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友人共同翻译了朱迪丝·施克莱的《政治思想与政治思想家》，即将出版，感到是个非常独特的精读和理解经验。
就理论功能而言，政治学大概会被公认为应该是一门就事论事、经世济民的学问，而不单是要么卑躬屈膝依附于任何政治权力、要么佯装清高对任何政治权力都抱有批判态度的理论游戏甚或概念游戏。
从文献可知，雅各布·布克哈特第一个说出了“权力本质上是邪恶的”这个短语，认为权力是一种“无法满足的”纵欲，因而既给掌权者也给其他人带来“不幸”，舍此无它。
马克斯·韦伯也同样认识到了权力的恶魔性质，它往往会不可避免地把政治人、尤其是政治家置于一种日常伦理上的负罪状态，这是韦伯评价一切政治现象的预设视角之一。
但是不言而喻，韦伯的权力概念，在某些方面却是那位瑞士史学家和思想家权力概念的另一极。因为，韦伯同样是第一个明确指出，就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先决条件而言，权力乃是使一切创造性社会行动成为可能的天然工具，从这个意义上说，关键是历来的经验也表明，它还是其他因果要素都无法替代的建设性杠杆力量。无疑，韦伯仅仅是概括了一个事实，尽管对事实的概括永远都不会像背诵教条、原理、口号一样轻而易举。如果不是出于对问题的这种多维认知，朱迪丝·施克莱作为一个政治思考者、特别是她的思考成果《政治思想与政治思想家》，还会不会具有与众不同的价值，恐怕就难以想象了。
从血统上说，施克莱是拉脱维亚人，还是犹太人，1939年她11岁时，跟着父母逃亡到了加拿大，由此开始了一生的平安生活。1955年她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然后留校任教。再往后，有两个标志性的身份符号也许最能表明她的身手不凡，一个，她是哈佛大学政治系第一位获得终身教职的女性教授，再一个，她是美国政治学会的第一位女性会长，在美国政治学界备受推崇，虽然她去世已经整整30年了，但名气至今不衰，这在所谓“人人生而平等”的美国确实不是个寻常事件。
·相比之下，施克莱在中国的声誉就不是那么耀眼，其中原因多多，但有一点恐怕无可置疑，那就是她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对自由主义政治的思考的确与众不同，以致盛名之下也最具争议，甚至多少还有些出人意料。仅仅从她的《政治思想与政治思想家》这个论文集之前的一系列著作目录看上去，也许就能在一定程度上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
·《乌托邦之后——政治信仰的衰落》（after utopia: the decline of political faith，1957）
·《法条主义——法律、道德及政治审判》（legalism: law, morals and political trials,?1964）
·自由与独立——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政治思想的研究》（freedom and independence: a study of the political ideas of hegel’s phenomenology of mind，1976）
·《平常的恶》（ordinary vices，1984）
·《孟德斯鸠》（montesquieu，1987）
·《不公面面观》（the faces of injustice，1990）
·《美国公民权：寻求接纳》（american citizenship: the quest for inclusion，1991）。
由此，大概至少可以看出一个端倪：施克莱是无意于体系化理论建构的，但又绝不能说她的思考杂乱无章，比如她始终认为，“残忍”，尤其是系统性的“残忍”，乃是一种“绝对的恶”，而且是“万恶之首”，会无差别地导致所有人的基础性道德堕落与心理智力残障。这个认识论的观念，使她对任何极端化和绝对化的“价值”及其操作都抱有本能的警惕和排斥，可以说，这既是她的自由主义立场之起点，也是这种立场的终点，殊可谓一以贯之。应当指出的是，施克莱顺理成章地相信，自由主义是一种政治主张和要求，而不是人生哲学，这也是令许多人大感意外的观念，因为这就疏离了西方传统的“神性”与“人性”的二元结构，打破了公域和私域本来就不十分确定的界限，把社会的复杂性、把自由主义本身的复杂性推到了前列，所以就不难理解，她为什么没有局限于单纯就政治权力讨论自由和自由主义问题，而是逐一讨论了五种恶行：残忍，虚伪，势利，背叛，厌世。这是一种政治悖论么？未必，也许恰恰可以认为是一种历史主义的态度，一种历史方法论，而不是对历史的教条化剪裁。从这个角度来看，《政治思想与政治思想家》的独特价值就比较清晰了。
这个论文集可能会给读者留下一个非常突出的观感，就是她从不激励读者去追求“至善”，而是呼吁人们反省和警惕“至恶”，以“现实主义”的眼光审视了以往诸多极有代表性的政治思想家及其政治思想，结果，在她的笔下，这些大师基本上都成了政治实务的门外汉，他们也许非常有助于激励人们从事宏大的意识形态战争，但却难以缓和与经验世界之间的内在张力，现代的一切革命都那么成本浩大且破坏性有余、建设性不足即是明证。当然，西方的一个思想传统确实非常鼓舞人心，说是假如真理不符合国情，那么需要改变的是国情，而不是真理；国情要适应真理，而不是让真理适应国情，一如马克思所说，重要的不是解释世界，而是改造世界。因此，尽管所谓“真理”只要无法确凿证明自身具有唯一性就必定会人言人殊甚至成为大言阔论，但施克莱对历史学家、尤其是对政治思想家做出了“希望派”和“记忆派”这个独出机杼的著名区分，并且对后者明确表达了偏爱之情，却是自有其道理的。
施克莱在本书一开篇就明言，对外部世界、对他者的“恐惧”，才是追求自由和自由主义的源动力。考虑到古今中外以往的种种经验，尤其是最近这些年西方的民粹主义越来越时髦，不由得就会令人再次联想到一个老生常谈，国王的权力是权力，“人民”的权力同样是权力，而且，暴民的权力往往比暴君的权力更骇人听闻。这是她的历史感吗？大概无可争议，所以我们才能看到一个也许会令许多人好奇的现象，她肯定了乌托邦的意义，似乎是走向了“希望派”，但书中的叙事却能明确无误地显示，这并不是追求至善的情怀论，而是避免至恶的现实感，换言之，按照她的审视，诸多大名鼎鼎的政治思想家，关注的都是政治理论，或者政治哲学，但不是政治本身，或者说，离日常经验相去甚远。于是，她与他们的交锋，就不得不令人感到耳目一新，比如她对蒲柏、哈林顿、孟德斯鸠、卢梭、达朗贝尔、柏格森、奥威尔以及阿伦特等人的文本重述和阐释，随时都能给人带来一种难以抵挡的思想冲击。总的来看，施克莱对于政治思想的传统与操作，基本上是秉持一种非常冷静的中立态度，一如遵循韦伯力主的“客观性”立场，以致有人认为，她与马克思主义多有相通之处，但态度却摇摆不定。不过实际上，这恰恰是她的方法论立场所决定的表现，即理解意识形态性质的政治思想，但从客观功能角度看待政治本身。也许如此才不难理解，她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却远远谈不上是个意识形态专家，她认为唯一可以接受的政治，就是限制或以某种方式缓和“残忍”倾向的政治，因为就可能产生的后果而言，任何意识形态恐怕都有天然的“残忍”冲动。
施克莱的文本还有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很善于讲故事，也就是善于使用大众化的学术语言解读和评判她的阐释对象，换个更通俗的说法，就是对于绝大多数读者来说，她的文本可读性很强，这在专注于政治理论问题的作家当中并不是个常见现象，《政治思想与政治思想家》堪称一个经典范例，就此而论，我们甚至可以认为，这是施克莱在这个领域做出的无可替代的边际贡献。
2022年6月于之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