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系是理解人类文明新形态和全人类共同价值本质内涵及其关系的重要视角。一方面，作为文明特殊形态的人类文明新形态蕴含“原则高度”的普遍性：中国已走近世界历史舞台中央因而不能创造普遍性就不能实现特殊性，人类普遍性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人类文明新形态还蕴含着对当前人类面临的普遍性问题的解答，包容现有不同文明而与之和合共生。另一方面，作为普遍性价值指称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恰恰基于“现实的人”的特殊性：作为前提的“异”从根本上规定着“同”何以可能，“全人类”处于诸群体、个体主体的复杂关系之中，全人类共同价值本身具有服务普遍目的的手段善性质，全人类共同价值本质上是全球社会的公共性价值观。“人类文明新形态”与“全人类共同价值”都凸显了中国的主体地位。全人类共同价值在内涵上构成人类文明新形态核心价值观的基本部分，人类文明新形态模范践行了全人类共同价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为中国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提出了更高要求。
关键词：人类文明新形态；全人类共同价值；特殊性；普遍性
“两个大局”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我们新时代新阶段谋划工作的基本出发点。而且，“两个大局”之间高度关联、深度互动。一方面，中国已经深度融入世界，离不开世界，世界任何风吹草动都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另一方面，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最突出的特点是世界格局中力量对比的东升西降，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一方面宣布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另一方面提出和倡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人类文明新形态”和“全人类共同价值”两个概念都包含着“人类”，但“人类文明新形态”凸显其“新”，也就是与其他文明（他者）相异的特殊性，强调“我们不一样”；“全人类共同价值”则凸显其“全”“共同”，也就是与其他民族、国家及其人民相同的普遍性，强调“我们都一样”。特殊性与普遍性关系是帮助我们理解两者本质内涵及其关系的重要视角。
一、人类文明新形态蕴含“原则高度”的普遍性
在最直观的意义上，“人类文明新形态”中的“新”就意味着与既有、现有的文明相区分，通过对作为他者的现有文明进行认异而获得自我的认同，凸显的是“新”的特殊性所在。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野中，这里的“新”还必须从事物发展的历史逻辑、新旧事物的辩证关系加以理解。一是人类文明新形态意味着人类文明发展出了新的质，新形态意味着更高、更好的形态；二是这个更高、更好形态意味着对既有形态的辩证否定或超越；三是这种超越或者说新形态的产生以及其所蕴含的与既有形态不同的新质代表着历史发展的必然方向。“人类文明新形态”中的“人类”也意味着，这种超越性一定是人类高度的，凸显的是生成的普遍性内容。当然，所有普遍性只有对实际的人类文明新形态进行思想性把握才能澄明。黑格尔曾经说：“思想的普遍性乃是一种事业或者一桩成就的元素……在一个民族的发展中，最高点便是它对于自己的生活和状况已经获有一个思想……在它的工作里，它使它自身成为一个对象。”（黑格尔，2001年，第77页）今天的中国正是如此。
1、中国已走近世界历史舞台中央，不能创造普遍性就不能实现特殊性
中华文明在16世纪以前都几无争议地处于世界先进甚至领先地位。但是，现代世界是现代性所开启的世界，现代性起源于西方，现代性的扩展才使得（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也就是说，对中国而言，从前现代迈向现代的过程是一个进入西方现代性所塑造的世界历史舞台的过程。在古代中国处于世界前列时，世界各民族、国家之间的交往并未普遍化，世界历史舞台尚未形成。而当现代性开启世界历史舞台时，中国最初却在这一舞台之外。在西方殖民侵略、船坚炮利打开国门后中国被动地被拉入了世界历史舞台，才与世界构建起真正意义上的历史联系。然而，这一过程恰恰以中华的“文明蒙尘”为代价，中国曾一度处于世界历史舞台的边缘，和整个东方一起从属于西方。“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论语·微子》）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人在精神上从被动转为主动，开启了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走向世界历史舞台中央的民族复兴伟大征程。百年历程的不同阶段事实上有着学习世界普遍性、强调民族特殊性和创造人类普遍性的不同侧重。
