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杂志日前发表了一篇由作者乔治·帕克( george packer ) 撰写的文章，对美国力量在全球的角色提出了一个新理论。乔治·帕克作为一个美国自由主义的信仰者及推崇者，对美国当前的外交政策面对的困局，及其在世界事务中的角色作出了新的解读、建议及呼吁，这文章值得我们细读。
更重要的是，他作为拜登总统政策的忠实支持者，实际上试图为拜登总统当前的外交政策提出一个解释、一套新理论。但从其内容上来看，实际上更多是政策辩护和战略建议。这其中的论述对理解美国当前的对华政策，以及我们应如何面对中美关系目前的困难，有一定的启发及帮助。
乔治·帕克提出，“美国外交政策近期（过去几十年）的不断反复，从一时的理直气壮、宏大理想，及使人兴奋及狂热的目标，突然间又转化到过分悲观、绝望、掉头放弃”。对于这种“令人沮丧的两个极端游走”的表现，他表示极度迷惑，并提出了他的分析及应对办法。
其实美国在这两个极端的不断反复，正符合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一个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学者（他称自己的现实主义是一种“进攻型”的现实主义（offensive realism) ），所提出的解释。对于这种现实主义的解释，自由主义者当然不会接受。
约翰·米尔斯海默教授将美国的外交政策背后的动力，简单地归纳为现实主义及理想主义这两种主要理论。现实主义以国家利益为本，以大国的实力对比、平衡、变化为国际关系的主轴。而理想主义则将对外宣扬自己信仰的一套价值观、普世价值作为使命，同时将其当成国家外交政策的一个主要目标、动力及考虑标准。
米尔斯海默教授认为这两种主义有时是各行其道、有时则是混在一起同时用来支持美国的外交政策。当他们是捆绑在一起，或是被单独利用的时候，理想主义充其量只是一个包装，一种附加的动力、借口。当国家利益受损时，理想主义很快就会被抛弃。这是他对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实实在在的解读，美国外交史上的案例，也不乏对这理论的具体支持。
如果我们审视当下美国对不同国家的敌友标准而制定的政策，也可以看到理想主义在美国外交政策应用上的不一致。自由民主体制的国家自然是美国的朋友，但非民主、独裁体制的国家，也不一定是美国要改造、批评的对象。在美国的对外政策中，功利主义、现实主义远远大于理想主义，前者才是美国对外政策的核心原则。
而自由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则是在一个自我肯定、自以为是的前提下，将世界看成是黑与白、善与恶、自由与非自由的二分世界。自由民主是美国的立国价值观，对其国民有重大的凝聚及动员力量。作为鼓动国民支持国家的对外政策，它具有很大的利用价值——无论当权者、政策制定者是相信它还是不相信它，自由主义必然会是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元素。
乔治·帕克认为俄乌战事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转折点。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究竟是一个自我保护、维护自身安全的举措，还是一个侵略、扩充、恢复过往国家荣誉的行动，在美国及中国内部对此都有不同的看法。
过去20多年来，北约的东进扩充是一个事实。北约标榜自己只是一个防御性的军事联盟，然而单从乌克兰事件中出现北约的深度介入，就已经充分表现出它是一个由美国主导、积极在自己的境外从事军事活动的政治军事集团。北约究竟是为了自身的地缘政治利益而介入，还是为了维护一个自由民主的邻国而战，各花入各眼，这是一个尚待事实去证明、只能交由历史给予最后判断的问题。
在基辛格博士及米尔斯海默教授等现实主义者看来，这场战事是美国的一个重大失误，其造成的全球力量平衡的重大变化对美国极其不利。乔治·帕克及弗朗西斯·福山等自由主义者，则认为这场战事是自由民主全球运动的复兴，是一场维护自由民主、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圣战”，是美国“以道德为本的外交政策”的重生。这两个道理可以同时存在，互不矛盾或冲突。但如认为拜登总统在这事上做得正确，令美国重新踏上正义的外交道路，当然会无视现实政治出现的大国力量的新平衡。乔治·帕克可以这样，但任何当权者，包括拜登总统在内，都不能不面对这个问题。
