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作为比较文学学科基础和核心概念的“世界文学”，是与现代民族意识的兴起，进而与文学的民族意识觉醒相伴而生的。因此，“世界文学”与“民族文学”事实上成为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最根本的一对关系性概念。伴随着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历史，尤其自20世纪中叶之后，几乎每一次学科理论的更新、学科方法的拓展都要从界定与反思这一对关系性概念，尤其是重新考辨“世界文学”的所指开始。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趋势日盛，它在国际比较文学界再度成为热点议题，以至讨论所及，已经超出比较文学学科领域而波及整个文学学科。尽管对这个概念至今“从来没有一个确切定义或内容精准的界说；换言之，没有一种说法获得普遍认同，人称世界文学‘难题’”，但学术史中这种“欲罢不能”的现象，恰好进一步说明这一概念在多元文化时代的人文学术中，仍然包孕着回应当代文学与文化实践和理论拓展的可能性。为此，本文不揣谫陋，拟从世界语言谱系的视角切入，管窥世界文学谱系，进而尝试获取对其内涵的一得之见。
从语言视角切入世界文学议题，似乎不那么符合学科的常理。因为在比较文学的一般理论分析中，“世界文学”这一概念正是因应着一种超越性诉求而出现的。因此，对应于不同民族的语言问题，可以在讨论民族文学和相互间的差异、交往、传播、影响、接受时被谈及，而一旦到了要定义世界文学的时候，便理所当然地进入超越特定民族和特定语言的理论层面。究其原因，除却与不同定义者各自不同的问题域和意向性相关外，也在相当程度上与他们的语言观念有关。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传统比较文学理论有关世界文学的定义中，无论是将世界文学作为民族文学的整体或加总，还是定义为作品所具有的超民族的特性与意义，或者是各民族文学的经典之和，抑或着眼于作品的世界性影响力，等等，都很少直接将“语言”概念纳入世界文学定义当中。语言对于文学的意义，显然不止于作为一种表达的媒介，在语言作为工具和语言是“存在的家”这两种观念之间，有着广阔的理论空间。在世界文学空间里，语言不仅是表达与交流的工具，也可以或应该是身份确认、文化政治和创造性策略的体现。
早在1991年，比利时比较文学学者何塞·兰伯特在他的《寻找文学世界地图》一文中就慨叹：无论是从共时还是历时层面看，现有各种地图的种类贫乏的状况都相当严重，特别是当涉及文学状况时，我们就发现，常见的政治、经济、宗教和语言等类型的地图，都不能完成这项任务。这些地图由于其规模问题，也由于对边界的故弄玄虚，常常抓不住与文学相关的移民、翻译、普遍型和主题型迁移与突变、文学生产与分配所产生的跨界流动等现象，也不能解决方言或少数族群语言文学的内部边界问题。于是，往往是以民族国家的政治地图替代和管控了文学研究，由此导致各种形式的融合与包含，也制造了自闭与排外。
在一系列影响广泛的世界文学理论中，大卫·达姆罗什可能较早在世界文学定义（而不仅在分析论述）中明确纳入“语言”因素。在出版于2003年的《什么是世界文学》一书中，达姆罗什以“流通”“翻译”和“生产”三个部分展开论述，突出世界文学的“可变性”特征。他所说的这种可变性，是基于复数读者的世界文学的复数体系而言的，在不同的读者那里可以有不同的世界文学体系——“这些特殊的作品都拥有一个中心角色”。由此，作者提出了著名的“以世界、文本和读者为中心的世界文学三重定义”。其中，第二重“世界文学是从翻译中获益的文学”，虽然并没有直接将“语言”概念纳入，但“文本”与“翻译”最直接的关系性概念显然就是（不同的）“语言”。而萨拉·拉沃尔在《阅读世界文学：理论、历史、实践》一书中所提出“一种语言视角对应着一种世界视角”的观点，虽然与斯皮瓦克后来在《学科之死》（2003年）中针对用英语单一视角观察世界文学的质疑形成某种呼应，但都没有就语言维度展开进一步论述。此外，弗兰科·莫莱蒂（2000年）显然意识到语言问题对当代世界文学阐发的重要性，同时又明显感受到世界多语现状对于我们了解作家个体与文本个案，甚至仅仅是浏览世界文学所造成的巨大压力——或者，借用玛格丽特·科恩（magaret cohen）的话，存在着所谓的“大量未读”（great unread）作品。