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陌生人社会，我们一度认为它已经到来。随着学术反思的进行以及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认知，有必要重新审度陌生人社会理论。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广泛而深入地进行社会治理，互联网技术迅猛发展、移动终端不断普及，极大改变了中国社会的状况。这些变化所引发的关于陌生人社会的认知，也应当在学术上有所呈现。
熟人社会：一种关于乡村社会的想象
社会互动是人类的基本社会行为，具有多层次多方位的动态结构。社会变迁往往会引发社会互动方式的变化。洞察这种变化，是社会学学科的重要内容之一。改革开放是中国现代社会发生的重大事件之一，为社会转型提供了新的契机。这一转型促进了实践与观念的变化，社会互动各方面也发生了嬗变。在这种视角下，有些学者判断中国社会出现了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型。现在看来，这种观点或许符合那个时代的社会现实和学术趋势，但更与他们对熟人社会的想象有关。
他们认为，在中国文化里，社会中的意义单位不是个体，而是建立在牢固血缘基础上的“家与家族”。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联结，由血缘、地缘以及由此衍生出的“情缘”交织而成。人与人之间的“差序格局”关系得到文化确认，形成面子与权威，左右并维系着特有的社会价值与交往模式。具备这些特征的中国社会，呈现“熟人社会”样态。人们生活在各自熟悉的社会空间里，以熟人为“介质”构成网状社会关系，彼此认同，依据婚姻等缔结“差序”，组成利益“格局”。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依赖伦理交往维系着“情面”，礼治秩序调节着道德伦理和行为规范。总而言之，熟人社会通过人情往来凸显其运作逻辑，人们在交往中有着较强的长远预期，交往互动呈现很强的粘连性、依附性、功利性和实用性。俗话“人熟是一宝”实是中国熟人社会的映射。
对熟人社会的理想化构建，附带和内化了学者关于熟人社会的美好希望。这种希望可能来自怀古念旧的深情，也可能是对田园诗话的向往。但关于熟人社会的想象，明显是针对乡村社会的。历史上中国的各个时期都有城市，关于城市的想象或许并非如此。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关于熟人社会的想象，可以笼统地适用于乡村社会。也就是说，熟人社会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只适用于乡村社会。
城市陌生人社会：无衔接的理论产物
就此而言，适用于乡村的熟人社会无法衔接城市的陌生人社会。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关于中国陌生人社会的理论更多源自经典社会学家的观察和思考。当然，关于陌生人社会的判断，既是学者受到西方理论影响的结果，也是他们对流动中的中国社会的观察结论。但这种判断是否符合中国社会的真实情况，就需要简单返回陌生人社会概念的起源与内涵。通过回溯陌生人社会理论的相关内容，我们可以重新构建符合中国经验的陌生人社会理论。
齐美尔在《陌生人》一文中指出，一个外来者的进入与停留意味着将一种新的、异质的因素导入了一个一直固定于特定地域空间中的群体（一个熟人共同体），并使之面临一种新的“正面的关系”。如果说齐美尔的陌生人概念主要是针对熟人社会中的边缘人，那么弗里德曼的“陌生人社会”则是将陌生人置于社会分工体系之中。弗里德曼在《美国法律史》中详尽论述了现代社会的“陌生人”本质，指出在现代社会里，我们的健康、生活以及财富等受到我们从未而且也永远不会谋面的人的支配。透过这两位学者对陌生人社会的理解，我们可以看到，陌生人逐渐从边缘人扩展到圈外人。这种对陌生人认知的改变，事实上也是社会边界不断扩展的过程。这既与经济活动和流动范围不断扩展有关，也与现代社会分工体系的不断细化有关。总之，城市化进程使得陌生人社会的边界逐渐扩展，更多的人成为彼此陌生的人。
这些学者的观察是对正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城市社会的分析，他们细致地发现了这种陌生人社会的发展趋势。但他们并非在讨论城市自身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变，而是仅关注陌生人理论。也就是说，他们缺少对熟人社会与陌生人社会衔接的讨论。由此而言，我们也无法从他们的理论中获得关于城市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的机制，更无法在宏观层面观察一个社会如何从熟人社会转向陌生人社会。这就意味着，探讨中国的陌生人社会无法从他们的理论中获得较为有力的启发。
那么，中国的陌生人社会是否真实存在过？中国社会在何种阶段，又在何种程度上真正经历过陌生人社会？我们关于陌生人社会的想象来自何处？很显然，我们现在讨论陌生人社会，是因为预设了关于熟人社会的想象，而关于熟人社会的想象不仅源于西方陌生人社会理论，还受到关于乡村熟人社会的影响。也就是说，我们所提及的陌生人社会依然未能完全真实建基于中国社会。因此，要理解中国的陌生人社会，不仅要反思中国熟人社会，还要从根底上厘清西方陌生人社会理论的干扰。
社会发展决定陌生人社会状貌
在理顺关于陌生人社会的逻辑思路之后，我们就可以尝试讨论中国的陌生人社会理论了。中国的陌生人社会理论须建立在中国的经验事实和观察的基础上。
首先，陌生人的流动已然成为一种文化或一个普遍特征，但中国社会的流动是有序的。有序的流动所形塑的社会也是有序的陌生人社会。例如，得益于大数据和信息管理技术，人口流动规模和方向的数据都是可掌握的；借力于乡村振兴的发展，很多流动在城市中的人在回归乡村；同时，城市社区治理力度也不断加强，社区内的互动增进了居民间的互动。更为重要的是，经过较大力度的网络社会治理，互联网和移动客户端的普及不仅增加了原有的社会联系，还扩展了陌生人之间的关联，从而增进了他们的关系强度。这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理性和效率原则，有序的信息传递和人口流动被多数社会成员所接受，从而呈现了有序的陌生人社会景观。例如，基于地缘、血缘等建立起来的关系并不会被时空间隔所阻断，也不会被彻底遗忘，而经济的、政治的等行为动机会增强，但也不会完全替代既有的关系牵绊。
其次，陌生人社会源于越来越细致的社会分工，但巨大规模人口的分工社会塑造的是有规范的陌生人社会。借助于人口红利和庞大劳动力市场，中国社会的劳动力市场比较丰满，为劳动者的充分就业提供了较为有力的保障。社会分工让个体不可避免地被纳入分工体系之中，个体在分工体系中都处于一定的位置而又紧密相连。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中将由分工所形成的社会视为有机团结社会，以区别于缺乏集体意识的机械团结社会。如何达成这种有机团结呢？契约、合规、法律是社会分工体系形成的重要基础。例如，区域间的分工合作促进了相同规范的运行，市场规则等在很多地方都保持一致。即便一个陌生人进入完全陌生的城市或乡村，大家往往也都遵守相同的规范。这就避免了因规范差异引起冲突和矛盾，也避免了个体的社会困境。就此而言，有规范的陌生人社会是充分保障就业社会的独特产物，当然，也是中国社会广泛而深入治理的结果。
中国社会一系列交错叠加的重要事件，部分改变着根植于乡土社会的熟人社会结构，原有依赖熟人形成的社会关系有所弱化，助力了陌生人社会的到来，加剧了人际关系陌生化。但是，得益于中国社会现代化的特殊性，一个以新的独立、权责分明、平等透明、合乎规范、重视规则为主要特征的陌生人社会将逐步形成。
摘自2022年1月19日《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商学院、江苏警官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