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人博先生的《1840年以来的中国》，是一本很难用通常学科分化的逻辑去定位的作品。作者本身的专业是宪法学，但无论是从书名、谈论的主题还是思考的广度和深度来看，这本书的抱负显然远远超越了法学学科的视野，而是深入到对中国1840年以来整个思想史的纵深处进行思考，所见及所思，都是涉及到古今中西交汇、碰撞和融合的大问题、大事件和大人物。
对于习惯于戴着法教义学这个遮眼罩的多数法学研究者来说，重新回到当年历史的场景，谈论魏源、王韬、郑观应这些1840年前后的今文经学大家的思想轨迹，以及往后的洋务派、维新派、革命派、五四一代启蒙派的思想和行动，难免会感到有些陌生和不适应。
而对于专业的历史学家来说，这些话题和人物，当然是他们熟悉得不得了的，但该书又用了一种他们或许并不熟悉的方法和视角来谈论这些话题和人物，这又导致他们进入本书的语境，熟悉和理解本书的问题意识和思想，多少显得有点困难。就这一点而言，这确实应了王人博先生的一个特质，即“孤独的敏感者”，其实也是“孤独的思想者”。
就我个人的阅读体验来说，本书的真正力量也许恰恰就在于作者所处的这种“居间”（in-betweeen）的位置，一种既非法学、又非历史学，但同时既是法学、又是历史学的位置。我们还可以再补充说，这也是一种既非中学、又非西学，但同时既是西学、又是中学的位置。
该书的洞察力，以及该书作者的“敏感性”，也许就是来自于这种居间的位置，以及由此种居间位置所带来的观察角度——这让作者能够看到人们通常看不见的东西，感受到人们通常感受不到的感受。
德国社会学家西美尔所开创的陌生人研究传统中曾经有“居间之人”的说法，指的是处于两种世界、两个文化中的那些人，例如远东世界的基督徒、欧洲社会的犹太人，以及美国社会的亚裔等。
由于他们同时处在两种文化传统的浸润之中，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中，就时刻发生着两种文明和文化传统的碰撞和撕扯，因此往往会变得特别的敏感，同时也特别容易形成多数人所不常有的观察视角和卓越见解。
德国社会学家施蒂希韦甚至很幽默地认为这些人特别适合成为“交叉学科研究者”，虽是玩笑话，却也真有几分见识和道理在其中。远的不说，国内学者特别熟悉的《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的作者列文森就是一个犹太人，在他内心深处就承载着犹太传统与现代西方传统之间的巨大精神张力。
因此，当他从事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观察和思考鸦片战争以来西方的制度和思想对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所造成的巨大冲击和心理困境时，就有着非常强烈的共鸣和同情的理解。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众多研究者中，许多人都特别喜欢列文森的论述和文字，这并非毫无来由。
当然，读王人博先生的这本著作，与读列文森等西方学者的中国思想史研究，还是有很大感受差异的。比如说，在列文森的著作中，他更看重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和制度的质变，而这在很长时间内似乎已经成为被众所接受的常识和通说了。
但《1840年以来的中国》却恰恰在这一个关键处，独辟蹊径，形成了很精彩的另外一种说法——虽然回到从前的旧世界已经不再可能，但中国并没有像大多数人所以为的那样发生了那么多实质性的变化。这尤其体现在1840年以来中国的宪法史。事实上，发生在宪法史领域的这一切——诸多故事及其背后的内涵，又远不仅仅局限于宪法史。
这个时候，宪法史研究就不纯粹是一种传统学科意义的历史研究。无论是在主题、方法还是故事内涵的层次，它都具有了某种象征性和普遍性的含义。我想，也许这就是这本书的独特之处，也是它的抱负之所在。
这是我读这本书的一个比较整体性的感受。另外，我也想就其中所牵涉到的古今中西问题，说一些更具体的感受和联想。巧合的是，在读这本书之前大约半年多的时间里，我刚好在读一个叫哈森普鲁格的德国人写的另外一本书——《中国城市密码》。哈森普鲁格是专门研究城市系统的，在哈尔滨工程大学和同济大学都曾经教过书，也在许多中国城市生活过。
作为一位中国和西方城市文化的居间之人，他对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的观察非常与众不同，又发人深思。例如，大多数中国人，也包括许多外国人，对北上广深等中国超大规模的一线城市中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繁荣的商业区、丰富的夜生活、时尚而充满活力的年轻人，以及连接中国不同城市之间的高速铁路等等都印象深刻。
许多中国人为此而自豪，许多外国人也为此而惊叹。在这些人眼里，这些非常摩登的大城市显然是中国现代化的代表和象征，甚至已经与伦敦、柏林、巴黎、纽约、东京等国际性大城市越来越像，越来越没有区别了。但这位叫哈森普鲁格的德国老兄却并不这么认为，而是得出了与多数人完全不一样的结论。
在他看来，上述的这一切都是表面现象，如果深入到中国城市的深层结构和文化内涵，就可以发现中国城市所发生的改变往往只是在这些表象层面，而更深层的城市治理理念和城市文化，其实顽固得很，不但没有被改变，甚至变得更强大了：“硕大、饥渴的中国在用其文化方面的创新能量消化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养料，中国并不是简单地将它们拿来，而是进行改造，为己所用。”
例如，哈森普鲁格注意到，作为西方城市最核心的公共空间，在中国基本上被各种占用，变成了私人的会客厅、厨房、晾衣架、修车铺、菜园子等各种私人场所和用处。中国人在这些空间里的行为方式，也根本没有考虑“公共的要素”——例如在中国最摩登的城市上海，人们穿着睡衣在大街上自在地闲庭信步，各种花花绿绿的胸罩和内裤被晾晒在马路边的绳子上。
同时，我们又看到人们将办公室、商铺、理发店、婚纱棚等安置在属于私人空间的住宅楼里面。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我个人觉得，王人博先生在1840年以来中国宪法史中观察到的，与这位哈森普鲁格在中国城市中看到的现象，本质上是相通的，甚至原本就是一回事。我本人在《当代中国法治的分析与建构》中所做的一些分析和考察，其实也揭示了一些类似的内容。
该如何看待1840年以来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这些现象？王人博先生认为，像清末保守派那样的一味地固本守旧是没有出路的，但全盘西化的路子似乎也根本走不通。令人沮丧的是，折中派的道路也非常艰难，往往陷入左右为难的窘境。
因此，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根本处境也许便是，这种居间的，既非西化、又非传统的状态，将会持续很长的时间。甚至，这就是我们今后将长期处于的状态：居间状态将作为常规状态、而非例外状态而存在。
那么，作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如何在心态、理论和方法上去面对这个处境呢？我们是否能够足够清晰地、深刻地在理论和精神层面来安放自己的这一生呢？也许，这个问题也是王人博先生通过《1840年以来的中国》向每一个有志于思考、有志于学术的人提出的问题。
就我个人来讲，王人博先生对于中国社会居间状态的揭示的一个很重要的启示，或许就是去反省和调整自身研究中过强的某些规范性的预设，从而能够用一种“非目的论”的视角去理解和观察中国社会的演化，并从这种非目的论和开放的视野中，形成对当下中国社会及其转型的新观察和思考。正如王人博先生在书中所说的：“不要太在意短暂的得失，历史是用千年来做计量单位的——人类历史没有给这个东方大国提供现成的经验。”
泮伟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
来源：《原道》第40辑，陈明、朱汉民主编，湖南大学出版社2021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