他虽然意识到文学形式的社会学分析对于世界文学研究的重要性，但他也明白，“但不幸的是，由于我的能力有限，我不得不到此为止……我对这个真正的形式分析就束手无策了，因为形式分析需要具备语言能力，而这是我做梦都无法实现的”。显然，莫莱蒂困扰于个体语言能力的有限性与世界文学（至少在语言方面显现的）多样性之间的对立，因此，他所提出的应对和米6米乐体育app官网的解决方案，基本还是越过了语言本身。其著名的关于“树”与“波浪”的隐喻思维，虽然借自历史语言学的概念，但他所专注的分析路径主要还是集中在文类、题材、主题等层面，显然并没有把语言作为理解与阐释世界文学动态机制的重要问题加以面对。据笔者有限的观察，这种局面直到帕斯卡尔·卡萨诺瓦那里才有明显的改变，这一点容后展开。
以上所述，仅从与世界文学定义相关的角度，回溯语言问题是否以及如何被关联和关注。其实，从语言视角切入，尝试对世界文学做出观察与阐释，除了上述原因外，还基于一些朴素的动机或理由。首先，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是所有人类文学最基本的呈现方式。就文学的起源与历史演化而言，无论是早期的口传文学还是书写系统陆续出现之后的书面文学，都离不开语言这一媒介，只不过前者的媒介是口语，后者为书面语。其次，特定民族的文学与特定的语言、特定的文化具有血肉相连般的对应关系，如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之于英语、法兰西民族之于法语等。所有民族文学总是以其特有的或主导性的语言来呈现。再次，在比较文学的通行定义中，四大“跨越性”是其区别于其他相关学科的基本特征，而“跨语言”即其中之一（其他三个为跨国族、跨文化与跨学科）。而文学的跨语言研究所蕴含的课题，除了被达姆罗什明确提升至世界文学内涵中加以讨论的翻译维度——也是世界文学中一种明显的、直观的现象——之外，还有更多有待开掘的层面，也向我们预示了一种未来的可能性。
这种可能性也与20世纪以来的文学理论、文学研究同语言学、语言哲学关联的两次“转向”有关。现代语言学的革命性成果与20世纪之初的语言哲学进展，导致文学研究的所谓“语言学转向”。它在百年文学理论史上所引发的两个相反相成、时间上大致前后相续的后果：一是以研究抽象的语言自身的形式结构特征为中心，出现了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新批评、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等理论派别，在相当程度上使文学研究走向封闭自身而远离社会生活，导致文学研究的所谓“向内转”；一是以考察现实环境中实际使用的语言特征为中心，相继出现了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后结构主义话语理论和英美言语行为理论等代表性文论，它们使文学研究在20世纪后期再次“向外转”，克服了形式主义文论的自我封闭倾向，恢复与重建了语言与人类生活、文化历史的密切联系，从而使文学研究切近了文学本身。
20世纪文论的“语言学转向”，尤其是以“言语”研究为中心“向外转”所积累的理论资源，为重新认识“世界文学”理论提供了与语言关系度更高的多种可能性。因为，作为现象的世界文学的差异性和复杂性，首先是以不同的语言及其书写媒介的形态加以呈现的，特定的语言媒介贯穿同一语言系统内的发生、传播、阅读与阐释的文学全流程，同时也借助翻译所转换的语言形态进入原语之外的新语言系统，再一次被传播、阅读与阐释。在其发生的文化空间，或者经过翻译转换后的文化新空间，特定文学文本的文化效应的发挥，都以特定的语言方式呈现，都体现为与特定语言系统的对应。在这个意义上，世界文学的谱系就是以世界语言的谱系来呈现的，语言谱系就是文学谱系的折射或投影，两者间既有特定的对应关系，也有分析讨论的空间。所以，引入语言地理学的视角，或许可以为我们考察世界文学提供另一种可能入口。
二
