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东北考察时和在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4月2日，由东北大学、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主办，中国东北振兴研究院承办的第十七期“东北振兴大讲堂”在东北大学国际学术交流中心举行。本次大讲堂由中国东北振兴研究院副院长李凯主持，邀请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东北振兴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教授担任主讲嘉宾，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中国东北振兴研究院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常修泽担任点评嘉宾。以下为常修泽教授点评发言实录：
各位老朋友，各位新朋友，大家下午好。
我从1979年6月第一次来沈阳，到现在已经42年了。这期间断断续续大概来了四、五十次。尤其是在2015年成立中国东北振兴研究院以后，因担负这里面的一点研究工作，所以来的更多一点。院里让我做一个点评，谈谈自己的意见。
刚才迟福林教授讲的是两个问题，一个全国性的问题，一个区域性的问题。全国性的是消费问题，区域性的是东北问题。
首先，我讲关于中国消费问题。
中改院将推出一个新的研究报告，叫《中国消费》，还不是东北消费，而是中国消费，刚才迟教授已经讲过，争取这个月底拿出来，赶上5月7号的“消博会”(在海南省的海口举行，海口西海岸的新国际展览馆)。
前一段，我在海南写书期间，阅读了中改院这个研究报告《中国消费》(初稿)。课题组经过集中攻关，在较短的时间内拿出这份报告，颇不容易。这既是基于新变局推出的新报告，也是中改院多年研究消费问题的学术积淀。先睹为快，有收获，当然我也提了一些自己的意见，今天不详细说了。 这里，重点从“人的发展”角度，按照自己“人本经济学”的理论逻辑，谈谈自己对中国消费问题的四点看法。
一、怎么样判断消费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
这个问题我觉得需要思考。刚才迟福林教授讲了一些观点，我做了完整记录。关于新时代下消费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问题，他作了分析。我认为，这个研究报告值得关注的，是围绕中国消费所作出的四个判断：
第一，“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
第二，“中国将进入服务型消费社会”；
第三，“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服务贸易新兴市场”；
第四，“中国消费将给全球带来一个巨大的市场需求”。
这几个判断，归结到底就是要高度重视消费的战略性作用。在课题组看来，中国要构建增长新格局，根本动力在于消费，其意包括两个方面：
一方面，中国最大的优势和潜力在于消费，14亿人超大规模的内需市场潜力，还没有完全释放出来。虽然在落实“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过程中，投资很重要，但“关键是中国消费”，并在此基础上“打造中国市场”。
另一方面，全球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有效需求不足，尤其是消费需求不足。中国消费之所以引起全球关注，就在于14亿人的市场是一个最有潜力、最有机遇的市场。《中国消费》对此进行的阐述和分析，是有理有据的。
九年前，即2012年，中改院曾推出研究报告《消费主导》，提出“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命题，引起学术界关注和讨论。赞成者有之，商榷甚至批评者也有之。学术界争鸣是好事，一本书出来最忌无人理睬。
巧合的是，经过我多年的研究，也于2015年出版拙著《人本型结构论》，提出“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相结合的新方略，其中把居民消费率拉高，这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第一位的问题”(第5页)。尽管我与上述论者的理论逻辑有所不同(前者是增长主义的逻辑，我是人本主义的逻辑)，但是研究的结论与中改院有相同之处：重视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的战略性作用，可以说是“异曲同工”。基于此，我对中改院的这项研究是支持的。
二、消费表现为整个社会经济运动的“终点”，更是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
我在《人本型结构论》一开始，曾引用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一段重要论述：“在消费中，产品脱离这种社会运动，直接变成个人需要的对象和奴仆，被享受而满足个人需要。因而，生产表现为起点，消费表现为终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第739页)
