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坛的最大憾事，是丁玲与沈从文的交恶。
他们曾经是那样的接近、那样的亲密，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沈从文、丁玲再加上胡也频，三个从内地来到都城的文学青年，同居一个屋檐下，共同打拼，以至于黄色小报描声绘色，想象他们的暧昧关系。最终，胡也频被国民党当局杀害，丁玲与沈从文歧路分离，一个成为激进的左翼作家，另一个走向了自由派阵营。
让我好奇的是，是一些什么样的因素，会让两个同生死、共命运的文学青年分道扬镳？是各自的宿命，还是纯属偶然？
丁玲与沈从文都来自湘西，沈从文的故乡凤凰城与丁玲的老家常德相距数百里，一条河水将两地连接在一起。但他们的认识，却在1925年的北京。一个冬天的清晨，刚刚认识丁玲没有几天、就疯狂爱上她的福建青年胡也频，将丁玲带到沈从文的小屋。第一次的见面，沈从文后来有详细的描述。腼腆的丁玲胖乎乎的圆脸上，老是在笑，沈从文心里暗暗想：“你是一个胖子的神气，却姓丁，倒真好笑咧。”两个湘西人一见如故，用家乡话亲热地交谈起来，将胡也频晾在了一边。沈从文一生都自称为“乡下人”，他本能地认定丁玲与他是同类，因为都来自湘西，“这地方直到如今，也仍然为都会中生长的人看不上眼的。假若一种近于野兽纯厚的个性就是一种原始民族精力的储蓄，我们永远不大聪明，拙于打算，永远缺少一个都市中人的兴味同观念，我们也正不必以生长到这个朴野边僻地方而羞辱。”
从内地来到京城的三位“北漂”，住在潮湿发霉的公寓，开始了自己的文学梦。文学界是他们的向往，又无形中隔着一条藩篱。他们的内心是敏感的，自卑而又野心勃勃。三位青年互相磨砺，给京城最有影响的《语丝》、《晨报副刊》、《现代评论》投稿，他们用的是同样的狭行稿纸、硬硬的笔尖和蓝色的墨水，笔迹也变得彼此接近，编辑还以为是同一个作者的不同化名。以至于丁玲给在上海的鲁迅写信求助，鲁迅一看还以为是他讨厌的“休芸芸”（沈从文）冒充女性来捣鬼而置之不理，从此播下了沈从文对鲁迅和左翼的不满种子。
沈从文独特的才气与风格，得到了文坛大佬郁达夫、徐志摩的赏识，他得以在《晨报副刊》发表文章，但每一次到晨报馆去领稿费，都感觉受到了一次侮辱。先是在会计办公室门口，“老实规矩的站在那黑暗一角等候”，待领到可怜的稿费之后，还要被可恶的门房敲诈一笔回扣。发表是如何的艰难，穷困潦倒的文学青年们对大刊物上各种时髦的名字又爱又恨，沈从文不无嫉恨地说：“我们对这个时代是无法攀援的。我们只能欣赏这类人的作品，却无法把作品送到任何一个大刊物上去给人家注意的。”有一次胡也频打通关系认识了周作人，帮助沈从文在《语丝》刊出了文章，沈从文抱着胡也频的肩头，竟然哭了。
丁玲的文学起步比沈从文、胡也频要晚一些，她不喜欢那座城市，讨厌京城的上流绅士社会。在绅士阶层面前，沈从文有自卑感，但压抑自己的厌恶想挤进去，丁玲只想与京城一刀两断，她写道：“我很恨北京！我恨死的北京！我恨北京的文人！诗人！形式上我很平安，不大讲话，或者只像一个热情诗人的爱人或妻子，但我精神上苦痛极了！”全部用的是感叹号，足见丁玲内心的愤怒之火。
沈从文是喜欢文学而写文章，他的文字里是湘西的云与水，丁玲因为“精神的苦痛”而在小说中发泄，她说“我的小说就不得不充满了对社会的卑视和个人的孤独的灵魂的倔强。”奇怪的是，沈从文希望挤入都市，却在小说中怀恋乡村的自然与蛮荒；而痛恨京城的丁玲，却道尽了都市游子的苦闷与彷徨。她的成名作《莎菲女子的日记》之所以引起轰动，正是切中了弥漫在都市青年中深刻的虚无主题。
大革命失败之后，由于北方生存环境的恶化，各路文化精英纷纷南下上海，三位文学新星也先后来到上海，在一起写小说、编副刊，甚至联手办了一家出版社。当年的上海，是比北平更加政治化的城市，三个年轻人看起来走得更近了，却渐渐地拉开了心灵的距离。热烈的胡也频读了许多红色书籍，思想越来越激进，加入了左翼作家联盟。沈从文对政治一直抱着深刻的怀疑，他也不满黑暗的社会，但觉得比较起冲动的情感，冷静的理智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是更为需要的。从笼罩着原始神魅氛围的湘西走出的沈从文，对狂热的信仰保持着一份警惕。他有一段话，表明了“独立”与“信仰”的不容：
