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五国对于中国读者来说，一直是比较陌生的领域。苏联解体前，中亚五国作为加盟共和国，实际上没有与其他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权力，他们只不过是苏联的地方行政单位，其与外界的关系也不过是苏联对外关系的一部分。苏联解体后，中亚五国虽然都走向了独立，建立了民族国家，但是由于历史、地缘政治等原因，这一区域仍然处在中国学界关注范围内的边缘地带。直到“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国内对中亚的关注度才显著提升。在这其中，土库曼斯坦俨然是边缘中的边缘：首先，就地理位置来说，土库曼斯坦位于中亚五国的西南方，与中国相距最远，而土库曼斯坦的主体民族不像其他四国一样，同时也是中国的少数民族，因此交流上远不如其他四国那么频繁（土库曼斯坦的主体民族是土库曼族，与中国境内青海省的撒拉族有一定的同源关系，但从现代民族角度讲，这两者已经不再属于同一民族了）。其次，由于土库曼斯坦独立以来所采取的外交政策，不但对于中国来说这是一个陌生的国度，对于其他国家来说同样如此。土库曼斯坦的神秘，很大程度来自其名义上的“中立”。之所以说是“名义上”，在于与其说是“中立”不如说是“孤立封闭”—包括普通旅行者在内，很少有外国人能进入土库曼斯坦，遑论想要研究她的学者。再加上该国的信息非常不透明，出版和新闻的限制繁琐严苛，因此对土库曼斯坦的研究，无论中外都相当薄弱。虽然有一些政治学、经济学、地质学特别是能源方面的论文，但社会科学领域对该国的研究专著仍然屈指可数（该国的天然气储量全球排名说法不一，但无论如何位于世界前五，且一些气田边界尚未探明，实际储量可能更高）。在这种情况下，二0一八年出版的《土库曼斯坦的民族国家建设与个人崇拜：土库曼巴希现象》（nation-building and personality cult inturkmenistan ：the t ürkmenba ?y phenomenon ）作为近年来罕见的土库曼斯坦研究的社科专著，无疑为我们了解这个神秘国度提供了一个宝贵的参考。
在介绍该书之前，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一下这本书的主要研究对象—土库曼巴希的基本情况。土库曼斯坦独立至今二十九年，只有两位总统。首任总统萨帕尔穆拉特·阿塔耶维奇·尼亚佐夫（一九四0至二00六），土库曼族，历任土库曼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最高苏维埃主席、土库曼共产党第一书记，苏联解体后担任土库曼斯坦共和国首任总统（一九九一至二00六）。他曾被多次授予“土库曼斯坦英雄”的头衔。一九九三年十月由人民大会（h a l kmaslahaty）提议并批准，尼亚佐夫获得了“土库曼巴希”的称号（türkmenba?y）。巴希ba?y（баши）在土库曼语中有“头”“（月）初”等意思，因此“土库曼巴希”的含义就是“土库曼的首领”。
从一九八五年担任土库曼共产党第一书记开始，直到二00六年十二月于总统任上突发心脏病去世，尼亚佐夫共执掌了土库曼斯坦长达二十一年。第二任总统库尔班古力·别尔德穆哈梅多夫曾经是尼亚佐夫的牙医，后来担任土庫曼斯坦的卫生部长，在尼亚佐夫的安排下一步步走上了国家权力的最高层。在尼亚佐夫去世后，别尔德穆哈梅多夫毫无悬念地成为土库曼斯坦第二任总统，并执政至今。他上台以来基本延续了尼亚佐夫在世时为土库曼斯坦民族国家建设定下的基调。因此作为一名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的领导人，土库曼斯坦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无疑深深烙上了尼亚佐夫的个人特色。