同样，乔治·帕克认为拜登总统虽然口头上不承认，但实际上是对中国展开了一场新冷战，一场“民主与专制比拼”的大战。但他也承认，这次较量与上一次针对苏联的冷战很不一样。
首先，与苏联不一样，中国是一个高度全球化的国家、一个商品生产大国。更重要的是，他认为这次的斗争并没有需要打击的意识形态，如共产主义。他实际上是否定了中国模式和中国的发展经验对西方国家以外的世界的影响。这真是美国当权派对中国的认知吗？事实上，如没有中国在意识形态和实际表现上对发展中国家产生的影响，美国不会对中国的发展及强大表现得这么紧张。
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虽然不断有调整，但前后基本上是相当一致的。美国现在视中国为同等的竞争者（peer competitor)，认为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会挑战及危害美国的利益及地位，必须要遏制及阻止，这已是两大政党的共识。中美两国虽然在一些问题上有合作的空间，但美国认为斗争、竞争、打压是其处理中美关系的主要方面。美国会全力阻止中国在科技、军事及地缘政治上进一步的发展及扩充，这已成美国的基本国策。为配合这个策略，美国认为自己需要一方面自我发展，解决自身内部的问题，另一方面要拉拢盟友及其他国家，参加他们这个战略性的任务。
美国声称无意与中国发生冲突，不寻求改变中国的体制，不寻求“新冷战”，但这是口不对心的话。因为行动上，无论在贸易，或是科技、军事上，美国都在全面打压中国。在地区安全上，在台湾海峡、南海等这些中国周边地区，美国不断制造危险及紧张情势。更重要的是，在台湾问题上，美国虽然口头上说其“一个中国”政策并没有改变、反对“台独”，但跟着就粗暴地干涉中国内政，强烈反对所谓“任何一方单方面对现状做出任何改变” ，完全不顾国与国关系中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基本原则。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实际上就是要维持中国的分裂状态。这与美国在乌克兰高调要维持对方的主权自主及领土完整，完全是一个相反的立场与态度。美国不再寻求改变中国的体制，是经过20多年的努力，及中国社会部出现的变化、特别是年轻一代的思想变化，明白这已是不可为之事。不久前在香港发生类似“颜色革命”的事，美国是其中的重要幕后黑手和参与者，它的失败应该结束了美国过去对中国在这方面的期望与幻想。
不能否认美国对华政策在全力遏制中国发展的战略目标之下，是克制的、有限度的。它强调手段要适当，不要头脑发热，对成效及结果不要过分乐观、急于求成，这就是乔治·帕克的“新理论”所鼓吹的。这与希拉里以往鼓吹的“巧实力”，即“软实力”的进一步发展，基本上是同样的东西。当美国的意识形态、价值观、特别是其政治体制，在其内部面临严重困难时，在对外失去其吸引力后，仍然寻求以自由民主作为其对外政策的道德及价值取向基础是有相当大的困难的。乔治·帕克非常明白这一点。但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在美国内部作为动员国民支持其外交政策的借口，则仍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乔治·帕克的文章中有一点值得我们深思，他指出目前反对自由主义的批判是比较消极的，多建立在否定西方自由民主体制出现的不少缺点及问题上，但欠缺正面的、建设性的论述和构思，以及具体替代方案。
无论是针对中国的行动还是在乌克兰事件上，美国拉拢盟友及其他国家参加的所谓全球战略斗争，都有其内在不可解决的结构性矛盾，不管它打的是自由民主牌、还是地缘政治牌。因为美国可以把自己视为“人类社会的唯一救赎者”，或“历史终结后的唯一、最佳的典范”，但事实上每个国家，包括美国的西方盟友，都有自己的利益考虑，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及历史经验。像西欧的民主体制就与美国的不大一样。他们对俄罗斯及乌克兰，对中国的考虑，必然与美国也有一定的差别。
乔治·帕克的建议中一个可取的点，是美国应该首先集中修补自己这个自由民主体制上出现的问题，如果它是可以修补的话。但如美国转而向内，国内孤立主义抬头，这对国际社会而言，也不是一件好事。但美国顽固地坚持单边、独大主义必然不会成功，其后果不单是对美国本身造成重大伤害，对国际社会同样也会带来巨大破坏。
国际社会面对的问题，也是中国面对的问题，是如何说服美国改变其目前的态度与做法。幸运的是，目前双方都认同需要保持沟通及对话。这是改变局面的必要条件，但远远不是足够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