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一年二月二十三日，一群对民选政府不满的西班牙军人手持冲锋枪，冲入议会下院。议会厅里几乎所有议员都趴到地上或躲到椅子背后，仅有代理国防大臣古铁雷斯·梅利亚多、看守首相阿道弗·苏亚雷斯、西班牙共产党领袖圣地亚哥·卡里略三位政治家傲然直面政变者，与之周旋。在他们与政变者对峙期间，议会大厅外的其他政治家与军人做出了回应，最终扑灭了政变。议会大厅里的这三位政治家，平时的政见极端对立，却能够在政变那一刻放下歧见，共同捍卫既有的宪制，表现出了极高的政治德性。
在二〇一七年出版的《欧洲的黄昏》（原标题after europe，直译“欧洲之后 ”）一书中，保加利亚学者伊万·克拉斯特耶夫（ivan krastev）以凝重的笔调讲述了这个西班牙故事，试图以“讽喻”的方式劝诫政见高度对立的欧盟政治精英达成妥协，保全岌岌可危的欧盟。他在写作该书的时候充满悲观乃至绝望的情绪，甚至在全书的结论部分玩了一个文字游戏，在“哈布斯堡”的英文表述 “habsburg”前面加了一个“per”，将其变成了“perhapsburg”，表达欧盟“也许是哈布斯堡 ”的意思。众所周知，哈布斯堡家族领导的神圣罗马帝国与奥地利帝国都是“散装”程度很高的政治体，前者于一八〇六年灭亡，后者存活下来，后组成奥匈帝国，但最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解体。作者将欧盟与哈布斯堡帝国相类比，意在渲染：二〇一五年欧洲难民危机带来的连锁反应，已让欧盟处于解体的边缘。
为何难民问题对欧盟具有如此大的杀伤力呢？作者认为，中东欧国家的民众通常更信任布鲁塞尔而不是本国政府，而西欧民众会在本国政府有能力塑造欧盟政策的时候信任布鲁塞尔。但是这一次，难民危机导致中东欧国家民众对于布鲁塞尔的信任度直线下跌，让他们更信任本国的政府了。
中东欧民众对于难民的疑惧从何而来？克拉斯特耶夫凭借着自己作为保加利亚人的切身经验，总结了一系列重要的因素：
一、许多中东欧国家脱胎于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俄罗斯帝国等多民族帝国的解体以及随后的种族清洗，移民带来的种族多样性，在中东欧首先唤起的是对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动荡不安的记忆。
二、冷战结束后，一系列前社会主义国家经历的政治经济大转型，使得许多民众感到自己成为被遗忘的失败者，产生强烈的被剥夺感。
三、由于西欧发达国家的竞争与本地产业的衰落，和许多中东欧国家在冷战结束之后出现大规模人口外流—克拉斯特耶夫告诉我们，在后冷战时期，大约有10%的保加利亚人口离开了他们的国家。德国的原东德地区人口流失也相当严重。换句话说，早在难民危机之前，这些地方的民众就已经担心自己的族群无法长久成为所在土地的主人，移民的大量涌入进一步加剧了对于“换种 ”的恐惧。
四、中东欧国家过去未能成功融合罗姆人（即所谓的“吉卜赛人 ”），这使得他们无法相信自己的社会与国家具有融合已经到来的“他者 ”的能力。
五、绝大部分中东欧国家没有西欧那些曾经的殖民帝国常有的负罪感，在排斥移民的时候，表达通常会更为直接。
欧洲难民危机可以表明，由于不同的历史命运，中东欧与西欧的政治心态存在很大的差异，这成为欧盟一体化的重要障碍。除了难民危机之外，我们还可以在一系列议题上看到中东欧与西欧的裂痕。比如在西欧重视的同性恋权利问题上，中东欧国家通常持更为谨慎保守的态度；在政治体制问题上，匈牙利执政党青民盟领袖欧尔班公开打出“非自由的民主”的旗号，并对波兰产生了很大影响，而匈、波两国的政治改革引发了欧盟的强烈反应；在地缘政治上，波兰、立陶宛等中东欧国家和美国走得很近，反对德、法改善与俄罗斯关系，抵制欧盟的独立建军计划。但是，难民危机并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东西分裂议题；它导致欧盟内部许多政治势力对欧盟引以为豪的人权话语和民主机制都出现深刻的怀疑，这就冲击到了欧盟的“道路自信 ”和“制度自信 ”。