中国自从辛亥革命后，帝王与神同时解体，这两样东西原本平分了这个民族的宗教情绪，如此一来“信仰”无所适从，现状既难以满意，于是左倾成为一般人宗教情绪的尾闾，原是及其自然的结果。因此具有独立思想的人，能够不依靠某种政体的理想生存的，也自然而然成为所谓“无思想”的人了！
沈从文有着“乡下人”般的独特与倔强，他不喜欢狂热的左倾，也不认同自由主义。他向往上层的绅士社会，但在思想上始终与后者保持一段距离，他有自己的眼睛和大脑，拒绝各种美丽的乌托邦与“政体理想”，他说：我只信仰“真实”。从社会底层走来的文学青年，原本是很容易为革命的乌托邦感召。但沈从文在少年的时候，看到了太多的残暴与屠杀。在他10岁的时候，因为苗民起义的失败，他的几位叔叔也遭到杀戮，他曾经跟随家人去县城，在几百颗悬挂的人头中，寻找亲属的遗容，他还发现了挂在木棍上的一串人耳朵。“人头如山，血流成河”—这情景在他幼小的心灵中留下沉重的阴影，终身无法忘却。他目睹官府的残暴，也了解民间的报复也同样血腥。沈从文向往一个文明的社会，他对秩序的破坏有天然的恐惧与反感。比较起对民众怀有玫瑰色想象的胡也频、丁玲，当过兵、见过杀人、有过底层社会经历的沈从文，更了解一旦唤起自发的民众，将有多么可怕的蛮性被释放出来！
沈从文很为狂热而单纯的朋友担心：“注意那些使人痛苦卑贱的世界，肮脏的人物，粗暴的灵魂，同那些人们接近，自己没有改造他们以前，就先为他们改造了自己”。革命的启蒙者都以为自己能唤起和改造民众，但潘多拉的魔盒一旦被打开，原本被教养与文明压抑了的原始蛮性就再也无法收回，最终被改造的、受到伤害的，却是启蒙者自己。不过，沈从文依然理解胡也频的选择，他赞扬“这男性强悍处，却正是这个时代所不能少的东西”。相形之下，他反省自己的性格里面倒多了一些琐碎，这琐碎常常蚕食自己的生命，让自己陷到平庸的泥沼里面。
晚年的丁玲曾经尖刻地批评沈从文这种琐碎、平庸的绅士梦：“那时我们三人的思想情况是不同的。沈从文因为一贯与‘新月社’、‘现代评论’派有些友谊，所以他始终羡慕绅士阶级，既反对统治者，又希望自己也能在上流社会有些地位，他已经不甘于一个清苦的作家生活，也不太满足于一个作家的地位，他很想当一个教授”。这究竟是诛心之论，还是有几分真实？
沈从文出身于湘西显赫的世家大族，家里曾经寄希望于他，能够像他的祖父那样，当一个有权有势、威震一方的将军。他14岁便被送去当兵。然而，比较起出操、放枪，羸弱的沈从文更喜欢读书。后来他认识了一位印刷工头，阅读了《新潮》、《改造》等大量新文化刊物。他痛恨那个“杀人者杀人、杀人者又被人杀”的残暴社会，更不愿成为残暴社会的主宰，他向往一个斯文、光明的世界，他说：“知识同权力相比，我愿意得到智慧，放下权力”。于是他告别家乡，来到北京。他与自己的大姐夫有一段对话：
“你来北京，作甚么的？”
“我来寻找理想，读点书”。
“嗐，读书？北京大小书呆子，不是读死书就是读死书，哪有你在乡下作老总以后出息！”
“可我怎么作下去？六年中眼见在脚边杀了上万无辜平民，除了被杀的和杀人的留下个愚蠢残忍印象，什么都学不到！做官的有不少聪明人，人越聪明也就越纵容愚蠢气质抬头，而自己俨然高高在上，以万物为刍狗。被杀的临死时的沉默，恰象是一种抗议：‘你杀了我肉体，我就腐烂你灵魂’，灵魂是个看不见的东西，可是它存在。”
为了拯救自己的灵魂，没有学历的沈从文幻想到北京考进一所好的大学，但不是看不懂考卷，就是交不起学费。虽然以自己出众的才气，他挤进了文学的殿堂，但内心总是更向往大学，向往都市中的上流绅士社会。在京城的文人雅聚中，他衣衫褴褛，不修边幅，这位从边城来的“乡下人”为都市中的文人绅士所侧目，但无地自容的自卑感更激发起挤入上层社会的强烈欲望。如果说丁玲对绅士阶级是愤怒的话，那么，沈从文则是嫉恨。愤怒者要从外部打倒它，而嫉恨者则要进入它的内部。
