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两国即将迎来邦交正常化25周年，两国政府首脑将从9月开始实现互访。迄今为止，中日关系基本保持了稳定、良好的发展态势，但也经历了不少风风雨雨，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在不断暴露。睦邻、友好与合作在21世纪仍将是中日之间唯一正确的选择，而尽早为这一关系树起新的支点、注入新的活力、确立新的准则已成为时代的迫切要求。
一
1972年9月29日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两国关系自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25年来，经过双方共同努力，中日关系取得长足发展。
在政治关系上，两国签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与邦交正常化之际发表的《中日联合声明》一道作为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的基本准则。两国领导人保持经常性会晤，充分利用双边及多边机会进行对话。1992年邦交正常化20周年之际，江泽民总书记访日、日本天皇访华，使中日关系再上一个新台阶。两国政府各部门之间建立了广泛的协调与合作机制，从80年代起设置了政府成员会议、副外长定期会议以及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和民间人士会议等。这种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的磋商对话，使双方得以保持经常性沟通，增进了相互理解和信任。
中日在经济领域的合作发展迅速，成为两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为双边政治关系奠定了坚实基础。两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第二号发达国家，彼此优势互补，平等互利，促进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也惠及日本的经济繁荣。日本是中国的头号贸易伙伴，中国也已成为日本第二大贸易对象国，双边贸易额从1972年的10.3亿美元发展到1996年的601亿美元[1]，增长58倍多。而且贸易结构不断改善，正在从垂直分工型走向水平分工型。日本从1979年起对华提供优惠政策性贷款，迄今共有4批，总额达21909亿日元，成为中国主要的资金米乐m6平台的合作伙伴。日本企业对华投资70年代末正式起步后不断增加，据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统计，从1979年至1996年9月，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累计达14662项，协议金额达250.04亿美元，实际投入130.5亿美元。
两国在文化、教育等领域的交流也有丰硕成果。1979年中日签署文化合作协定，民间官方交流得到进一步发展。截至今年4月，两国间结成的友好省市已达229对。两国人员往来增长迅猛，1972年仅有9000余人，而到去年已增至约178万人。
总之，25年来中日关系在各个方面都有所发展、有所深化，总体状况良好，友好与合作绐终占据主流地位，作为东亚的两个大国，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做出了贡献。但是，中日睦邻、友好与合作25年来所走过的历程并不顺利，遇到了不少曲折与风波。特别是在冷战结束后的过去几年中，在世界及地区形势总体趋缓的大背景下，中日关系中问题分歧的一面似乎反倒突出了。
（一）历史认识问题。去年9月江泽民主席对法国报界指出：“中日关系目前总体上是稳定的，当然也存在一些问题和分歧，主要是日本政届一些人不能正确对待历史问题”。从1982年日本文部省在教科书上改“侵略”为“进入”、1985年中曾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日本内阁成员屡次“放言”否认侵略历史，直到1996年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中日之间围绕历史问题的摩擦时有发生，严重影响了彼此间的相互信任。桥本首相去年7月事发之际曾声称，要结束“因参拜而影响内政外交的局面”。但遗憾的是，影响是不可避免的。去年12月《中国青年报》进行的舆论调查表明，有93.3%的中国青年认为，影响中日关系正常发展的主要因素是“日本对其侵略历史的态度”。
（二）台湾问题。中日邦交正常化时日本明确承认“一个中国”。1972年11月8日大平外相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答辩时曾就此发表“政府统一见解”[2]，以作为对《中日联合声明》的补充和说明，其核心是承认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大平外相还在日本第70次国会上郑重声明：根据《开罗宣言》与《波茨坦公告》，台湾应归还中国。日本政府的这一见解不变，并且通过在《中日联合声明》中表明“坚持波茨坦公告第八条”，反映了这种见解。然而，近年来日本围绕台湾问题的态度出现微妙变化，“台湾归属未定论”沉渣泛起。去年4月10日，日本外务省亚洲局高官在参议院外务委员会会议上公开宣称：日本对中国关于“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主张是表示“理解与尊重”而不是承认；“台海问题是中国内政”纯系中国的说法，不是日本的说法。
