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50年的对日关系分为三大阶段：1949—1972年两极对峙时期， 日本追随美反共遏制政策， 中日基本处于相互对立状态； 1972 —1989年两极多元时期，两国突破两极格局的藩篱复交，经贸、资金、技术诸领域的合作取得长足发展；冷战后，在多极化的背景下，中日关系进入摩擦与协调同在、竞争与合作并存的阶段。现阶段的中日关系以巨变后的世界政治格局为舞台，以经济全球化催生的国际关系新形态为背景，在形态上带有浓重的时代特色与空前的复杂性，并直接构成对旧有模式与政策思路的历史性挑战。在亚太及世界形势发展的助推下，中日当前共同面临着如何“立足于长远战略高度，准确把握两国关系发展的大方向，把一个充满希望的中日关系带入21世纪”（注：《江泽民会见小渊惠三》，新华通讯社1999年7月9日北京电。）的关键时刻。
一、解读《中日联合宣言》
冷战后的中日关系开局良好，1989年后日本率先恢复对华援助，几年间关系发展顺利平稳。1994年日本批准台湾徐立德借广岛亚运会之机访日，中日关系开始陷入曲折迂回、摩擦不断的局面，1996年成为“自复交后形势最险恶的一年”。1998年秋中国领导人访日，双方发表《中日联合宣言》，为两国关系重开一片新天地。世纪之交的中日关系呈现三大基本走向：
（一）传统双边轨道与大国多边关系网加速并轨，构成其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日本源自侵略战争的歉疚感构成战后中日关系的重要心理基础，1972年与中国复交除外部因素与战略考虑外，也有2000多年交往史所积淀的“大陆情结”背景。吉田茂1952年与台“复交”时曾感叹，“归根到底，还是希望能与作为邻邦的中国全面建立政治的、和平的及贸易的关系”。佐藤内阁倒台后，面对国内“亲华”、“友华”力量的巨大压力，田中角荣发挥了提闸泻洪的历史作用，实现与中国邦交正常化。自80年代后期始，随着冷战缓和与日本的政治大国化，中日关系开始呈现“多边化”趋势。此前，中日摩擦常因诸如教科书、光华寮等双边、历史问题而起，此后则多源于第三方因素的介入。中国领导人访日之际双方就“作为亚洲和世界有影响的国家，在维护和平、促进发展方面负有重要责任”达成共识，即体现了中日关系须更多置于地区及全球框架中予以考虑和运作的趋势。
（二）有效沟通、增信释疑，成为决定关系能否“充满希望”的关键。若干基本要素构成中日协调与合作的必要条件：对日而言，对华关系仅次于作为其外交“基轴”的日美同盟，对其国际战略安全环境具有重大影响。从中方看，日本是对中国安全与发展影响最大的邻国之一，对日外交又是中国大国外交的重要一环，在中国对外关系全局中占有重要位置；日本是中国改革开放可资利用的主要外部资源之一；同时，对日关系已超出外交范畴，关涉中国“综合安全”。但近年来中日间的摩擦确实有所增加，其现实利益上的根源之一，在于亚太战略力量的不平衡发展及大国关系的深刻调整。认为日美强化同盟系针对中国崛起而谋求维护战略平衡的观点为日本左右两翼所共有，换言之，1996年“安保宣言”的实质是日美“不允许以实力改变亚太现状”（注：五百旗头真：《以安保架构确保亚洲稳定——将中国纳入国际社会》，日本《朝日新闻》1999年4月24日。）。在此背景下， 缺乏互信成为制约中日强化协调、深化合作的瓶颈。相互明示自身发展战略并予以令人信服的解释，在理论上是增信释疑的最有效方法，但中日双方均处于社会变革与战略摸索期的现实，又使这项工作变得格外困难。
（三）重筑发展模式、扩大合作亮点、强化战略支撑成为当务之急。“中国人因经济发展、国力增强而建立了自信，战略上开始追求自己本应有的姿态。”对此，“在经济及现代社会文化方面自觉优越、而在国际政治地位上及相对中华文明自卑的日本感到威胁”（注：高原明生：《招致中国对日警惕的周边事态法》，日本《世界》月刊1999年5 月号。）。1994年后的摩擦，揭示出中日关系所面临挑战的实质与核心：日本怎样面对日益强大的中国；中国如何因应急欲政治大国化的日本。换言之，同处战略上升期的两国，在各自设计的地区及世界秩序中当以何种方式给对方以何种位置。