世界历史潮流浩浩荡荡，只有赶上时代才能真正成为世界历史民族。中国从救亡图存到“站起来”“富起来”，都饱含着“落后就要挨打”、努力赶上时代的焦虑，而追赶就意味着总体意义上的普遍性学习，只是在走向现代文明的具体路径、方法上突出了中国特色。然而，经过建党百年、新中国成立70多年、改革开放40多年的奋斗，我们终于赶上了时代，甚至在某些方面开始引领时代。改革开放之初，人们将邓小平最初关于教育的指示扩展为整个国家改革开放的重要方针，那就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页），至今依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是，中国今天已经实质性地进入到“强起来”阶段，我们不再是简单地面向世界，而是就在世界之中，世界客观上因中国而变——中国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最大、最积极的变量；我们不再是简单地面向未来，而是在诸多方面已经探索到了人类最前沿，有些方面甚至代表和引领人类的未来；我们不再是简单地面向现代化，而是已经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久还将（2035年）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直至（2049年）全面建成现代化强国。一句话，中国不仅已经成为一个世界历史民族，而且迈近世界历史舞台中央，处于人类文明发展的聚光灯下，客观上承担着前所未有的责任。中国日益不能再靠“跟跑”方式获得发展，不能做西方世界的“回声”，而是在很多方面进入了人类前行的“无人区”，必须代表人类先“打个样”。如果说以往我们在融入世界历史过程中不构建自己的特殊性就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话，那么今天我们不能开显出人类普遍性的东西就不能实现自己的特殊性——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2、人类普遍性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人类文明新形态以原则高度扬弃资本主义文明
中国从近代文明蒙尘到今天创造文明新形态，不是简单扫去所蒙之尘，而是凤凰涅槃，实现了有原则高度的新生。人类文明形态是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归根结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造出来的。毋庸讳言，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超越，但资本具有“伟大的文明作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90页），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历史上首个具有世界历史普遍性的文明样式，尽管其普遍性在理论上具有抽象性和虚假性，在实践中是异化和残酷的。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并不是要简单地摧毁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一切。恰恰相反，人们为了更好保留资本主义所创造的文明成果，才不得不代之以社会主义：“人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已经获得的东西……为了不致丧失已经取得的成果，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commerce］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43-44页）在资本主义开创的现代性和世界历史的基础上，社会主义以新的、真正普遍的社会形式“享用”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的成就”、“一切肯定成果”。（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1、437页注释①）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世界历史和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正如海德格尔所说：“人们可以用形形色色的方式来对待共产主义的学说及其论证，但在存在历史上可以确定的是：一种对世界历史性地存在着的东西的基本经验，在共产主义中表达出来了。”（海德格尔，第401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展现和预示的正是当代世界历史性地存在着的东西的基本经验。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当时处于相对落后状态的德国“能不能实现有原则高度的［à la hauteur des principes］实践，即实现一个不但能把德国提高到现代各国的正式水准，而且提高到这些国家最近的将来要达到的人的高度的革命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1页）。事实上，这也正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落后的中国领导人民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所进行的有原则高度的实践的内涵：一方面使中国提高到现代各国的正式水准，赶上现时代的世界文明程度；另一方面使中国提高到这些国家最近的将来要达到的人的高度的革命，即超越资本主义以物为中心的文明形态，到达社会主义以人民为中心的文明新形态。尽管一方面“最近的将来”是从世界历史高度说的，其实际时间可能还比较漫长，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不是社会主义最高级、最完善的形态，但这代表着一种必然性的趋势。在世界历史进程中，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比资本主义文明形态更广泛、深刻、真实的，有原则高度的普遍性。
3、人类文明新形态蕴含着对当前人类面临的普遍性问题的解答，只有自觉、有效应答人类普遍性问题的文明才是真正新形态的文明