（三）领土争端。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1895年1月在甲午战争期间被窃取。中日之间对此曾有相互谅解，同意暂行搁置争议。但是，1996年7月14日日本右翼团体蓄意登上钓鱼岛，日本政府对此不加阻止，反予纵容，称该岛主权属于日本，否认中日之间存在领土问题。此举理所当然地遭到到中国政府的严正抗议，也激起包括港台在内的中国民众的强烈义愤。日本政府此后加强了对右翼团体的控制。在11月亚太经合组织马尼拉会议期间，桥本首相在与中国领导人会谈时表示：两国在领土问题上“立场的不同不应影响日中关系的正常发展”，“日本将努力防止再次发生类似事件”。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今年4月日本石垣市议员连同《产经新闻》记者、5月新进党议员再登钓鱼岛，刻意制造事端。
（四）日美加强军事同盟。去年4月17日美发表《安全保障联合宣言》，商定以今年秋为限完成对《防卫合作指针》的修改。在去年9月发表的修改“指针”的第一个中期报告中，日本明确宣称要把现行“指针”中的“远东”改为“日本周边”，试探在更广的范围内与美军联合行动。今年6月发表的第二个中期报告又刻意对“日本周边”的范围含糊其辞，意在以模糊战略增强战略威慑。日本一再解释此举不是针对中国的，但在昔日的“苏联威胁”已下降得近乎消失的今天，日美再度强化作为冷战产物的双边同盟在东亚地区引起了广泛关注。而据日本官方1960年发表的“统一见解”，日美军事合作中的“远东”范围指的是“菲律宾以北和日本及其周边地区，包括韩国和台湾”。这一“见解”迄今从未变更。日美强化同盟若与中日关系中的台湾问题纠缠在一起，势将威胁中国的安全利益，影响中国的统一大业。
（五）日本把经济合作与政治问题挂钩。日本在海部内阁时期曾制定“政府开发援助四原则”，强调“要充分注意受援国的人权状况与军事开支等动向”。1995年8月，日本借口中国进行核试验而冻结了对华无偿援助、推迟协商对华日元贷款，从而首次把官方经济合作作为施加政治压力的手段，给中日关系平添复杂因素。
二
由上述可见，中日之间在冷战后特别是过去两年中问题与分歧的一面暴露得比较集中，而且呈现出以下三个特点：其一，摩擦面广，涉及历史、领土、台湾、相互信任、民族感情以及中美日三角关系等各方面问题；其二，经济合作相对顺畅，其中的矛盾多起因于政治领域，事端皆由日方挑起；其三，矛盾有向各自国内广泛扩散、影响两国国民间相互信任之虞。日本报界去秋进行的舆论调查显示，认为“日中关系不好”、“对中国没有好感”的日本人25年来首次超过半数。同样，“厌日”倾向在中国国内的舆论调查中也有所反映。
中方对中日关系出现的上述问题采取有节制的理性处理态度。李鹏总理在今春召开的八届人大会议上所作的工作报告指出，“中日关系虽然受到了干扰，但是我们希望两国关系能够正常发展”。同时我们也应充分意识到，导致问题出现的背景与成因是复杂而深刻的，其中恐怕既包含了冷战后国际环境变化的客观性、结构性因素，同时又有中日两国着手战略调整的主观性、政策性因素。
（一）中日关系出现问题的直接原因在于《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未能得到充分尊重与恪守。
作为规范双边关系的两个基本文件，“声明”与“条约”确立了中日两国所应遵循的政治原则与法律基础，它所体现的是中日两国的共同利益。事实证明，当这两个基本文件的原则与精神得到严格维护与信守时，中日关系就发展得健康、顺畅，反之则会出现种种问题。这两个文件直到今天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当前中日关系中出现的不少问题在这两个基本文件中实际上都已得到明确界定、根本解决或基本解决。例如历史问题。日本政府在“声明”中已经郑重宣布：“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既如此，日本政要当然就不应当对过去制造中日对抗的罪魁祸首寄予同情，而要正视历史，区别正义与邪恶、受害与加害，不做任何伤害对方人民感情的事。再如日美强化同盟问题。“条约”第一条第二款明确规定：中日两国“坚持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日本对日美同盟进行“再定义”，以强化军备与军事合作的方式推行实力政策，显然与此原则和精神不符。又如钓鱼岛问题。两国既已达成的相互谅解是中日复交及签约的前提和基础，是“声明”与“条约”的题中应有之意，所以双方需要严格予以遵守，不主动挑起事端，不单方面采取行动，不以任何方式制造麻烦，控制己方任何个人、团体采取破坏有关谅解的行为。
（二）中日关系面临挑战折射出苏联解体、世界力量多极化发展造成的格局性演变。
冷战格局瓦解后，日本的战略半径拓宽，外交空间增大，西方世界内部凝聚力骤然下降、矛盾上升，竞争力强，结果导致日本政治思潮中大国主义抬头，亟欲摆脱“政治侏儒”地位，加快实现80年代制定的政治大国战略目标，试图进一步参与国际事务，增强其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
同时，随着苏联解体、俄罗斯衰弱，中日在复交、签约之初确立的反霸权威胁这一战略基础已不复存在，相反，90年代中期以来，鉴于“北方威胁”不断下降而中国日益强大，日本国内一部分人愈益倾向于在战略上将中国从以往联合、借助的力量重新定位为防范、牵制的对象。这一倾向不难从日本近年来发表的《防卫白皮书》等官方文件中找到佐证。
（三）中日关系有摩擦与日本国内面临巨大变革变化有关。
