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讲，霸权在不同的阶段，它对国际秩序产生的影响是不一样的。
我们如果从霸权的上升期、全盛期和衰落期来看，在霸权上升期，它的特征是扩张性，在这个阶段它对国际秩序的影响是引领性和建构性的。什么叫引领性？就是霸权在上升的时候，它会在理念上提出一些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比较先进的东西。建构性就是它能够有一些机制上的建构，这就有点像美国从一战的和平原则，一直到二战结束联合国体系的建立。
第二个阶段是霸权的全盛期，这个期间的特点就是霸权的霸道性，对国际秩序的影响表现为公共性和包容性。所谓的公共性就是它开始提供公共物品，霸权体现出一种公共性，或者是利他的性质，同时也有包容性，就是尽可能地把其它国家甚至包括它的对手纳入到国际秩序中来，比如冷战结束以后，美国把中国纳入wto一样。
到了霸权的衰落期，它的特征就是内向性、内卷，对国际秩序的影响表现为自私性和破坏性。所谓自私性，这个时候它考虑的不是国际秩序，而是美国自身的利益。破坏性，这时候它要对国际机制和国际秩序破坏、重组和改造。这是我们观察霸权在不同阶段对国际秩序影响的一些特点。
约翰·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在《长和平》这本书中讲到，过去的经验表明，大国意识到它要开始衰败是一个充满危险的时刻，早在物质力量本身耗尽之前，它就会表现出古怪甚至绝望的行为。古怪甚至绝望的行为，这是特朗普的典型特征。霸权要开始衰败，这是历史的必然，只不过当下正好在美国身上表现出来。
霸权衰落对国际秩序的影响方式主要有两个：一是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和意愿下降，导致秩序被弱化；二是出于一己之私对现有的秩序进行重组和改造，使得现有的秩序遭到破坏。今天的国际秩序实际上是从冷战秩序演变而来的，冷战结束之后这二三十年，它受到两股力量的推动，一个是单极化，一个是全球化。因此后冷战时代具有三个特征。第一个是美国主导，这是曾经的单极时刻。第二个是包容性，就是冷战的时候这个国际秩序是割裂的，但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希望通过全球化把这个秩序推广到全球，所以把中国、俄罗斯这些曾经不在西方秩序之内的国家纳入进来。第三个是合作性，因为国际秩序是建立在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基础上。全球化需要国家之间在经济上合作，促进经济增长；全球治理也需要国家之间合作。所以这是后冷战秩序跟冷战秩序最大不同的地方，就是包容性和合作性。
今天美国对现有国际秩序的改造，也是朝着三个方向。第一个是巩固美国的主导地位，这是没有变的，只不过从特朗普到拜登，在理念上的提法是不一样的。第二是开始有排他性，跟前面讲的包容性已经不一样了，所谓排他性，就是要将对我构成威胁的国家从这个秩序中排除出去，这是美国当下正在做的事情。比如说我们看到七国集团又重新复活，而且越来越活跃。美国也在考虑建立新的多边经贸机制——特别是在数字领域，但把中国排除在外。第三个特点是对抗性。为什么要对抗？就是它感觉到来自中国的挑战越来越大，所以在中美之间把竞争放在第一位，合作退到次要的地位，竞争就是对抗的一个代名词。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现有的国际秩序走向有三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是现有的秩序，后冷战秩序得到维持，并且不断地演进，其中一个是联合国体系，另一个是全球治理体系。联合国体系是二战以后建立起来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后冷战时代开始建立起来的。如果这两个体系大致上能够得到维持，并且我们对现有的政治体系、国际机制进行改造，使其不断地演进，将是最理想的一种可能。
第二种可能就是往后倒退，进入到一种准冷战秩序。所谓准冷战秩序，就是联合国还存在，但是西方的集团化在加强，无论是七国集团还是民主十国，都会形成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政治实体，在很大程度上会取代联合国安理会的作用。经济上部分脱钩，这已经在发生，从技术到供应链，甚至到市场等等；安全上的冲突加剧，比如印太战略四国机制，也是现在的一种趋势。
第三种可能性是完全倒退回到冷战秩序，这个阶段联合国的作用消失。如果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3个国家对付中国，联合国的作用就不会显现。在这个情况下，中国的外交战略，包括结盟关系、伙伴关系等都需要进行新的考虑。经济上大部分脱钩，可能在贸易的有限领域还能保持一种沟通。安全上冲突升级，不管是通过代理人战争也好，还是大国之间直接的有限的军事冲突，都会形成现实的风险。
面对这样的形势，中国应该怎么办？王毅外长今年8月24号在与荷兰外交大臣通话的时候表示，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形势，各国都应该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尤其是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阻止世界走向分裂。对中国来讲，上文分析的三种可能性，要争取第一种可能，就是确保现有的联合国体系和全球治理体系；为第二种可能做准备；坚决避免第三种可能。
首先，在经济上积极推动国际经济合作，抵制和弱化脱钩倾向。二战以后美国为什么能够塑造世界经济体系，能够有那么多同盟关系，就是因为它有这个市场的效果。所以中国应该是从以前利用世界市场，到现在与世界分享我们的市场，这是我们最大的优势。
其次，在政治上要强调人类共同的价值观，积极推动国际事务合作，弘扬多边主义，抵制集团化倾向。要先跟别人讲共同的价值观，再讲中国特色。在西方不断地把我们划分为异类的情况下，如果我们还强调跟别人不同，这实际上就是自己把自己边缘化。不能仅靠经济利益来跟其它国家发展关系，还是要多讲共同价值观，积极推动国际事务合作，弘扬多边主义。这次的阿富汗问题我们就做得很好，美国人甩锅，我们发起阿富汗邻国的会议，考虑怎么支持阿富汗的发展，这就是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在践行多边主义。
最后，要在安全上减少大国冲突的风险。我们现在最大的牌是经济牌，政治上的影响力其次，安全是最弱的一张牌。如果发生大国冲突，美国的盟国除了个别国家，几乎毫不例外会走向中国的对立面。这也是美国甚至日本这些国家内部的鹰派势力希望看到的情况。国际关系中，安全利益是第一的。所以在未来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面，我们能不能在这个力量对比迅速变化的阶段，减少大国冲突的风险，这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