毋庸赘言，当今人类面临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关系的总体性困境与危机。环境污染、气候变化、战争危险、恐怖主义、疫情灾害等等，都不过是这种总体性危机的具体表现罢了。马克思深刻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同上，第519页）而当前人类面临的总体性危机恰恰表明这样的“第一个前提”出现危机，亦即其本质上是人类的生命危机、生存危机。造成当代人类危机的现代文明本质上是一种“遗忘存在”、存在无忧的文明。人类生存危机一方面表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叙事已然是客观事实，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是一种面向未来的反思性自觉行动；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人类的拯救之途在于超越造成这种危机的文明形态，探索和跃升到新的文明形态。人类理性在本质上不是抽象的、形而上学的思辨理性，而是以人类生存理性为基础的实践理性。套用汤因比的文明理论，人类面临生存危机的挑战，新文明或文明新形态就应该是对这种挑战的有效应战。
在应对当代人类危机、探索新文明过程中，不同民族、国家都作出了不同方面和程度的努力，但中国因其历史文化积淀、幅员体量、思想高度以及创造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而显得举世无双、无与伦比。之所以能够如此，不仅仅是中国走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而且在于这种表面的不同或独特性恰恰体现了人类文明本真的大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礼记·礼运》）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将最先进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5000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文明何以可能的根底处奠基并开启了其面向未来的现代性发生，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展开了迄今解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关系问题的最现实的可能性。其在理论上是彻底的，在实践上是成功的，因此其不仅具有理论上的普遍性，而且是经过实践检验的、还将在实践中不断生成和不断被实践检验的普遍性。
4、人类文明新形态包容不同文明，能与不同文明和合共生的普遍性才具有真正的现实性
“文明是实践的事情”（《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97页），其将潜在转化为现实从而“自己实现自己”需要一个过程。作为文明活的灵魂的哲学在终极的意义上不应该是一种纯粹理论的遐想和形而上学，而是一种因应复杂现实的现世智慧、实践智慧。立足于当今人类现实，新文明的普遍性应该同时表现在如下方面：一是它是对人类全部文明精华的生动继承与有效发展；二是它包含一个更为广阔原则的内在规定，预示着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尽管它在现实中还尚未得以完全展开和得到广泛承认；三是它在现实中以一种包容的方式圆融不同文明，它不仅是一种与众不同的文明，而且是不同文明和而不同精神、原则的承担者，在很大程度上承担着众多文明之间的公共性文明的角色。也就是说，新文明的普遍性应该是包含正题、反题的合题，是扬弃了特殊性后实现特殊性与普遍性相统一的普遍性。总之，立足于今天人类的复杂现实情况，人类的新文明不应该是“对整个文化和文明的世界的抽象否定”（同上，第184页），而应该是基于文明的“多”而追求的后形而上学的、公共性的“一”。
具体就中国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而言，其积极学习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自信地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不过，一方面其合理性有一个现实展开和与时俱进的过程，另一方面还需要一个在现实中获得其他民族广泛承认的过程。事实上，世界各国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乃至当年马克思、恩格斯也曾将世界上的国家区分为文明国家、非文明国家和半文明国家，进而指出，在世界历史条件下，“到处为文明和进步做好了准备，使各文明国家里发生的一切必然影响到其余各国。”（同上，第680页）在当今全球化的世界中，中国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也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与启示。进一步说，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底蕴的人类文明新形态还蕴含着一种新的文明关系观：以交流超越隔阂、以互鉴超越冲突、以共存超越优越、以平等取代霸权、以结伴取代结盟。这表明人类文明新形态不再只是一个民族、国家的文明，而是“以天下观天下”的文明。在这种文明观看来，不同文明具有不同的前途，但人类文明新形态能做到“知白守黑”“和光同尘”，以“天下谷”的方式包容各种文明，实现“和衷共济、和合共生”（习近平，2021年a），最为极致的体现就是与资本主义文明和平共处。甚至，能否与资本主义文明和平共处在相当长时间内成为检验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否具有真实普遍性的试金石。
