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自《论维特根斯坦》，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20年。
在如何做哲学的当代讨论中，按照一般的意见，大致有这样两种进路：一种是以哲学问题为导向的研究，另一种则更强调哲学与哲学史的联系，甚至认为哲学即哲学史。一般而言，分析哲学注重对哲学问题的探究，而欧陆传统的哲学研究则更强调论从史出。当然，这里所谓分析哲学与欧陆哲学的划分，是在相当粗略的意义上而言的，并不具有逻辑上的严格性。
对如何做哲学的不同理解，使人们对哲学的经典论著抱有不同的态度。在以哲学问题为导向的研究者看来，在当代的哲学学习和研究中，历史上经典的哲学论著只具有相当边缘的意义：初学者应从哲学各分支学科的教科书开始自己的学习；如果不是做专门的历史研究，一般的哲学学者无须再去啃读那些晦涩的哲学经典。在为《20世纪分析哲学史》所写的代译序中，叶峰说：“一些表述得较清晰的经典原作可以作为教科书的补充读物来阅读。至于那些晦涩难懂而且对其解释争议较大的经典原作，除专业哲学史研究者外，一般研究者则不一定需要去钻研。”叶峰的这一观点，在一些主张哲学即哲学史的学者看来，可能是极具误导性乃至是“危险”的。因为在他们看来，所谓哲学问题只能从哲学史中来，脱离了哲学史的“哲学问题”要么是假问题，要么根本就不是哲学的问题。基于这一理由，他们主张哲学学习和研究的恰当起点应当是哲学史，这意味着人们应当严肃认真地面对历代哲学经典；而且，他们还可以举出许许多多的例子来，并以此来说明哲学史之于哲学学习和研究的重要性。
在以哲学问题为导向的研究者看来，维特根斯坦并非哲学科班出身，没读过几本哲学史，而对哲学史上的经典著作也不甚熟悉，但这并不妨碍他对哲学问题的深度思考，并终而成为一名重要的哲学家；由此，他们认为，哲学史并非哲学学习和研究的必需，维特根斯坦即是一个耀眼的例证。而在主张哲学即哲学史的一些学者那里，他们尽管一般也会承认维特根斯坦对哲学的贡献，但认为直接从问题出发而能对哲学有所贡献者，只有少数天才才能做到，因此不应该成为多数一般学者效仿的榜样。有学者甚至讥讽说，那些主张哲学学习和研究应该直接从问题出发的学者，可能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智力水平。
那么，维特根斯坦本人是如何看待哲学史的呢？1933年12月22日，维特根斯坦在给c．l．斯蒂文森的信中，谈到了他对哲学史的看法：“遗憾你得大量阅读哲学史，因为阅读很难帮助你澄清自己的混乱。理解其他人的思想或者从其他人的迷乱中学到什么真的相当难，尤其当他们生活在很久以前，说着跟你不一样的哲学语言。可做的唯一事情一直是，告诉你自己你不理解他们究竟在说什么。如果你真正有过自己的思想，你就会知道他人很难准确地理解它，然后你还会知道你也难以理解其他人的思想。我知道，如果是一位哲学教授，你得声言理解每个人所说的东西……但你不是一位教授，所以享受自己的自由好了！”
在上引维特根斯坦所写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几层意思：其一，大量地阅读哲学史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因为这不仅无助于澄清自己的混乱，事实上也很难学到什么东西。之所以会是这种情况，在于大多数经典的哲学家都生活在遥远的过去时代，他们操着各自时代的哲学语言，这使得我们很难理解他们所说的究竟是什么。其二，在认识到理解的难度之后，我们能做的唯一事情，是保持一种理智上的诚实，“告诉你自己你不理解他们究竟在说什么”，而不是谬托知己、自欺欺人地以为自己理解了他们。其三，抛开时代的因素不论，一位真正的思想者会认识到，哪怕是同时代的人，思想上的相互理解也是一件极难的事。其四，哲学教授们因为职业的关系，会声言自己理解了每个哲学家所说的东西，但对于并非哲学教授的人而言，这种“声言”是一种不必要的负担。
上段中所说的第三层意思，当为维特根斯坦自己的经验之谈。1945年，维特根斯坦在为《哲学研究》所写的序言中，说他之所以会考虑出版这本书，主要是因为“我违乎所愿地了解到，我的成果在通过授课、打印稿和讨论得到传布的过程中，遭到多种多样的误解，或多或少变得平淡无奇或支离破碎。这刺痛了我的虚荣心，久难平复”。1949年8月23日，维特根斯坦在给p． 斯拉法的信中继续说：“我在自己的人生中一步一步确立一个信念，即某些人彼此无法让他们自己被对方理解，或者至少只在一个非常狭窄有限的范围内被理解。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么每个人都倾向于认为对方不想去理解，然后就有无穷无尽的误解。”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维特根斯坦反复申言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是如此之难。
在维特根斯坦写给c．l．斯蒂文森的信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区分，即思想者和哲学教授不是一回事：思想者会清楚地认识到，人们之间在思想上的相互理解是非常困难的；而哲学教授则声言他们理解了每一个哲学家所说的东西。按照维特根斯坦的这一区分，在如何看待哲学史的问题上，思想者和哲学教授会持有不同的立场：思想者相对不那么重视哲学史，而哲学教授则是以教授哲学史为业。就维特根斯坦本人而言，我们知道，维特根斯坦曾接替摩尔的职位，在剑桥当过一段时间的哲学教授，但他始终对学院化的哲学研究持一种怀疑的态度，并常常劝诫自己的学生不要以哲学研究为职业。1947年，维特根斯坦更是主动辞去了剑桥哲学教授的职位。在这个意义上，维特根斯坦本人更多的是一位思想者而非哲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