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檀香山兴中会呱呱落地
1894年（光绪二十年）7月末，中日战争爆发。9月，日军占领平壤，中日海军在黄海大战，致远、经远、超勇、扬威四舰沉没，管带邓世昌英勇战死。大概就在此前后，孙中山认为时机可用，便先到上海，结识宋嘉树——他后来的岳父，宋积极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从上海，孙中山放洋出海，再赴檀香山，拟向旧日亲友筹资，回国革命。到达后，孙眉首先表示赞成，愿划拨部分财产资助，并且写信给亲友介绍。但是，当地风气闭塞，孙中山奔走逾月，仅得同志数十人。11月21日（十月二十四日），日军攻占旅顺，大肆杀掠。次日，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向清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提出赔偿日本兵费、先行停战等办法，清廷表示接受。11月23日（十月二十六日），清廷以“调度乖方”为由将李鸿章革职留任，摘去顶戴。清军的惨败加深了孙中山的危机感。11月24日（十月二十七日），孙中山等人在卑涉银行（bishop bank）华人经理何宽寓所集会，成立兴中会，何宽、李昌等侨胞二十余人出席。会议选举永和泰号司理刘祥及何宽为檀埠本会正副主席，永和泰商号司账黄华恢为司库，程蔚南、许直臣为文案，李昌、郑金、邓松盛（荫南）等为值理。孙中山命各会员填写盟书：“联盟人某省某县人某某，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倘有二心，神明鉴察。”宣誓时，由李昌朗读誓词，各人以左手置于《圣经》之上，举右手向天依次宣读。
合众政府，指实行宪政的联邦共和制政府。孙中山再到檀香山前一年，美国海军陆战队登陆夏威夷，支援当地的美国人发动政变，迫使女王逊位，成立夏威夷共和国临时政府。孙中山再到檀香山之时，正是夏威夷共和国正式成立之后不久。[1] 他将“创立合众政府”列入兴中会誓词，显然受到美国民主观念和夏威夷政权变化的影响。
孙中山起草的《兴中会章程》指出多年来中国衰弱不振的状况和当时所面临的危急局势：
中国积弱非一日矣。上则因循苟且，粉饰虚张；下则蒙昧无知，鲜能远虑。近之辱国丧师，剪藩压境。堂堂华夏，不齿于邻邦；文物冠裳，被轻于异族。有志之士，能无抚膺！夫以四百兆苍生之众，数万里土地之饶，固可发奋为雄，无敌于天下。乃以庸奴误国，荼毒苍生，一蹶不兴，如斯之极。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用特集会众以兴中，协贤豪而共济，抒此时艰，奠我中夏。
《章程》共列《规条》九条，其首条规定：“是会之设，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盖我中华受外国欺凌，已非一日，皆由内外隔绝，上下之情罔通，国体抑损而不知，子民受制而无告，苦厄日深，为害何极。兹特联络中外华人创兴是会，以申民志，而扶国宗。”鸦片战争以后，列强入侵，清廷签订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装孙子，作奴态，而列强不知餍足，得寸进尺，贪欲愈来愈大，胃口愈来愈旺，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亡国危险。《章程》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热情，呼吁海内外华人协力同心，“振兴中华”。自此，这一口号就成为团结和鼓舞亿万中国人民奋斗的最强音。
《规条》还确定了捐款、公举、收支、入会、少数服从多数（舍少从多）等原则，说明它已经完全脱离旧式帮会，成为具有现代民主色彩的政治团体。
华侨期望祖国强大，爱国人人赞成，但是，参加政治活动并不积极，对革命更不热心。经过艰苦动员，兴中会会员陆续发展至126人，其中，经营小商店或小农场者约70余人，工人约35人。原籍全部是广东。[2]
人数虽少，但是，孙中山却在积极为发动武装起义做准备。他组织部分华侨成立华侨兵操队，进行军事训练，聘请一位丹麦人做教练，每周操练两次。会员报名者20余人。同时，孙中山又开展募捐，筹集经费。112名会员交来会底银228元，另以举办公家事业的名义收得股份银1100元。到当年年底，清兵在和日军的战斗中继续失败，在上海的宋嘉树要求孙中山迅速归国。孙中山遂决定改变原来赴美洲发展组织的计划，归国举事。为了帮助弟弟，孙眉贱价卖掉牧场的部分牛只，邓荫南则卖掉了自己的农场和商店，以示一去不再返回的决心。
（二）新型知识分子与传统会党的结合——香港兴中会
中日甲午战争中，清廷被新起的岛国日本打败，人们对清廷的愤懑增强。孙中山急于利用这一时机行动，向人们宣告革命党人的存在。1894年（光绪二十年）冬，他带着邓荫南和孙眉等资助的6000余元美金，匆匆归国，筹备起义。兴中会中的少数工人会员及欧美技师、将帅随行。舟过日本横滨，孙中山在船上向侨胞演讲革命要义，为横滨侨商陈清所闻，陈邀请孙上岸商谈。孙中山因开船在即，交给兴中会章程及讨满檄文一束，要他转交当地侨商冯镜如等。孙告诉陈，广州不日起事，陈若有意参加，可到香港投效。不久，陈清果然到香港参加革命，可见孙中山演讲魅力之大。