在现代社会，自觉“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52页）是一种本能。问题在于这种普遍性归根到底不应该是自封的，而是真正的，通过实践实打实地创造和生成的；真正的普遍性一定是包含着特殊性的普遍性，而不是抽象的普遍性。世界历史发展的普遍性总是需要借助“世界历史民族”具体体现出来，世界历史舞台持续上演着接力赛，特定的世界历史民族和国家在特定阶段承担着特定的世界历史任务，从而开创世界历史纪元。黑格尔在他那个时代认为，中国“可以说还在世界历史的局外，而只是预期着、等待着若干因素的结合，然后才能够得到活泼生动的进步”（黑格尔，2001年，第117页）。21世纪的中国正以巨大的历史主动精神，使世界历史的“若干因素”得到系统“结合”和激活，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活泼生动的进步”。无论是从实然还是从应然看，中国所开辟的道路、所创造的文明新形态，在特殊性中都饱含着世界历史意义的普遍性。历史越往前发展，如下说法就将越获得其全部的真理性：中国的就是世界的。
二、全人类共同价值基于“现实的人”的特殊性
从直观的意义上看，“全人类共同价值”中的“全人类”和“共同”都意味着一种普遍性。不过，“全人类”之为全人类并非自然而然的，作为与动物乃至万物相区分的一个种类，人类的共同生物基因或者生物的共同性并不能自然得出文化、社会意义上的共同性，具有自觉“类”意识的人类是一种思想文化和社会历史的存在。在马克思主义视野中，人区别于动物的特有存在形式只是“类”的基础之维；而在实践的基础上发生着社会关系的人的具体的统一性，是“类”的现实之维。在其现实性上，类存在是因世界历史交往而成为可能的。在社会学的意义上，全球化与现代性相互形塑逐渐形成了全球社会，“全人类”才获得了它的现实规定。同样，“共同价值”也不是抽象的、独断的、形而上学的价值，而是历史的产物。作为普遍性指称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概念，“在普遍性里同时复包含有特殊的和个体的东西在内”，“只有直接地自它的对方而来并和它的对方一起，才可以得到理解”。（黑格尔，1980年，第334页）只有深刻把握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现实特殊性根基，才能理解其必要性和科学性、合理性。
1、“共同”意味着以差异为前提，“异”从根本上规定着“同”何以可能
追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系列相关论述，有两处十分重要：一是在2021年7月的一次讲话中提到：“各国历史、文化、制度、发展水平不尽相同，但各国人民都追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习近平，2021年a）；二是在2015年首次提到全人类共同价值思想时指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目标远未完成，我们仍须努力。”（《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第522页）分析上述语境不难看出：（1）共同价值是以“各”“不尽相同”也即差异为前提的，离开这种差异，所谓“共同”就没有意义；（2）所谓“共同”不是一种实然、已经如此的东西，而是一种各国人民的“追求”、联合国的“崇高目标”；（3）这种共同“追求”“目标”的内容并非自古以来就是如此，而要基于现代社会特别是当代社会的现实背景去理解；（4）全人类共同价值目前远未实现、联合国崇高目标远未完成。事实上，全人类共同价值对于世界上很多国家及其人们来说，首先要做的还是实现思想自觉，认识到全人类共同价值就是他们自己追求的价值而非外在强加的价值目标，进而能以更自觉的行动予以履践。
可见，不同于试图使世界同一化、格式化，“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6页），并宣告“历史的终结”的西方普世价值，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共同”始终以“差异”为前提、为基础，甚至可以说是以保障“差异”，实现多样性并存、共生为基本目的的。古人云：“人伦并处，同求而异道，同欲而异知，生也。”（《荀子·富国》）在当今世界，生存和好的生存（美好）是各主体的“同求”“同欲”，但达到生存、美好的“道”和“知”是不同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不是要格式化各主体差异化的价值观即异道、异知，而是基于对同求、同欲的领悟、反思，寻求异道、异知中的“共同”，即异道中的公道，异知中的共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谈到的，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以一种制度代替另一种制度，不是以一种文明代替另一种文明，而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习近平，2021年b）因此，如何在差异中领悟共同，进而使知性的共同变成现实的共同才是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真正重点所在。
2、“全人类”处于非全人类的诸主体关系中，诸主体既有群体主体也有个体主体
“全人类”意味着与“非全人类”相对，是对“非全人类”的超越。但是，这种超越不是替代，而是将全人类理解为一个结构化、历史化的整体即全球社会，或者是当年马克思所说的“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这正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不同于其他世界观的“立脚点”所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06页）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所谓“社会本身，即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本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108页）。