从这个论断可以看出马克思人本主义的思想：“人”(消费者)是“主体”，而“品”则是“奴仆”，是服务于人的发展的。这是人类的现代共同文明。尤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目的更是为了人及人的需要。我一直主张，新的发展要超越“物本位”，确立“人本位”。
从人的自身发展来看，消费既是形成人的可行能力的重要途径，更是实现“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基础。我看到，《中国消费》中提出，“衡量一个经济体经济增长的效果，短期内可以看经济总量的扩大，但中长期要以消费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结构的改善为最终标准”。把消费提升到“最终标准”的维度，这一点与我有所共鸣。
三、分清“消费三率”，并从“消费三结构”把握中国消费潜力
(一)从“消费三率”看消费。
我在《人本型结构论》指出：“为讨论清晰起见，这里有三个概念首先要区别开”：
1，消费增长率。指消费量(含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报告期与基期相比动态增长幅度(注意：此指标不能简单等同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随着总人口增加和居民消费水平提高，消费增长率上升是必然的。仅以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来说，1978年以来年均增长14.5%(名义增长率，据中国统计年鉴)，对于一个总人口由当时(1978年)9.6亿增加到现在14亿，且处在改革开放期间的大国，而且还是“名义增长率”，这不值得渲染。
2，消费贡献率。指消费增量与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增量之比，反映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之大小。2011-2019年，中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平均为60.5%，同期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平均为39.9%，低于消费20个百分点以上。迟福林教授强调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学者则强调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争论的焦点主要在这里。不过，两者也具有共同点，就是都基于增长主义的逻辑。
3，消费率(指消费支出占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这是我最看重的“人本指标”。实际情况是：这些年来我国消费率虽有所提高，但应当说总体还偏低，尤其是居民消费率更低。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进入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都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下滑态势，前者(最终消费率)从2000年的64%下降到2010年的49%，后者(居民消费率)则从47%下降到35%。之后，两者缓慢回升，2016年分别提升到55%(最终消费率)和39%(居民消费率)。
但近几年，反弹回升的势头有所停滞，进入一个平台期，连续四年保持在55%和39%上下的水平。其中，2019年，我国居民消费率38.8%。这一数据不仅低于世界发达国家，而且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消费三率”中，我最关注的是“低消费率”问题。因此，我才提出“把居民消费率拉高，这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第一位的问题”。这里不再赘述。
(二)从“消费三结构”看消费。
研究消费，规模、贡献和比重很重要，消费结构同样重要。前面对此做了比较深入的分析，这是该报告的一个亮点。
第一个结构：商品消费与服务消费，或者如迟教授说的“物质型消费”和“服务型消费”。过去几年，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突出表现在服务型消费的快速增长上。2013-2019年，我国居民服务型消费，年均增长11.1%；占居民消费支出比重从39.7%提升至45.9%。其中城镇居民服务型消费支出占比达到48.2%(接近50%)，成为消费升级的突出特点。
第二个结构：公共消费与私人消费，或者称政府消费与居民消费。2008-2019年，中国政府消费支出年均增长12%，占gdp比重由14.5%提升至16.7%。我更关注“居民消费”，特别是“东北的居民消费”。因为，在我的《中国东北转型通论》中，提供了1993——2003年20年间中国东北“居民消费”占“最终消费(即总消费)”比重下降的数据：黑龙江省 由 83% 下降到 62.49%，吉林省由 83.68% 下降到 68.39%，辽宁省由 80.02%下降到 78.89%(第24页)。我认为，政府消费中的“无效支出”仍有压缩的空间。