简而言之，难民危机让欧盟的精英与民众不得不掂量唱“人权 ”与“民主 ”高调的社会成本。如果敞开接收涌入欧洲的数百万难民/移民，并给以体面的保障，就有可能冲击欧盟国家自身福利体系的可持续性与欧洲的历史文化传统；但如果面对难民问题无所作为，欧盟的“人权 ”主张就可能被说成是虚伪的，一旦旗帜蒙尘，欧盟就难以制止成员国在政治上各行其是。
在“民主”观念方面，欧洲人曾经相信输出他们的自由民主政治体系会给这个脆弱的世界带来稳定与繁荣。然而，新世纪以来，尤其是“阿拉伯之春 ”以来，恰恰是美国与欧盟在阿富汗、利比亚、叙利亚等国的“输出民主”造成了巨大的政治社会动荡，大批难民涌向欧盟境内。这让许多欧洲人怀疑，他们原本推崇的自由民主究竟还是不是一个“好东西 ”。
在“叶公好龙 ”的故事里，叶公见到“真龙 ”，反而感觉到深深的恐惧。直接冲击欧盟一体化进程的“叶公 ”，就是欧盟内部出现的一系列民粹主义政党。他们打着“人民”的旗号，指责具有全球主义意识的精英阶层（其中包含了布鲁塞尔的当权者）和具有部落意识的移民合谋造成当下的乱局。他们提出的诉求是终结精英对民众的“背叛”，让民众重新掌握自己的命运 —这相当于“让多数人取得彻底胜利”。
在作者看来，这是建立在分权基础之上的自由民主不可能真正给出的选项，表明欧洲的宽容精神正在消失。同时，克拉斯特耶夫认为欧洲的左翼政治力量也正在丧失国际团结意识，工人选民更多地把选票投给了排外的右翼政党，而传统的左翼政党为了选票，也奉行“尾巴主义 ”，对群众放弃引领，专注于迎合。在英国公投造成“脱欧”的背景下，作者担忧公投这种民主形式可能会让民粹主义力量进一步上升，造成欧盟从内部土崩瓦解。
论证欧盟类似于神圣罗马帝国，其实未必都是一种嘲讽。比如说，波兰裔英国学者扬·杰隆卡（jan zielonka）集波兰与英国对于欧盟深度一体化的疑惧于一身，认为欧盟没有必要寻求建立“新威斯特伐利亚式的超级国家”，它完全可以像哈布斯堡帝国一样，保持内部多层次、多中心的治理结构，可以通过不断的对外扩张，实现自身的安全，并维持欧盟的内部团结。杰隆卡把这种政治形态称为“新中世纪式帝国 ”（neo-medieval empire）。但克拉斯特耶夫说欧盟“也许是哈布斯堡 ”，意味着它 “散装”程度过高，时刻处于分崩离析的边缘。
那么，怎样拯救欧盟免于哈布斯堡帝国的灭亡命运呢？克拉斯特耶夫主张，欧盟应当和内部疑欧的民粹主义势力进行一定妥协，必要时采取后者主张的一些政策，以增加自身存活下来的概率。他正是在这一语境之中讲述本文开头的西班牙政变寓言的，意在警告欧盟各国政治家：要认清形势已经到了非常危急的时刻，政治家坚持的种种陈义甚高的理想，未必能让欧盟活下来；但欧盟恰恰需要先活下来，才能够承载那些比生存更为高尚的理想。
然而，欧盟真的走到生死边缘了吗？几年过去了，欧盟的难民政策确实收紧了。二〇二一年北约军队撤出阿富汗，大批阿富汗人涌向欧洲，欧盟各国此时就不再有二〇一五年那样接收难民的积极性。不过，总体而言，欧盟的政客们在这几年里依旧吵吵闹闹，很多妥协只是源于权力和利益的博弈，而非对于欧盟危局的清晰认知，更没有表现出三位西班牙政治家在一九八一年政变中的那种政治德性。但欧盟仍然没有解体，甚至看起来比难民危机之前更为巩固。我们可以看到，进入“脱欧 ”轨道的英国国际影响力下降，而且在脱欧谈判过程中，一再被羞辱，这就起到了“杀鸡儆猴 ”的作用，导致欧盟内 “脱欧”的声浪反而下降了。
