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8日，习近平主席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通电话，两国领导人就保持高层沟通、深化各领域合作、妥善管控分歧、开辟中日关系发展新前景达成广泛共识。当前，世纪大疫情与百年大变局交互叠加，中日关系机遇和挑战并存。日本新领导人正式就任不久，两国高层及时互动，意义重大、影响深远。通话中，习主席引用“亲仁善邻，国之宝也”“言必信、行必果”“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等中国典记，以古代先贤哲理映照当今时代潮流，以历史辩证思维把握中日关系大势，为即将迎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的中日两国继承过往、立足当下、共创未来擘画了前景，指明了方向。
“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典出《左传·隐公》，意为“亲近仁义而与邻国交好，是立国的根本法宝”。国际政治现实中，邻国关系往往最为复杂，利害交织，恩怨并存，盘根错节。而以仁兴邦、与邻为善，作为中国传承至今的治国理政哲学，正如东方文明的一缕阳光，照进西方政治语境下的“霍布斯丛林”，融化冰冷现实，照亮希望愿景。
交好邻邦，互为米乐m6平台的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应是国际交往的基本信条与核心规范，不仅有利于塑造更具道义、更富善意的国际社会环境，更符合当事各方根本长远利益。国际变局下，全球化、区域化同步发展，技术革新日新月异，非传统安全风险空前突出。中日一衣带水，同处东亚板块，共享地缘政治经济和生态环境系统。无论基于东方文化价值理念，还是广泛深刻的共同利益，都应当抱持友好合作初心、携手开创未来。
不可否认，中日之间一些现实矛盾和分歧仍然存在，日本国内针对中国的“威胁论”“恐惧症”“脱钩论”还有市场，置喙台湾问题等中国内政的喧嚣再度抬头，支撑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的民意基础有待进一步夯实。但正如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2019年“北京-东京论坛”开幕式上所言：“中日两国的利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广泛而深度融合，两国发展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直接而紧密相连。”疫情冲击下，中日相互依存的利益纽带没有削弱，反而更显突出。日本对华贸易逆势增长，2020年在其对外贸易中占比达到23.9%，创下历史最高水平。事实证明，中日在经济领域深度融合，这与政治安全领域的矛盾分歧同时并存。
新时代，中日两国需要紧扣各自发展以及区域整体发展的需求、目标与设计，以深化合作促进关系稳定发展，以治理导向促进合作提质升级，为“亲仁善邻”赋予更体现时代风采的新内涵、新议程、新境界。此次通话，中日领导人同意加强治国理政交流和经济政策协调，共同维护公平开放的贸易和投资环境，围绕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气候变化等密切沟通合作，正是这一思路的集中体现。
“言必信、行必果。”《论语·子路》有云：“言必信、行必果。”《庄子·人间世》也说，“凡交，近则必相靡以信，远则必忠之以言”。中国传统道德中，言出必行、信守承诺是为人处世之大要，是君子的基本品质与行为准绳。人无信不立，国无信则衰。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只有恪守承诺、以诚相待，才能克服信息鸿沟与情感障碍，培育出支持稳定交往、互惠行动的共情心理与合作情境。
无论是中日两千年交往史、还是邦交正常化49年来的历史都证明，重信守诺是中日关系之大要。守信则稳定发展，无信则必出问题。1972年邦交正常化谈判之际，围绕废除“日台条约”与签署建交公报，周恩来总理曾亲笔写下“言必信，行必果”六字交给田中角荣首相，田中则写下“信为万事之本”作为回答。中日老一辈领导人以此表明相互信任，共同为中日关系开启了新篇章，也为两国交往定下了“言必信、行必果”的规矩。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改善和发展中日关系，关键在于互信，此次通话中又指出，中日要认真汲取两国关系正反两方面经验。岸田首相也表示，日方愿同中方一道，从日中关系历史中汲取重要启示，以明年日中邦交正常化50周年为契机，共同努力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建设性的、稳定的日中关系。双方的这些表述不但承接了2019年6月两国领导人“十点共识”中的相关提法，也重申了发展中日关系的“规矩”。
中日之间的互信首先体现在恪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等四个政治文件所确立的各项原则，尤其是正确对待历史、台湾问题相关政治承诺。在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中，日方表示“充分理解和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8条的立场”。此后也多次重申这一立场。台湾问题事关中国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事关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基础受损将危及整个中日关系。对中国在这一涉及自身核心利益问题上的立场，49年前日方要尊重，今天依然如此。
面向邦交正常化50周年，中日要扭转两国关系当前噪音增多、矛盾加剧的态势，就要从修复乃至重建两国政治互信的高度出发，恪守四个政治文件以及两国领导人达成的政治共识，对大是大非问题不模糊，不含糊，不倒退，莫要心存侥幸，导致战略误判。
“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语出《论语·子罕》，意指聪明的人不会困惑，仁德的人不会忧愁，勇敢的人不会畏惧。朱熹曾为此注解：“明足以烛理，故不惑；理足以胜私，故不忧；气足以配道义，故不惧。”在知、仁、勇三者的“为学之序”中，“知”是基础，智者能透过纷繁乱象，洞察万物之理，只有真正做到“不惑”，才能具备“不忧”与“不惧”的胸襟与气度。国际关系现实中最大的“不惑”，在于对时代潮流、历史趋势、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准确把握。习近平外交思想正是基于这样的精准把握，提出了富有中国特色又体现时代精神、引领人类进步潮流的一系列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顺应历史与世界发展的大方向、大趋势，并在其中对中日关系加以科学定位，对于引领两国关系走出种种迷思、误区和“怪圈”至关重要。中日两国应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度出发，以正确的义利观为指导，妥善处理彼此矛盾分歧，担负起作为地区大国、全球主要经济体的责任角色，推动现有关系格局更上层楼。正如习近平主席在通话中指出的，双方应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本着各自根本利益和人类共同利益，弘扬和而不同、和衷共济的东亚智慧，积极促进区域合作，协调应对全球性挑战，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发展。这正是中日关系的“大智”“大仁”“大勇”之所在。
面向邦交正常化50周年，开辟中日关系新的发展前景，还需要正视两国关系现实面临的风险挑战。2008年中日领导人签署第四个政治文件，明确提出两国“互为米乐m6平台的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这一政治共识至今未完全落到实处。当前，美国以“伪多边主义”牵引日本对华联合施压、自民党内对华强硬言论甚嚣尘上，都对日本奉行理性平衡的对华政策构成牵制。面对困难挑战，只有拿出历史担当，做到“勇者不惧”，立足战略视野，坚持战略沟通，才能在共同发展中实现相向而行，共同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
作者杨伯江、卢昊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来源：光明日报2021年10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