从理论上说，有多少种语言就有多少种文学。但人类拥有语言的确切数量，至今没有定说。因为要准确说出这一数目，除受制于“在语言与方言之间很难划出一条明确的界限”这一因素外，还“必须考虑到，在过去的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年的时间里……人类已经开口说话，而作为文字形式的语言仅有几千年的历史”。因此，必须在人类语言的演化历史中，考虑那些已经消失了的语言，还有那些尚不为我们所知晓的语言。英国语言学家尼古拉斯·奥斯特勒（nicholas ostler）估计人类语言在6千至7千种之间，德国语言学家汉斯·约阿西姆·施杜里希（hans joachim storig）的保守估计也是6千种以上，不过，具有完整书写系统（文字）的语言不足总数的十分之一。
借用奥斯特勒的假定，如果按语言划分，当今世界的人口就不是76亿，而只有“6000多”。语言作为交际工具的自然属性，使得这6000多种语言中的每一种都代表着一种人的世界观，因为特定的语言包含着其使用者的特定思维、习语、判断、想象以及灵感方式。因此语言就界定了一个使用者群体，群体内部的成员能够便利地理解彼此的意思。在这个意义上，语言还可以“把人性分门别类”。在共时的维度上，人们似乎“只有通过一门共同的语言，才能使同一群体实现行动的一致性”，尽管语言内交流的误解无法从根本上避免，但不同语言间的交流，毕竟更需要翻译，并且面临因翻译带来的更大误解风险。当一种语言取代另一种语言时，这个民族对于世界的看法也必定随之改变。因此，一种语言不仅是使用者之间的交流方式，也是对他们独特身份的一种认同。在历时维度上，语言是记载使用者共同记忆的精确手段。“每一种语言都能将其使用者同它存活的几千年历史所积淀下的传统相联结。一个人类群体一旦学会了某种语言，这种语言就能够传递无穷的知识和信仰：当我们思考、倾听、说话、阅读、写作的时候，它是能够给予我们力量的无形财富，让我们能够站在祖先的思想情感积淀的肩膀上。我们的语言让我们成为文化的连续统一体，将我们同历史相连，并且将我们的想法传递给后世的语言使用者。”总之，“语言作为人类群体的旗帜和标志，也同样捍卫着我们的共同记忆”，从而写就一段共同的历史。它“不但使一段共同的历史得以存活，也使得这段历史可以被代代相传”。如果一种语言死亡了，就意味着它永远地消失，就像植物和动物物种灭绝一样。
全世界虽有6000余种语言，但这些语言的分布与使用情况极不均衡。这种不均衡体现在使用人口的多少、拥有传统资源的大小和文化权力的强弱等方面。就使用人口而言，汉语使用者最多，估计超过14亿人，占全球人口的18.4%；其次是西班牙语和英语，估计分别在4.37亿人和3.6亿人以上。但与这些超大语种相对应的另一端情况是：96%的语言，使用者的数量之和还不到全球人口的4%；只有不到20%的语言在学校和互联网上使用；“世界上大约有一半以上的语言，使用人口不到5000人；有1000多种语言的使用人数在10人以下”。就语言所拥有的文化资源而言，有文字书写系统的语言具备更强的文化积累与传承功能，但苏美尔人、巴比伦人的楔形文字，埃及人的圣书文字，以及中美洲的玛雅文字，早已销声匿迹，且该地区现行的文字和这些古文字也没有渊源关系。相应地，中国文字应是现存并使用的最古老文字，它记载了长达三千年以上的中华文明历史。而古印度梵语、中东地区的古希伯来语，尤其是欧洲的古希腊语和拉丁语，保留了作为西方文化源流的大量重要文献；拉丁语分化后的西方语言，更演化与保留了蔚为壮观的西方现代文化。总之，在世界语言的集合中，不同的语言拥有历史长短不一、资源积累程度迥异的文化资源。
世界语言分布的不均衡，更体现在其隐含或显现的文化权力方面。一部世界语言史，呈现了文化与权力政治以及经济效益之间微妙的交互关系。从人类历史的角度看，人（群）与语言的耦合关系存在两种极端情形。一种情形是自然的、先天的耦合关系。人总是会降生于某个语言群体中，除极端情况（如狼孩）外，一旦呱呱坠地，总有一种语言属于他/她，并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他/她的母语。它是他/她认知世界和表达情思的自然媒介。在这种情况下，母语也很可能是他/她终身使用的唯一语言（这种情况下，他/她甚至不知道这个世界还有其他语言）。当然，也可能出于某些需要，他/她会在后天习得另一种甚至几种语言。另一种情形则是外来强力迫使他/她去学习和使用母语以外的另一种语言。从语言地理的角度看，这就如奥斯特勒所说的，“一种体系庞大的语言，寄生在另一种语言上，以突袭的方式取代世世代代所建立起来的语言渠道。这是在任何时代、任何大陆上一个又一个的帝国崛起中所使用的常见把戏：波斯的阿拉姆语充分利用了7世纪时小亚细亚的里底亚人所创建的语言网络；16世纪，西班牙语抢夺了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的语言，用它们来统治墨西哥和秘鲁；在早期的英属印度，英语和乌尔都语能够渗透到使用波斯语的权力阶层”。
