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缔造与亚洲再兴
要深刻理解100年前中华民国成立的历史意义，需要从世界史的高度出发。辛亥革命不仅仅是中华民族从积弱走向富强的历史分水岭，也是亚洲从百年衰落走向百年再兴的分水岭。辛亥革命不仅缔造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也翻开了亚洲各民族挣脱殖民主义压迫与迈向全面现代化的历史新页。
表面上看来，民国建立之后，传统政治体制崩解所带来的混乱更趋恶化；太平天国之乱后形成的地方武装首领与督抚拥兵自重的局面，进一步演变成军阀割据与中央政权彻底空洞化。列强对中国的瓜分乃从蚕食进入鲸吞。举例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洲列强自顾不暇，日本势力入侵山东、东北与华北，如入无人之境。中国作为孙中山先生笔下的“次殖民地”，根本无力避免民族沉沦的历史浩劫，遑论转化亚洲的历史悲剧格局。
但是，辛亥革命之后国家分崩离析的局面，激发了中国政治精英对于重建统一秩序以及加速现代国家体制建设的强烈渴望；帝国主义侵略的变本加厉，更加速了国家观念的巩固与民族主义的凝聚。任何有可能达成民族振兴目标的变革主张都有市场，任何被视为阻碍民族振兴的思想、结构与体制障碍都成为被变革的对象，这为日后的中国社会全面政治动员积蓄了巨大的动力。
在辛亥革命前后，亚洲各地争取民族独立振兴的政治精英已经开始相互声援扶助。孙中山先生也一直把争取中国的自由民主和支持亚洲各弱小民族的独立振兴，视为一体之两面。兴中会时代，孙中山先生在横滨的住所，便成为中国、印度、暹罗、朝鲜、菲律宾等国民族振兴志士经常聚会的场所。许多台籍精英如蒋渭水、连横、赖和等也先后加入同盟会，为此理想共同奋斗。
辛亥革命成功，受到全世界所有受帝国主义压迫民族的关注，亚洲各地民族独立运动领袖更深受鼓舞，因为民族振兴的火苗在中国已经点燃，也为亚洲民族挣脱殖民统治带来一线曙光。越南复国运动的先驱潘佩珠，受到辛亥革命成功之影响，乃将其革命宗旨从拥护越南阮氏旧王室复辟，改为建立越南民主共和政体，并开始加强与中国同盟会的联系，也从胡汉民、陈其美等人处得到不少援助。
解放殖民地，否决帝国主义
1910年日本正式并吞朝鲜半岛后，大批朝鲜独立运动领袖流亡中国，并与同盟会维持密切往来。1919年李承晚领导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于上海成立，并积极争取孙中山领导的南方护法政府之外交承认。1924年孙中山先生改组中国国民党后，广州顿时成为亚洲反帝国主义的精神堡垒，聚集了大批越南与朝鲜的复国志士，他们纷纷投考黄埔军校，成为日后领导民族解放运动的军政骨干。
孙中山先生逝世之前，一直关心印度之独立运动，特别授意戴季陶要设法保护印度的流亡志士；他逝世之后，国民政府也一直坚持支持印度民族解放的政策。抗战期间国民政府与印度国大党领袖保持密切关系，蒋介石更明确表示：“中国得到自由与独立以后，第一要务当为协助印度与朝鲜之解放与独立也。”
抗战爆发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迁到重庆，所有政务费用均由国民政府承担，蒋介石更亲自批准建立“朝鲜义勇队”和“韩国光复军”，参加中国的抗日战争。在开罗会议上，蒋介石不顾英国首相丘吉尔的反对，坚持并力争罗斯福总统的支持，确定朝鲜独立的国际地位，并将此写入《开罗宣言》。不料，日后美、英、苏三国签订《雅尔塔协定》，不但出卖中国的领土利益，还种下朝鲜半岛一分为二的祸根。
二战后亚洲秩序重建的主导权，操控在美国与苏联手里，欧洲列强也仍不愿轻易放弃它们在亚洲的殖民利益，中华民国协助亚洲各民族解放与独立的目标未能立即全面实现，但仍力保印度与缅甸顺利争取独立。更具划时代意义的是，中华民国参与草拟的《联合国宪章》与《世界人权宣言》，彻底否决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正当性，为日后亚洲各民族的全面独立与振兴开创了必要的历史条件。
辛亥革命的政治奇迹
对于辛亥革命的性质与历史真谛，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正统论述有相当大的差异，但也有若干相契合之处。国民党将辛亥革命定位为“未完成的革命”，而共产党将其定位为“不彻底的革命”。不过，这两种历史解释都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面向：辛亥革命并不是一场千万人头落地的血腥革命。共和的建立主要是通过政治协商让清帝和平逊位，既避免了生灵涂炭，也避免了国家的分崩离析，这场中外古今历史所罕见的“大妥协”，充满着高度的政治智慧，其难度犹如创造政治奇迹。