第三个结构：城市消费与农村消费。虽然，2013-2019年，全国城镇消费品零售额年均增长率约为7.53%；农村年均增长约为11%左右，城乡有缩小的态势，但就东北来说，我在《中国东北转型通论》中写的实际情况是：在居民消费中，除拥有较多国营农场的黑龙江省外，吉辽二 省农村居民消费比重下降较多，仍按上述 20 年统计，吉林省由 34.51% 下 降到 26.17%，辽宁省由 31.19% 下降到 17.15%(第24页)。从消费水平来说，农村消费仍然是薄弱环节，建议采取“补短板”的方略。
四、做好“能消费、敢消费、放心消费”这篇大文章
中国有巨大的消费潜力，这一点各方没有分歧。难点在于如何释放14亿人的消费潜力，如何推进消费升级？几年前，我曾提出“十字箴言：能消费、敢消费、放心消费”。未来几年，欲做好“中国消费”这篇大文章，必须采取有用的措施解决老百姓“能消费、敢消费、放心消费”问题。而这，势必触及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能拎出一系列的结构性、体制性的问题。
1.解决好“能消费”的问题。核心是提升居民的消费能力。当前，中国老百姓不是没有消费欲望和消费需要，关键是要有与之相匹配的消费能力。这就涉及到收入增长与收入分配，涉及到利益结构调整和优化。在解决绝对贫困后，要把减少低收入群体作为公共政策的重点，解决好“6亿月收入1000元”的问题。
2.解决好“敢消费”的问题。“敢”的实质是“预期”，有好的预期就敢消费，反之，预防性储蓄就会加大。“敢”的重点是通过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解决城乡居民的后顾之忧。这就需解决好社会保障体系的一些关键性问题。比如“养老金缺口”的问题，等等。
3.解决好“放心消费”的问题。这些年来，我国消费环境在不断改善，但仍然存在多方面的“短板”，除消费供给短缺问题外，消费安全问题、消费质量问题极易引爆社会关注。
最后，谈谈关于东北寻求“突破”的三问题
一、关于国有经济的布局调整问题
对东北国有经济这块，究竟用什么眼光来看？视角是什么？今天他的视角是“国资”视角，也没有排除“国企”视角。“做大做强”这个命题在中国一直翻来覆去，一会儿是指国企，一会儿又是指国资，一会儿是指“国资加国企”，最新的你看看有关文件。
今天从东北国资的布局角度，来研究国有经济的问题，这个视角我赞成。我一直主张从国资角度来研究，因为国企很复杂：什么样的国企都有，有好的，有中的，也有差的如“僵尸国企”，对那些“僵尸国企”，我们难道还要继续“做大”吗？
在中改院这个报告里面，看到辽宁数据。什么时间的？2020年的7月较新的。辽宁在纳入统计的159户地方国有企业中，有112户企业亏损，亏损面占70%，“10个国企7个亏”。其中，17户省属国有企业，9户亏损，亏损面53%。看到这些数据我心情很沉重，辽宁不乏有好的国有企业，但是也有一些这样的企业，亏损企业需要调整。
刚才有一位朋友问到民营经济，这个问题在辽宁是个短板。我在《中国东北转型通论》一书点了问题所在：“国有企业，活力不足；民营经济，不大不强”，辽宁民营经济这几年虽有一定发展，但尚不充分。2020年公布的全国民营企业500强中，浙江96家，江苏90家，广东58家，我们辽宁只有8家，吉林两家，黑龙江1家，而这又与政府与市场关系不协调密切相关。
昨天(4月1日)，在“推动东北振兴取得新突破专家座谈会”上，我说辽宁和整个东北需要打三个翻身仗：第一个就是体制转型的翻身仗，因为辽宁和整个东北第一位的问题是体制的问题，不是增长的问题。体制里包括刚才朋友问的民营经济问题，我在书中提出16字方略：“国有企业，增强活力；民营经济，做大做强”(来了个“脱帽加冕”)。再一个就是要素市场化的改革问题。第二个翻身仗是结构改革，包括外向型结构、新旧动能结构和产业结构。第三个是文明方式的转型包括：“官本位”较重、契约精神淡薄与非现代的 “工业文明”。我们好多东西还是传统工业文明的思维，而不是生态文明的思维。
二、关于东北区域一体化
现在确实有“同质化”的问题。我夏天在长白山住，过去日本人统治的时候有个“东边道”。经调查，我建议要搞一条“长白山西麓经济带”，从辽宁的桓仁，经吉林通化、二道白河，一直往北到黑龙江鸡西、双鸭山、佳木斯那一带，但是这些年一直推不起来，为什么？因为它跨三个省，辽吉黑都涉及，一体化很缺乏。所以我支持区域一体化。辽宁这里，我不太倾向叫辽东南经济圈，我建议提沈阳和大连“双核经济圈”，一定要把沈大突出出来。
三、关于东北亚合作问题
这个问题涉及到中国，尤其是东北。下一步我们东北对外依托谁、瞄准谁？
去年4月10日东北会上，我建议把东北亚(和东南亚)作为未来中国战略的支撑点。第一，这次疫情看得非常清楚，全世界五大洲190多个国家，哪一片防疫抗疫搞得好？东北亚和东南亚，这是事实。第二，从文化来讲，东北亚和东南亚这一带，属于儒家文化圈，华人很多，整体氛围较好。第三，东盟及其他(共十五国)已经签了recp，另外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大体顺利。第四，东北亚濒临北冰洋，冰雪熔化后，千年万年的动物尸体裸露，病毒扩散，中日韩都面临这种威胁。
无论是经发、人发、环发角度，都需要开展东北亚合作，要联合起来。促进东北亚更密切的合作，我们这个地方就变成中国开放的新前沿(老前沿有珠三角、长三角等等)，新前沿就是东北包括辽宁。因此，我们的思路是不是需要调整？我们要调啊。现在，辽宁的自贸区还没有丹东片区，要不要补上？我们要从大格局来研究问题，需要做的事很多。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