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问题联络小组于当地时间15日在布鲁塞尔北约总部讨论向基辅提供重型武器问题。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乌克兰应拥有更多的重型武器。北约和伙伴已在足够供应此类武器。”实际上，不断延续并借助俄乌冲突的热度，北约更大的重头戏是有意把它在月底的峰会搞成一场大型“越界派对”。
除30个成员国外，有意入约的瑞典、芬兰和远在亚太地区的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伙伴”都在受邀参会之列。目前，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韩国总统尹锡悦都表态将参加这次峰会，澳新领导人参加也是大概率的。继冷战结束之初在欧洲搞大规模东扩、以“反恐”为名在阿富汗参战之后，北约正急切地想把俄乌冲突做实成第三次“机遇”，搞出一个像模像样的“全球化”来。
在“跨大西洋关系”这一内核之外，北约多年来苦心经营起一整套“伙伴关系网络”，先后将触手伸向欧亚地区（“和平伙伴关系”）、中东北非（“地中海对话”）、海湾地区（“伊斯坦布尔合作倡议”）和亚太地区（“全球伙伴关系”），成为北约彼时向欧洲以外地区搞扩张并向非军事安全领域搞渗透的主要工具，也成为它此时要搞“全球化”的主要抓手。
北约在构建和推广“伙伴关系”时精心谋划、周密部署，采取了“越界 跨界”的策略。
首先，是从地区安全议题入手，通过与北约毗邻国家的对话交流，逐渐突破地理界限，向周边的欧亚内陆和地中海南岸渗透。其次，是为了服务于美国的全球战略，北约早已不满足于只在欧洲一隅发挥作用，通过议题跨界来进一步突破地理局限。
自冷战结束以来，北约就不断通过泛化安全概念、扩张安全议题来“提升站位”，拉拢一些在地理上与北约分离但在地缘上至关重要的国家参与，在海湾及亚太地区投棋布子，形成跨区域的网络结构。除传统安全外，北约当前的战略方向已经涵盖海洋、网络、太空、反恐、气候乃至投资、基础设施等领域，在如此庞杂的议题下，北约可以采取灵活对接的方式，将“伙伴关系网络”越织越大。
如果只是一张大而无当、徒有其表的关系网，显然不合北约的胃口，要将网络越织越密并让网罗到的国家可以成为“北约扩张的工具”，就需要有坚固的纽带链接。北约为此借助的手段就是“政治化”。
“政治化”是和“全球化”几乎同时提出的北约“改革方向”，其核心就是要将北约锻造成输出西方价值观、制度观和安全观的可靠工具。近年来，联合“志同道合者”成为北约织牢关系网的优先原则，因此在现有的关系网络中，北约给予一些亚太国家更大的热情和关注，正在出现要把它们从“伙伴”发展成“盟友”的动向。
无论从安全环境、地区格局还是战略文化来说，北约和亚太都扯不上什么关系。亚太地区一方面不是冷战的主战场，另一方面地区政治生态丰富多样，不结盟运动影响深远，没有形成集团式对抗的历史基因和现实需求。但出于美国的战略需要，北约正试图激活并提升它的“伙伴关系网络”来掺和亚太地区的安全事务，进而改造地区的安全结构。
北约为它插手亚太找到了两个理由：
一是，充分利用一些地区国家对俄乌冲突的片面认知来重提“国强必霸、捍卫民主”的陈词滥调，用“今天的俄罗斯就是明天的中国”来制造紧张气氛、恫吓地区国家，从而创造出亚太地区对“北约式集体安全”的需求。
二是，盗用“安全不可分割”原则，制造出“欧洲与亚洲安全不可分割”这类似是而非的理论，把失败的教训当作成功的经验来对亚洲说教。尽管这套说辞上不了台面，但谬种流传之下，北约释放出了要将其在亚太地区的“伙伴关系”由虚转实、破坏地区安全生态的危险信号。
如果集体安全的定义是“在集团式对抗中获胜”，那么北约可以将它对俄罗斯形成的围攻之势标榜为“成功”，但如果地区安全的目的是维系和平、不战不乱，那么俄乌冲突让欧洲重燃战火则绝对是地区安全的失败。眼前的欧洲安全困境的确可以给亚太国家提供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但得出的结论与北约试图用来蛊惑“亚太伙伴”的谬论恰恰相反：排他性对抗性的集体安全只会在亚太制造出更多纷争和恐惧，集体安全的“成功”是以地区安全的“失败”为代价的，亚太国家没有任何理由接受一个失败者的说教和引诱。
如果“欧洲与亚洲的安全不可分割”，那么也应当是欧洲认真借鉴亚太地区维护了总体和平的经验才对，否则就无异于问道于盲、缘木求鱼了。
崔洪建，中国欧洲学会副会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所长。
来源：《环球时报》，2022年6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