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士人群体是一个历史影响深远、社会成就卓著的人才群体，尤其令人瞩目的是这个士人群体所体现出来的十分鲜明、非常类似的精神气质。湖湘士人区域性精神气质的形成，有其具体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与相关的文化条件，另外还有一个条件不容忽视，那就是一些在历史上影响巨大的乡贤典范的引导作用。
在传统社会结构中，地域性乡贤典范的引导作用是巨大的。一方面，那些具有很高文化地位的乡贤典范，与其他的地域性人士群体产生于共同的社会环境、文化环境中，故而其精神气质的同质化程度本来就高于其它地域；另一方面，那些具有典范地位的乡贤，往往会通过他们所留下的著作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通过家庭、学校等各种形式的教育，通过士大夫的倡导，从而成为所有文化人都十分尊敬、崇尚、仿效的典范，对湖湘士人精神气质的建构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正如梁启超先生说：“盖以中国之大，一地方有一地方之特点，其受之于遗传与环境者益深且远，而爱乡士之观念，实亦人群团结进展之一要素，利用其恭敬桑梓的心理，示之以乡邦先辈之人格及其学艺，其鼓舞濬发，往往视逖远者为更有力。”[1]所以，我们要探讨湖湘士人精神气质的形成，必须重视湖南地区的乡贤典范对湖湘士人精神气质形成的影响。
这里，我们选择了屈原这位对湖湘士人影响很大的乡贤典范，首先分析这位乡贤的历史原型的人格特点，然后进一步论述后来的湖湘士大夫对他的诠释，由此分析湖湘乡贤典范对湖湘士人人格建构的影响。
01
屈原的人格特质与文化内涵
作为一种特殊社会阶层的“士”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当时有所谓“学士”、“游士”、“策士”、“谋士”、“辩士”等体现不同职能的“士”，但是，他们均是拥有一定知识技能，并且与社会政治有着密切关系的社会阶层。随着士阶层的兴起，又产生了与之相关的士文化现象。所谓“士文化”，一方面是客体化的文化，指士人所创造、传播的思想观念；另一方面又是指主体化的文化，即士人所形成、表现的精神人格。
屈原无疑是战国时代的士人典范和士文化的代表。作为士人典范，他既拥有渊博的知识、经世的方略及文学的才华，又以楚国的权臣而积极参与楚国的政治活动，一度是楚国政坛的风云人物，故而他是战国时代士人群体所敬慕、向往、仿效的典范。作为士文化的代表，屈原既留下了大量诗歌辞赋的文化成果，它们堪称中国文学史上的千古绝唱；他又成就了一种伟大的精神人格，一直在影响、感染着千百年来的文人学士。
这里，我们的关注点是屈原所成就、表现的不朽人格精神，两千多年来一直受到人们的普遍赞誉。那么，这种人格精神到底具有什么文化特质？其精神力量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久远的历史影响？特别是屈原的人格精神在区域文化演化中又有何意义？
屈原作为先秦以来所形成的士文化的杰出代表，我们首先关注其文化内涵是什么。根据司马迁《史记》记载，屈原曾担任楚怀王的左徒，由于他卓著的治国才能，最初曾深得楚王的信任。司马迁说，屈原“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1]应该说，他为楚国的强盛是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但是，他的才华、显达却受到上官大夫等人的忌恨，终因楚怀王听信谗言而受到罢黜。屈原晚年流放于南楚一带，最终因楚国为秦所灭，故怀石自投汨罗江而死。屈原在遭罢黜、流放南楚之时，创作了大量诗歌，表达他对祖国与人民的热爱，倾诉了自己人格精神的清白，也体现出对楚王的“忧愁幽思”。人格精神总是体现在他的言行中，屈原因其憾人心魄的人生轨迹、生命结局，特别是其感人肺腑壮美诗篇，最终镕铸了一个在中华精神史上的不朽人格。