因此，“全人类”不是“非全人类”诸主体的简单加和，而是处于“非全人类”诸主体的关系之中。这样的主体最为人们熟悉的是作为群体的民族国家。一些人认为全球化就意味着对民族国家的超越、消解，其实民族国家观念恰恰是在全球化发展过程中构建起来的，至今依然是世界历史的脊梁，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及所谓“逆全球化”潮流则更加凸显了民族国家的重要性。正因为如此，历史尚未证伪黑格尔如下判断：“人类具有的一切价值——一切精神的现实性，都是由国家而有的。”（黑格尔，2001年，第39页）在此意义上，所谓全人类共同价值，确实是基于诸民族国家价值理念的“最大公约数”。这也是当下大多数人所理解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只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今全球社会中，一些地区组织、国际组织乃至一些企业平台尤其是媒介平台的影响日益壮大，甚至现实地挑战着民族国家的主权地位，成为了不可忽视的群体主体。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人类社会主体的不仅仅有群体，还有个体——人是类、群体和个体三种存在形态的统一，而个体至今是人类行动的最终承担者。
当今时代，智能信息技术推动人类交往方式急剧变革，全球化深入发展，个体的存在已经成为马克思所说的“各个人的世界历史性的存在，也就是与世界历史直接相联系的各个人的存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39页）在此意义上，所谓的全人类便是表现为“各个人的全面的依存关系、他们的这种自然形成的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的”（同上，第542页）存在形态。在当今实际的全球社会中，全人类不是抽象的，既体现在诸群体主体关系之中还体现在诸个体主体关系之中，更为复杂的是，还体现在个体主体与群体主体——既包括个体直接从属的群体主体也包括并不直接从属的、作为“他者”的群体主体——关系之中，而群体主体包括从国际组织到民族国家再到日常所见不同层次的群体主体，其间具有极其复杂和难以简单还原的关系。因此，“全人类共同价值”中的“全人类”所体现的普遍性，必须要从不同层面的、以人类学方式存在的复杂主体中，也就是在现实的社会关系的总和的高度加以理解。
3、全人类共同价值服务于人类共存和美好的普遍目的，本身具有手段善的性质
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提出不是一种理论演绎，而是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人类面临的危机事实上是人类生存的危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事实上是现有秩序正在解体，人们盼望生存得以持续，变局后的“新局”是“好”局——局的本质是秩序，一定的秩序是人们生存的前提和美好生活（good life）、幸福（well being）的保障。也就是说，人类面临挑战的实质是当代人类的生存、秩序、美好生活成为了问题，“人类社会再次面临何去何从的历史当口”（习近平，2021年a），“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第537页）成为一个需要全人类回答的大问题。面对这样的历史当口和世界大问题，理性“应战”是唯一正确的选择，这个理性的答案就是人类共存、美好之道，本质上就是人类存在之道——全人类共同价值。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坚持人民至上，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是时代赋予世界各国的责任。”（习近平，2021年c）提出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就是要“共同为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提供正确理念指引”（习近平，2021年b）。因此，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理解不能停留于抽象的普遍性认知，不能将其内涵抽象化、非历史化，而要深入到历史性一度中，深刻理解其问题导向的生成逻辑。
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在此意义上它们因其自身就具有价值，是目的善。但是，只是从目的善的层面上讨论六者的内涵及其关系，就会变成一种脱离现实的抽象思辨与概念平衡。这正是当前不少有关全人类共同价值内涵及逻辑结构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之处。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在存在论的基础上再现人类素朴的逻辑，那就是再次追问人类为什么需要全人类共同价值。经此一问即明了，人们需要全人类共同价值乃是为了保障一个根本的前提和在此基础去追求一个终极目的。这个根本前提就是马克思所揭示的主体有生命——“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这个终极目的就是美好生活和幸福，也就是要在存在（being）的基础上追求好存在（well being）。可见，在存在论的角度看，全人类共同价值既是对存在的领悟，也是实现共在、美好的手段善。也就是说，从更高层面看，全人类共同价值本身是服务于普遍性目的的特殊性手段。
4、全人类共同价值本质上是全球社会的公共性价值观
