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春季会议关于“美联储政策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和中国应对策略”的讨论，听了一天的发言，颇有感触。
第一，上午一开篇讲到中国的“三长两短”（后来又补了“一短”，为“三长三短”）。我很关注“新加”了什么，补充的是金融短板甚至是“金融风险”。那么，再往下探一句，中国显性的“金融短板”和隐性的“金融风险”，最该关注哪个地区？这个问题，值得深入调查、研究。
第二，对mmt理论及其影响，会上争论比较激烈。这确实涉及到中国的宏观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匹配和协调问题。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是有一点感觉是明显的：中国的金融市场化程度还比较低，值得作促进性研究。同时，也值得我们挖掘：金融市场化程度哪个地区更低
第三，面对国际如此变局，中国最大的应对是什么？我赞成上午有同志讲的：“做好中国自己的事，是最大的应对”。刚才民生研究院黄剑辉同志延续这个思路，讲了京津冀发展战略，还点了东北问题。下面结合会议主题， 讲一下有关东北的转型问题。
前不久，我受邀出席了中国东北振兴研究院等有关部门在沈阳召开的东北振兴专家座谈会。恰好，会议期间，我这部《中国东北转型通论》出版并在会上展示。
今天重点把书中探讨的“三个转型”，即体制转型、结构转型、文明方式转型，与各位简单交流一下。
第一大转型： 体制转型（东北主要是体制问题）
首先是所有制结构。我在书中第一篇第一章第一节第一个问题，就是“ 立论基础”：国有民营“共同经济基础论”（第3页）。
为了给东北 所有制改革 提供理论基础，书中简要阐述了我的国有民营“共同经济基础论”。对于这个命题的探讨，大体走了四步：
第一步，2010 年提出：“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是相得益彰、共同发展的。他们都是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简称“共同经济基础论”（常修泽：《产权人本共进论》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0 年版，第 4 页）。
第二步，2013 年 10 月，在《包容性改革论》中发问：“中国共产党今天在中国执政，到底经济基础是什么？”（常修泽：《包容性改革论》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 年 10 月版，第219 页）。书中写道： “此前一个比较流行的看法。‘只认为’国有经济是共产党执政的基础，‘否认’民营经济也是执政的基础之一（第219 页），明确提出“民营经济发展理论和模式需要有重大突破”。重申此前提出的“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是相得益彰、共同发展的，它们都应是共产党执政的基础”。并系统阐述“产权体系创新：包容‘国有’与‘民营’”（第 190 页）。出版之后《北京青年报》发表长篇访谈，题为：《常修泽：国有与民营都该看成共和国的“亲儿子”》。后引起争议，有人以《“私生子”岂能冒充共和国的“亲儿子”?》为题，撰文批评。
第三步，2018 年在主笔出版的《所有制改革与创新——中国所有制结构改革40 年》引用马克思关于世界是“千姿百态”的，“并不要求玫瑰花散发出和紫罗兰一样的芳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所有制改革与创新》于2018 年2 月出版以后， 11 月 1 日，中央召开民营经济座谈会，会上有两句话非常重要，第一句话：“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第二句话：“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这里的“我们”是谁？作为党的领导人，我认为他的“我们”是指中国共产党。第二，他说的“制度要素”的“制度”是啥？我认为是社会主义制度。
第四步，2019年 5月在《经济研究》高层论坛上，以《“共同经济基础论” 再探讨》为题发言，从历史、理论、实践、国际四个维度进一步阐述和发挥了 “共同经济基础论”观点。
东北所有制改革下一步有三个问题需要解决。
第一，国企怎么“增强活力”？ 在前面阐述的“共同经济基础论”中，国有经济无疑是重要组成部分。依据“问题导向”思维，结合本人实际调查，发现国东北 国企主要不是“做大比重”的问题，而是“增强活力”的问题。例如，依据2020年7月最新的数据，东北某省全部159户地方国有企业中，112户亏损，占70%（“10个企业7个亏”）。其中17户省级国有集团，9户亏损，占53%。我们要面对这些实实在在的情况来研究问题。