以中华文化的历史长河为背景，屈原的人格精神其实是由两方面构成的：其一，屈原人格的原型，即战国时期屈原的人生轨迹与他的作品中体现出来的精神人格的内涵；其二，后代对屈原人格的解读与诠释，即西汉以来历朝历代的各阶层人士对屈原精神的阐述、评论。当然，这两者之间是有密切关联的，对屈原人格的理解、诠释是以屈原的人格原型为代表的。但是，二者之间的差别也是我们不能忽略的，因时代、地域及理解者个人思想情感的差异，必然会导致这种理解、诠释的差别，并在中华精神文化史上产生不同的影响和作用。所以，探讨屈原的人格精神必须从上述两方面入手。
首先来看看屈原人格精神的原型及其内涵。屈原的人格精神明显存在一个两极现象，通观屈原一生行事做人的人生历程，品读屈原留下来的大量诗歌作品，我们会发现，屈原的精神人格在道德理念与个性意志的两方面特征都十分突出。
一方面，屈原人格精神中包含着追求完美道德理念的内涵。屈原作为战国时期士文化的代表人物，深受中原儒家道德理念的影响，是孔子“士志于道”的忠实承担者。他所追求的道德理念体现在两个方面：外在的“美政”与内在的人格精神。这二者又是相关的：国家的“美政”实现必须依赖于具有完善道德人格的士君子；而士君子道德人格的完成就在“美政”的追求、实现过程中。所以，屈原在追求自己道德人格的完美时，总是表现这样的一系列特点：首先，对国家的危难、人民的痛苦体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儒家倡导“德治”、“仁政”，是基于对“天下无道”的忧患，从而表现出忧国忧民的道德情怀。屈原一生追求“美政”的实现，也缘于他对现实中人民的痛苦与国家的危难的忧患。他在《离骚》中沉痛地吟咏对人民的忧患：“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之多艰。”“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他在《离骚》中也反复吟咏到他对楚国的种种忧虑：“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其次，他的忧国忧民情怀，与他的忠贞不贰的道德情操是紧密联系的，他没有因为个人的冤屈而另栖高枝、朝秦暮楚，而是如司马迁所说：“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屈原在他的诗歌中，反复表达了他“正道直行，竭忠尽智”的道德情操和人格理想，他在《离骚》中吟唱到“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尤未悔。”他在《九章·惜诵》中，更是表达他对楚王、楚国的忠诚：“竭忠诚以事君兮，反离群而赘疣。”“思君其莫我忠兮，忽忘身之贫贱。事君而不贰兮，迷不知宠之门。”其三，他的忧国忧民、忠贞不贰并不是对以楚王为代表的政治权力的依从，而是他独立人格的自我追求，正如他在《橘颂》中所歌颂的人格独立的精神：“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闭心自慎，终不失过兮。”这三个方面，充分体现了屈原追求完美道德理念的人格精神，即如他在《离骚》中所表白的：“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从屈原的人格精神中，我们看到了中原儒家道德理念、人格理想的深刻影响。