价值（value）和价值观（values）有着严格区分，前者是指客体与主体之间的一种意义关系，在一定条件下具有客观性；后者则是指对这种客观的意义关系的认识与把握，也就是价值的观念形态。当然，价值观尤其是作为严格意义理解为对价值的根本看法的价值观总是与评价相伴，总是蕴含着“应当”的指向。因此，价值有正负之分，价值观才有对错之分，正确的价值观能开显真正的价值，错误的价值观则会遮蔽真正的价值。从全人类生存、发展的角度看，其成为可能的意义满足关系即价值是客观存在的，古今中外思想家们也都或深或浅地对之有所认识，即形成了作为全人类共同价值前史的各种人类共同价值思想，本质上是各种人类共同价值观。中国提出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事实上也是一种价值观，因而严格说来应该叫全人类共同价值观。价值观自身有自在与反思之分，所谓自在的价值观就是未经反思，凭借生存本能把握到的，认为天经地义的价值观；反思性价值观则是人们不仅在头脑中运用理性将各种价值观作为对象，对思想进行思想，而且公开运用理性对各种价值观进行辩驳，从而形成的价值观。自在的价值观一旦以理论的方式表现出来，就会变成一种独断论的价值观，西方普世价值基于近代理性，本质上还是一种独断论的人类共同价值观。我们承认，西方普世价值也是对客观存在的人类价值的某种认识和把握，在一定程度上分有了人类共同价值，也正因为这种分有，它在历史上曾经起到过非常革命的作用。但是，西方普世价值这样的独断论人类共同价值观更多是遮蔽人类共同价值，这使得它及其依托的西方文明成为造成当前人类生存危机的根本原因。中国揭示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一种反思性价值观，它对包括普世价值在内的人类共同价值观进行反思性批判，使得人类共同价值得以去蔽和开显。在此意义上，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以公共性的人类共同价值观超越独断论的人类共同价值观，成为各种人类共同价值观的真理形式。
从不同民族、国家乃至个体的价值观走向全人类共同价值观或者说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自我澄明有着不同方法、路径，但本质在于一个“公”字，即公共性。按照马丁·阿尔布劳的说法，就是一种基于文化多样性却超越文化相对论的实用普遍论——“带着我们自己的信念以及对真理的理解，带着我们自己的普遍论相互接触，为将要完成的任务找到足够的一致性。”（阿尔布劳，第71页）但是，由于至今全球社会层面公共领域的总体阙如，反思性地领悟、模拟公共性批判就十分重要，全人类共同价值目前就是主要依靠这样的方式获得的全人类公共价值观。当然，全人类共同价值思想被揭示出来后，更为重要的是让全世界各民族、国家及其人们都重视这个问题，都从这样的原则高度思考问题，由此真正开启全球社会公共领域的公共性讨论，以使全人类共同价值得到普遍的奠基和认同。归根结底，全人类共同价值中的“共同”在“共”而不在“同”，始终保持着生动的多样性、活泼的特殊性，并以此作为其生命力的保障。
总之，在理解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过程中，必须从何以可能的高度看到其普遍性中的特殊性、差异性，并以之为工作的基础。唯此，全人类共同价值才可能在过程中获得真理性，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才具有真正的现实性、可操作性，从而使全人类共同价值真正为全球社会中处于“人类学状态”的人们提供通往共存、美好的价值理念指引。
三、“人类文明新形态”与“全人类共同价值”凸显中国的主体地位
问题是“公开的、无所顾忌的、支配一切个人的时代之声。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03页）当今天人类遇到“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世界之问、命运之问、时代之问时，一直以所谓“负责任”形象示人的西方发达国家要么反应迟钝，要么无暇顾及，要么固守原来的教条，缺乏一种把握全球性时代问题的敏感和提供创新性方案的智慧。只有以与时俱进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武装的中国共产党人自觉在人类高度把握时代脉搏，反映时代精神，在全球社会中、世界舞台上为时代鼓与呼，站在了人类道义的制高点上，不仅以实践创造了迥异于造成人类存在危机的文明的人类文明新形态，而且揭示了作为人类共存、美好之道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可以说是在世界层面“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彰显了中国空前的历史主体性和主动精神。世界历史进程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刻、新的阶段。就中国自身而言，人类文明新形态与全人类共同价值在现代化实践中辩证统一起来，而这种统一又给予中国以更大的责任和使命。
1、就人类文明新形态而言，全人类共同价值只构成其价值内涵的基本部分
任何一个文明形态都是一种人类存在的范式，其最内核之处就在于核心价值观，有什么样的核心价值观就有什么样的文明形态。中国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正是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下实现的。从最直观的内容范畴来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包含和谐、爱国、友善等民族性鲜明的范畴和富强、文明、法治等时代性突出的范畴，也包含了民主、自由、公正（公平、正义）等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范畴；既体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与我国实现现代化、实现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相匹配，也与全人类共同价值相契合。