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中的孩子：叩问未来发展之路上的难题
当北京、江苏、浙江针对中小学生被越来越重的学业负担拔苗助长得厉害而推出一轮又一轮中小学生“减负”政策时，位于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县域内的学生们，却还在缓慢地“放养”中自我生长。然而，这种状态绝对不会被一线城市的家长们羡慕，因为他们知道，未来这“两个世界”的孩子们一定会被放到同一个尺子下测量，不论你之前是“助长”的还是“放养”的。
北京市海淀区黄庄代表了中国学生课外补习的典型空间，在那里，时间被严重挤压，一个小时内的每分钟都被精确计算；时间被严重放大，任何一分钟的浪费被上纲上线到影响未来的人生。而在笔者所描述的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县中，那里的学生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时间被缓慢地拉长，每个时间段填充的活动单一甚至单调，他们并不知道未来的跑道有多长，只知道在眼前这一段路程上如何奔走和打发时间。
本文着眼于这样一群特定的人：县中的孩子。他们什么时候被分化出来成为我们需要单独讨论的对象？是什么理由让他们成为这一辈孩子中独特的一群人？他们的出路在何方？
本文所报告的碎片式的现象和表述，是经由笔者在3个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县调研时所做的访谈和所见所闻汇总而成。为了遵守研究伦理的要求，本文恕不详细交代调研县域的基本状况，重点考虑研究现象所彰显的内在逻辑的典型性和分析理路的自洽性。
“回望往昔，照顾下一代曾是共同体分担的集体责任，但这种伦理在最近几十年已经消散殆尽。‘我们的孩子’，曾是邻里各家各户的孩子，现在裂变为一家一户的子女，而这种观念的流变对富家子和穷家子来说有完全不同的影响。”帕特南说的是美国城市家庭由于居住隔离所带来的在教养孩子方面的分层与分隔，这使得美国梦处于危机之中。我们有中国梦，教育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不容小觑。处在县域内不能实现跨区域流动的家庭，其经济状况和孩子的教育状况一路走低，但与此同时，能够实现跨区域流动的家庭可以凭借经济实力为基础，为孩子匹配最合适的教育资源。县域作为中国基本的资源分配框架和政体基础，如果教育不能在夯实“大国之基”中起到相应的作用，则中国梦会如何？
自我定位：被淘汰下来的人
经济水平的提高、交通的便利、家庭对子女教育的支付意愿、对学业成绩的高度关注等因素，都促使县域内的“优秀”孩子出走了。
“现在初中班主任都会说千万不要来县中读高中，不然一辈子就毁了。但凡家长有个一官半职或者固定职业的，孩子不离开县中就是没出息。”这是县中的老师和学生的共识，尽管他们就呆在这所学校。县里的高中，从前是县域内教育系统中的最高层次的教育机构，现在被鄙视至此。这些“被留下来的孩子”在县中很容易自我放弃，也不知不觉被抛弃。
“中国人现在非常焦虑，家长趋利心态非常强烈，孩子进入好学校以后巴不得别人不要和自己竞争了。在脑体劳动待遇差别非常大的情况下，家长不愿意让孩子从事体力劳动。”这是外部观察者的分析和判断，把板子打在了家长身上。
“出走”的途径有很多，成绩好的孩子机会更多，而就算学业成绩不那么优秀的孩子也同样可以走。“有很多私立学校，你只要考过去，满足它的条件就可以，而且如果有关系，多出点钱也可以”；“地级市市区里建了好几所民办的学校，还有一些重点中学，他们的招生政策比较优惠”。这是在各种学校公开招聘的大潮下依然被留在县中的教师们总结的。在这样的整体氛围下，人们普遍认为孩子在县中读书是“没有出息”的表现，而留在县中没能走出去的教师也是“没有出息”的表现。
