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的中国观已经成为读书界的一个热点，而且出版了一些有体系的著作可供读者参阅。清末民初中国人游历、考察日本的原始资料，既有王宝平主持影印的《晚清中国人日本考察记集成》（本文主要参考吕顺长编著《教育考察记》上下卷，杭州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又有钟叔河主持点校的“走向世界丛书”（一百种中日本占三十四种）。但是系统的研究，似乎还不是很充分。这对于了解那个时代中日之间的相互认识，是一个很大的缺憾。
甲午战争，日本赢了。日俄战争，日本又赢了。优胜劣败，日本人自然容易生出优越感，人们也很容易认为胜利者是优秀的，值得学习。尤其对于当时病急求医的中国而言，着眼于日本的好处，游历者常常发出欣羡与赞叹。
丁鸿臣这样记载他踏上日本的第一观感：“就其风土人情之可见，则无乞丐、无争斗、无吸鸦片者。其民皆有执业，不敢逞忿以干禁，故能健体以勤业。即此数端，可以考其国本之强。”接着又看到几十个十来岁的小学生在公园“习操”，“皆持枪列队，作向敌状，进退秩然，一惟教习之令是听”。“人人皆有杀敌致果之意。日本自维新以来，小学即教以兵操，故国人鲜有昧于兵者，自强之道基诸此矣。”（《东瀛阅操日记》）
游历者基本上都是从长崎入日本，再乘船到神户，由神户换火车到东京。三月的车窗外“菜花散金，茶芽铺翠”，“夹道丛灌，葱蒨宜人”（楼藜然：《蘠盫东游日记》）。第二年冬月另一位游历者乘坐同一趟火车由神户到东京，“路之所经，目之所入，无论山上田间，无一隙地无树，其中以松为最多，此外各色俱有。但多似图画中见过，一时目不暇给，亦未辨其名色，只觉耐看而已”。感叹“其国除荒山大洋而外，无寸土隙地。农业之发达如是，由此并可侦其国之利无不兴、民无不治。活活泼泼之一般新气象也”（定朴：《东游日记》）。
东京的状况，王韬的《扶桑游记》中就已有记载：“东京为日本新都，壮丽甲他处，尤为繁华渊薮。每当重楼向夕，灯火星繁，笙歌雷沸，二分璧月，十里珠帘，遨游其间者，车如流水，马若游龙，辚辚之声，彻夜不绝，真可谓销金之窟也。”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其文明程度，不仅硬件设施如“遍地电车，四通八达”，警察、消防、水道、公园、卫生、教育等有形无形的制度建设也大为完备，黄黼一九0七年的《东游日记》记载：“出观三越吴服店，东京市吴服店冠也。資本五十万，楼四层。最上层花坛数弓，殊有幽趣。花夺鲜艳，篱际五色纷披可爱也。有池有鱼有喷水机。更奇特，门前车马如织，而席无纤尘，如在空谷，阒无人声。其好洁性与文明程度，殊令人佩。”
最令游历者感到欣羡的还是日本国民的精神状态，比如勇武、爱国，这些都是教育培养的结果。日本从幼儿园开始重视体操和运动，杨泰阶一九0七年二月二十九日参观以“勤俭尚武”著称的第一高等学校，学生“课余之暇多从事于运动技术，有击剑部、柔术部、野球部、竞船部、弓术部……盖日本尚武之风，不独此校如是，自小学以迄大学无不注意，从可知彼国武士道、大和魂之所以养成军国民者，匪一朝一夕之故有以致之”（《东游日记》）。左湘钟一九0八年五月底连续几日参观东京富士见六丁目寻常小学附属幼儿园，发现“即游憩之处，无非教诲”。而小学体操，“虽游戏事亦寓兵法，尚武之风，即于此窥见一斑矣”（杨泰阶：《东游日记》）。吴汝纶《东游丛录》中记载的日本人重视体育的观点：“抑体育者，教育之基础，富强之渊源，而天下之得失系焉。（中略）身体既健，精神既旺，则文教可以兴，武备可以精，殖产兴业可以隆盛焉。果然，则富国强兵之策，全在于兹，况如中国之土广而民众乎。”（《日本体育会体操学校松井次郎兵卫来书》）而游历官项文瑞一九0二年九月十六日参观高等师范学校秋季大运动会后亦有同感：“争竞之世界，既不能闭关谢客，即不能不奋勇以力与之角。而欲与之角，不能不在学校中寓武于文，而发端在体操，故体操不可不急讲求也。”（《游日本学校笔记》）