从形式上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分为国家、社会、个人的层面，全人类共同价值则突出的是人类的层面，两者一起在形式上构成了人类、国家、社会、个人的完整逻辑闭环。不过，在发生的意义上，全人类共同价值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不简单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也不是普遍与特殊的关系，而是复杂的历史同构关系，表现为“人类（国家）、群体（社会）、个体（个人）”的扩展结构。科学社会主义在诞生之始就超越个人、民族、国家，以“人类社会和社会化的人类”为立脚点，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真正获得了科学的“全人类”意识。这种马克思主义的“全人类”意识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天下”意识相结合，共同构成了今日全人类共同价值提出的思想基础。
不过，在实质的意义上，作为迄今人类最先进的社会形态的核心价值观，也是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内核的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原则要求毫无疑问是高于作为各民族、国家最大公约数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相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言，这里的“最大公约数”意味着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内涵及要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部分，或者说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低纲领。尤为重要的是，这一基本的价值观恰恰是中国最自觉地揭示出来的，可以说是立足于当今全球社会的现实在普遍性与特殊性、先进性与广泛性关系中作出了最实事求是的理解，而这本身就是人类文明新形态及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使然。换言之，能够揭示和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本身就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新”的重要表现，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是揭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基础。
2、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模范实践
作为人类共存、美好之道，“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内涵有着独特的内在结构。和平与发展是为了使主体有生命且可持续生存，主要涉及的是全球社会中的经济、生态问题，这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基础与手段之维。公平和正义是为了使主体在全球社会中获得良好秩序，主要涉及全球社会中的社会问题，这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条件与保障之维。民主和自由是为了主体间达致公共理性，主要涉及的是全球社会中的政治问题，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方法与理想之维。简单地说，在全球社会中，作为全人类的共存与美好之道，和平与发展是基础和手段，公平与正义是条件和保障，民主与自由是方法和理想，其中贯穿着生存、秩序、理性、价值的深层逻辑。然而，人类共存、美好之道，不仅总是要被某个特定的存在者率先领悟、揭示出来，而且对于世界上的绝大多数民族、国家和个人来说，其真理性也需要“事实胜于雄辩”的、属于某个特定存在者的实践加以感性、生动地证明——“价值观不是存在于永恒的完美之中的静态因素，而是在持久发展过程中的实用成就。”（阿尔布劳，第128页）
黑格尔强调世界历史发展总是需要世界历史民族来实现自己，牟宗三强调文化实践需要具体生命的承担。阿尔布劳则运用社会学的角色理论指出，全球社会需要领导角色，但领导角色并不是担任领导角色的主体所创造的，而是“世界社会期望担任该角色者起到引领作用，以便完成它们面对的任务”；当今中国已经具有全球领导品质，特别是“作为当代世界最强有力的综合性机构，中国政府拥有保卫人类未来的巨大潜能”。（同上，第63、70页）中国事实上以集体人格的方式扮演着当今人类存在中的海德格尔意义上的“此在”（dasein），自觉地在人类所遭遇的世界中进行领悟和筹划、操持。不仅提出和揭示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内涵，而且以自己的实践行动践行了全人类共同价值。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在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创造的，尽管其有着比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更高远的旨趣，但就其行动及其效果而言，堪称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模范。推动“五位一体”文明协调发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全人类共同价值在国内的生动实践；落实“一带一路”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全人类共同价值在国际上的生动实践。中国将继续发展这一面向未来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坚守和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人类文明整体进步。