留下来的孩子总是被老师拿来与出走的孩子进行比较，这些孩子本来还可以在一支水平不错的大队伍中占据自己应有的位置，现在队伍中站在前面几排的人都走了，他们似乎就有机会站在前排被精心对待，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县中的衰败是一个大趋势，现在有名牌效应，家长会感觉省会比地级市好，地级市肯定比县城好，县城又会比农村好。”“我们县里面就是有这种风气，特别是领导的小孩，初中就出去了，生源流失的一个症结就在这里。”县中的老师们大体上如此总结生源外流的原因。耐人寻味的是，很多受访者都喜欢去追问和分析生源流失的原因，面对城挤、乡弱、村空的现实，笔者也很愿意探讨出路何在。然而，几乎没有人认为自己能给出清晰的路数，若要等到因果关系全部厘清后再行补救，那就为时已晚。这看起来是一个无法走出的困局。
实际上，能在县中念书的孩子在当地也是属于幸运儿和成功者。一位高一学生家长说：“两个小孩到县中念书是自己考过来的，我的大女儿考了班里第一，当时考上了，但是刚好要分片了，她回家就哭，她说妈妈我上不了县中了。后来大女儿初三考到了县中，就特别开心。”
在笔者报告了部分调研成果后，有从事经济学研究的人质疑，认为学生只要有流动的能力，就是应该被鼓励的行为，别人无权置喙，这是一个社会的民主和进步的表现。然而，伯恩斯坦在讨论“有效的民主”的条件时提出，首先，人们必须感觉到他们在社会里有筹码，即能接受和被给予；其次，人们必须有信心，现行的制度安排能否实现这些筹码？如果无法实现，就得给出一些理由。如果这个筹码没有实现或只有部分实现，那么“给予”的充分理由便影响不大。可见，家长和学生必须感觉到他们在学校里拥有筹码，对于学校的安排有信心，能帮助他们去实现或提升这一筹码。若是无法实现，那么他们能够得到一些官方的解释，最重要的是，他们自己会主动归因和解释。
因此，这些孩子和他们的家长们根本不用做复杂的计算和公式模拟，生活经验早就教会了他们如何去掂量自己手里的筹码，来决定接受多少，给予多少。每个人都自然而然地学会了在比较中生活，并且看到自己未来的有限性和最远的边界。
在经历了经济高速发展以后，不同的家庭在社会上所处的位置，在孩子降生之时就以一种给定的状态而存在，这就是县中的孩子们亲眼所见的事实。他们和他们的家长也渐渐懂得了一个经济学通过长时段的纵横比较所得出的结论：只要经济收入的不平等不断加剧，即便是社会的流动速率保持不变，出身优越的孩子还是可以遥遥领先于那些出身卑微的孩子，起步阶段就站在不同的起跑线上，人到终局更是遥不可及。
学业选择：随意与自负并行
2014年启动的新高考改革在2018年逐渐向全国各省份推进，这项改革牵动了几乎所有中学生家庭的神经。其中，选科、选考不论具体细分措施为何，提高学生的“选择性”和“选择能力”的原则是已经确定的。这种政策措施所依据的信息显然是城市中的优质学校提供的，对于县中的孩子来说，他们如何应对？他们的老师如何以一种过来人的心态看待他们在当下的挣扎？
他们的老师这样评价他们：“现在的学生基础比之前的学生要差一点，各方面的积累不够，知识储备比较少。从测试成绩上看的话，分数都不会太高。现在很多学生学习起来都很吃力，他们不够自律，比较受学习环境和家庭因素的影响。很多都是留守儿童，父母比较年轻，缺少陪伴。部分同学还是太迷茫了，找不到目标，积极性差一些，没什么想法。他们其实真的是缺乏目标，不知道以后自己要干什么工作，成为什么样的人，也不知道社会形势的严峻。平时会给他们讲学习重要性和就业严峻的形势，刚开始效果还好，但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学习习惯问题，从小学、初中开始就养成了一种惰性，不主动。”
而县中的孩子们自己又如何评价自己的教育环境和质量呢？当笔者问他们如果自己未来有孩子，是不是愿意送孩子来县中上学，重点班的学生如此回答：“那要看情况决定是否让自己的孩子在县中读书，不知道这里会变成什么样子。教学质量很重要，如果管理很松，对小孩不好。”“我不会让自己的孩子回县中读书，觉得这里成绩不够好，清华北大才是我满意的水平。”“我不建议家里亲戚的孩子来这里读书，目前看来县中不是很好，希望他们去好一点的学校。”他们尽管是留下来的孩子，并未担负太多的期待和希望，但他们也会去审视自己的生活，检查自己在等级秩序中的位置，客观而不失深刻，同时又透出隐隐的不甘与自负。
