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公元前500年到公元500年的一千年，是古典文明的鼎盛时期，从东到西，各大文明体都创造了辉煌的文化。这一时期欧亚大陆几大文明的往来，也从零星变得频繁。驼队马帮和船只，装载着东方的丝绸、香料、宝石，西方的玻璃器皿、纺织品、金属及货币，穿梭于陆路和海上，将欧亚大陆上的几大文明连接成一条不间断的文明地带。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全球化，过程缓慢但意义深远。与欧亚大陆相似，美洲大陆的墨西哥美洲文明中心和南美洲文明中心各自形成了都市网络体系。
此期间欧亚大陆上最重要的地缘政治现象，是秦汉与罗马两大帝国的东西并峙。雄踞南亚的印度，也是创造出重要文明的国家。这些大国虽没有直接接触，却相互知晓。丝绸之路是联结彼此的著名纽带，但并非唯一的通道。在中国北方，一条草原大道沿着内蒙古草原直达天山和乌拉岭，车马技术很可能就从此路传入中国；此外，还有一条经川、康、云南纵谷，通往缅甸、印度的西南丝道。与此同时，各帝国都各自建立了庞大的交通网络，中国以长安和荥阳为中心枢纽，联结成东西干线，南向有褒斜道和子午道，修建了覆盖帝国主要城市的道路网络。
在意大利全境“条条大路通罗马”，地中海是罗马帝国的内海，舟船往来，无远不届。
交通网络不仅将帝国的乡村与城市连接在一起，同时也把相距遥远的各个帝国间接联系起来。这些交通与经济网络不仅奠定了相互交流的基础，也铺就了文明多样性发展的途径，极大推进了人类社会的文明进程。若用超越“国家本位”的全球史观审视这段历史，以“社会空间”作为历史的基本单元，可以看到：丝绸西去，小麦东来，中国人开始接受小麦为主食，换取的葡萄、胡葱、西瓜也丰富了食品。
其后，汉攻匈奴，匈奴西迁中亚，建立贵霜王朝；东汉击溃匈奴，其残部西遁，400年后匈奴王阿提拉兵临罗马帝国；而中国则因西方疾病传入、东汉多发大疫，导致北方人口大减、经济重心南移，却也激发张仲景写出《伤寒论》，推动中医的划时代发展。而这一医疗体系，为中国作为世界人口大国提供了重要保障。
贸易往来、物种传播、疾病蔓延、气候变化、跨文明战争等凡此种种超国家因素，对当时的社会生活产生了深刻而长久的影响，起到了决定当代、辐射后世的历史作用。
广袤欧亚大陆上的不同文明之间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人类彼此交流的范围大大超越了早期文明的空间局限，不同文明之间交流的频度也更加密切，由此结成了紧密的文明网络体系。可以说，此时的欧亚非大陆出现了史上第一次全球化的高潮。
在公元五世纪前后，全球化的长河，拐了个弯。在草原游牧民族的袭扰下，亚洲和欧洲的主要文明国家纷纷陷入了动荡和战乱。亚欧大陆各文明体之间的接触大幅减弱乃至停滞，波澜壮阔的全球化进程开始出现了退潮。
其后的千年间，不同地域的文明自成体系，却又都在不断扩展着自己的活动空间，宗教和战争在不同文明的交流中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通过战争、商贸、宗教传播和人员迁徙，不同文化在与其他文明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甚至是在相互冲突中向周边扩散。这一阶段的代表事件，是基督教在欧洲定于一尊、伊斯兰教在中东兴起和蒙古人横扫欧亚大陆。从马可·波罗生动的记录中人们可以知道，庞大的蒙古帝国虽然存在时间短暂，却打通了连接东西方的陆路与海路。还有一件在当时并未显示出重要性、却对未来世界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事，就是蒙古帝国推进了货币的白银本位制。
边缘地区的文明时常会挑战中心地带的主导文明，特别是在气候进入小冰期或受火山效应影响时，农耕文明的优势被自然因素所撼动，处于相对不利于游牧文明的地位，不同文明间的生存竞争就变得分外严酷。此时，更能经受内外冲击并适应变化的文明才能延续发展，否则便被吸纳融合，成为镶嵌于新文明之中的碎片。这种弱小与强大、边缘与中心、野蛮与文明的转化，组成历史的鲜活部分。
文明起源和发展过程的多样性，给历史进程带来消长律动，推动人类社会从疏离走向集聚、从隔绝走向连通。我们要看到人类社会中的大范围、长时段的整体运动，注重社会经济结构，也关注社会经济条件变化产生的影响，把世界当作一个不断变化的整体来认识和把握。
沃勒斯坦认为，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许多个世界性的帝国，甚至同时存在着“世界诸体系”（world-systems）。譬如印度洋体系、中华体系和地中海体系。在这些体系的不同帝国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彼此间还进行着直接或间接的贸易。当然，贸易品种和数量受到当时交通技术的限制，尚难以保持人们之间的频密交往。在1250~1350年期间，欧亚大陆上八个地区构成了相互关联的世界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