另一方面，屈原的人格精神中还包含着“任性孤行”的执拗与孤傲。正如许多学者已经指出的，屈原的精神文化有双重渊源，不仅是他的思想观念受南、北两种不同地域文化的影响，他们精神气质同样体现南、北文化的熏陶。如果说他追求完美的道德人格是受中原儒家文化影响的话，那么，他执拗性格、孤傲气质又与南方楚蛮文化传统有关。尽管屈原在其一生中表现出对“内美”的追求，儒家道德理念奠定了他的人格的价值基础，但他依然表现出一种“任性孤行”的强悍个性和孤傲气质，南方楚蛮血统中的强悍、刚烈、偏执也融进了他的精神气质。这一点体现在屈原的政治生活中对权贵、奸佞的鄙视、傲慢，他经常在“竞乎危国群小之间”而“露才扬己”，[2]并能够高傲地大声疾呼“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2]，这把他的孤傲、执拗气质表达得淋漓尽致。屈原的“任性孤行”还体现在他对楚怀王不辨忠奸、昏庸无能的怨怼、指责上。当屈原面对楚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2]的局面，他固然坚守忠义的道德准则，决不流于“举世皆朝秦暮楚之辈”，但是，他在《离骚》中也毫不容情地表达出对楚王的怨怼，正如司马迁所说：“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他特别激烈地批评指责楚王的不是，并不完全是因为个人的政治失意、命运多舛，而是他坚强的生命意志、血性气质对自己坚守的道德理想的执着追求。当他的理想破灭后，则完全抛弃当时所谓“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的人生哲学，毅然投江自尽，表达出一种罕见的执拗、刚烈的“以身殉道”精神。这种决绝、执拗的刚勇个性，使他成为先秦士人人格的一种特别典范，正如王逸所说：“今若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屈原的这种源于楚蛮文化的刚勇质性，构成了他精神人格的另一重要源泉。
在屈原的人格结构中，道德理念与刚烈质性是交融为一体的。道德理念是刚强气质的目标，赋予刚强气质以崇高意义；而刚烈气质是道德理念的动力，是道德理念得以实现的客观条件。屈原之所以能够在战国时期成为与孟子、庄子并列的三种士人人格典型之一，表现出“志笃忠贞，謇直不挠，沉身不去”的人格精神，正是他将“美政”“内美”的道德理念与“任性孤行”的坚强气质融为一体的结果。屈原的人格中这两种精神特质的交融，其实就是两种不同地域文化融合的结果，中原儒家文化的道德理念、人格理想与楚蛮之族的刚烈气质、执拗个性的文化融合，形成了屈原人格精神。所以，王国维认为“屈原南人而学北方之学者也”，[3]这种北方之思想与南人之气质结合而形成的新人格类型，在历史上感染、激励了无数的士人。
但是，从汉代开始，人们在理解、评价屈原的人格时，出现了重大的意见分歧。一些人认同屈原人格精神中的道德理念因素，充分肯定他的“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3]，肯定屈原的“忠臣”；而另一些人则对屈原的“任性固行”严重不满，如班固把屈原视为“狂士”，他说：
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亦贬洁狂狷景行之士，多称昆仑冥昏、宓妃虚无之语，皆作法度之政，经义所载。[3]
班固对屈原“露才扬己”、“责数怀王”、“忿怼不容”、“非法度之正”等方面进行批评指责，显然在他眼中的屈原是一名不合儒家中庸道德的“狂士”。在屈原人格精神中的“忠贞正道”与“任性孤行”原本是一体的，但是在后人的理解和评价中，他的人格成为“忠臣”与“狂士”的不同类型，引发了后人的激烈争辩。
02
湖湘流寓士大夫对屈原人格的诠释
屈原作为一个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巨人，感染、激励了中华大地的无数志士仁人；由于屈原是楚人，他的诗歌作品大多是流放湖南期间所作，他最后投江自尽也是在湖南汨罗，故而他对湖湘文化的影响尤其深远。屈原的影响力既体现在他为后人留下了《离骚》、《天问》、《九歌》、《招魂》等一系列诗歌作品中，尤其体现在他的人格精神方面。屈原成为湖湘文化的一种人格典范，一直感染、激励、影响着后世的士大夫群体，对湖湘士人的心灵建构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里，我们着重探讨屈原对湖湘之地的士大夫人格精神的影响。