从国民党的角度来看，辛亥革命是一场未完成的革命。因为民国成立之后，中国并未顺利地踏上民主共和的坦途。1912年南北议和之后，孙中山先生将临时大总统的职位让给袁世凯，然后革命党人制定《临时约法》，试图推行内阁总理制，并要求袁世凯到南京就职，但并未能有效约束袁世凯的政治野心。在1913年“二次革命”倒袁失败后，袁世凯巧取豪夺了辛亥革命的政治果实，孙中山再次被迫流亡海外，重新组织革命团体。之后，袁世凯的称帝闹剧虽然最终导致众叛亲离的下场，但中国自此陷入军阀割据、四分五裂之局。终其一生，孙中山先生的建国理念并未能付诸实现，以至于他临终前还念念不忘交代遗志“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中共的正统论述，不脱阶级斗争理论，基本上将辛亥革命定位为一场“不彻底的革命”，从中共的角度出发，这是一场资产阶级的革命，而不是让无产阶级翻身的革命。不过，中共一向尊奉孙中山先生为革命先行者，高度肯定他一生所坚持的反帝国主义与争取民族独立、维护国家统一的基本立场，也高度推崇他提出的许多社会主义主张，特别是“平均地权”一项。中共认为，虽然孙中山先生曾经提出“耕者有其田”的目标，主张农地应收归国有，再由国家授之以田，农民向国家直接缴交地租，消除地主的中间剥削，但此一主张并不为许多同时代的革命同志所接受。许多革命党人认为这个主张过于激进或非当务之急，所以中共宣称消除地主阶级的革命目标最后是由其完成的。
上述这两种定位，都未能呈现历史的全貌。最近不少历史与政治学者将焦点移转到从武昌起义到清帝逊位这关键的历史转折，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辛亥革命最终避免了内战的浩劫以及国家结构全面崩解，这样的历史结局原来非常有可能，但并没有发生，这如何可能？严格说起来，辛亥革命并没有像法国大革命将波旁王朝路易十六推上断头台那样，直接“推翻”了清朝与帝制；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清朝的统治者乃是迫于辛亥革命后出现的南北分裂，以及袁世凯掌控的北洋军系倾向议和，最后做出明智选择，顺应历史潮流，颁布“逊位诏书”，将统治权和平过渡到共和体制。
但这绝对不是清廷唯一的选项。当时，南方政府能有效控制的地区有限，也尚未得到列强承认；清朝仍有效控制北方，军力上仍处于优势，更何况清廷还有退回关外进行长期抗战的选项，如果清廷决心困兽犹斗，结局如何还很难预料。不过，清廷最后没有做出鱼死网破的决定，一方面顾虑北洋新军不听指挥，也顾虑到散落各地的满族人的安危，更顾虑到全面开战必然导致帝国版图分崩离析，以及虎视眈眈的列强随时准备出兵干预。
引导清廷深明大义、顾全大局的关键之一，是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发布的《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在这份重要文献里，孙中山排除了不少拥抱汉民族主义之革命党人所主张的“十八省独立”架构，也就是剥离满蒙藏，在汉族集中地域建立一个民族国家，而是明确主张“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的五族共和方案。同时，南方临时政府又抛出两个重要的议和条件，第一是主动提出“清室优待条件”，第二是孙中山先生主动表示愿意辞去临时大总统一职，虚位以待袁世凯。最后，通过袁世凯与清廷协商，达成“清室优待条件”以及“逊位诏书”内容的共识，宣统皇帝退位后在紫禁城内仍旧可以像教宗在梵蒂冈内一样，享有崇隆的地位与待遇。
辛亥革命发生在一个民族构成相当复杂的帝国，最初的有力革命诉求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是类似欧洲民族主义的汉民族建国运动。在世界近代史上，多民族帝国的共和革命极易造成国家分裂，无论是奥匈帝国、俄罗斯帝国，还是奥斯曼帝国，都无法逃脱此一命运。辛亥革命最终并未造成国家解体以及民族冲突，民国基本上继承了清帝国的版图与人口，不能不说是个政治奇迹。
本文摘自朱云汉的新著《高思在云：中国兴起与全球秩序重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9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