3、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提出了更高要求
虽然在实质意义上，全人类共同价值只是人类文明新形态所蕴含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部分，但一方面就全世界而言，民族、国家主体间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毕竟远未实现，甚至一些西方霸权者还将中国引领人类进步潮流作为中国威胁论之把柄，极尽抹黑之能事——事实上他们是“以想象的西方文明的名义，反对现实文明”（纳赫特韦，第218页）；另一方面就中国而言，在个体主体层面，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全人类共同价值内涵叠加，使得“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价值在现实中的极端重要性被凸显出来，成为必须尽快实现的美好生活内容，而这些价值自身具有抽象性，其实现的评价又具有很强的感受性，只有更好，没有最好。走到聚光灯下，就意味着要面对来自内外的严苛督促。这对中国所创造的也将继续推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必须戒慎恐惧、如履薄冰，在实践中努力做到无愧于自己的伟大主张。
从国际上说，我们必须将“有我”的即由中国揭示和提出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令人信服地证明为“无我”的即真理性的人类存在、美好之道，以讲好人类故事的方式赢得话语主动权。在目前话语权依然西强我弱的背景下，这无疑需要旷日持久、艰苦卓绝的努力。即使如此，中国必须以“心底无私天地宽”的浩然正气为人类作出积极引领。从国内看，在改革开放积淀的巨大成绩的基础上，新时代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主要矛盾，在相当长的时间不可能彻底解决。完全实现全人类共同价值所蕴涵的内容和要求无疑是一个复杂、系统的工程，既需要执政党领导下有组织的系统努力，也需要民众素质和整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显著提升。
世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不仅只有依靠人们主动、积极的行动才能把现实可能性变成真正的现实，而且只有经过很多辩证环节才能展现和检验其现实必然性。马克思当年说，德国“只有同时从对中世纪的部分胜利解放出来，才能从中世纪得到解放”（《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8页）。今天的中国也只有不断从自己获得的部分胜利中解放出来，才能不断收获有原则高度的胜利。在当今世界历史舞台上，不仅要看到“时和势都在我们一边”，更要看到全人类的美好未来之责也在我肩。我们必须以更加主动的精神，推进人类文明新形态发展，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新局，为人类谋得美好的未来。
参考文献：
[1]古籍：《礼记》《论语》《荀子》等。
[2]阿尔布劳，2020年：《中国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角色——走向全球领导力理论》，严忠志译，商务印书馆。
[3]《邓小平文选》，1993年，人民出版社。
[4]海德格尔，2000年：《路标》，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
[5]黑格尔，1980年：《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
2001年：《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3年、1995年、1998年，人民出版社。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2009年，人民出版社。
[8]纳赫特韦，2018年：《去文明化——论西方民主的衰退趋势》，载海因里希·盖瑟尔伯格编《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孙柏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9]习近平，2021年a：《加强政党合作共谋人民幸福——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讲话》，载《人民日报》7月7日第2版。
2021年b：《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纪念会议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10月26日第2版。
2021年c：《习近平向2021·南南人权论坛致贺信》，载《人民日报》12月9日第1版。
[1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2017年，外文出版社。
沈湘平，1971年生，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北京师范大学全球化与文化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中国人学学会副会长。主要研究一般哲学理论、马克思思想、人学理论、价值与文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