摩擦也折射出时代的变迁：随着支撑关系的力量对比、地缘战略、民族心态、外部环境等各领域的变化，以经济与情结为主要支撑的框架，无法再继续充分涵盖、有效规范关系的实体。《中日联合宣言》作为继1972年声明、1978年条约后的第三个纲领性文件，为两国跨世纪协调与合作奠定了政治基础：它给中日关系以全新定位，明确以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米乐m6平台的合作伙伴关系”为目标；日方首次同意将“侵略”、“中国只有一个”条文化，中国对日外交取得重大突破。而宣言最具历史意义的闪光点，在于它不仅总结过去，而且面向未来，体现了时代特点。就双边而言，它超出了以往“睦邻友好”的定位；从国际关系与中国外交总体看，又未囿于双边，富于全局性、战略性与前瞻性。
宣言是指导中日关系的原则与方针，同时也为如何善处固有问题提供了基本方法论。它通过把消除矛盾与扩大合作有机结合、高度统一，实际上提出了一条“在发展中解决问题”的新思路，即在推动关系前进的过程中带动新旧矛盾的解决或消融。宣言中，双方同意将“在国际政治、经济及全球性问题等领域加强协调与合作，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及全人类的进步事业作出积极贡献”，并涉及“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联合国的作用”、“销毁核武器”、“亚洲金融危机”等多个方面。宣言表明，中日两国开始走向注重以现实利益为基础构筑新型关系的时代。
二、评估跨世纪的日本
作为影响中日关系基本要素之一的日本国家战略走向尚未最后定盘，短期内仍将徘徊在十字路口。在政策层面，受国内因素的驱动，世纪之交的日本外交、安保将进一步突出“主体意识”，更具“现实色彩”。
（一）日本仍处于“艰难探索”之中。日本利用战后冷和平环境埋头于自我发展，至冷战结束时已与美欧成鼎足之势，90年代初提出“日美欧三极主导（世界秩序）论”。但就在其朝野普遍自我高估，政治欲望随海外利益共膨胀之际，内政陷入乱局，政治领导力遭严重削弱。与此同时，经济发展错失信息化良机，与美差距拉大，1994年痛失“全球最具竞争力国家”的桂冠，以致“对未来的悲观论在日本国内蔓延”，“对内对外两方面都在艰苦探索着顺应时代要求的道路”（注：阿南惟茂：《当前的国际形势与日中关系》，《日本简讯》1997年3月15日。 ）。从“大经济”前景看，日本难以迅速自拔于结构性、制度性的“三重苦”泥潭——如何彻底调整产业结构以适应信息化趋势；如何改进刚性疲劳的经营管理体制以恢复经济活力；如何调整对外政策以应对全球化趋势。
（二）“新国家主义”日渐渗入国家政治生活。二战后，日本的民族主义虽从现实政治中有所淡出，但一直隐身于社会主流意识，如三岛由纪夫所言，化作了“一种能够透视出国民精神的透明结晶体”。冷战后，日本社会中几种主流情绪，包括对国际地位的强烈不满、对国家前景的抑郁彷徨、外交挫折感、“对华压力感”同时存在、交互影响，最终汇成新国家主义的涌潮。中西辉政认为，“更多的是一种危机感使人们走到了一起，使政治家和民众都觉得他们应当做些事情”（注：卡梅伦·巴尔：《日本努力恢复自信——危机感使日本立法者和民众接受“新民族主义”》，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99年7月8日。）。“新国家主义”所以谓之新，在于它是在日本欲加速政治大国化而国力发展显现弱势这一主客观的剧烈撞击中产生的，因而具有自下而上的庶民型、大众化特点，也因此而决定了其长期化的趋势。
（三）保守势力主导政坛，自由主义势力会偶有反弹，但无力导致格局性变化。作为对自身处境敏感反应的结果，日本“大多数人选择了中间偏右的政策”。“尽管他们对日本应如何谋求‘在世界上的体面的地位’存在方法论的差异，但就要谋求这种地位本身而言，则无甚不同”（注：猪口孝：《10年后形势才会明朗》，日本《经济学人》1996年1月9日。）。这种国家权力欲的内在冲动，成为日本与美修订指针的原始动因，尽管这一修订是以“应对”周边事态的被动形式出现的。“新国家主义”烘云托月，直接影响到日本国家权力集团的政治力量结构。虽然“军国主义”成为现实政策尚不可能，但“新一代政治领袖”确实多带有保守主义倾向，均以“为世界的稳定与发展起主导作用”为对外目标，竭力为“普遍国家论”争取更广阔的市场。