忠君爱国之念则主要由学校的伦理修身科培养而成。丁鸿臣观成城学校：“其功课如中学校，而以预备士官学校之用，故于体操、兵式尤重。其教之宗旨，则以伦理学端其心志，体操学练其胆力，使其忠君爱国之心油然而生。虽当危亡，效死勿去。若是者，为精神教育为第一义……知识教育为第二义。”（《东瀛阅操日记》）林炳章一九0三年闰五月二十二日观士官学校：“诸科中均以伦理修身为本……噫！武备，但尚武耳。而拳拳于纲常名教若此，可知子舆氏所云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为不诬。”文凯的《东游日记》具体记载了一九0七年正月二十二日参观东京牛込区第四中学校的情况，与校长“辩论约二时许。大致言教育需求切实，智育、德育、体育三者之间，而德育为重。凡人民忠君爱国之诚，须由中小学校养成之。各科目最重修身科。谈毕，引至一大室，言即修身教室。又三大节时，与行开学卒业式时，教员生徒均齐集于此，分班递进，庄严整齐，同唱国歌，奏乐和之。即向壁间所悬御影行礼。礼毕，校长捧教育敕语，宣读讲解，令学生知教育宗旨之所在。继校长对学生发训词，勖以忠孝观”。留下了珍贵的礼拜天皇“御真影”与捧读《教育敕语》的场景。
看到日本的新鲜事物，会不由自主地与国内的情况进行比较，并做反思。游历考察记中类似的文字随处可见。先看比较概括的论述，黄庆澄一八九三年《东游日记》五月二十日条记载：“尝细察其人情，微勘其风俗，大致较中国为朴古;而喜动不喜静，喜新不喜故，有振作之象，无坚忍之气。日人之短处在此，而彼君若相得以奏其维新之功者亦在此。若夫中国之人，除闽粤及通商各口岸外，其缙绅先生则喜谈经史而厌闻外事，其百姓则各务本业而不出里闾。窃尝综而论之，中国之士之识则太狭，中国之官之力则太单，中国之民之气如湖南一带坚如铁桶、遇事阻挠者，虽可嫌，实可取。为今日中国计，一切大经大法无可更改，亦无能更改;但愿当轴者取泰西格致之学、兵家之学、天文地理之学、理财之学及彼国一切政治之足以矫吾弊者，及早而毅然行之。”这种观点基本上还是属于“中体西用”论。吴汝纶一九0二年考察日本，八月二日访前文部大臣滨尾新，滨尾强调：“处万国交通时，非一国之学所能独立，必兼各国之长，与之角胜，乃能与列强并立于世界。”而吴汝纶则认为：“悬揣中国，先宜设立医科工科，二者皆实业，有速效，足使国人信向。吾两国本有文明，今所增者，西国之文明。本国原有之文明，皆精神上事，西国之文明，皆制度上事。以吾精神，用彼制度，是用彼之长而不为彼所用，不似波斯埃及，本无文教者比。”（《东游丛录》）在“大经大法”或“精神”上，当时许多中国人还是颇有优越感的。
在一些具体的细节上，游历官们也有许多有意思的发现，并且能够小中见大，深入反思。比如，李文幹一九0六年十月十九日早晨八点钟就到了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第三部参观，因为到校早，见女学生一手提书包一手提一网袋装的小盒，他好奇地打听，当得知那是午餐的便当盒饭，而且教师也自带，他不胜感慨：“日本尚朴之风，令人欣羡。揆之我国学生，每因饭堂肴膳不精，屡起风潮者，极可浩叹！”（《东航纪游》）再看，左湘钟一九0八年七月初八日在去神田访友的路上遇见“乘马车而过”的日本当时的首相桂太郎，他不胜感叹：“倘论其勋，则侯爵也，论其位则内阁也。而其出也，一马车、二仆夫，何其简也！我国衮衮诸公，虽亦不尚虚文，然以一州县出衙，旗锣牌伞，仆从如云。亲民之官，张皇如是。腐败积习，相沿已久，而不能改。湘每思勉除此等习气，非不得已事，不必多带从人。（中略）观日本司法警长，与民交接，蔼然可亲，心焉慕之。管子有言：‘堂上远于百里，堂下远于千里。’痛哉壅闭之为害，未有甚于今日之州县也。”（《东游日记》）在出行的排场上，将日本的内阁总理大臣与中国的州县之官进行比较，由此想到中日两政府官民之间的距离，“痛哉壅闭之为害”，这应该是作为清末直隶省选授知县一员的左湘钟的肺腑之言。