奥斯特勒这里所说的16世纪的情形，就是起源于1492年的所谓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大规模殖民开拓运动。世界语言格局也以此为标志而出现重大转折：一些欧洲语言开始全球性扩张，英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俄语、德语、法语在过去5个世纪里随着欧洲帝国的扩张传播开来，也基本形成了当代世界语言分布整体格局。如果说历史上的语言传播在之前大致沿陆地延伸的话，那么，之后的传播渠道主要是海洋性、全球性展开，传播的主要驱动力由之前的城市文化与宗教转变为主要通过洲际经济贸易和军事武装，传播的模式也由之前的大批人口迁移转变为整个群体不迁徙，只通过小群体和分散殖民地渗透式传播。
如果说，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区域或种族可以独立发展演化而不与其他文化发生主动或被动的交流，那么，相应地，也没有哪一种语言不曾与他者发生程度不同的交流与融合。只是，16世纪欧洲殖民运动和资本主义的世界扩张所引发的文化交流与碰撞，以及欧洲语言与文化的殖民式播散，给现代世界的语言、文学与文化版图留下的痕迹最为深刻。这种借助强力推动的跨大陆语言传播与竞争，与政治、经济、宗教、社会和种族等力量一起，改变了语言的自然生长与演化节奏，也在相当程度上形塑了今天的世界语言分布整体格局和各区域错综复杂的状况。
非洲与拉丁美洲两个大陆的语言地理分布，就是最为突出的例子。同一区域内多语混杂与交叉重叠，使非洲语言被喻为“一张碎料拼花地毯”。外来殖民者先后带来了北非的阿拉伯语（7—8世纪阿拉伯人占领北非）、非洲南部和东部的英语、非洲中部与西部的法语，以及葡萄牙语、西班牙语、荷兰语和德语。这些前殖民者语言和上千种土著（部族）语言、区域性通用语言相互交织。虽然殖民者已在20世纪中叶的非洲独立运动后相继退出，但殖民语言仍作为许多独立国家的官方语言，在学校教育、公共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许多本土语言顽强地生存下来并与前殖民者语言展开抗争，也有更多正在消失。即使在那些“母语幸存”的地方，前殖民者语言也已成为受教育的上层社会所使用的语言，这种情况在前法国殖民地尤为突出。南美大陆的语言地理分布情况与非洲相似，“无人知晓在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前南美究竟有多少种语言，因为……那些已经消失的语言数量只能被粗略地估计。可以证明的有大约500种流传下来的语言和超过100种已经消失的语言。据估计，最初总共存在大约1500种语言”。
与那些前殖民者语言覆盖和改变了（前）殖民地区自然生长与演化的语言演化状况相对应，前殖民者语言的拓展和使用反过来也以掺杂、变异的方式丰富了原殖民宗主方的语言：拉美的西班牙语、北美与印度等地的英语、北非与加拿大的法语，都分别为西班牙的卡斯蒂利亚语（csatillan）、盎格鲁-撒克逊英语和法兰西本土法语增添了新的因素。而那些非典型的殖民区域，也程度不同地受到5个世纪以来的西方殖民运动、资本海外扩张和西方现代化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各地区语言文化传统的巨大差异（比如汉语与其他周边语言之间）及其语言地理分布和历史演化，则呈现出更加复杂的状态和过程。
总之，尽管从语言角度看人类历史必然是一幅远景式的画卷，尽管语言谱系比物种、氏族、国家等要复杂得多，变化也快得多，但语言集团是人类生存状况的真实表现，因此，即便是鸟瞰式的语言地理与历史演化描述，也可以反映世界文化的时空分布，进而也为我们考察作为语言艺术的世界文学提供一种特殊同时也必要的观察视角：世界各地的语言如何分布？怎样演化？如何形成边界与交叉？它们包含了怎样的历史？它们与特定区域乃至世界文学整体具有怎样的关联？在这个意义上，世界语言地理是世界文学地理的一种表现，世界语言的多样复杂性对应着世界文学的多样复杂性。前述如非洲、拉丁美洲地区的语言地理分布特点，就与它们的文学状况紧密关联：同一区域拥有多种语言；不同语言呈现不同状态（指是单纯的口语状态还是具备完备的书写系统），拥有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显然，单一语言的视域无法完整地了解与反映相应区域的文学与文化状况，必须考虑多种语言的并存及其相互关系的状况，才能从整体上领略与描述特定国族和特定区域的文学，从而在整体上描述世界文学存在的复杂性、多样性、变动性。