从周秦到汉唐，湖南基本上属于中国政治、文化的边缘区域，并被视为南蛮居住的卑湿之地，从本地没有产生重要的政治人物、文化人物。但是，历史上却有许多著名的士大夫寓居湖南，他们大多以贬官的身份流落于此。所以，周秦汉唐时期湖湘之地的文化显得落后，而所谓的“贬官文化”、“流寓文化”则成为湖湘之地文化的主要闪光点之一。古代中国所以会产生流寓文化现象，与士大夫往往处于“穷”、“达”两种生活际遇、政治状态有关。士大夫阶层与王权政治是密不可分的，作为“学者—官僚”身份的士大夫，往往既是依赖于王权的官僚，又是保持自己相对独立性的学者。这样，他们就可能处于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际遇：受到帝王重用，进入政治权力核心，也就是“达”；受到朝廷排斥，流寓边缘地区，也就是“穷”。由于湖南在中古以前一直属于政治与文化的边缘地区，故而许多著名或显赫的士大夫寓居此地时，往往正是他们处于“穷”的生存状态。这样，他们在湖湘之地形成了一种保持自己相对独立性人格的湖湘流寓文化。
屈原是湖湘流寓文化的奠基人，也是这一文化现象的杰出代表。所以，屈原所创造的精神文化深刻地影响着湖湘之地的士大夫群体，屈原的人格精神亦成为后来流寓湖湘的士大夫的楷模。其实，文化的传递的过程是双向的，文化的影响者和被影响者均是这一双向过程的主体。屈原人格精神是影响后来士大夫人格的主体，能影响、制约流寓湖湘士大夫的人格心灵；同时，那此流寓湖湘的士大夫也是建构屈原人格精神的主体，他们在理解、诠释屈原人格精神的过程中亦在参与屈原人格精神的建构，他们在建构屈原的人格精神的同时亦在建构自己的人格精神。
两汉以来，流寓湖湘之地的士大夫、文人学者甚多，可以列出一串长长的名单。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流放、寓居湖湘的士大夫都纷纷受到屈原人格的感染，同时也都纷纷参与到对屈原人格精神建构。这里，我们拟对几位流寓湖湘的代表性人物作一论述，我们会看到一个十分有趣的文化现象，他们似乎都像屈原一样，兼具有儒家理想人格与楚蛮刚强气质双重特质，故而表现出合“忠臣”与“狂士”为一体的精神气质。
贾谊是第一位流寓湖湘、诠释屈原并具有与屈原类似精神气质的人。贾谊（前200~前168年），河南洛阳人，西汉初年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政论家。他年少因才华出众而闻名，并很早就被汉文帝召为博士并受到朝廷重用。特别是他的政治卓识很为文帝欣赏，“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不能言，贾生尽为之对，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3]但是，他又因才华、卓识及为文帝赏识而受到群臣的嫉恨，故而最终被排挤出权力核心，流放到远离京师的蛮荒之地，担任长沙王太傅。他在南下长沙时经过屈原投江的汨罗，产生与屈原一致的身份、命运及内在人格的联想。贾谊与屈原一样，有着杰出的政治睿智、思想洞见、文学才华，同时也因此而受到权臣的排挤和打压，远离政治权力核心，最终由“达”而转入“穷”的人生境遇，他们同样又来到蛮荒的洞庭湖之南，故而，贾谊写下了流传千古的《吊屈原赋》。除了其重要的文学价值外，贾谊的《吊屈原斌》首先是一篇关于屈原的重要历史文献，其文献价值一方面是使口碑相传的屈原事迹得以记载下来，使后人得以掌握屈原生平的大量信息，诸如“侧闻屈原兮，自沉汩罗”；“遭世罔极兮，乃殒厥身”；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对屈原的凭吊，对屈原的人格精神特质作出有创造性意义的诠释，从而奠定了屈原作为湖湘流寓文化代表人物的形象，开始了关于屈原人格精神建构的过程。