（四）对外政策以提高国际战略地位为核心，进一步突出国家利益与独立自主。日本自1990年提出“变被动外交为主动外交、变小国外交为大国外交”后，在经济能量政治化的利益驱动下，谋求持续扩大政治影响，改善外部环境。领导集团努力使日本“成为一个能让国民为之自豪的、正常的现代自由民主国家，并将这一点体现到对美、对华关系上”（注：入江通雅：《访华将考验小渊首相的真正价值——重建拥有自豪感的日本国》，日本《世界日报》1999年7月5日。）。小渊内阁拒绝将对台“三不”条文化，被日本舆论称为“有骨气的对应方法”。同时，这一举动由于是发生在克林顿访华、刚刚表明“三不”之后，因而又被赋予了“拒绝追随美国”的含义（注：《寄语小渊首相访华——对华政策要有主体性》，《日本经济新闻》1999年7月5日。）。北约轰炸南联盟后日本的对外姿态有所调整，但这并非是向战后和平主义、理想主义的简单回归。
三、从双边到“三角”
“中美日三角”对日本及中日关系具有重大影响，而且其作用因俄罗斯国势不振、亚洲金融危机而继续趋升。尽管对中美日之间是否存在“三角”看法不一（注：张蕴岭主编：《合作还是对抗——冷战后的中国、美国和日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10—14 页； 杰拉尔德·卡迪斯：《日美中三角的危险性》， 日本《东京新闻》1999年6月7日。），但以三方的重要性、各边的联动性及结构的整体性来衡量，无疑是思考中日关系的重要角度之一。
（一）日本对日美、日中两边作如下基本考虑：背靠日美一边，谋取战略优势；在此基础上稳定、发展日中一边，将中国“融入国际社会”。但在战略上，日本仅以强化日美同盟无法根本解决其安全问题，相反若由此引发日中对抗，所形成的战略压力将是它无法承受的。日本由此产生的矛盾心态贯穿于强化日美同盟的全过程。鉴于在21世纪与中国的关系很重要，日本“不可倚仗日美同盟而轻率、粗糙地处理对华关系”（注：五百旗头真：《以安保架构确保亚洲稳定——将中国纳入国际社会》，日本《朝日新闻》1999年4月24日。）。 为使“日美”与“日中”相互调和，避免自身陷入战略夹缝，小渊日前在华强调今后运用周边事态法将最大限度地照顾到日中关系，“在我国的防卫政策下，对与中国的友好关系也将作为重要的国家利益之一而予以重视”（注：《防卫指针法留下火种》，《日本经济新闻》1999年7月10日。）。 这与当年的“大平发言”实际具有同等功效（注：1972年11月8日， 日本外相大平正芳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发表“政府统一见解”：“我们基本上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台湾之间的对立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问题”。“我国在履行安保条约时，也要慎重考虑到今后日中两国间的友好关系”。这实际是对日中复交声明的补充，核心是将台湾排除在日美安保条约适用范围之外。），相信是日本的政策设计者们苦心孤诣而敲定的“边缘性措辞”。
（二）日美一边固有的脆弱性难以消除。在美国的亚太安全战略中，美中、美日同为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但基本属性各异，“三角”并不等边。日本对美而言属“体制内国家”，地区内第一盟友。但事实上，日本对日美同盟的稳固与持久缺乏自信，克林顿访华之际其过敏反应便是一例。日本的忧虑有其深层背景。小渊今年5月访美时称， 日美关系处于1853年“黑船叩关”以来的历史最佳状态，下一步要“构筑拥有共同价值观的同盟”。这便触到了日美关系的“阿基里斯之踵”。因为“21世纪的同盟将以价值观的共有为基础”，而“不言自明的是，日美间并非如此”（注：渡边启贤：《从美欧关系看21世纪的同盟》，日本《外交论坛》月刊1999年8月号。）。以美国为范本的“两大政党制”、 “六大改革”过去几年中在日本折戟沉沙，首先不是政界亚洲派势力抵制的结果，它体现了日美历史文化、政治风土及价值观念的差异。在萨缪尔·亨廷顿眼里，日本“在文化上也是一个孤独的国家”。“文化与文明是世界政治的决定性因素”，而对照美英、美加、美澳之间“拥有同种文化、可协商解决问题、能相互信赖”的关系，世界上“再难找到像美日这样在文化上差异如此悬殊的国家了”（注：萨缪尔·p ·亨廷顿：《对影响力增强的中国，日本将与之协调》，《东京新闻》1999年3月23日。）。