问题的另一层面是，文学是语言的特定语用行为，语用的创造性是文学言语行为的普遍特征，并已经成为18世纪浪漫主义思潮以来现代文学的普遍自觉追求。在这个意义上，语言谱系又并非文学谱系的直接反映。换句话说，文学地理是语言地理的特殊投射。即便是世界文学谱系的整体性研究，也无法完全以语言谱系的描述方式展开。因此，尽管世界语言的多样性正日渐萎缩，已经引发世界语言学界的深深担忧，但相对于某个特定的族群，尤其是特定的个体而言，它仍然是一片令人眼花缭乱的海洋。鉴于其丰富、复杂、多变与交融的特点，即便是语言天才，也无法穷尽地掌握现存所有的语言，以及阅读这些语言所写下和将要写下的文学作品。这就进一步意味着，相对于个体而言，语言与文学的关系更加切近，更加血肉相连。从语言谱系的视角看文学谱系，也就必须从语言群体考察，深入个体语用分析，进而考察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作者如何选择/创造自己的写作语言；必须进一步探究这种选择/创造的文化原因和表达意图。
三
如前所述，世界语言以其多样、复杂及演化特征对应着世界文学的动态谱系，为我们预示了从语言视角展开世界文学谱系研究的可能性。但在既有的关于世界文学理论的探讨中，虽然人们都无法回避语言问题，但事实上很少有人直接从语言视角切入世界文学命题并展开具体论述。显然，问题还不仅在于能否从世界语言视角进入世界文学空间，而且在于这种论述如何具体展开，又可能拓展出怎样的理论空间。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法国比较文学理论家帕斯卡尔·卡萨诺瓦（pascale casanova，1959—2018）的《文学世界共和国》（la république mondiale des lettres） 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论述，并取得了重大进展。
《文学世界共和国》这部著作的出版，曾在西方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尤其在2004年被翻译成英文后，迅速成为世界文学领域的经典参考文献。在这本由博士论文发展而来的专著中，作者从全球视野和语言路径思考世界文学问题，并从地理、经济和政治生态入手讨论了文学世界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和她的其他著作一样，语言统治问题是其一贯的切入视角。15年之后，《文学世界共和国》的中译本作为“外国文论精品”系列丛书之一出版。在丛书总序和该书译者序中，周启超和罗国祥在评述该书时都突出了其作为“文学地理学”的特点，并概括了卡萨诺瓦有关世界文学的空间不平等、权力与运作机制、不同（国族）文学间的斗争、反抗与竞争的关系等观点。这种概括的直接依据是，卡萨诺瓦在该书第一章“一部文学世界史的原则”中就引入了世界文学的“经济法则”“政治地图与知识地图”“文学地理”等概念，并开宗明义地给出“文学共和国的地理，（是）建立在不同的文学首都及其依附（文学上的）区域之间相互对立的关系上，这些区域是根据与（文学）首都之间美学上的距离来划定”这样的判断。《文学世界共和国》中译本刊行至今，在中国学界已经拥有不少读者，也引发了一些研究和讨论，不过笔者注意到，周启超的丛书总序或因限于篇幅，并未提及卡萨诺瓦展开论述的特殊“语言路径”。而罗国祥的译者序则将卡氏著作概括为一部“讨论文学世界‘地理’‘经济’和‘政治’生态的理论著作”，序中还多次提及原著所讨论的语言问题，并在“世界文学的经济生态”一节中，留下“卡萨诺瓦在本书中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主要是从文学的载体——语言出发的”这样的表述。但是，或因罗先生倾向于把它（从语言出发）归于其所概括的“文学的经济生态”的缘故，也并未引起学界读者的足够关注。