第二，民营经济怎么“ 做大做强 ” ？书中详细开列了 2020年 公布的中国民营经济 500强 数据。浙江省 96强，大约占 全国五分之一。而东北的情况是：黑龙江只有 1个 （面积 48万平方公里 ，相当于 5个 浙江大）；吉林只有 2 个；辽宁好些有 8 个。这么大的东三省一共才 11个 ，约相当于浙江省的九分之一。所以，我在书中 “量身定做”，提出“脱帽加冕”： 把“ 做大做强 ” 的 “冕”加在 民营企业头上。
第三，混改怎么“产权交融”？对于国企“混改”，北京一学者型领导同志2017年在东北讲：《国有资本多元化让国企改革“弯道超车”》，当时不少同志附和。我认为，国资体系内部的混合（即所谓“国有资本多元化”）类似“同性恋”。书里专门有一节提出：“异性恋”是主旋律，“同性恋”只是“协奏曲”而已。国企“混改”一定要让民营资本参加。
同时，还有资源配置体制问题，主要是市场化程度较低。诸位看一下王小鲁教授、樊纲教授等的 《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年版、2019版，就明了了，不再赘述 。
第二大转型： 结构 转型
东北结构突出两个问题：“一外一内”。
“一外”指半封闭的对外结构：对外开放度低 。1979 年，我第一次赴东北调研时了解到，1978 年东北三省对外贸易总额占 gdp 的比重为 3.56%，比全国当时的平均水平低 6 个百分点。40 年后，纵向比虽然有明显进步，但与全国比，差距则有所扩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约 17 个百分点（2017年）。
“一内”指板结的内力结构：新旧动能转换难 。具体表现在拼资源、拼设备。虽然，从东北的研发力量来看有一定基础，但创新动力不足，优势未能发挥出来。高科技的主营业务收入，占比只有 3.65%。同时现代服务业和新兴产业也需加强。建议从全球和全国产业布局来思考东北的结构问题。
第三转型： 文明方式转型
可能是这本书比较独到的。文明方式转型 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
表现一，由 “官本位”转向“人本位”。
我书上讲，东北的“官本位”并不是东北人民天生就有的，而是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熏陶凝结的。当年，把苏联搞的那 一套最早移植到东北，成为“计划经济的大本营”。这就必然导致“整个社会联系体制的官僚化”（第27页）。这是根深蒂固的“官本位”的来源。在这种“整个社会联系体制的官僚化”的影响下，会产生什么？一是“行政依附（包括人身依附）”；二是“特权”；三是“封闭”。对这种“官本位”，如果不能破除，所谓转型，所谓改革，所谓振兴，都难以突破。
表现二，由”契约淡薄“ 转向“诚信社会”。
契约精神是文明社会的主流精神。有四个支点：1. 契约自由精神；2. 契约平等精神；3. 契约信守精神；4. 契约救济精神。东北由于计划经济体制和“社会联系体制的官僚化”，而使契约四种精神薄弱。这个问题，如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在《世界史纲》中所说：实际与“政府的权力太大”有关（第28页）。东北下一步急需增强契约精神、打造诚信社会。
表现三，由传统“工业文明”转向更高级的“生态文明”。
从文明形态来研究，东北还是处在传统的“工业文明”思维阶段。按照钱纳里和库茨涅兹的模型标准 ，东北沈、大、哈、长地区已经率先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因此，需要思考如何超越传统的“工业文明”思维，迈向一种人类新的文明——生态文明的问题。在东北调查发现，现在 大学工科的教材渗透的还是传统的工业文明 思维 ，生态文明比较缺乏。中国现在要搞碳达峰、碳中和，怎么渗透到各个方面去？需要做的事情很多。
这里涉及基本理念问题。 2011年，我曾发表长篇论文《天地人产权论》，提出构建“天地人生命共同体”的理念，《新华文摘》当时全文转载。近日， 莫干山 研究 院 公众号即转 发 我的 《“广义产权论”：为天地人共同体立命的探索》 一文（《上海大学学报》2020 年第3期）。这里就不展开讲了，有兴趣的朋友看看院的公众号。
*本文系常修泽教授于2021春季莫干山会议的发言实录。
常修泽，莫干山研究院学术委员会联席主任，中国东北振兴研究院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莫干山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