，岸田政府的外交安全政策基本继承“安倍路线”，对华博弈的力度和防范对抗的举措都有所强化。
贸易投资一直是中日合作的重点领域，但近两年中日经济关系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冲击。据统计，2021年日本对华投资1.05万亿日元（约合76.3亿美元），同比下降5%；2022年前三季度中日贸易额为2707.4亿美元，同比下降1.4%。目前中韩贸易已经超过中日。除受疫情影响外，日本自身政策因素是造成问题的原因之一。5月日本国会审议通过《经济安保推进法》，在谋求提升供应链稳定性、提升本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同时，提出要降低对华依赖。然而面对物价高企、日元贬值局面，岸田政府只能加大实施刺激出口战略的力度，这或将为中日经贸合作带来一些机遇。
曼谷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中日领导人在时隔近三年后首次实现了面对面的会晤，就稳定和发展双边关系达成五点共识，不仅明确了“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建设性、稳定的中日关系”目标，而且提供了实施路径，即尽早举行新一轮中日经济高层对话、尽早举行新一轮中日高级别人文交流磋商机制会议、尽早开通防务部门海空联络机制直通电话。面对“世界向何处去”“亚太怎么办”的时代之问，中日关系尤需趋利避害，有效管控分歧，把握难得机遇，扩大各类合作，稳步做大“良性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