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根据作者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的未来”报告中文版发布暨高端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
我非常荣幸能够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的未来”国际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参与这份报告（《一起重新构想我们的未来：为教育打造新的社会契约》）的编写。今天在“教育的未来”报告中文版发布会上，我也很高兴能够从南方国家的视角就教育的未来谈谈个人的一些看法。
中国有一句话，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是百年树人的事业，教育对一个国家未来的重要性不言而喻。2015年，联合国成立70周年的时候，联合国所有成员国采纳了一个2030行动计划，提出了17个到2030年要达成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教育是这17个目标当中的第四个。在我看来，教育其实是达成许多其他目标的基础和关键，例如可持续发展目标第一项是消除贫困，第二项是消灭饥饿，第三项是健康。要达成前面三个目标，关键是第八项，需要给所有劳动者就业的机会，有了就业就有收入，有收入就能消除贫困，有收入就能购买食物，就可以避免饥饿，有收入当生病的时候就可以去看病，健康的目标就可以达到。
图片
但是我们环顾世界，实际上在世界各地的穷人都在工作，只不过他们工作的领域一般是生产力水平很低的农业或其他服务业。要增加他们的收入，就要按照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第九项——创新、工业化、基础设施建设。创新，也就是在现有的所有产业提高技术水平，使劳动生产力能够提高。同时，现在大部分的穷人生活于农业，继续提高他们的收入需要从农业转型到制造业，也就是工业化，并且不管是农业的技术创新还是制造业的发展，都必须要有基础设施。能实现创新、工业化和基础设施建设就能提高生产力水平，使得劳动就业有足够高的收入。
我想可持续发展目标第九项的这些道理浅显易懂，但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到现在一直陷于低收入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如果我们把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摆脱了绝对贫困的8亿人排除在外，从二次世界大战到现在，世界贫困人口不仅没有减少，而且还在增加，有许多国家的人民到现在还忍受着饥饿和疾病的威胁。原因是什么？
中国有一句话，思路决定出路。而思路则是由教育塑造的。所以我想可持续发展目标是否能实现，关键还在教育。过去贫困问题、饥饿问题不能解决，问题出在教育上。因为过去的教育一般以发达国家的理论和经验做参照，来看发展中国家缺什么，或什么东西做不好。建议发展中国家去拥有发达国家拥有的，或是像发达国家那样把事情做好。我想这个思路的出发点是很好的，但是结果经常事与愿违。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展中国家收入水平普遍低，发达国家收入水平普遍高。发展中国家收入水平低的原因是它们的产业主要是传统农业，而发达国家则是先进的资本很密集的制造业。传统农业生产力水平低，工资水平低，收入水平低；发达国家先进的制造业生产力水平高，收入水平就高。因此当时的发展理论建议发展中国家以进口替代的方式来发展发达国家那些先进的产业。在这样的思路指导下，发展中国家花了大量努力建立了一些现代制造业，可是当把那些制造业建造起来以后，却出现了经济停滞，危机不断，跟发达国家的差距实际上进一步扩大了。
到了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一般发展中国家，都从政府主导的工业化向市场经济转型。当时发达国家有完善的市场制度，而发展中国家政府对市场进行各种干预，导致各种扭曲，滋生了寻租腐败。所以在80年代、90年代的思路就是所谓新自由主义。建议这些发展中国家在转型的时候应该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建立像发达国家那样完善的市场制度。我想出发点也是好的。但是按照这个思路进行转型的发展中国家，不管是社会主义的苏联、东欧，还是资本主义的拉丁美洲、非洲国家，遭遇到的普遍是经济的崩溃和停滞，危机不断。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少数几个成功的发展经济体，它们实现了稳定和快速发展，缩小了跟发达国家的差距，甚至赶上发达国家，这些少数经济体绝大多数在东亚。50年代、60年代，东亚的韩国、新加坡、我国台湾，它们没有按照当时主流理论去发展先进的制造业，而是从传统的劳动力密集型、小规模的制造业开始，它们不是推行进口替代，而是推行出口导向。从当时的理论看，这些政策是错误的，可是它们却快速发展，成了新兴工业化经济体。80年代、90年代，在转型的时候，中国、越南、柬埔寨，没有按照当时主流的新自由主义的休克疗法进行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而是采用一种渐进的、双轨的方式，既维持了原来对旧的产业的保护补贴和国有化，同时放开了对新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准入，并且政府积极因势利导。这种转型方式在80、90年代被认为是最糟糕的转型方式，将使经济绩效比在计划经济时期还糟。但实际上80、90年代在转型中维持了稳定并快速发展的，却是这些被认为采取了错误转型政策的国家。
我想这些少数经济体的成功一定有道理，我们必须从这些成功的少数经济体的经验中了解其成功的道理，并找出其他发展中国家失败的原因，形成新的发展转型的理论，供其他发展中国家参考。不仅在发展转型上是这样，在面对其他挑战上也是这样的。因为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我们知道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经济基础不一样，它们应对挑战的方法、方式也应该不一样的。
我很高兴这次“教育的未来”报告在英文版上“未来”是用复数的“futures”，而不是单数的“future”，也就是这篇报告承认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的差异。由于它们的经济基础和环境不一样，教育的内容、方法、方式和侧重点也应该不一样。在内容上，不仅应该介绍发达国家的经验和理论，也要介绍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成功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我想，能这样的话，人类一定可以经由各个国家的努力建设一个共享繁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