近在眼前的学业选择，构成了他们人生中第一道最重要的选择题。选科上的迷茫和随意，与对学科的了解存在巨大的刻板印象并行。县中的孩子们普遍认为，历史和政治主要是靠背诵，男生一般都不喜欢，认为那是女生更擅长的；物理和化学是聪明人的选择，但也不见得能学好，女生更困难。学生在学业选择上的认知与一般的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公众没什么区别，而教师似乎根本没有感受到这是一个问题。殊不知，在新高考改革的大势之下，这些传统的文科类课程都不再是考书本上只需要死记硬背的知识点，而是考察更宽泛的阅读面和分析能力。显然，县中的孩子还在“冬眠”的状态，而县域之外，与他们有着深切相关的教育改革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以县为主”的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曾经负载了激发地方办学活力和承担地方办学责任的使命，今天看来，无所作为的县级管理体制已经成为一种隔离县中孩子的无形的屏障。
课余生活：信息处理还是即时快感？
县中的孩子们对于学校的现状和问题淡然处之，令人在他们身上看到最朴素的态度和情感。面对各方都十分担心的学校安全问题，他们不以为意，反而发现村民所养的经常窜到学校操场遛弯的狗其实是一条“网红狗”。与一线城市知名中学的学生那么老练地参与公共舆论相比，他们以平常心看待这个世界，并与之和谐相处。
尽管学生对学校内的条件安之若素，但一位数学老师却看在眼里，疼在心里。“这里的学生条件都很差，有一个学生一个星期只有30元的伙食费，没有什么衣服穿，我就拿了几件毛衣给她，她很感动，但是她现在不读书了，家里确实太困难了。坐公交两块钱也是钱，我就把我不是很好的单车给她。”
真正反应学生阶层状况的，不仅仅是所就读学校的层次和名气，更表现在课余生活上的安排。县中的孩子们将玩手机、娱乐、听歌、喝奶茶、逛逛商店、买买生活用品当做课余生活中可以讲述出来的部分，描述都比较简单，充满了单调的快乐。“我课余时间喜欢看电视剧，很少看韩剧，大部分是国产的。喜欢听歌，没有固定喜欢谁，随便听。”“我课余时间喜欢学习，我每天6点起床，做很多题目，我想考重点。”这是一个高三重点班的学生。而高二的学生则还没有进入到面对高考的预备紧张状态。“我喜欢看综艺节目，也没有固定的，比较好玩的搞笑的。现在学校不让带手机，放假回去刷微信推文和b站。”“我回家一般会刷手机，和朋友出去逛，买买买，准备在学校一星期的生活用品。”高一的学生则更接近自然的生活状态：“我周末一般睡觉，出去玩，和同学一起喝奶茶。”总的来说，他们很少有机会参与课外补习，把大多数的课余时间都放在刷手机、看电视和做兼职上，只有极少数的重点班学生才会有意识地进行额外的学业训练。
“玩手机”这件事在今天实际上就是上网。帕特南在观察了处于危机中的美国梦的孩子们后发现，同样是在上网，来自上层阶级的年轻人（及其父母）更多地是在寻获信息，关注工作、教育、政治和社会参与、健康和时事新闻，而下层阶级的孩子及其家长则更看重网络的娱乐和消遣功能。线下的差距延续到了线上，互联网并没有改变其运用方式上的不平等。现如今的年轻人可以实现他们同世界的即时互联，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有通向知识和机会的平等渠道。
当一线城市的孩子运用互联网时，他们更有能力收获我们当下数字化经济和社会的红利。即便县中的孩子有着相同的上网渠道，但他们也缺乏必要的指导和支持，形成数字时代的头脑，无法利用互联网来增加他们的人生机会，更多的是停留在原地，享受手机上网带来的没什么营养的网络快餐以及电子游戏所给与的快感。
家庭环境：差距的代际传递
学校被分层了，进而学生也被分层，就像一种映射结构，学校所折射的映像是一种阶层性价值的投射。那些在学校没有获得这些权利的学生极有可能来自那些在社会上没有获得这些权利的社会群体。
