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呈现全球化扩散趋势，在中国抗疫取得阶段性胜利的同时，欧美国家疫情趋向严峻。疫情已成为影响当前国家间关系，乃至国际格局及秩序变动的重大因素。2020年4月1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等国内七所日本研究机构共同参与的“新冠疫情冲击与新时代中日关系”学术研讨会举行。该会议以网上视频形式举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河北大学日本研究所、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东北师范大学日本研究所的30余名专家在视频会议上发言，超过100名研究人员、政策专家及媒体人士在线参与了会议。
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杨伯江的基调报告的相关记录。
作为全球公共卫生危机，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相比其他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危机，例如自然灾害、金融危机等，具有突发性、无差别性、跨国性、不确定性等特征。疫情波及范围广、治理难度大、损伤程度深、恢复周期长，极易造成冲击区域和世界经济增长、危及一国国内乃至全球局势稳定的复合性后果。从时间纵轴看，此次疫情发生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行进过程中，可能成为一个历史转折点。
一、全球化方向不会逆转，但节奏将有所调整
即使在此次疫情冲击下，全球化的大趋势也不会发生改变，但全球及区域供给链面临重塑。有关国家将持续出台政策，促使制造业回归本国。全球贸易投资规模将出现收缩，wto已预测今年全球贸易将下滑13%-32%，但最终还是会服从于市场经济的合理性和资本的逐利性，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不会逆转。
全球化总体上对各方有利。过去一段时间，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收入中位数在持续增加而非减少。从资本的角度看，合作的收益远大于风险。此次疫情下全球经济的“断供”和“断需”，恰好证明了全球化已是既存现实。疫情可以看作是对全球化的一次测验，检测了需要改进或摒弃的地方。这场考验得出的结论之一是，各国应通过在卫生和经济事务上的跨境合作，来应对公共卫生危机，而这或将促进全球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
不过全球化所带来的利益在分配上是不均衡的，更关键的是，这种“不均衡”恰恰发生在世界头号大国美国身上，这就会导致问题的复杂化。事实上，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几年时间里，就已经出现了一些“去全球化”的现象，如贸易增长放缓、关税等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抬头。不过，这些以商品、服务、资本、人员国际流动减少为特征的“去全球化”，实质上是全球化进程的放缓，而不是逆转。
目前最现实的问题是，供给链的重塑势在必行。有关国家会更注重保持供给冗余度，谋求构建更多元化的供给链，增加供应链的弹性与韧性，避免对偏远地区供应过度依赖。目前中国集中了全球制造业产能的约30%，因此也将成为这一轮供应链调整的重要对象。
二、国际关系区域化发展或加速
病毒的攻击不分国界，但带有地域性特点。生产基地与消费市场之间如果距离越远、布局越分散，就意味着风险更大。因此，国际合作将更多考虑地理、地缘性因素。各国海外投资的企业可能将经营重点放在更靠近本土的地方，这意味着地缘经济思维将上升。
在这种情况下，区域合作、经济一体化可能加速。有国内学者已提出，中国要抓住欧美部分产业停摆、经济衰退的机会，加快“引资补链”，在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长三角、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等地区重点打造一批空间上高度集聚、上下游紧密协同、供应链集约高效、规模达几千亿到上万亿的战略新兴产业链集群。在幅员广阔的中国，将产业链全部配置在本土范围是有可能的，但在日韩等国则恐怕有一定难度，只能依托其周边、特别是东北亚地区进行调整，这也将提升东北亚地区内贸易比重，促进国家间经济相互依存度进一步加强。
世界不同区域在此次疫情中的表现差异较大。欧盟、东亚（东北亚、东南亚）与北美国家政府及民众在反应和对策上明显不同。疫情应对反映出某个特定地区的文化共性，相对于欧美所谓“工具理性”思维，东亚国家的抗疫举措体现出“人本化”价值观念。而这些文化共性或将成为进一步加强区域合作的社会文化基础。
三、大国战略博弈融合安全与经济
“后新冠”阶段的国际关系，将在疫情之前形势发展的延长线上继续推进。就大国关系而言，规则标准已经成为大国战略博弈的焦点。2019年1月的达沃斯论坛上，日本首相安倍提出全球数据治理这一新概念，认为必须制定数字经济监管规则，并在6月大阪g20会议上推动了讨论。日本数字经济起步较早，但发展速度和市场规模相对滞后。数字经济原本是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讨论议题，日本明显要在这一议题上抓住规则制定主导权，引导wto改革的讨论方向。
高技术领域，国际战略博弈强度也在提升。2019年底日美主导修订《瓦森纳协议》这一集团性出口控制机制，增加了对12英寸硅片技术出口的限制内容。明显要对中国实施“卡脖子”工程，精准打击中国快速发展的半导体产业。在美国打压华为的同时，日本也约谈了几家中国高科技公司的负责人。