（三）日美矛盾直接构成日本对华接近的内在动因。日美因利益冲突和政策差异而导致的政治龃龉广泛体现于经济权益的争夺、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及对世界秩序的不同设计。日本强化与美同盟并不等同于接受单极结构，相反它存在支持多极化的利益动因与现实要求。这在美国看来道理很简单，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强国能容忍自己的社会和经济生命被掌握在另一个国家手里的局面，更不用说那是个利益与自己根本对立的国家了”（注：乔治·弗里德曼、梅雷迪思·勒巴德：《下一次美日战争》，新华出版社，1992年1月版，第13、37页。）。 尽管日本采取了多做少说、做而不说的策略，但其“政治大国化”客观上就是多极化的一种形态，与单极倾向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具有牵制作用。由于战后形成的特殊关系，日本民族主义高涨之际，美国总要首当其冲（注：《日本右翼的研究》，韩国《朝鲜日报》1999年8月17日。）。从三岛由纪夫到石原慎太郎，其国粹主义的矛头无不首先指向美国。美国中情局今年5月出台内部报告称， “战后首次感到美日在安全利益上的分歧，令人不安”（注：《美国中情局报告，明确表示要警惕日本的“独立路线”》，日本《朝日新闻》1999年7月25日。）。 由于地缘关系、经济利益、意识形态、历史基因及民族心理等诸方面的差异，日美对华在利益、战略、手法三大环节上也有所不同。“就日本的国家利益而言，最理想的状态在于中国等近邻国家在经济上、安全上都稳定发展”。“假如中国像前苏联那样走上扩军道路进而崩溃，对日本也将是最坏的前景”（注：高原明生：《招致中国对日警惕的周边事态法》，日本《世界》月刊1999年5月号。）。
（四）中日一边对“三角”的“主动推拉”作用不可忽视。由于中日都把发展对美关系置于外交政策首位，中日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日美关系变量的一面迄今表现得比较突出，“三角”今后也将继续由美国主导。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日一边被动性、 从属性的绝对化和恒久化， 1989年后中国外交对“三角”的成功运用就是一典型例证。从这一角度看，日美强化同盟也可以说是冷战后中日关系进展不畅的结果。不过日本所谓的“中国因素”，并不带有战后“苏联威胁”那样的恒久性与绝对性，“日中对立”也并未固定化、格局化。在多极化的背景下，日本弹性空间的增加和对强化同盟的战略反冲，都可能降低中日关系对日美、中美关系的受制系数。日本根据自身价值判断和利益需求处理对华关系的倾向，将成为中日一边主动施力的源泉所在。这一点在今年“3 ·24事件”后表现得尤其明显。因担心美欧架空联合国会使其借国际机构提升政治地位的战略落空，日本极力回避明确支持北约袭南。为保持战略回旋余地，日本欲借对华交好平衡日美关系，借中国的政治支持增强对美抗压能力。
四、寻求政策与利益的统一
不管乐见与否，世纪之交我们将面对一个“新的”日本，它对中国外交提出了更高要求。对日政策能否实现原则性与灵活性的高度统一、整体与局部的有机结合，使稳定周边与追求多极化之间彼此协调、互为援应，将成为中国最富挑战性的跨世纪外交课题之一。