与一线城市的孩子只需要考虑自己的学习不同，县中的孩子还得承担家务甚至生活重担。一个高一学生家长说：“我整天不在家，在外面做工，我丈夫有病，做不了事情。我们在种田，暑假的时候孩子们要去帮忙的。”在现实面前，县中孩子更早懂得了生活的艰辛，也形成的一定的风险防范的意识。在当下，学校一层一层的过滤和筛选，家庭困难的学生有更大的概率“滞留”在县中，他们的家庭困难背景的特征由此以群体化方式凸显：贫困、病痛、辍学、就业难等语汇就这样形成了固定的联结，在县中孩子的家庭中经常同时出现。“孩子们的父亲是2013年生病，肺部有囊肿。说到她爸爸我就想哭，也不敢和孩子说，孩子很懂事。什么都节省，用水也不愿意用那么多。那个时候孩子爸爸病了，和别人借了八万块钱，现在还没还完……医生说，我知道你家里很穷，两个孩子那么小，然后我们就办了出院手续……”
在县中孩子的家里，他们的学习与外出打工谋生相比，显然没有那么重要，也无暇顾及得太重要。一个高三学生家长说：“她父亲很少回来，基本一直在外面工作，我也是从孩子读到初中时才回来的。”教师也练就了从学生表现出来的状态中去推测家庭状况的本领。一位高二的语文老师说：“我们班有一个学生是离异家庭，性格是相当古怪的，平时感觉整个人精神状态不是很好，无精打采。还有一个学生和奶奶一起生活，他父亲好像是出车祸，母亲走掉了，但他还是挺上进的，就是成绩上不去。家庭环境对一个孩子的影响还是挺大的，这里孩子缺少的是陪伴式关爱。”
一方面是一线城市家庭密集型教养方式越来越盛行，焦虑感也越来越强；另一方面是县中孩子所在的家庭由于经济压力和在学业支持方面的力不从心，放养型甚至放任型的教养方式越来越普遍。
由于成长环境的差异越来越扩大，这两类孩子在未来终究要相遇，或者是在考试和录取的场子上，或者是在就业和用工的交汇处，他们会如何打交道？他们用何种眼光看待对方，以及对方的孩子？“恶性循环在代际之间发挥作用。沮丧的贫穷家庭父母更少参与孩子的教育。进一步地，这些贫困的孩子将无法为他们的孩子提供机会。相反的，富有的家长为孩子的提升付出越来越多的时间和资源。中产阶级的空心化会加强这种对比。”差异的代际传递，是一个更让人忧心的问题。
未来期待：相机而动
对于今天如火如荼的生涯规划而言，县中的孩子对未来没有主动意识的设计，但他们会相机而动，根据父辈职业和在县域内的所见而憧憬自己的未来。在他们眼里，当一个公务员或教师就是所能想到的最好的工作了。一名高一学生说：“想去师范，但是怕自己考不上，喜欢当老师。”一个高二文科重点班学生坦言：“我以后没有特别想做的事情，但是说能做什么的话我以后可以做老师。有些工作太奔波了，觉得不是很喜欢那种生活状态，觉得老师是一个安稳的职业……我可能还会回本县，毕竟家在这边，比较熟悉。”
教师是对他们的未来期待很重要的影响源。一名高二理科重点班学生说，“没怎么想过以后去哪个学校，老师也没有建议过，只是说理科容易找工作，选择的余地比较多。”教师对学科与未来就业之间的关系认定竟也如此简单，那么县中的孩子又能得到多少指导呢？
家长面对生活的艰辛，也让孩子潜意识里放低了对未来的期待，安稳的生活就是人生理想。一位高一学生家长说：“我没有想过以后让他们考什么大学，自己考到什么就是什么，认真读书，考到哪里我们都支持。我没有想过他们长大以后要做什么，随便他们，反正我自己也读书少。”一位高三家长面对临近高中毕业和高考的孩子，内心十分坦然和淡定。“我从来没有管过她，喜欢怎么样就支持她……我不会约束孩子做什么，想去哪里我们都支持……想过让孩子去市重点读高中，但是她没考上。我也没有觉得教学质量有很大差异，她想去她会自己努力去考，但是硬塞进去也没必要，因为她跟不上会压力大。如果想去就自己考，靠我走关系是不可能的。”这种认命和坦然的态度，既令人佩服，又让人担忧。稍显例外的是，有个家长宁愿让孩子未来考入本省的高校即可，因为他知道，孩子将来还能回到本县工作，相比那些考入985、211的院校、毕业后远在一线城市工作的人而言，他们回到本地工作做公务员，可以照顾一家人甚至一个家族的人，也可以得到家里更多的照顾。这种权衡很现实、很可行，然而对孩子来说提前预设好了格局和边界，这种眼界算不算一种悲哀？