当前日本处在历史性过渡时期，同时也在摸索如何在自身的变化过程中摆正中日双边关系的位置。但由于日本国内政界力量组合的多变及影响未来的因素十分复杂，所以往往难以准确把握对方的战略走向，“从而在双方之间产生了某种莫名的不安之感”[3]。日本版的“中国威胁论”最早发端于1990年防卫大学某教授在《诸君》月刊上的一篇文章，但是当时的所谓“威胁论”主要指的是中国国内的稳定问题。此后，中国经济开始走出低谷并显示出强劲的增长势头，1992年经济增长率从此前两年的4.1%、8.2%猛增到13.4%，于是现在意义上的“中国威胁论”开始在日本国内迅速扩散。除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外，相信多数日本人信奉或宣传“中国威胁论”是由于对中国实际情况缺乏了解。但如果日本最终把对华战略建立在“中国威胁”这样一个误解的前提下，中日关系则势必出现历史性大倒退，并进而影响整个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
近年来，日本政局动荡，内阁变动频繁，政治思潮保守化右倾化倾向加剧，大国主义、民族主义抬头，经济发展长期处于低迷状态，经济改革尚不见成效。日本国内这种变化势必对中日关系的发展带来消极的不利影响。
三
邓小平同志生前多次对日本友人指出：“我们两国毕竟是近邻”，要“把中日关系放在长远的角度来考虑，来发展。第一步放到21世纪，还要发展到22、23世纪，要永远友好下去。这件事超过了我们之间一切问题的重要性”。江泽民主席一再强调：“我们希望中日双方都能从长远和战略高度认识和发展两国关系”。维护并发展中日之间友好合作关系的必要性不言自明，而且中日双方在此点上存在共识。中日友好合作关系长期稳定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更是整个亚洲繁荣与稳定的需要。基于两国在东亚地区的重要地位，中日之间和则两利，斗则不仅两伤而且“伤众”。唯其如此，怎样才能把一个和平稳定、友好合作、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中日关系带入21世纪，在当前已成为双方共同关心的重大课题。
（一）发展中日关系须重视原则问题。中日要建立健康的、建设性的友好关系，相互理解和相互尊重是基础，而两国关系中的台湾、历史及领土等几大原则问题则是考验彼此诚意的试金石。尽管日本一再解释强化日美同盟不是针对中国的，但是世界上不存在无对象的同盟。冷战时代日本也说要开展全方位外交，但当时的日美同盟是以苏联为假想敌的这一不争事实并没有因此而改变。今天的中日关系是2000年来中日关系的延续和发展，具有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曲折之后重归于好的特殊性。正确对待历史是发展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也是建立中日相互信赖关系的起点。作为中方，同样需要对邦交正常化25年来的对日交往做出总结。
（二）发展中日关系须摒弃冷战思维。冷战后亚太地区经济合作、安全对话进程均有所进展，通过加强双边同盟“维护安全”的做法有悖于各国以平等协商建立多边安全对话机制的原则，不利于地区形势的缓和。日本收紧与美同盟之网不仅可能在亚洲导致“冷战后果”，而且也体现出国家决策者尚未摆脱冷战思维。作为世界第二号经济大国、与亚洲的关系又带有某种特殊性的日本来说，多从经济技术领域为地区和平与稳定做些贡献，也许更符合主客双方的利益。强化日美双边同盟还将使日本地区安全政策的可信度大打折扣。日本从1993年初的“宫泽主义”开始致力于推动地区多边安全对话，而目前这种“回归双边”的举动很可能使以往的努力付诸东流。
（三）发展中日关系须推动正和博弈。在列强竞相瓜分海外殖民地的旧时代，以领土争夺为核心的国家竞争往往表现为零和博弈，此方所得或失必为彼方所失或得，二者相加总为零。这种游戏玩不好也可能导致双方均有所失，成为负和博弈。冷战后国际关系形态的根本性转变，使国家之间一方所得不再一定意味着另一方必有所失，而是在不少领域中、不少情况下可以做到两全其美，各得其所。贸易、技术、资金以及环保合作等就是一种往往双方均能有所得的正和博弈。同样，战略利益也是可以共享的。日本在近现代史上曾是“落后的亚洲”中唯一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国家，而今东亚已经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最引人注目的地区，21世纪亚洲的崛起已属必然。这就需要日本及时调整“一枝独秀”的心态，迎接“百花齐放”的到来，从心理上接受、行动上适应新的形势。
（四）发展中日关系应当继往开来。21世纪的中日友好应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与新的内涵，为其寻找建立起新的支点、注入新的活力，进而推向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中日之间需要就新时期发展关系的基本原则或曰指导方针共同磋商，达成共识。这已经成为时代的迫切要求。目前中国已经与俄罗斯、法国分别建立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全面伙伴关系”，中美也在寻求“建立面向21世纪的中美关系”。中日需要在坚持“声明”与“条约”的基础上，给两国关系以更为明确的定位，并结合几个原则问题确定更具体、更具约束力的行为准则，最终建立起一种顺应时代发展、符合双方利益的友好合作关系。
注释：
[1] 中国海关统计数字。日本贸易促进会的统计为624亿美元。
[2] 该“统一见解”的主要内容是：“我们基本上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台湾之间的对立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问题”。
[3] 日本驻华公使阿南惟茂《日中邦交正常化25周年纪念演讲——当前的国际形势与日中关系》，日本驻华使馆《日本简讯》1997年3月15日，第10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