在二〇一九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右翼民粹主义势力在跨国联合上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但同时，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也已经放弃了推动欧盟解体的选项。美国特朗普政府对英国“脱欧 ”拍手称快，并支持欧盟内部 “疑欧”民粹主义势力，激发了欧盟政治家的深刻危机感，法国总统马克龙大讲“主权欧洲”，并得到了众多欧盟政治家的响应。
在二〇二〇年的新冠疫情危机中，欧盟初期的应对可谓混乱不堪，但很快开始“亡羊补牢”，甚至还在欧盟的共同财政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的实质推进。对照这些最新的时势发展来看，本书作者的观点还能够成立吗？
克拉斯特耶夫在为中文版特别撰写的《后记》中对之前的分析做出了反省，承认这本书具有悲观和阴郁的情绪。他认为自己正确地预测二〇一五年的难民危机将深刻地改变欧洲政治，但错误地预测全民公投可能会导致欧盟终结。作者在《后记》结尾指出，欧盟“已从一个希望按照自己的形象塑造世界的传教士，转变为一个专注于保护其政治方案的特殊性质的修道院”。但更重要的修正是：“悲观主义和宿命论将是欧洲认同的关键方面。这本身就是一个不要把欧洲人的悲观情绪看得太重的理由。”这实际上是将自己一度表现出来的悲观情绪，解释为欧盟一体化进程中周期性的现象。
然而，克拉斯特耶夫只是抛出了新的修正观点，并没有做深入的论证。而这一修正的观点与他的原初的判断，实际上都停留在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层面，还不足以帮助我们理解欧洲政治的“深层地壳运动”。要深入理解欧盟一体化的曲折性以及相应的悲观情绪，我们或许需要一种具有全球视野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进路。
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法国精英就提出“后工业社会 ”模式，在产业领域推行 “垂直分工”，将制造业外移，仅仅在国内保留高附加值环节。后冷战时期美国单极霸权下的“全球化 ”，则在欧盟范围内进一步推动了 “垂直分工”模式的普遍化，欧盟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大量转移到东亚和东南亚，而在欧盟内部，统一货币和统一市场大大增强了德国的产业竞争力，德国不断吸纳周边国家的经济资源。
最后，一系列前社会主义国家经历的混乱的“转型”，往往伴随着一些吸纳大量就业人口的产业的衰败。以上种种因素带来的结果是，无论是在西欧还是中东欧，都出现诸多制造业中心的衰落和产业工人数量的不断下降，这进一步产生两个政治结果：其一是原本以产业工人为基础的一系列传统左翼政党的群众基础不断流失；其二是因产业移出而衰落的地区出现人口流失，大量缺乏发展机会的青年不断从家乡前往欧盟的全球化核心获益区寻找机会，当地民众中出现了某种“相对剥夺感 ”。如果没有某种利益补偿机制，这种“相对剥夺感 ”只会不断扩大。
欧盟和欧元区内部的发展出现了高度的不平衡，然而欧盟毕竟是个较为松散的联盟，共同财政机制孱弱，尤其缺乏转移支付能力，只能坐视阶层差距和地区差距不断拉大。二〇一五年以来，大批移民以“难民 ”的名义进入欧洲，这就给那些已经产生了“相对剥夺感”的阶层和国家带来了更大的不安情绪；而当欧盟精英层坚持边境开放，不断释放欢迎难民的信号时，这些不安情绪就逐渐变成了愤怒。英国实际上是从欧盟的一体化中获得较多经济利益的国家，然而其内部发展的不平衡，导致那些具有“相对剥夺感”的民众将自己的痛苦归咎于移民和欧盟，而全民公投则为这样的情绪提供了一个政治出口，最后导致英国脱离欧盟。