贾谊的《吊屈原赋》对屈原人格精神的赞颂，是一种通过对历史人物的诠释中而实现的文化人格建构。他认为屈原是一个完美、标准的士君子，具有高尚的道德品性与卓越的经世才华，而这样的士君子仍然会由政治显达转为流离途穷，流放到偏远的蛮荒之地。他所诠释的屈原就是在穷困之境而彰显人格精神特质的士君子，是一位将“忠贞正道”与“任性孤行”的精神融为一体的典范人格。贾谊在《吊屈原赋》中所揭露的政治黑暗与所凸显的人格精神，诸如“呜呼哀哉，逢时不祥。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阘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国其莫我知兮，独壹郁其谁语？凤漂漂其高逝兮，固自引而远去。”“所贵圣人之神德兮，远浊世而自藏”[4]贾谊所诠释的屈原人格精神，既有道德理念的完美与坚守，又有任性执着的孤傲与张狂，而这两种特质是水乳交融地合为一体的。贾谊在屈原身上找到了这种将“忠贞正道”与“任性孤行”的精神融为一体的人格精神，既发现了屈原的人格潜质，又体现出贾谊的文化诠释，这种诠释是一种心心相映的“视界融合”。具有文化卓识的司马迁写《史记》时，将屈原与贾谊合传。他们合传的原因不仅仅在于诗赋传承、生活经历，更重要的是精神气质的同质，即如郭沫若所说：“贾谊之所以能与屈原同传，毫无疑问，并不仅是由于他的辞赋私淑屈原，而更主要的是由于他有政治抱负，而能‘痛苦流涕’的直言敢谏”。[3]
唐代柳宗元是继贾谊之后流寓湖湘、并对屈原人格精神作出重要诠释的又一个士大夫。柳宗元（773－819年），字子厚，河东（今山西永济）人。他也是一位少年奇才，仕途一度很顺，曾在朝廷担任礼部员外郎等职。当时正处在危机四伏、政治动荡的中唐时期，柳宗元积极参加王叔文推动的“永贞革新”的政治改革。但是，在宦官和官僚集团的联合反对下改革失败，柳宗元因此受牵连而被贬官，先任命邵州（湖南邵阳），又改贬永州（湖南永州），流放在永州达十年之久。他与屈贾也有许多相似的人生经历，即均有杰出的才华（政治、文学才华）、崇高的人格理念，并且也有施展政治才能的显达经历，但最后他也被排挤出政治权力的核心而流落到荒僻的湖湘之地。理想高远、性格顽强的屈原在引导和鼓舞着他，他亦来到屈原投江的汨罗，写下了著名的《吊屈原文》。柳宗元将自己的被贬湖湘与屈原联系在一起：“后先生盖千祀兮，余再逐而浮湘。”而柳宗元之所以敬佩、景仰、仿效屈原，就在于其坚守道义、忠贞不屈、大义凛然、穷达不渝的人格精神，他写道：
先生之不从世兮，惟道是就。支离抢攘兮，遭世孔疚。
穷与达固不渝兮，夫唯服道以守义，矧先生之悃愊兮，蹈大故而不贰。
忠诚之既内激兮，抑衔忍而不长，芈为屈之几何兮，胡独焚其中肠。
尽管柳宗元与屈原的人生经历有一些差别，但是，柳宗元所诠释的屈原人格精神，即坚持自己的人格独立（“穷与达固不渝兮”），并充分表达出道德理念与刚强气质统一的人格精神。
屈原的人格精神鼓舞、激励着无数处于困穷、逆境的士大夫，特别对于流放于湖湘之地的贬官有着更为切近的感受。所以，自西汉以后，以贾谊、柳宗元为代表的流放、寓居湖湘的士大夫们，纷纷以屈原的人格为典范，并积极参与到屈原人格精神内涵的建构。这种文化交流、影响，具有重要的区域文化意义。本来，屈原的人格特质及其楚辞作品，就体现出北方的中原文化与南方的楚蛮文化交融的特色。一方面，从屈原的道德理念、政治思想及其相关的圣人理想来说，无疑是属于中原文华；另一方面，就屈原的个性气质、宗教观念、艺术感悟来说，又分明属于南方文化。所以，近代学术界如王国维、刘师培、梁启超等，均认为屈原的精神人格及屈原作品是南北两种文化融合的结果。从汉魏到唐宋之际，那些流放、寓居湖湘地区的士大夫大多是中原地区的儒生，他们本来就深受儒家道德理念、政治思想、圣贤人格的深刻影响，故而能够对屈原的人格产生如此仰慕、敬仰的心情。但是，由于他们都经历了由显达到困穷的人生经历，并被人从权力核心中排挤出来，流落到蛮荒、僻远的湖湘之地，他们受到新的寓居地的山川形胜、风土人情、文化习俗的种种习染，所以，他们对屈原的精神气质中的那种狂放、刚烈、偏执的人格特质有更多同情性的理解与欣赏，并且在耳濡目染中受到影响。从贾谊、柳宗元对屈原的血性人格的赞赏就可以说明这一点。