1895年1月（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在欢庆夏历新年的爆竹声中，孙中山回到香港。2月21日（正月二十七日），孙中山与陆皓东、郑士良、陈少白及香港辅仁文社的杨衢云、谢缵泰等，在中环士丹顿街13号成立兴中会总部，托名“乾亨行”。辅仁文社成立于1892年（光绪十八年）3月13日，社纲共6条：1.磨砺人格，臻于至善；2.不得沉溺于当世之恶习；3.为未来中国青年作表率；4.以多途增进中外、文武两种学识；5.精通西学；6.以爱国者自励，努力扫除吾国所遭之屈辱。[3] 该社发起者7人，陆续入社者共16人，杨衢云为社长。辅仁文社成员的加入增强了香港兴中会的力量，不过也增加了矛盾、分裂的因素。谢缵泰认为孙中山是一个“轻率的莽汉”，“他以为自己没有什么干不了的——事事一帆风顺——‘大炮’！”“念念不忘‘革命’，而且有时全神贯注”，“一言一行都显得奇奇怪怪”，因此，不能“将领导运动这个重大责任信托给他”。[4] 谢和孙的政治理念不完全相同，对孙有偏见。不过，从他的评论里倒不难发现孙中山性格中的若干优点。
和檀香山兴中会宣言比，香港兴中会宣言增加了指责清廷的一段：“乃以政治不修，纲纪败坏，朝廷则鬻爵卖官，公行贿赂；官府则剥民括地，暴过虎狼。盗贼横行，饥馑交集，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呜呼惨哉！”原有的《规条》9则改为《章程》10条，如会名宜正、本旨宜明、志向宜定、人员宜得、交友宜择、支会宜广、人材宜集、款项宜筹、公所宜设、变通宜善等。在“本旨宜明”部分，特别加强了对救亡图存的紧迫性和责任感的呼吁：“不思中国一旦为人分裂，则子子孙孙世为奴隶，身家性命且不保乎？急莫急于此，私莫私于此，而举国愦愦，无人悟之，无人挽之，此祸岂能幸免！”在“志向宜定”部分列举“利国利民”事件四项：“设报馆以开风气，立学校以育人材，兴大利以厚民生，除积弊以培国脉。”《章程》表示，期望通过人人“惟力是视”的努力，使中国达到国泰民安的理想境界：“上匡国家以臻隆盛，下维民众以绝苛残，必使吾中国四百兆生民各得其所，方为满志。”这就说明，孙中山从革命的一开始，除关心国家强盛外，也深切关心民生幸福问题。
香港兴中会的主要成员一部分是具有近代政治理念的新型知识分子，以孙中山、陈少白、陆皓东、杨衢云为代表；一部分是具有传统反满精神的会党分子，以郑士良、邓荫南、谢缵泰为代表。在以后的革命过程中，长时期起作用的主要是这两种社会力量。不过，年深月久，会党初建时的精神早已荡然无存，参加兴中会的手续有时也过于简单。据记载，其方式为：约好在茶楼喝茶，孙中山来到时，凡起立者即为会员。[5] 以这种方式发展的成员自然没有信仰和战斗力。
孙中山在西医书院时的老师、英国人康德黎（james cantlie，1851—1926）这时仍在香港，孙中山向他透露了自己的返港目的，希望得到有良知的外国人士的援助。康德黎为孙介绍了在当地开照相馆的日本富商梅屋庄吉。孙中山迅速造访梅屋，对他说：“欧美各国人都称中国为睡狮。如果是狮子，要醒起来才有用。”“现在的情况如果继续下去，中国就会被西欧列强殖民主义者所瓜分。不独是中国，所有亚洲各国都将成为西欧的奴隶。中日两国不幸发生战争，但我们非团结起来不可，使中国脱离殖民化的危险，是保卫亚洲的第一步。为了拯救中国，我与同志们正准备发动革命，打倒清朝。”[6] 他向梅屋详细介绍了在广州发动起义的计划，要求得到援助，梅屋赞赏孙中山的理想，富于侠义精神，当即爽快地答应：“君若举兵，我以财政相助。”[7] 这一天的谈话缔结了两个人一辈子的友谊。梅屋很快为孙中山筹集了一笔资金，派人赴澳门、新加坡、厦门等地购买军械。
除香港兴中会外，日本横滨、台湾台北、南非的约翰尼士堡及彼得马尼士堡、越南的河内、美国的旧金山等地陆续成立分会。横滨分会成立于广州起义失败之后，会员有经营印刷事业的侨商冯镜如、冯紫珊、冯懋龙（自由）等十余人。台北分会成立于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冬，由陈少白介绍美时洋行买办杨心如创建，有商民会员数人。南非两地的分会由杨衢云创建，有侨商黎民占等会员数十人。河内分会由孙中山于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创建，会员有洋服店商人黄隆生等。旧金山分会成立于1904年，发起人为孙中山，仅会员数人。
涓涓细流，可以汇为江海；星星之火，可以发展为燎原烈焰。这时的兴中会，虽然人员寥落，势孤力单，但是它却很快发展、壮大，终于在十几年后改变了古老中国的历史进程。
注释：
[1]冯自由：《兴中会会员人名事迹考》，《革命逸史》第四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3—36页。
[2]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第75—76页。
[3]《杨衢云略史》：第7页，转引自张玉法《清季的革命团体》，第156页。
[4]谢缵泰：《中华民国革命秘史》，《广东文史资料——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专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87—288页。
[5]田桐：《革命闲话》，《太平杂志》第1卷第2号，太平杂志社1929年。车田让治：《孙中山与梅屋庄吉》，《广东文史资料——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专辑》，第268—270页。
[6]梅屋庄吉：《永代日记》，转引自俞辛焞、熊沛彪《孙中山宋庆龄与梅屋庄吉夫妇》，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7页。
[7]《原敬关系文书》第2卷《书翰篇》，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84年版，第392—393页，又《书翰篇》2，第392—3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