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乌冲突以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和欧盟国家对俄罗斯实施各种经济和金融制裁，包括禁止部分俄罗斯银行接入国际资金清算系统swift，同时冻结俄罗斯央行存放在美欧国家的价值约35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接近俄罗斯外汇储备总额的一半。这两条被称为“金融核弹”的严厉制裁措施，一方面无疑会严重影响俄罗斯的经济和汇率稳定，但另一方面也对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和美元地位带来冲击。与此同时，两则关于人民币国际化的消息值得关注。一是数字人民币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中亮相，令各国参会者感受到中国移动支付的便捷。二是今年5月14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人民币在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中的权重从10.92%上调至12.28%。把这三件事情联系在一起，国人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是，俄乌冲突是否给人民币国际化和数字人民币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
由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面临严重的挑战
美元在当前的国际国币体系中仍然处于主导地位。简单来讲，一国主权货币的国际地位主要由世界上其他国家经济主体（央行、企业和个人）对该货币的支付结算需求、投融资中介需求和外汇储备需求来决定，这反映了该货币的经济基础，但同时也会受制度性因素和历史事件路径依赖的影响。
一战结束以后，美国的经济总量就已经跃居世界首位，大量黄金从欧洲流入美国，但是美元主导地位的确是在二战以后才逐步确定的。为了促进战后世界经济的恢复，1944-1945年美国和欧洲主要国家在1944-1945年建立了一套国际金融系统，即“布雷顿森林体系”，其中确立了包含“美元与黄金挂钩”，“美国政府承诺1盎司黄金=35美元的任意兑换”，“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体系，并成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两大国际金融机构来促进经济增长和维护金融稳定。1947年美国推出马歇尔计划，为西欧国家提供130亿美元的贷款和援助，用于购买美国的商品和技术，进一步巩固了美元核心地位。
七十年代，美国的财政赤字居高不下，通货膨胀加剧，国际收支持续逆差，美元的发行量远超美国的黄金储备量，令世界各国对美元的币值稳定产生担忧，纷纷抛售美元兑回黄金。布雷顿森林体系难以为继，美国政府于1971年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放弃按照固定汇率兑换黄金的义务，全球货币体系开始向浮动汇率过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1976年通过“牙买加协议”，废除了黄金在国际储备中的核心地位，扩大了特别提款权（sdr）的基金并提升其在国际储备中的作用。与此同时，美国与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达成协议，确立了美元在欧佩克国家出口石油计价和结算货币中的垄断地位，而欧佩克国家获得的美元再通过进口美国商品和金融投资回流美国，也被称为“石油美元”机制。因此，美元逐步取得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美国政府也具有了一定的利用美元进行战略遏制的能力。
不过，当前美元的主导地位也面临着一系列的严重挑战，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过去四十年里世界经济实力的此消彼长。美国经济在世界经济和贸易中的比重持续下降，与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相比已经出现失衡，这动摇了美元主导地位的经济基础。根据购买力平价计算，美国的gdp占全世界gdp总量的百分比从1980年的22%下降到2021年的14.6%。2021年，美国进出口总额占全世界贸易总量的16.5%。相比而言，美元在当前国际贸易和支付中的占比约为40%，美元资产在全球央行储备中占比约为60%。尽管这两个比例与80年代的高点相比有了显著的降低，但仍远高于美国在全球经济活动中的占比。
同时，美元的主导地位会放大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及其退出过程的溢出效应，严重影响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当美国面临经济衰退或金融危机时，美联储采取通过量化宽松政策将大量资金注入市场以鼓励消费和借贷活动，包括把联邦基金利率降低到接近零的水平，购买中长期国债，增加基础货币的供给，也就是我们俗话说的“印钱”。为了保持本国货币对美元汇率的稳定性，其他国家的也会采取降息等措施为经济注入流动性。这样的流动性溢出在全球性金融危机或经济衰退时能够有效的稳定金融市场，支持经济复苏。但是，当经济稳定后过剩的流动性给美国带来通货膨胀时，美联储就会开始紧缩货币政策，通过加息或者抛售国债等方式收回流动性。此时美元会显著升值，对新兴经济体形成较大冲击，比如货币贬值和金融价格下跌，资本大量流出回到美国市场。可以看到，每次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退出时，都会有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出现汇率或金融危机。这也是美元的国际主导货币地位的一个严重的负外部性。
最后，美国滥用美元的霸权地位，严重削弱了美元的信用基础。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结算和支付体系、全球外汇储备体系和金融交易市场是全世界经济贸易和金融活动的重要基础设施。这本应是全世界经济体都有权使用的公共产品，但是美国政府在过去几十年里，频频使用其作为制裁工具，服务其战略遏制的目的。《美国财政部2021年制裁报告》显示，美国政府实施的制裁数量从2001的1552项增加到2021年的9421项。比如，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经营全球金融机构间的电报网络，拥有200多个国家1.1万个会员单位，每日处理的信息量超过4200万条，就好比国际金融机构圈里的“微信”。而swift的董事会基本由北约国家控制，曾经将朝鲜、伊拉克、伊朗、利比亚、俄罗斯等国家的金融机构剔除出swift系统，禁止其使用该系统接收和传递国际金融信息，那么所有客户的跨境资金活动只能采用易货或者现金方式交易，杀伤性极大。