两汉以来，屈原的人格精神一直影响着命运多舛、穷达多变的士大夫的精神气质，这种影响具有地域文化的意义。对两汉以后那些流放、寓居于湖湘的士大夫而言，洞庭湘水的自然环境、巫习楚风的文化习俗、楚辞汉赋的忧怨情怀，都能够引发他们创造出具有湖湘地域特色的文化作品，而屈原的人格精神更是给了他们深刻的影响，那些流落、寓居湖湘的士大夫，往往能够更加深切地领悟屈原的内心世界，能产生同构的精神气质。历史上，往往是那些曾流寓湖湘的士大夫，能够对屈原的怨怼、投江等不合中道的行为给以更多同情性的理解。所以，尽管贾谊、司马迁、柳宗元、刘禹锡等均是中原人士，但是他们寓居、流离湖湘的生活经历，对他们形成独特的精神气质及相关的湖湘流寓文化产生影响。屈原在塑造湖湘大地的士大夫人格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他们形成忧国忧民、忠贞不贰、坚守道义的精神气质影响尤大，特别是成为穷达多变的贬官迁客的隔代知己。
03
王船山对屈原人格精神的诠释
屈原对湖湘士人精神气质的影响，大体上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西汉至明代，主要体现为对流放、寓居于湖湘之地士大夫的影响，流放湖湘的屈原与后代无数湖湘地域的贬官迁客有着身世、文化背景及精神气质的同构关系，这个阶段的代表人物是贾谊。第二个阶段，是明清以后，主要体现为屈原对湖湘本土士人的影响，由于本土士人的个人经历、文化背景及个性气质不同于那些来自中原或其他地域的贬官迁客，故而他们在理解、诠释屈原时不同于前一阶段，这个阶段的代表人物是王船山。
虽然屈原的精神气质、辞赋作品是以楚文化为背景的，但是，自西汉以后对屈原的诗歌、人格作出一系列论述、评议的，则主要是来之于中原地区的士大夫。这样，他们在论述、评价屈原的人格精神时，总会表现出一种地域性见解的差别。屈原人格精神中体现出两种文化内涵，即追求完美道德理念与任性孤行的个性气质，分别来之于崇德重礼的中原地区和蛮性巫习的荆楚地区。所以，在那些深受礼乐文化、中庸之德的中原儒家士大夫眼中，尽管屈原竭忠尽智以事其君的道德品质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但是他任性独行的执拗孤傲则受到了许多儒家士大夫的指责批评。
西汉以来，中原士大夫对屈原的指责批评主要集中在他的性格气质及其相关的行为方面。他们对屈原的批评包括几个方面，其一，说他的“众人皆醉”、“举世皆浊”是恃才傲物，这种“露才扬己”的处世态度激发了他与群臣的矛盾，以致被排挤出朝廷。其二，说他不断抱怨君主，“显暴君过”，故而违背了做臣子的道德准则。其三，说他采用投江自尽的行为过于极端，与儒家经典中所倡的“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准则相违背。总之，屈原这些具有楚蛮文化特质的孤傲、执拗、怨愤等性格气质比较普遍地受到中原士大夫的批评指责。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班固，他说：
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亦贬洁狂狷景行之士，多称昆仑冥昏、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4]
班固对屈原人格的批评、指责是多方面的，涉及到“露才扬己”、“责数怀王”、“沉江而死”等等，认为这些行为皆与儒教精神相悖逆。班固的观点是以中原地区的儒教道德、中庸准则对屈原作出评价的典型观点。尽管许多儒家士大夫并不完全赞同这些观点，往往为屈原作出种种辩护，但是，在认定屈原的行为偏激、人格缺陷方面，又似乎是一致的，如司马迁、朱熹等人对屈原人格赞誉有加，但还是他们还是认定屈原言行过于极端而有违中庸之道。