另外，中译本对书名的翻译可能也与此不无关联。笔者以为，法文原著书名中的“文学”一词，卡萨诺瓦用lettres而非现代通用的littérature表达是有其特殊用意的。前者虽然同样有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含义，但它是从拉丁文littera（意指letter，字母）演化而来，包含明显的语言文字的意涵（而中译者将lettres径直译成“文学”，中文读者便无法分辨其与法文littérature或英文literature之间的细微差别），它正体现了卡萨诺瓦的世界文学探讨的特殊路径与方法。这也可以从该书的整体论述架构——章节标题中窥见一斑：其二级标题中直接标出“语言”字样的多达16处（这还不计入与语言紧密关联的“翻译”），其中包括一再出现的“语言创造”“语言创造者”“民族语言创造者”等。这些标题对应下的具体论述，当然更是作者“语言路径”的呈现。
在卡萨诺瓦看来，世界文学是充满竞争和博弈的“文学共和国”，有其特定生成与运作机制。不同文化背景的作家从不同的路径进入世界文学空间，以不同的方式积累文学与文化“资本”，从而获得世界文学/文化中心的认可和跨文化接受；而在其内在法则和运行模式中，语言处于特别关键的地位。
因为“语言是文学资本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她甚至“建议将这种语言学-文学资本称为‘文学性’”，认为世界文学中的语言差异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现象物，也即并不仅指以不同的语言来写作与阅读，而且是世界文学运行过程中权力与资本的体现。这样，“用某些语言写作的文本在文学世界中会有更高的威望，所以在文学世界里存在一些公认的更具文学性的语言，这些语言被看成文学的化身”。卡萨诺瓦真正着意指出的是：一种语言的文学遗产，取决于它的历史和使用它的国家，取决于用它所写作的文学及其在世界文学空间中所处的地位，也取决于它是否拥有一套经过几个世纪累积而成的诗歌和叙述的艺术技巧，以及它是否经过形式研究、理论探讨和文体创新而丰富了表达的可能性范围。文学和语言的“财富”就这样通过观念和事物、信仰和文本运作，也就是说，某种语言所拥有的文学资本和“财富”并非其先天固有的特质，而是在世界文学的具体时空中历史地形成的。这样，在世界文学中，当“某些语言被赋予了一种文学价值以及文学自身的效果”而处于中心地位时，也就意味着其他（更多的）语言实际上沦于偏离中心的地位，它们需要经过翻译和调整才有可能被世界文学主流了解和认同。卡萨诺瓦以其理论分析架构为我们描述了一幅自罗马帝国瓦解以来的充满不平等和竞争关系的世界文学空间，这幅图景与我们所习见的那些声称或期冀的多元和谐的世界文学图景显然不同。
在语言与文学/文化政治关系的核心架构下，卡萨诺瓦还就“文学区域与语言区域”的对应关系、区域的相对独立性和区域间关系、区域内部的不平等（非均质）特点等，在世界文学史演化中展开论述。为此，她提出了识别和确定不同语言的文学资本或“文学性”的指数，即“文学权威指数”（an index or measure of literary authority），以便世界文学竞赛的所有参与者能够意识到这些语言斗争——身处不同语言区域的人们，都通过文本、翻译、文学祝圣与弃绝（literary consecration and excomrnunication）等方式不自觉地参与其中。这一指数将注重（文学的）古老性、“高贵性”、用该语言写作的文本数量、被世界公认的文本数量、被翻译的数量等因素，因此必须把“高势能文化”（high culture）语言——其语言具有高水平的文学价值——和使用人数多的语言区别开来。前者是指这样的语言：它不仅被讲这种语言的人用来阅读，更被读者判定为值得阅读，因为他们认为使用这种语言写作或被这种语言译介便是值得阅读的。这种语言本身就相当于颁发给作者的一种许可证，用于证明作者具备了进入文学圈的资格。
为此，卡萨诺瓦进而还提出了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区分原则，即在世界文学空间中衡量一种语言的文学性的高低——它的权力、威望、语言-文学资本的总量，不是取决于使用这门语言写作和阅读的人的总量，而是取决于具有多语言能力的人群中使用这门语言的人的总量。以汉语及其文学为例，按照这个“文学权威指数”，在世界文学空间里汉语及其文学的地位与资本总量不是以汉语使用者的绝对人数（在世界所有语言中居首位）来衡量，而是要看在世界上具有多语能力的人当中用汉语写作、阅读和评论的绝对人数。“衡量一种语言在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力量的指数，就是将政治社会学所使用的标准移植到文学界”，这就使世界文学理论中关于语言、文学、文化权力的分析超越了本质主义观念，而置于世界动态历史中展开。