然而，以“乡下人”的气质，沈从文不仅与左翼无缘，其实与绅士在精神上也是格格不入的，终身皆是如此。他在给丁玲的一封信中，如此说：“绅士玩弄文学，也似乎看得起文学，志士重视文学，不消说更看得起文学了。我既不是绅士又不做志士，我只是一个热爱文学的作家。”沈从文对胡也频这样的志士是敬而远之，对高高在上的绅士又可望不可即，在志士与绅士、左翼与自由派无尽的笔战中，他只想守住文学中的自己，一颗独立而倔强的灵魂，虽然身体最好安顿在绅士的安逸之中。
现在回过头来说丁玲。文学青年进入都市，是否最后走上革命的道路，最早的起因与家庭出身不无关系。我发现，许多左翼文学青年都有共同的家庭背景：破落的士大夫或地主官僚家庭。若是贫家子弟，他所向往的只是安安分分地往上流动，在都市里找到一个稳定的职业，很少有叛逆的非分之想。若是大户人家出身，但又不破落，家庭会为他安排好锦绣前程，这些官二代、富二代一直要到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之后，受亡国危机的刺激，才会投身革命。唯有那些风光过、又开始走下坡路的富家子弟们，从小感受到世态炎凉，敏感而愤恨，最容易为左翼思潮吸引。
丁玲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她原本姓蒋，蒋家在湖南常德安福县是首屈一指的大户人家，一片一片的大房子，都属于蒋家。但丁玲的父亲是个纨绔子弟，分家之后，坐吃山空，给丁玲留下的印象总是躺在床榻上抽鸦片。丁玲晚年回忆说：“总是讲蒋家过去怎么样显赫，有钱有势，有派头，可是我眼睛看见的，身临其境的，都是破败不堪，都是世态炎凉。” 3岁的时候父亲死了，在家族中从此受尽冷落、看够白眼。回到母亲的家，这个世代官宦之家，也给幼小的丁玲灰暗的记忆。她一直记得，腊月时分，舅舅打丫头，把丫头捆在床前的踏板上暴揍，打人的脑袋像敲木鱼一样。丁玲说：“正是这两个家，在我心中燃起了一盆火，我走向革命，就是从这一盆火出发的”。
丁玲有一个新潮的母亲，向警予是她的同学，母亲从小给丁玲讲秋瑾和罗兰夫人的故事。丁玲在长沙求学期间受到陶斯咏、杨开慧这些新民学会的师生们影响，随后与后来成为瞿秋白夫人的王剑虹结伴到上海，先是在平民女校，后来在上海大学求学，在那里接触到瞿秋白、施存统、茅盾、李达等最早一批知识分子共产党员。但丁玲并没有加入共产党，她要自由，要飞翔，心里在想：“共产党是好的。但有一件东西，我不想要，就是党组织的铁的纪律。我好比孙悟空，干嘛要找一个紧箍咒呀。”连欣赏她的瞿秋白也不赞成丁玲入党：“你嘛，飞得越高越好，飞得越远越好！”
当丁玲与胡也频、沈从文相识的时候，她只是一个激进的文学青年，怀着与沈从文同样的梦想：做一个出名的小说家。然而，丁玲与沈从文是完全不同类型的人。李辉如此比较说：“以性格而言，沈从文温和，丁玲泼辣；沈从文以一种虽然带着愤激、但总体是平和目光审视人生和社会；丁玲则以火一样的热情和嫉恶如仇的目光，对待一切使她不满的生活和社会”。
仇恨，又找不到出路，于是丁玲早期的作品只有两个主题：苦闷与虚无。她在平民女校的老师茅盾对丁玲的了解最为透彻，他说：“莎菲是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作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是五四以后解放的青年女子在情感的矛盾心理的代表者”。丁玲自己也说，莎菲女士“眼睛里看到的尽是黑暗，她对旧社会实在不喜欢，连同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人，她也都不喜欢、不满意。她想寻找光明，但她看不到一个真正理想的东西，一个真正理想的人”。
五四之后的中国年轻人当中，普遍弥漫着深切的精神苦闷，他们痛恨现实，在社会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也看不到出路与希望何在。于是虚无主义成为一种时代病。大凡虚无主义者最后总是要寻求皈依，寻找新宗教，成为有信仰之人。丁玲的虚无是暂时的精神状态，她在等待一次命运的突变，一次终极性的精神皈依。