王船山对屈原的评价、诠释则与上述的见解明显不同。作为一位湖湘地域成长、具有南方楚蛮气质的儒家士大夫，王船山的精神气质、学术思想深受湖湘地域文化的影响，加之他历尽政治艰辛，曾在南明王朝受到排挤，长期流亡于湘南一带，故而他对晚年流亡于湖湘的屈原在思想情感上十分相通，对屈原的人格精神有着更为深入的理解。船山对屈原的理解与诠释，显然与他们精神气质的特殊构造有关。屈原的精神气质是南北文化融合的结果。王国维说“屈原南人而学北方之学者也”，而船山也是典型的“南人而学北方之学者”。他既是具有楚蛮气质、强悍个性的南人，又是学习、尊崇北方周孔之教的儒家学者。所以，他和那些具有中原气质的儒家士大夫不同，能够对屈原作出新的思考与诠释，特别是能对屈原“任性孤行”的南方气质、楚蛮性情作出与历史上的中原士大夫完全不同的理解与评价。
船山对屈原人格精神的思考与诠释，集中在他晚年所作的《楚辞通释》一书中，他在是书的“序例”中表示“希达屈子之情于意言相属之际”。[4]事实上，他在这部楚辞学史的重要著作中，对屈原的人格精神作出了新的诠释，对湖湘士人的精神气质的建构作出了重要贡献。
首先，船山先生作为周孔之教的文化传人，他与两汉以来的儒家士大夫一样，完全是以儒家的道德精神、政治理念来理解、诠释屈原的人格精神。儒家历来以忠道作为核心价值理念与道德准则，船山也以忠君爱国作为屈原人格精神的核心，他在《序例》中明确提出：“蔽屈子以一言曰‘忠’。”船山先生以更加坚定的儒家道德价值观念来诠释屈原的人格精神，他认为屈原所坚守的忠贞之道，决不是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是一种愚忠，恰恰相反，屈原为君为国分“危亡之忧”，是一种道德理性主义的忠贞。船山反复阐发屈原以忠道为核心的人格精神，他说：
己之秉忠贞而树贤于国，唯以国势寖衰，将有危亡之忧，而君有丧邦之耻，隳其令名。是以愿竢时以有为，初非欲与鸡鹜争食。故虽见放废，饮坠露，餐落英，食贫不饱，且怡然安之。[5]
船山认为屈原的道德坚守是为了免楚国的“危亡之忧”、楚君的“丧邦之耻”，完全合乎儒家的道德理念。船山之所以反复为屈原的忠义人格辩解，就是认为这是一种源于屈原本性的道德理性。
其次，船山先生又是一位成长于南蛮之邦的本土文化人，他本人就具有强悍、刚烈、执着的楚蛮气质与血性，故而能够与屈原的个性气质深为契合。所以，他坚决反对此前的儒家士大夫对屈原的气质与个性的批评，相反，他认为屈原的“忠爱之性，植根深固”，就是说屈原的忠贞爱国精神不仅是一种道德理性，同时也是一种血性气质。所以，船山在《楚辞通释》中，处处为屈原具有楚蛮气质的狂士行为辩解，譬如，屈原投江自尽的壮举，一直受到后世许多人的微辞，认为是一种“非法度之正，经义所载”的极端行为，但是，船山反对这种说法，认为“君子之进退生死，因时以决。若其要终自靖，则非一朝一夕之树立。唯极于死以为志，故可任性孤行，无所疑惧也。”船山肯定了屈原沉江自靖这种“任性孤行”行为的道德价值，他认定屈原的投江体现了一种“千古独绝之忠”，而并非汉儒或宋儒所批评的“过”，特别是船山将其上升到“道不可屈”的高度，认为屈原“此心冯依正直，虽有委曲全生之道，非所忍为也。”[6]又如，历来有人认为屈原对楚王的“怨”是个人意气太盛，有违儒家的忠道，船山先生则认定这种“怨”不是因一己的穷困而生，而是他忧国忧民的精神体现，他在解释《九章·涉江》时说：“人不足怨，而守正无疑，安于幽废，明己非以黜辱故而生怨。所怨者，君昏国危。”[6]“此虽欲强自宽抑而有所不能，所怨者非一己之困穷也。”屈原的怨恨不但没有违背儒家道德准则，反而是忧国忧民的道德价值的体现。
屈原的精神气质中既有中原礼乐文明的道德理性，又有南方楚蛮文化的刚烈血性，西汉以来，屈原精神气质中的道德理性在主流思想文化中得到了充分肯定，而其“任性孤行”的楚蛮气质和狂士形象则往往受到种种批评。王船山作为湖湘之地的本土学者，对屈原的精神有着同情性的理解，他能够将这种融汇南北文化的精神气质视为一个有机整体来作充分肯定。譬如，船山在注释屈原《九章·怀沙》中，以“忠”、“直”来诠释“大人”人格，他说：