值得补充的是，克拉斯特耶夫在书里描写的欧洲产业工人缺乏阶级意识的现象，既非任何新鲜的发现，也根本算不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美国加州“排华”最为激烈的其实是当地的工会；在当时的英国殖民地南非，也是来自英、美、澳等地的白人工人阶级移民排斥华工最为激烈。这恰恰证明了列宁在《怎么办？》里对于阶级意识的思考的深刻洞见：由于工人平时在意识上处于统治阶级的影响之下，让工人“自发”表达他们的诉求，显示出来的可能恰恰是统治阶级在他们身上打下的烙印。因而列宁呼吁通过先锋政党，更为积极主动地塑造工人的阶级自觉。意大利共产党人葛兰西在其《狱中笔记》中通过“领导权”（hegemony）这一概念的阐发，进一步发展了列宁的问题意识。欧洲大量走议会道路的左翼政党的纲领本来就距离工团主义不远，塑造工人的“国际主义 ”阶级自觉，从一开始就不在他们的议程之中。当工人被右翼势力带跑之后，这些政党要么束手无策，要么就奉行“尾巴主义 ”，政策主张向右翼靠拢。
从目前来看，在英国“脱欧”之后，欧盟暂时避开了解体的危险。然而从长远来看，欧盟的产业结构不乏隐患。欧盟地区的互联网产业发展落后于中美两国，全球十大互联网公司中没有任何一家是欧洲公司，而一些欧盟国家准备针对数据寡头开征“数据税”，虽然首先是针对那些已经统治欧洲民众生活的美国数据寡头，但实际上又会进一步抑制本土互联网产业的发展；欧盟一度对自己的新能源技术很自信，将“全球气候变暖”作为核心议程之一，号召全球各国减少碳排放，借此提高市场准入门槛，减少经济竞争者。但从现在来看，欧盟在新能源技术方面也很难说获得了稳固的领先地位，尤其在汽车行业进入电动车时代之后，欧盟在汽车生产方面的优势正在不断失落。
如果欧盟国家的传统支柱产业继续衰落，而在产业链的中高端又缺乏新的增长点，在国际市场激烈竞争的背景之下，欧盟的经济前景并不令人乐观。这种经济状况能够引发什么样的政治后果或许无法笼统而论。欧盟国家也许会进一步意识到，单打独斗没有前途，只有“抱团取暖 ”才能建构相对完整的供应链，共同承担全球市场波动的风险；但也不排除出现“共享福不能共患难”的情况，欧盟中的欠发达国家觉得停留在欧盟之内的经济机会有限，而比较富裕的国家认为自己给其他国家提供了太多补贴，欧盟内部的区域矛盾进一步激化，再次出现分裂乃至解体的危险。
在欧洲居于全球主导地位的时候，它是分裂的而不是统一的，而且其主流意识还深为列国并立的状态而自豪，认为在这种状态下，没有一种原则、组织或势力能够主导欧洲，从而孕育了充满多样性和丰富性的欧洲文明。然而，列国并立的局面也不断孕育战争。源于欧洲的两次世界大战导致了欧洲列强的相互削弱，也导致欧洲失去自身在全球的主导地位。在美苏冷战的背景下，欧洲的精英们开始通过欧洲一体化来重建欧洲的自主性。然而欧洲的历史传统中缺乏统一的经验，现实中又充满了利益的分歧；民族国家的公民身份和代议制民主历史悠久，欧盟这个超国家的组织很容易被视为一架缺乏民主正当性的官僚机器。因此，欧盟的一体化呈现出一种“危机驱动 ”的特征 —各国政客在欧盟的国家间谈判中经常采取“看谁先眨眼 ”的“边缘策略”，赌别人先让步，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做出妥协。我们可以反复看到，局势坏到一定程度，恰恰可能是欧盟内部达成妥协的前兆，而这难免给受众以“散装 ”的观感。在欧盟未来的道路上，哈布斯堡帝国的影子，也许始终会与其相伴随。
欧盟代表的政治试验尚未终结。在经历了欧债危机、难民危机等多重挫折之后，欧盟已从世纪之初意气风发、“敢为天下师”的状态，进入对外部世界充满疑惧的状态。然而在当下，讨论“欧洲之后”恐怕仍然为时过早。凝视欧盟的过去和当下，我们可以从她的悲观与忧郁中读出一种深入骨髓的无奈，但其中也混杂着深深的不甘。欧盟秩序自我更新的动力，也许就蕴藏在这种复杂的情绪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