当然，在《文学世界共和国》中所用笔墨最多的，还是在这一理论框架中对世界文学史，尤其是19—20世纪文学史的经典作家的“革命性”论述。在卡萨诺瓦的笔下，不仅对卡夫卡、贝克特、奈保尔、略萨等明显具有少数或弱势族裔背景的作家，而且对像易卜生、萧伯纳、惠特曼、福克纳等通常被视为典型的经典作家，都给予了重新论述。在这种论述中，对作家的经典化与跨文化影响过程的考察不再局限于他们作为个体相对于（本质主义的）世界文学标准的成长，而是把他们同时置于不平等的语言、文化与政治现实中不断抗争、反叛和策略性选择的过程中。在这一过程中，凸显或者挣脱自身的民族性的不同向度，都可以成为作家的文学和语言革命的不同话语策略。
四
“世界文学”不仅是比较文学学科的核心概念，也是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的基本论述语境。文学作为语言的艺术虽然已成共识，关于世界文学的众多论述也不能绕开语言问题，但直接从语言视角切入展开的则并不多见。卡萨诺瓦关于“文学世界共和国”的论述为这个路径开辟了新的可能，并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示范。与此结合的世界语言地理和语言演化历史的视野，可以在宏观与微观的结合中，也就是在卡萨诺瓦譬喻的望远镜与显微镜的结合中，从语言地理及其文化政治的视角，展开世界文学的宏观谱系、语言及国别区域、作家个体的创造性等层面的研究。
从语言地理直接切入展开世界文学谱系研究，以世界语言的多样性、差异性、变动性对应世界文学的多样性、差异性与变动性，以语言区域的边缘模糊性对应文学的边缘模糊性，可以尝试和想象不同的分析路径。比如，我们可以以英语、法语、阿拉伯语、西班牙语、德语、俄语、葡萄牙语等跨区域、跨国别的语言为路径，展开语种内部的文学谱系研究，分析不同历史语境下，不同国别、区域、人群、个体与其所共同使用的语言之间的不同文化关系，在语用实践中所呈现的不同方式，以及因此在文学创作中所造就和表现的语言差异。我们也可以针对特定的区域——比如非洲大陆，从语言路径切入展开文学谱系研究。国内既有的非洲文学研究大多从某一种语言——英语、法语或阿拉伯语——路径展开，虽然其必要性无可置疑，也有材料的收集整理、研究团队的组织等操作上的便利之处，不过，如若换一个角度，就更好地呈现非洲大陆文学谱系的复杂性而言，这种研究方式受限于单一语种视野也是显见的。它不仅不容易处理所选择的主流语种与非洲本土语言之间的历史与现实关系，更有可能将一些（官方）双语国家（比如喀麦隆等）的文学进行人为的分割处理。我们更可以、也应该以作家个体的创造性为目标，在世界语言谱系的文化权力分析中探讨不同作家在创作中如何选择、调和、锻造自己的文学语言——比如各种各样的“克里奥尔语”（creole language），尤其是个人化的混杂语言——以实践他们独特的文学理想和文化追求，以及分析他们如何汲取相关的语言与文化资源、对待自己作品的跨文化传播，包括从作家的双语或多语（思维和）写作角度讨论个体语言选择的文化认同与话语策略等。
而作为中国研究者，从本土视角出发，用母语文化的切身经验去观照、推演和比较其他语种的文学与文化，也是一种方法的砥砺和路径的拓展。一方面，中国文学是多民族、多语种和区域广阔的文学系统，其内部拥有丰富的民族语言与文化、方言与区域文化资源；另一方面，汉语语系的文学又是超出中国本土的，呈现为多个海外华语区域的文学（如马华文学、新华文学）和更多样化的个体流散文学等丰富的形态，它们与本土汉语文学之间在语言方式、文化认同等层面也构成了多元复杂的关系。这样一种内部多元、外部漫延融合的语言文学的动态呈现，在为我们观察和分析世界文学谱系提供一种切近参照的同时，也有利于在世界文学谱系研究中打破现代文学的学科界限，尤其是以不同语种为依据的分科方式的隔阂与限制，从而在具体研究的展开中实现学科间的交叉与融合。
（作者单位：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