忠以厚君，直以正事，无巧言之忼慨，敦诚朴之昭质，唯大人为能显其功，犹倕必试之以斲而后知其巧。[7]
船山以“忠以厚君，直以正事”来解释屈原所追求的“内厚质正”的“大人”人格精神，正是强调“大人”是能够结合“忠”的德性、“直”的质朴的理想人格。所以，船山所诠释的屈原人格，正是一种道德理性与楚蛮气质的结合。船山特别强调这种道德理性精神来之于屈原的内在本性和人格力量，他在注释《离骚经》中“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邦。仆夫怨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时写道：“乃倏尔一念，不忘君国之情，欲禁抑而不能，则生非可乐，和不可久，魂离魄惨，若仆悲马怀，而远游之志顿息。盖其忠爱之性，植根深固，超然于生死之外，虽复百计捐忘，而终不能遏。”[7]我们发现，船山先生所赞扬的屈原“忠爱之性，植根深固”，其实正是屈原的精神气质中所包含的中原的道德理性与南蛮的刚直血性的紧密结合。
在屈原学史上，王船山无疑是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他在理解、诠释屈原的人格精神上有两个十分鲜明的特点：其一，和汉唐以来的那些中原士大夫不一样，王船山是第一位在屈学史上做出重要贡献的湖湘本土学者；其二，与历史上对屈原“任性孤行”的批评指责不同，王船山对屈原人格中鲜明的楚人性格、南蛮气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这两个特点的形成是有关联的，正因为王船山是湖湘本土学者，他们身心中也有鲜明的楚蛮气质，所以他能够更加理解屈原，能够对屈原任性孤行的个性气质给予肯定性的诠释与评价。
所以，船山与屈原的精神气质有着十分鲜明的同构性，而且，这种同构性很早就被湖湘学界所感受到。同治年间由彭玉麟、王闿运等所编《衡阳县志》对船山列传时，作者就产生了他们二人的人格精神及其身世背景类似的联想，其传说：
人臣当破国亡家之际，莫不欲矢忠以报君，仗节以自处。屈原放逐，眷眷于怀王，顷襄昏愚之君，至于怀石沉湘，以得死为登仙。夫之于永明王，非有图议国政之亲；永历之势，无顷襄全楚之强；明社先亡，无沅湘江潭之可游。崎岖五六十年，褒衣峨冠，銮坏而居，闻人声则心怨悼，见访问则神怵惕。[7]
屈原、船山二人均面临破国亡家的人生困境，故而有着十分类似的悲苦人生，但是，他们又都具有“矢忠以报君，仗节以自处”的人格精神，湖湘士绅对屈原、船山的人生历程、精神气质的类似联想，确是有着十分充分的历史依据的。
注释：
[1] 【汉】司马迁：《史记》卷84，《屈原贾生列传》，中华书局，1999年，第2482页。
[2] 【汉】王逸：《楚辞章句》，《文津阁四库全书》，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066-15页。
[3] 【唐】柳宗元：《柳宗元全集·吊屈原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60页。
[4] 【明】王夫之：《楚辞通释·序例》，《船山全书》第14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208页。
[5] 【明】王夫之：《楚辞通释·离骚经》，《船山全书》第14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219~220页。
[6] 【明】王夫之：《楚辞通释·九章》，《船山全书》第14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3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