但是，频频使用美元作为制裁武器，也是一把双刃剑，也会削弱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首先，被制裁会尝试其他方式绕过swift系统，或者自建国际清算支付系统。比如欧洲建立了instex机制与伊朗进行贸易结算，俄罗斯则开发了国际交易清算支付系统（spfs），来绕过美元和美国的制裁。同时，伊朗开始在石油贸易中使用人民币和欧元来结算，俄罗斯则在中俄贸易中更多的直接使用人民币进行结算。其次，其他还没有被美国金融制裁的国家也会担心未来可能被制裁而考虑备份方案，或者开始担心其美元资产外汇储备的安全性。曾担任过imf首席经济学家和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的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罗格夫在今年的一次采访中说到：“美元作为世界主导货币的地位已经在下降了，很可能会在二十年内终结。将俄罗斯踢出全球金融体系这种“美元武器化”的行为，可能会进一步刺激对美元替代方案的需求。”
人民币国际化和数字人民币的战略机遇
衡量一个国家货币的国际化水平有三个重要的指标：在国际支付结算中的份额；在各国央行外汇储备中的份额；本币金融资产被境外持有的规模。我国政府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开始大力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取得了明显的进展。根据imf和我国央行的统计数据，人民币已经成为全球第五大支付结算货币，在跨境支付结算金额中占比2.5%，排在第五位；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达2.79％，位居全球第五大储备货币；截止2021年6月，境外主体持有境内人民币金融资产合计为10.26万亿元，同比增长42.8%。目前人民币国际化正面临着新的战略机遇，主要由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中国实体经济的巨大体量和快速增长的进出口贸易为人民币国际化带来坚实的基础需求。中国自2010年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2017年起成为世界货物贸易第一大国。2021年，中国的gdp总量约为美国77%，占全世界gdp总量的18%，外汇储备余额3.25万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一，而且我国2021年接受的外国直接投资（fdi）首次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俄乌冲突引发的地缘政治冲击将推动国际货币体系转型，为人民币国际化带来加速推进的契机。美欧对俄罗斯的外汇储备和美元资产的冻结，破坏了美国国债的绝对安全性，这是当前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顺利运行的重要前提。对于非北约国家，一个自然的选择就是对其外汇储备进行多元化配置，将部分美元储备换成欧元、日元、人民币等币种，或者将部分外汇储备替换成实物资产，比如黄金、大宗商品或者股票。例如以色列央行今年首次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并降低美元和欧元的比例。这无疑会削弱美元相对于人民币的相对优势。同时，俄罗斯将在经济和贸易上更加依赖中国，更多的采用人民币直接支付结算机制，这有利于扩大我国近些年建立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的使用规模和网络。
另外，金融领域的技术进步和数字人民币为人民币国际化带来技术更新换代的窗口期。过去十几年里，中国的金融科技突飞猛进，在移动支付、网络借贷、大数据风控等领域无论是业务规模还是技术创新方面都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并出现了像蚂蚁集团、微众银行、京东数科等世界知名的金融科技企业。中国市场中发展出的大科技信贷（bigtech lending）模式，为解决普惠金融主体的融资难这一世界性的难题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比特币的出现和区块链技术的发展在全世界引发关于加密数字货币和央行数字货币的热烈讨论。中国的数字人民币的进展也处在世界前前沿，已经在全国三批共23个城市展开试点，应用场景超过132万个，累计交易笔数7075万笔、金额345亿元。历史表明，新旧技术的窗口期有助于打破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均衡格局。
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加快数字人民币出海
首先，人民币国际化最重要的基本盘是确保中国经济和国际贸易的稳健增长。历史告诉我们，一国货币的国际化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以日元为例，日本政府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大力推进日元国际化，日元在国际外汇储备中占比最高曾达到1991年的9%，但是由于近三十年来日本经济的低迷，日元国际化进程严重停滞，目前日元在国际外汇储备占比减少到5.5%。
同时，人民币国际化应该逐步完善配套的制度性安排，比如建立更加市场化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稳步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增强香港的人民币离岸中心地位，为市场提供更加丰富的人民币风险管理工具，这些都有利于增加国际社会对中国金融市场和人民币的信心。当然，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注意平衡创新与风险，维护国家金融体系的稳定性。
在笃实基础的同时，人民币国际化也存在一些可以重点突破的领域。一是尽快推进数字人民币的落地，鼓励中国的金融科技企业出海，利用数字人民币的技术优势解决跨境贸易、跨境支付和跨境汇款中的成本高、速度慢、效率低等难题。二是在区域贸易协定中推动人民币的使用，比如“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包括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东盟十国），包括加强cips系统的推广和使用，加大双边货币金融合作协议，鼓励中资金融机构开设分支机构等。三是推动国际大宗商品贸易中的人民币计价和结算，比如建立离岸的大宗商品现货和衍生品交易市场，重点抓住金融衍生品、新能源和碳金融等新兴交易市场。四是发挥中国具有更加话语权的跨国金融机构的机制，比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基础设施投资中增加人民币贷款的份额。
黄卓，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助理院长、长聘副教授，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计算与数字经济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