美欧日对安全问题的重视日益增加，并更多地把经济、科技问题与国家安全问题结合起来。现实表现是军用、民用技术合流，军民两用技术增加，在科技研发、生产领域出现“军民融合”。2019年欧盟出台了外商直接投资审查新规，在涉及高科技、关键基础设施和敏感数据产业领域，对外国投资加强了审查。美国、日本也加强了类似的限制手段。在投资方面，不少国家担心因为外资收购而失去对本国战略部门的控制，以及在贸易上的基本供应过度依赖外部，这将导致它们推出新的政策，以加强自主性，减少对外部的依赖。
四、中美战略博弈或激化
“后新冠”阶段，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势必加码，针对多边主义的攻击也会加强。不过，安全摩擦乃至军事碰撞不会成为美国政策的优先选项，美国在安全领域与“潜在对手”的较量，将主要体现在军事技术开发与地缘战略布局上，但不能排除美国将挑战中国的核心利益，比如台湾问题。去年5月，美国国会通过所谓“台湾保证法2019”及“重新确认美国对台及对执行台湾关系法承诺”决议案，今年3月又以415票赞成、0票反对的压倒性票数通过了所谓“台北法案”，特朗普3月27日签署了这项法案。这会激化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矛盾，甚至成为未来冲突的导火索。
东亚国家在抗疫中表现出的文化共性，令美国产生了危机感。同时，面对本国日益严峻的疫情，美国国内开始反思，有人甚至深入到观念、文化层面来看待此次疫情。《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认为，新冠肺炎将成为新的历史分期起点。从人类面对共同威胁、需要携手应对这一视角看，2020年堪称“人类命运共同体元年”。马里兰大学教授米歇尔·盖尔芬德指出，面对公共卫生危机，中国那样的“紧密型社会”比美国这样的“松散型社会”更能作出有效回应。认为“病毒的发展轨迹不仅同冠状病毒的性质有关，而且也同文化有关”，“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美国）的松散文化需要一次大转型”。学术界出现的文化层面反思、对东方的肯定，让美国战略精英们感到担忧。
面对疫情压力，在危机感与竞争意识双重驱动下，美国政府有人做出了“甩锅”、“索赔”动作，对中国加大战略施压。从美国内政角度看，这一做法是着眼总统选举，为转移视线，推脱责任。假设从疫情得到控制到11月大选之间有一段间歇期，那么这将是民意迅速发酵甚至重构的重要阶段。从美国的国际战略看，则有在不利处境下以攻代守、强行压制的味道。
五、中国“危”“机”并存，关键在应对
新冠疫情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冲击和对外关系的影响巨大而深远。中国需要冷静分析形势，科学决策，智慧应对。关键环节无非有三：什么样的国家、在何种条件下、以何种思路应对何种危机。危机既包括公共卫生危机本身，更包括疫情引发的经济社会发展困难，以及危机带来的外部环境不确定性。
通过这次疫情，更能辩证地看清我们自身的优长与短板。疫情防控反映出中国的体制优势，特别是在社会动员力、政策执行力、基层组织力上的突出强项。从克服经济社会发展困难的角度看，我们的基本国情中仍有不少欠发展的部分，各类发展性指标人均值仍落后，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较大。但是按照发展经济学观点，这也意味着，相比发达国家，我们仍有巨大的内在发展潜力。
历史上，对崛起中大国而言，大的事件往往成为崛起或进一步崛起的重要节点。中国应抓紧利用好与欧美，包括日韩在内的疫情控制“时间差”，力争率先全面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积极调整、主动作为。在经济产业上，一方面全力推动产业转型与提质升级。通过科技研发逐步实现高技术产品及其零部件的进口替代，提升在区域乃至全球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另一方面集中资源，大力开发欠发达地区，如“黑河─腾冲线”以西区域。通过投资改善发展环境，释放发展潜力，带动内需规模性发育以支撑总体经济增长。
在对外政策上，中国应借此机会主动推动区域融合、区域一体化，并将东北亚作为重点。此次疫情暴发及各国的应对，不仅带来了区域化加速的前景，而且给东北亚区域化发展路径、方式提供了启示。此次疫情防控中，欧盟的困境反映出其一体化模式的问题，特别是一体化经济社会政策与国家主权之间的矛盾。从这个角度看，东北亚区域应当以治理为导向，而非以权力为导向构建地区秩序。
东北亚通过治理合作推动区域一体化与地区秩序转型，更适合采用东盟模式，重大决策在国家而非地区组织层面上作出，而不是照搬强行“大一统”的欧盟模式。东北亚加强区域合作、以治理合作推动区域一体化及地区秩序转型的关键在于，奉行“柔性的多边协调主义”原则；坚持“优化存量、改善变量”的基本思路；探索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实操路径。
“后新冠”阶段，中日关系仍将处于合作与竞争并存的“新常态”。“新时代的中日关系”有其时代特色与新的追求，但并不意味着所有问题都能得到解决。同时，问题的存在并不等于不能实现发展。中日关系将持续改善，但结构性矛盾短期难以消解。面对错综复杂的局面，中国既要“紧”，也要“稳”，辩证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主动作为、协调合作，进而推动以双边带动周边。但一切应建立在扎实研究、科学研判的基础上，目标设定要合理，方案具有可行性，不能以期盼代替研判，以良好愿望代替客观分析，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中日关系的可持续稳定发展。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2020年04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