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第五波疫情爆发，有关「清零」还是「与病毒共存」的争议已进入香港。不少专家及意见领袖认为香港情况已失控，政府已无法阻止疫情扩散，只能接受现实，放弃「清零」，选择「与病毒共存」。不幸的是，「动态清零」还是「与病毒共存」这争议，早已成为国际上的一个政治课题。西方媒体不断质疑中国的动态清零做法，指此政策的经济及社会成本高，质疑此政策是否成功及能否维持。争议已变成制度优劣比较的一个斗争、一个中国模式与西方自由民主模式优劣的问题。从这背景可以理解，央媒面对香港出现此争议迅速表态的原因，特首也随即表示坚定维持「清零」政策的立场。事实上，香港为了自己的生存，必须尽快恢复与内地通关，而「清零」是内地对通关的一个基本要求。在这问题上，香港并无选择的余地。
须尽快与内地通关 清零无选择余地
首先要搞清楚的是，什么是「清零」，什么是「共存」。「共存」就是对病毒传播采取「躺平」、放任不理的政策。当然，「躺平」也不是什么都不干，但除鼓励接种疫苗外，基本上不再采取积极的隔离及其他防疫措施以争取尽快截断病毒扩散，接受病毒任意扩散造成的后果，包括较高的死亡率。
「清零」并不表示在这政策下不会出现案例。为避免这误解，「清零」被调整叫为「动态清零」。相对「躺平」，动态清零的对策就是在出现案例时，迅速采取积极严厉的做法，阻止病毒扩散。「清零」与「共存」两种手法截然不同，没有共通地方，不像行政会议成员林正财的说法，可以寻求「『动态清零』与『共存』之间的平衡点」。任何混淆这两个概念之差别的说法，对如何有效处理疫情都没有帮助。
港官不了解动态清零若干基本原则
在香港发生的这场争议，有香港独有的政治背景及动机，也是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动态清零政策在港失败的原因。特首与一些社会精英，如立法会前主席曾钰成，单方面强调香港与内地的制度、民情及社会条件不同与存在差异，作为内地一些防疫措施不能或不适宜在港引用的理由。这些情绪具体体现在拒绝推行全民检测，及引入可追踪个人行程和疫情的健康码，以便迅速找出案例，使香港防疫措施存在重大漏洞。这些思维造成排斥使用内地一些行之有效的防疫措施，引致香港的做法不伦不类、半桶水、漏洞百出，酿成这次大爆发。
造成港式动态清零不伦不类的其他原因，是香港官员基本上并不了解动态清零防疫手法的一些基本原则。动态清零首先要求反应要快，要走在病毒之前、出手要重，才能制止它的扩散。香港则基于官员对民情的顾虑及其他理由，采取与此相反的态度，尽量缩小影响的范围及时间，如因为房屋署未能配合的原因，对出现疫情的大厦拖了大半日才围封检测，检测范围非常有限，手法非常不严谨，失败是必然的。与此相近的理由，更有特首及一些官员对内地防疫措施的误解，如以为全民检测就必须与禁足令一并执行；又将有限范围的围封检测效果，与全民自愿检测作比较，成为城中笑话，反映他们对这些措施的功效并不真正了解。更严重的是，在目前的严峻情况下，政府竟因为检测能力不足，不针对此问题迅速处理，而是更改围封检测的条件，放松为短期内超过一宗案例，才对该大厦执行围封检测，这与当前防疫措施需要加紧的要求背道而驰，疫情不进一步扩散才出奇。
向中央要求帮助 不违反一国两制
政府防疫工作所欠缺的不是努力。笔者不认同一些阴谋论说法，认为政府对动态清零是阳奉阴违、口是心非，有意造成香港疫情失控的情况，最后只能向西方做法看齐，与病毒共存，与西方恢复通关，放弃与内地通关。笔者也不认同防疫是「一国」问题、中央必须插手的说法。以此逻辑，传染病亦是人类的问题，不单是「一国」的问题。香港防疫工作应由特区政府主体负责，但有需要时，向中央提出要求帮助，并没有什么不妥，不违反一国两制。行政会议成员汤家骅认为「若全部由内地派员来港处理，更可能打击一国两制」。这说法其实是想说寻求中央帮助，就打击了香港「一制」的优越性。这种毫无根据的优越感，也是累死香港的原因之一。
除片面强调香港民情及社会条件与内地不一样，提升到一国两制的大原则来抗拒认真落实严肃的防疫措施之外，造成香港未能维持「清零」的原因，也有政务官长期奉行的「渐进主义」。这种处事精神在社会稳定、天下太平的情况下可能是个优良传统，但面对重大的社会动荡及冲击、需采取大动作时，则是一个致命缺点。此外，政府过分自满，以为去年底前七八个月的缓和状态会自然而然无限期延续下去。这次疫情爆发，反映政府完全没有一点思想及实际准备，不单止检测能力严重不足，对暴增病例的处理，更是「倒泻箩蟹」、全无准备，这是个重大的施政失误。
香港疫情防控已进入一个新阶段，要面对一个病毒已在全港扩散的局面，已有的港式动态清零做法，已完全失效。如何尽快找出所有病例，并给予有效隔离及管理，是当前的迫切问题，对此，中央会给予全力支持，这是无可置疑的，关键还是香港一方能否纠正其防疫的处事态度及思维，有效及时使用这些援助，达到尽快回复「清零」状态，恢复与内地免隔离通关，并探讨如何放松对外通关的措施。对于能否做到，香港不能对自己失去信心。
邵善波，曾任香港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现为香港高等政经研究院院长，香港新范式基金会总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