多数学生的父母没有任何资源和关系帮助孩子离开这里，也无法为孩子提供任何的咨询和帮助，他们所能做的只是鼓励和支持孩子，孩子能读到什么程度他们就供到什么程度。不得不承认，留下来的县中孩子在学业基础、学习习惯、学习投入、竞争意识和职业规划方面确实处于弱势的地位。他们不了解严峻残酷的社会形势，也没有想过自己以后要选择什么样的大学、从事什么职业、在什么地方发展，医生、警察和教师是他们所能想到的最安稳、最体面的职业，大多数学生所能想象的未来就是能在本县县城得到一个安稳的生活，他们无法见到其他更精彩的生活类型。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能够这么幸运地憧憬未来，由于家庭和学校教育的缺失，一些学生曾经受到过来自陌生人、同学甚至亲属的骚扰和侵犯，弱小的他们还不知道如何去面对这些，有的孩子割腕自杀、有的孩子精神失常、有的孩子为此辍学。复杂的家庭结构和缺失的父母陪伴无法为这些被侵犯的学生提供避难的港湾，学校成为了孩子们唯一可以求救的对象。然而，学校并没有充分发挥“庇护所”的功能，在危机发生之前予以有效的教育和防范，待到事情发生之后，学校将责任和风险推给了老师个体，老师们所能给予学生的也只是个人性质的安慰和同情，并没有形成制度性的合力有效地预防此类事件的发生。当事情的影响发展到了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学校只能被动地排斥和处分相关的学生，让学生独自面对成长的伤痛，并没有从真正意义上对学生的生命负责。
结语和讨论
一般来说，学校被认为可以“提升”弱势群体的地位和资源，但这是理论上的公立教育制度的理由。“提升”这个非常模糊的字眼，没有指出具体的方向，也没有给出实在的途径。“权利制度化”是一个合适的概念，能够确定学校对“被留下来的孩子”是否提供了提升的充要条件。伯恩斯坦所定义的权利制度化包括三个方面：个人提升权、包容权和参与权。他认为，提升是体验社会、知性或个人界限的一种条件，而非牢笼或是刻板印象，但确实是浓缩过去和开启未来的张力点。提升需要面对界限问题，不只是在个人上、知性上、社会上和物质上更多的权利，它也是批判理解的媒介与新的可能性的权利。由此，伯恩斯坦提出，权利是自信的条件。如果该权利没有得到满足，那么不论是教师或学生都会缺乏自信，当缺乏自信时，就很难有所作为。这个权利是自信的条件，属于个人层次的运作。
知易行难，认识到县中的孩子的状况和根源是容易的，根本用不到高深的分析手段和哲学思辨。我们借用最基本的道德原则和朴素的教育信念就知道，县中的孩子们所面临的状况背离了起码的机会均等，他们应该拥有更好的明天。为了弥补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带来的鸿沟在这些孩子们身心上的影响，教育扶贫项目启动了多种多样的措施，然而，这能给他们带来根本性的变化吗？正如贺雪峰在《无核的乡村，转移支付无法救生活力》一文中所言：“当前国家每年上万亿涉农转移支付，最大的问题是，钱下去了，农村基层治理的活力仍然没有……”
我们如何做，才能回应本文所描述的碎片所折射出的深度问题？我们如何克服已有的利益架构，将已经处在不公正资源分配和竞争态势下的县中的孩子们拉回到机会平等的竞争场域内？具体的回应在细节上是因时而异、因地制宜的。套用帕特南的一句话，“我们愿意将自己的资源投放在别人家的孩子身上”，而这种承诺之所以成立，离不开的是一种发自中国传统价值中“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以及“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朴素情感。这些县中的孩子，同样，也是我们的孩子。他们终将会长大，融入社会的洪流之中，不论是富孩子还是穷孩子，超级中学的学生还是县中的学生，最终都是在某一个社群之中的你中的我、我中的你。退回来想，必须承认，我们对县中的孩子负有照看的义务和责任，而不应该只是袖手旁观。如何激发县中的孩子们对教育的积极投入，点亮其通过教育改变现状的希望，让他们对自己在未来能获得更好的生活有信心，真正实现每个人怀揣的中国梦，这是一个值得长期研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