又如对商战和商学的观察与反思。楼藜然一九0七年三月二十九日“访故人蒋君观云于本乡区北辰馆”，他们都深感“败于兵战者犹可重振旗鼓，败于商战，则有如人身然，膏血吸尽，躯壳立僵”（《蘠盫东游日记》）。如何才能做到商以富国呢？首先还是要重视商学。同年五月二十一日，黄黼参观东京高等商业学校：“是校教授以讲求实业、养成商材为宗旨。”因为时值暑假，无法课堂观摩，只是参观了商品陈列室、图书室及可容五六百人的大讲堂。他写道：“观于此而知日本商业发达、进步神速，由其养之者有素也。……商无学则识浅趣卑。人以夺外人之利为目的，我则以夺内地之利为上策。至内地之利无可得，而外势又愈激愈厉，唯有坐以待毙而已。为今之计，莫如多设商业、实业各学校，培养人才，不遗余力。当此商战剧烈之时，或尚可挽回于万一。倘仍因循坐误，惟其名不惟其实，仅托振兴商务之空言，则虽遍国中立千萬商会，吾恐将来商业之堕落更有不堪设想者矣。”（《东游日记》）
日本为什么成功？中国的问题在哪里？何去何从？这也是甲午战争之后数以万计的中国赴日留学、游历者想要解开的谜底。丁鸿臣东游回国之后，一九00年暮春所作《东瀛阅操日记·跋》这样写道：“日本，一岛国耳，仿泰西法以致富强，蒸蒸云上，与欧西各大国相颉颃，非必风俗政教特异也。观其学校之设，以知兵为本。盖环顾欧洲，皆以兵立国，舍此则无以为自强之基耳。……异乎中国之所学非所用，而遂得使国如身，营卫舒畅，无痿痹不仁之患也。然而，日本之强为日甚浅，三十年前，若甚中国。乃者经之营之，敝己之法，修人之法，不数年而暴兴。夫以日本之褊小孱羸，且能振奋若是，而我中国于制枪炮、造轮舟、通电音、修铁路，创办亦历有年矣，卒未获一收其效，其故何欤？岂真地广人稠，声教未易讫，风气未易开耶？抑徒知守法，不知变法，徒知愚民，不知用民之祸烈至此，诚可叹也！”（《东瀛阅操日记》）那时所谓三十年的差距，一百多年之后的我们又该作何感想呢？
当时的游历者也看到了日本的消极方面，有些是属于文明发展带来的所谓“文明之累”，有些则是文明普及未到的遗憾，还有些则是需要彻底批判的社会丑恶方面。
比如城市污水。张謇的东游日记一九0三年五月二十四日条记载，他当天早起，发现“旅馆门外临江户城濠，濠水不流，色黑而臭，为一都流恶之所，堪不宜于卫生，此为文明之累”（《癸卯东游日记》）。
街道不整洁，甚至还有在街上小便的。左湘钟发现“小弄之内，亦有扫出秽屑堆积路旁，猫狗鸡矢皆有，亦似中国。惟无养猪者而已。正街地如瓦背，旁亦铺小石子。晴天灰起，店家泼清水，涂湿无尘。行人稍不经心，则湿衣矣。幸尚无秽污之水也”（《东游日记》）。还发现“一日人急奔至同口小解而去。然则街市禁小解之说，亦不尽然也”。到日本之后，他也发现日本人的文化程度并非如一些崇拜日本者所言“日本文明甲于大地，其农夫俗子下女车夫，皆谙文墨，能阅报章”。其日记中记载：“尝步行小市，见一妇阅书，故作问路者，用铅笔书与看之，则茫然不知。索其书视之，则白话也。城市如是，乡农可知矣。又常独出访友，唤人力车，亦用铅笔作字，与之议价，亦冥然莫解。数目且然，文理何有哉。”
社会治安，也有未尽人意之处。一九0八年六月二十七日，左湘钟读报发现：“前日早稻田大学后旅馆中有一下女，十六有姿首，一奸夫诱与远飏，若无川资。女窃客宝石约指、金表，与遁。被馆主拘留。是夜放火图脱，即救灭。送警部。如此等事，层见叠出。日俗虽佳，此等人究不能免。其所谓道不拾遗者，有警部处不敢拾耳。”