胡也频与其他四位左联作家的被捕，成为她命运的转折点。产后二个月的丁玲发疯似的，在冰冷的冬夜里奔走，到处托人营救。脚上生满了冻疮。曾经是丁玲老师的李达夫妇虽然早就脱党，但立即赶来，将丁玲母子接到自己家中。沈从文比任何人都着急，陪同刚做了母亲的丁玲去龙华探监，还找了徐志摩、胡适、蔡元培和邵力子，想把人捞回来。虽然自由派知识分子和国民党开明派对左翼作家的激进颇有异见，也频受左翼的攻击，但他们爱才，有同情心，也有基本的正义感。然而，蒋介石被党国内外这么多名人要员来说情而激怒，手令将左联五作家即刻枪杀。
沈从文午夜12点急匆匆赶来，将噩耗告诉丁玲。丁玲异常冷静，沈从文后来有一段非常细腻、充满感情的记述：“作母亲的这方面，显出了人类美丽少见的风度，只是沉默地把熟睡的孩子，放到小小的藤制摇篮里去，小孩略微转侧了一下，她把手轻轻拍着那小孩子，轻轻的说：‘小东西，你爸爸真完了，他的事情还不完，好好的吃喝，赶快长大了，接手做爸爸还不做完的事情。”
李达凭自己丰富的人生阅历，再三劝告已经出名的丁玲专心写作，无论如何不能再参加政治活动。但丁玲不听，胡也频的死激怒了她，唤起了她内心的仇恨，她要为丈夫复仇，接过他未尽的事业。丁玲与沈从文不同，写作固然是她的生命，但当作家不是她的唯一，从幼年激发起的正义感始终燃烧着她的生命，而写作只是其中的一种方式而已。从此以后，投身革命将是更重要的道路。早年的共产党有道德的感召力，追求自由、平等和正义，对底层民众充满同情。像丁玲这样来自破落士大夫家庭的文学青年，本来就是奔着个性自由来到城市，他们充溢着浪漫主义激情，对社会的黑暗又满怀愤恨，自由、浪漫、愤恨和同情，这四大激情都是通向革命的心理路径，丁玲统统具备了。只是之前她不喜欢组织，不想做一颗机器里的螺丝钉，她想自由自在，不愿加入组织。但胡也频的死，让她改变了。
丁玲加入了左联，担任了红色刊物《北斗》的主编。原先她最喜欢写的小说题材是革命加恋爱，如今她在光华大学演讲，面对慕名而来的粉丝们公开宣布：“革命与恋爱交错的故事，我觉得是一个缺点，现在不适宜了”。1932年，她在党旗下秘密宣誓加入了共产党，丁玲说：“我过去不想入党，只要革命就可以了；后来认为做一个左翼作家也够了；现在我感到，只作党的同路人是不行的。我愿意作一颗螺丝钉，党需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此刻的沈从文与丁玲，虽然还是好朋友，但胡也频死后，让他们原来就有距离的思想；愈加遥远了。沈从文对朋友一往情深，护送丁玲母子还家乡，模仿胡也频笔迹给老人写信，为丁玲的《北斗》在北京组稿，但两个人开始分道扬镳，彼此的心灵渐行渐远。丁玲对沈从文回到北京与上层士绅阶级纠缠不清颇为不屑，认为他“不啻与虎谋皮”。沈从文回信辩解说：“我既不是绅又不作志士，……绅士骂不绅士，不绅士嘲笑绅士，这算是数年来文学论战者一种永不厌嫌的副题，我觉得真不必需！”
志士与绅士之间，沈从文选择的是“乡下人”的桀骜，他向往绅士的体面、文明和从容，但他的心灵永远是独立的、超脱的。他尊重志士，但怀疑浪漫的激情背后的幼稚与巨大的破坏力。而投身左翼阵容之后的丁玲，开始对老朋友渐生不满，她觉得沈从文是用低级趣味看待人与生活，对革命者采取居高临下的怜悯与嘲笑态度。晚年的丁玲读了沈从文写的《记丁玲》，当她读到这一段：
一页新的历史，应当用青年人的血去写成，我明白我懂。可是，假如这血是非流不可的，必需如何去流方有意义？……自己根本那么脆弱，单凭靠一点点信心，作着勇敢的牺牲，牺牲过以后，对于整个理想能有多少帮助，是不是还有人作过一番考虑？
丁玲怒火中烧，拿起笔在此处批示：“我真讨厌你谈论革命。你懂得什么，只是庸俗的市侩。”
丁玲与沈从文，志士与绅士，孰是孰非？千古奇案，一切又重新来过，让今人选择，令人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