这本书虽然名为对土库曼巴希个人崇拜现象与土库曼斯坦国家建构的分析，但其实是运用比较政治学的方法，将尼亚佐夫和利比亚前领导人卡扎菲的经历与个人崇拜做对比，来解释土库曼巴希现象的起源和成因。作者在绪论中列举了以往英文学界对后苏联时代中亚地区的诸多研究，以及这些研究在解释土库曼斯坦问题时遇到的障碍，比如缺乏比较视角和历史视野;只局限于民族国家研究，而忽略了其他伊斯兰社会;等等。作者赞同的分析框架是食利国家模式（rentier statemodel）， 因为“典型的食利国家是后殖民的、威权统治的家产制国家（patrimonial states）”，这比较符合外界对土库曼斯坦的定性。而在诸多符合这一定义的国家中，之所以选择卡扎菲治下的利比亚来同尼亚佐夫治下的土库曼斯坦做对比，除了它们大量具体的共同点之外（伊斯兰教逊尼派占主流;历史上没有建立过统一独立的国家;都当过欧洲列强的殖民地;都有很强的部落认同和薄弱的公民认同;地处沙漠，地广人稀却有丰富的能源;边界都是近代以来人为划定的，很难控制，并且因此造成了身份认同困境;长期处在威权领袖的主导下，都拥有类似部落大会的组织机构;推行个人崇拜;将领袖的著作贯穿国民教育来建立国家认同;匪夷所思的对外政策;等等），还因为这两个食利国家的非典型性—“它们发展出来的民族神话和个人忠诚针对的是领袖，而不是作为一个系统的家产制国家。”
除了绪论部分外，该书正文共分四章。第一章“什么是个人崇拜？”从政治学的角度对个人崇拜和克里斯马进行了理论梳理，进而为全书提供一些关键定义和理论框架。第二章“卡扎菲的利比亚：不按常理出牌的国家”单独描述了卡扎菲个人崇拜出现的历史背景、发展变迁和最终结果。第三章“土库曼斯坦：从‘部落社会到现代民族国家？”梳理了土库曼斯坦从沙俄殖民中亚到苏联时期民族识别、划界、扫盲、合作化等运动在内的历史和社会特征，以及尼亚佐夫的履历、施政理念和具体措施，为理解其个人崇拜的出现提供历史背景。第四章“尼亚佐夫的个人崇拜：作为一种服务于民族国家建设的统战工具”则分析了尼亚佐夫个人崇拜的深度，以及个人崇拜如何成为土库曼巴希治下土库曼斯坦民族国家建设的核心工具。这一章还对比了尼亚佐夫与卡扎菲个人崇拜的异同，从而回答了这种个人崇拜出现的原因，以及它是如何发展起来的。
在我看来，全书的精华是第三章。这一章理顺了尼亚佐夫个人崇拜与土库曼斯坦民族国家建设的内在逻辑，有力地论证了尼亚佐夫的个人崇拜并不是出于诸如好大喜功等个人性格缺陷，或者继承了某种传统的制度惯性。这些对尼亚佐夫个人崇拜的解读，是那些只能隔着重重迷雾、从指缝和传言中观察这个神秘国度的人很容易得到的结论。
像其他后苏联国家一样，土库曼斯坦宣布独立后，必须同时面临“三重过渡”：从多民族国家过渡到民族国家，从中央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再从社会主义共和国过渡到另一种政体。但作者认为，一九九一年才独立的土库曼斯坦并不是从“部落社会”过渡到现代国家的。苏联时期已经为土库曼斯坦成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做足了准备工作——包括明确而稳定的边界，标准化的语言，民族识别后不断鼓励和发展的民族文化也强化了民族认同，以及最重要的“主权”（虽然只是名义上）。这是尼亚佐夫相较于卡扎菲的一个很大优势：当后者必须通过彻底的去殖民化，发动自己的“绿色革命”（greenrevolution），近乎同步地进行从部落社会到现代国家的过渡以及开启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这两项繁重任务的时候，土库曼斯坦已经走完了从部落社会过渡到现代国家的一系列步骤，从苏联那里继承了一个现成的国家。因此，如果说卡扎菲在建国过程中不得不做大量尝试的话，尼亚佐夫就可以相对简单地在不改变基本行政结构的情况下，逐步引入政治体制的改革变化。需要指出，关于苏联时期的这部分论证，作者主要依据的是最早研究土库曼斯坦民族国家问题的艾德加教授的经典著作《部落国家：制造现代土库曼斯坦》和土库曼斯坦著名历史人口学家、历史学家ш.х. 卡德罗夫的研究成果。
独立后的土库曼斯坦不但要在地区的动荡（新独立的中亚五国，或多或少都面临民族、宗教、领土冲突等一系列问题，况且土库曼斯坦毗邻阿富汗和伊朗，地缘环境更为不利）中维持这种现成但脆弱的成果，还要完成两个合法化的迫切任务—使从苏联转换而来的土库曼斯坦共和国合法化，与从苏维埃政权第一书记转为新政权总统的尼亚佐夫的身份合法化。而合法化的努力要建立在维持稳定和既有成果的前提之上，因此需要一种意识形态来承担起这个任务。作者分析了伊斯兰等若干意识形态对土库曼斯坦造成的负面影响后指出，民族主义是唯一能够填补苏联解体后意识形态领域的空白，完成使新国家合法化这个任务的意识形态。