日本的工商业虽然发达，但是也有私德败坏，为盈利而坑蒙拐骗、不择手段的。实业家张謇的东游日记中就记载了一件他自己亲历的受骗事件，即欲聘森村扇四郎为通州凿井并购买凿井机械之事，还涉及罗振玉、日本驻沪领事及外务省翻译，森村请借墨银百元，张謇当面索要，森村“父子果相与推诿，图诳语，反复至三四无定”。后来“以借券付松山堂书肆代索”，不知结果如何。在一九0三年闰五月四日的日记中反复提到：“日人商业甚无信义，十余年来中人之受诳者指不胜屈。”感叹：“日人谋教育三十年，春间教科书狱发，牵连校长、教谕等近百人。今察其工商业中私德之腐溃又如此，以是见教育真实普及之难，而人民性质迁贸于开通，有不期然而然之势。然以不信不义之国人，而冀商业前途之发达，是则大车无輗小车无軏之行矣。闻半年来，中人受诳于日人者，复有数事，其甚细值仅五元。”（《癸卯东游日记》）又据程淯《丙午日本游记》一九0六年八月二十九日所记：“日商近以教育用品为吾国要需，信口昂值，如五百元之货，竟减至百八十元，亦可见其虚浮矣。”而实际这些东西在他看来“仅值数十元耳”。这样漫天要价，也是一种“不信不义”的表现吧。
数以万计的大批留学生赴日求学，这对日本教育界而言也是一个很大的“市场”。游历官也注意到其中的种种乱象。左湘钟的《东游日记》一九0七年三月十七日条中记载了其友人之言：“近因中国留学者多，新立数十校，专为罗致华人，缩短学之程，滥与证书，但取学费，不计功课，专于谋利，必达其所以经营之目的而后止。而中国之希图速成者，相率而入。于是日人之华屋起，家室富，荒芜辟，货物销。向为旷地，今成市井矣。而华人方源源而来，以灌输之，不察之甚也。”日人之唯利是图之所以能够得逞，也是因为中国赴日的许多留学生有这种“需求”。这一点吕珮芬（一九0七年八月作者以翰林院侍讀的身份受学部派遣赴日考察，历时三个月）的《东瀛参观学校记》中《观宏文学院记》一文已经描绘得非常形象透彻了：“余闻之人言曰：昨岁之留学东京者，几不下一万六七千人，以宏文人数为最多。而校规之窳败，亦以宏文为最甚。推原其故，则皆速成科之为也。尝有人以四十元请学速成师范，宏文受之;寻又以三十元请兼学速成警务，又受之。其人入学未半月，遂一去不再至;及十月期满，竟得修业证书而去。旋有黠者效之，由中国寓书其友，待之纳费报名，宏文亦受之;及期，亦给予证书，不之问。彼固未出国门一步，已俨然宏文之师范生、警务生矣。于是持证书走谒大吏，求任师范之事，往往得之。既不得，则又出警务证书以为请，大吏多其能，辄可之。彼未尝闻教科一语，又俨然师范员、警务员矣。是以留学者闻其事，咸以入宏文为耻。今速成科已停课矣，固不至复有此事。然即此一事推之，而欲望普通科之若何成材，恐亦不可必得。金钱主义之说，观于此其益信乎！”对此现象，日本的教育家自然也有所察觉，为此，早稻田大学在一九0五年成立“清国留学生部”，其主事者青柳笃恒在定朴一九0八年十一月十五日访问之际就说到要力图解决这一问题。他说：“盖数年以来，清国留学生来此者以千数，此间诸学校争割席待之。然法度未备，无以副其意。其卑近者概期速成，轻俊子弟具一知半解，即小成自安;其高尚者多费岁月不足应急。我大学有见于此，特设清国留学生一部，参酌损益，稽诸国情，学科不切者，缺之;功课过繁者，简之。难易速成，务执其中。使彼来学者自普通学进至专门学，循序而进，自无踏等之病。火燃水达，岂有后时之忧？时不徒费，力不徒劳而功倍矣。语曰：欲速则不达。传曰：业贵及时，庶几不贼。夫人之子也夫。”（《东游日记》）
以上种种晚清中国人东游观感，虽然挂一漏万，但是总体而言，还是比较理智的。当然，游历者记录的其所受接待上的怠慢，以及看到当时日本为庆祝甲午战争胜利而在靖国神社等处所做的带有侮辱性陈列的屈辱感，今天读来依然令人痛心。可贵的是，他们明确地认识到自己留下的这些史料是使国人人人“知耻”，其目的乃在于“洗耻”，对日本人的言论和行为有清醒的认识（程淯：《丙午日本游记》）。面对强敌骄肆，我们应持何种态度？张謇在一九0三年的游历记中所言所思颇为发人深省：“彼骄则我益下，彼肆则我益恭。以求进于学问，下则志苦，恭则气肃。进退消长，于实业教育程度衡之，我果有自立之日，今日之受侮，皆我玉成之资也。苟不自立，人即朝摩而夕咻之，其耻均耳。是说也，我思之。”（《癸卯东游日记》）无论是卧薪尝胆还是居安思危，这种度量都很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