（一）把握战略态势。日本以中国崛起为背景强化日美同盟，导致对华交恶。但也恰恰是这一背景，决定了日本对华政策不敢跌破协调与合作的下限，决定了中国在战略上居于主动、长袖善舞。地位被动、心态矛盾，是日本对华采取两面政策的根源所在。了解此点，有助于把握进而影响其战略走向，形势判断方不致随对方风吹草动而时起时落，政策考量就能够超越一城一地，改善关系才不会成为权宜之计，甚至为新一轮摩擦埋下隐患。鉴于“为实现亚洲的稳定与发展，须有良好的日中关系”，日本需对中国积极借靠。具有特殊脆弱性的安全结构、国际属性极强的经济结构，要求日本对华只能采取协调而非对抗路线。“综观整个亚太，中国在不断成长和壮大，在亚洲的地位已超过俄罗斯在欧洲的地位”。“朝鲜半岛、台湾海峡、南中国海等地区都潜藏着爆发争端的危险，而这些问题都与中国密不可分”（佐佐木芳隆：《从亚洲看北约新战略》，日本《朝日新闻》1999年6月29日）。而另方面， “日本外交需要有一种牵制力量，使中国无法越出与我交好的伙伴关系框架。强化与印度、越南等的关系就属于这类牌，是对华外交中强化我讨价还价能力的一种选择”（《对华外交需要有战略性》，日本《世界日报》社论，1999年7月11日）。
（二）客观对待分歧。中日间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摩擦从某种角度看有其产生的必然性。与之相比，能否妥善处理差异和摩擦更为关键。时代与形势的发展要求政策思路也要有相应的调整。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可考虑纳入外交整体之中，置于特定框架之下，以防冲击全局利益。同时对历史问题的不可调和性应有充分估计，日本少数政客仍可能痴人妄语引发“民族间信任危机”。历史问题的管道化有利中国收放自如，长期化则于日方损失更大。日台关系受大局制约，在可预见的将来不致公开突破，但日本欲借台对华牵制的意图日趋明显，最终可能使之成为中日间头号摩擦因素。日美欲借新指针限制中国对统一手段的选择，玩弄“和平”与“武力”“2－1＝0”的把戏， 使失去实力支撑的“和平解决”归于水中之月。新指针作为“防范机制”的一面对中国造成的战略压力同样深重，其扩大后的作用范围与中国300 万平方公里蓝色疆土之间存在无法规避的重叠与冲突。另一方面，美日在此问题上主与从、战与助的利益分歧与地位差异，在客观上又为中国提供了战略缝隙。日本从自身利益出发，亟欲避免出现将周边事态法用于台海冲突的前景。
（三）明确共同利益。基于“在发展中解决问题”的思路，能否有效深化协调与合作对中日关系的前景具有决定性作用，而前提是彼此认清共同利益及对方的战略利益。中日的共同利益首先在于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中国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为确保自身安全利益，地区多边安全机制当是重要选择之一。日本有借局部紧张强化军备的一面，而从根本上看，它在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中存在着巨大的经济、战略利益。其次，中国的稳定繁荣与中日关系的稳定发展是双方的共同利益所在。地区多边安全机制要有效运作，区内战略力量之间关系稳定是前提。自细川护熙后，日本历届内阁均称支持中国改革开放路线，实属利益使然。在对华援助方面，21世纪日本仍将是西方比较积极的一员。此外，如何看待日本的战略利益及其相关的“国际作用”问题，同样无法回避。
基辛格60年代初曾评论美国外交说：几年来，我们不是在讨论外交的目标，而是把注意力集中于我们应该“温和”还是“强硬”、应该“灵活”还是“僵硬”等没有结论的争论上（亨利·a ·基辛格：《选择的必要——美国外交政策的前景》，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年版， 第9页）。同样，世纪之交中国对日政策的评估，关键不在“调子”层面，而在于对“以根本利益为原则、以理性认识为基础”的准确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