而作为前苏联统治精英的尼亚佐夫则在有步骤地打击部落主义等可能对国家稳定造成威胁的过程中，树立了自己的统治和个人崇拜。在作者看来，尼亚佐夫将个人崇拜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叙事联合起来，是因为尼亚佐夫缺乏个性，没有配得上克里斯马形象的成就！“他既没有领导过独立斗争，因此不能像凯末尔那样拥有值得夸耀的军事成就和全面改革成绩，也没有纳赛尔的政治视野和魅力。甚至他近似勃列日涅夫的外表都类同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普通党政官员，而不是领袖：用土库曼斯坦诗人希拉里·乌拉穆拉多夫（shirali nurmuradov）的话来说，‘这是一种没有个性的个人崇拜。因此，无论是在土库曼斯坦民族主义的阐述中，还是尼亚佐夫在民族主义叙事中所扮演的角色上，都需要更高程度的发明和神话创造：实际上，国家合法性与这一在位者难解难分，紧密地纠缠在一起，而尼亚佐夫也因此成为民族叙事中的主要角色。”
但是，除了和凯末尔、纳赛尔对比之外，与作为该书主要比较对象的卡扎菲相比，如果后者是个性十足的领导人，那么尼亚佐夫能算没有个性吗？《绿皮书》（卡扎菲著）vs《鲁赫纳玛》（尼亚佐夫著），住帐篷与全国塑金像……抛开此书所列举的这些表象的对比，单从政治思路上来说，卡扎菲经历了先以反帝旗手、纳赛尔继承人自居，选择阿拉伯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后又根据对形势的判断转向拥抱利比亚民族主义的过程，而尼亚佐夫也有带领土库曼斯坦争取到联合国承认的中立国地位，后又因为国内外斗争而从积极中立走向自我隔绝的经历。除了在国际影响上利比亚的存在感似乎比土库曼斯坦更强之外（这也跟尼亚佐夫的主动选择有关），单看两位领导人的这些举动和思想，其实都是相当独立且活跃的，至少可谓旗鼓相当，因此并不能简单地判断说卡扎菲有个性，而尼亚佐夫是一个没有个性的领袖。
全书正文仅一百一十页，单是关于卡扎菲的第二章就占据了四分之一的篇幅，而且完全可以拿出来单独成文。但乍观书名，丝毫看不出这是一项比较政治学的研究，因此这样的结构安排实在有些名不副实。况且，即便真的剔除与利比亞卡扎菲时代的个人崇拜相对比的内容，也并不影响全书分析尼亚佐夫的个人崇拜在土库曼斯坦民族国家建设中的作用。那么如此布局，可能是因为关于土库曼斯坦的文献材料相对较少，而且实在太难收集，所以需要在研究方法上做文章，来丰富研究的层次与深度，以弥补文献上的不足—很难想象面对一个几乎禁止外国人入境，没有邮局，没有（合法）对外网络，出版全由政府负责，而政府几乎不出版涉意识形态书籍的研究对象，该如何开展对其的政治或现代史研究。书末的参考文献也基本证实了这个猜测—该书搜集到的土库曼斯坦方面的一手资料，即尼亚佐夫的谈话和著作（两部《鲁赫纳玛》）也不过只有四种（篇）。因此，此书的资料来源比较复杂，书中大量罗列无从考证的尼亚佐夫的具体事例作为论据，特别是第四章对独立后尼亚佐夫个人崇拜现象的举证和其施政措施的描写，让人颇有一种在读稗官野史、官场秘闻的感觉。但悖谬的是，在这种极端封闭的国家，如果严格要求每条论据的真实性和客观性，最后会发现苛责之下几乎没有什么是确凿无疑的，其结果就是对土库曼斯坦仍然一无所知。在同年出版的另一部关于土库曼斯坦身份认同的著作《学习成为土库曼人：识字、语言和权力，一九一四至二0一四》中， 即使作者克莱门特有幸于土库曼斯坦彻底封闭之前在阿什哈巴德实地居住过，是全世界屈指可数的出入过土库曼斯坦国家图书馆的外籍访问学者，“其作品（并非调查报告等社会学著作）中一些重要问题的注释也仅仅只能给出‘根据田野调查‘根据观察这种模棱两可、缺乏客观来源的支撑”。虽然《土库曼斯坦的民族国家建设和个人崇拜：土库曼巴希现象》的作者伦纳迪斯（fabio de leonardis）没有克莱门特那么幸运，未能进入土库曼斯坦进行实地考察和资料搜集，但他在俄罗斯圣彼得堡访学期间，曾接触过一些在俄留学的土库曼斯坦学生，为该书的写作收集到相当多来自对象国公民的口述资料，这在研究土库曼斯坦的同行中已经是难能可贵的经历了。这种不确定性虽然难免让人遗憾，但又无可奈何。不过该书作为一种勉力尝试，确实也激励着更多有志于土库曼斯坦研究的学者以“进一寸有进一寸的欢喜”的耐心，继续揭开这个神秘国度的面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