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在日常表达中，谎言有三个对立面：真相、真理与真诚。不管是真相，还是真理，都有可能被谎言颠倒身份。唯有真诚以生命的自由冲动作为支撑，可以作为谎言的最后抵御。谎言有作为生命内在冲动的自欺作基础，所以是很难抗拒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人类文明的组成部分。诉诸真相和真理总是难以抵御谎言，原因在于理性和信仰未必是生命冲动的对手。可以抵御谎言的真诚背后必然有可以与自欺相对抗的生命冲动，因为只有冲动才可以抵御冲动。这一生命冲动形态就是自由，就是不断破约束的冲动。不管有多少真实可能被谎言所掩盖，真诚的生命自由冲动都在那里独立存在。
一般来说，当人们在谈论谎言的时候，往往会包含三重含义：一是在描述或者复述的意义上，描绘了与实际情况不符的事件或情境，也就是编造了假的事实；二是在陈述或者解释的意义上，表达了一个假的判断或推理；三是在评述或者评价的意义上，基于对行动者的心理分析，判定行为的虚假动机。在描述的意义上，谎言的对立面是真相；在陈述的意义上，谎言的对立面是真理；而在评述的意义上，谎言的对立面是真诚。在对抗谎言的哲学史上，柏拉图追求灵魂认知的真相，而给予言辞之谎以合法性；奥古斯丁基于信仰上帝，将对谎言的抵御提升到真理层面，拒斥所有形式的谎言；康德则回到人本身，基于人的尊严和自由法权，从真诚的层面拒绝所有谎言。人类文明在与谎言的斗争中前行，真相和真理都未必是谎言的对手，甚至会成为谎言的帮凶，唯有真诚才是谎言的最后抵御。从真相、真理到真诚的阐释变迁，不仅仅是一个思想史的叙事事件，更是一个生存论事件，内含一种从外在抗拒到内在退守的生存体验。威廉斯在《真理与真诚》一书中曾指出，现代思想和文化有两种相互对立的思潮，一方面是对真诚的渴求，另一方面是对真理的猜疑。本文认为，真诚居于更根本的层面，是对谎言的最后抵御，猜疑真理本身就是对真诚的最好论证。不管是处于柏拉图认为的可以被隐瞒真相的不利地位者位置，还是处于可以挥霍乃至扭曲真理的权势地位，抑或在探查真相和探寻真理的过程中，真诚都是（或应是）最本真的底色或根本美德。
一、真诚的哲学出场
真诚，可以界定为灵魂的袒露，具体表现为所知的无修饰表达与所感的无掩饰发动。所知的无修饰表达可解释为“直言”，而所感的无掩饰发动，则以母婴间的爱之情感为基本原型。真诚意义上的所知和所感都是指向善之表现的，同时也是关涉勇敢与牺牲的。借用儒家哲学的概念，即为“率性”。“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中庸》）明天理、体天道，然后遵天命而行，即为真诚。西方哲学史上的“率性”典范便是自知无知且全面暴露自己的苏格拉底。多数情况下，后人将苏格拉底之死归于哲学与政治的冲突，抑或好人与好公民的冲突，这固然是没有错的。但这毕竟预设了两种异质，以致在某种程度上会发生对立的价值取向。如果只归于一种原因，那么我们可以认为苏格拉底死于其“率性”，也就是为灵魂的真诚而殉道。苏格拉底遵循于自身灵魂的内在呼唤，不停地与人交谈以求取真知，以致被起诉不信神和败坏青年之罪。不管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遭受审判时，只要苏格拉底隐藏内心真实所想，也就是做一个自身灵魂的撒谎者，哪怕只是作为一种权宜之计，都可免于死刑。但是苏格拉底始终保持真诚，选择向公众袒露自己的灵魂。一方面，对自身一贯的“逻各斯”保持真诚；另一方面，对城邦法律保持真诚。既不撒谎，也不逃跑。苏格拉底死后，雅典人很快意识到这是一桩冤假错案。公开审判也无法阻止虚假指控的侵入，这即是谎言在真相层面的胜利。真相经常要等事件或要命的场景结束之后才能被真正揭示。民众经常是惑于真相的，这大概就是苏格拉底之死留给柏拉图的最大刺激。所以，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明确主张政治生活恰如洞穴生活，在其中是看不到真相的，城邦必须由哲学王来治理才能达到善治，因为只有通过哲学才能把握善的知识。在柏拉图看来，灵魂上的无知才是真的谎言。如果灵魂有知识，为了善的目的，言辞上的谎言是可以作为治理城邦的药物来使用的。柏拉图对于谎言的处理，表面上是做了让步，承认谎言的存在价值，但是与此同时又强调求取真知才能真正克服谎言。这实际上是真诚在哲学上的退隐，但绝不是面对谎言的退却。真诚退隐，知识凸显，预示着真理的出场。
真诚再次进入哲学讨论的视野是由康德带出场的。在康德之前，奥古斯丁虽然在驳谎言上做出了积极努力，但主要是接续柏拉图的知识讨论，进入真理的层面，真诚此时是隐而不显的。奥古斯丁诉诸的真理奠基于信仰上帝的基础上，进入现代以后，自然失去了说服力。没有了上帝的笼罩，世俗化的结果就是真理与权力紧密勾连，谎言经常会以真理的面孔出现，于是真诚不得不再次凸显，成为谎言的最后抵御。奥古斯丁驳谎言的哲学推进是明确从动机层面界定谎言：“并非凡是说了不符合事实的都是在说谎，他若是相信或者以为自己所说的是真实的，那就不是说谎……判断是否说谎，是从说话者本人的意识来说的，而不是就事实本身是真是假来说的。”这为康德所直接继承。在《一项哲学中的永久和平条约临近缔结的宣告》中，康德做出了类似的表达：“很可能并非一个人视之为真的，就都是真的（因为他可能犯错误）；但凡是他说的，他都必须是真诚的（他不应当欺骗），不管他的知识是纯然内在的（面对上帝），抑或也是一种外在的知识。——对这种真诚义务的违反叫做说谎……”康德的难题是，在去宗教背景的前提下，论证真诚的绝对性。针对贡斯当关于“说真话是一种义务；但只是针对对真话有一种法权的人”的条件性和相对性观点，康德撰写了《论出自人类之爱而说谎的所谓法权》予以回应，明确将真诚置于法权的前提和基础位置，认为“在一切说明中都要真诚（正直）”是“一个神圣的、无条件地颁布命令的、不能通过任何习俗来限制的理性诫命”，是讨论法权义务的前提。然而，这涉及论证的起点，对于价值悬设不同的人来说，是没有说服力的。后世很多学者，包括最近国内的一些相关讨论，仍旧是泾渭分明的赞成和反对两种观点。没有人反对真诚，但对于谎言是否可以得到某些道德辩护，很多人是持肯定态度的。毕竟，现实生活中，此类例证比比皆是。
问题的关键或许在于，撒谎即便是权宜之计，也是在以恶制恶，真诚无欺作为一种善的价值分量丝毫不会因此而受损伤。另一个需要考虑的或许是作为“率性”之真诚的“发与未发”。可以“仁”与“礼”的关系对举，爱人之仁总是没错的，但是仁之发要有节。又或如周敦颐所说，“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将“诚”作为由天而人的本体连接和发用。如此似可调和真诚的内在绝对性和外在合宜性。但是，作为对谎言的最后抵御，如此处理真诚与谎言仍然是不深入的。这只是问题的出场。国内学者关于康德的谎言绝对主义观点的反驳、论证和修补亦是如此。如果深入内部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谎言和真诚分别相关于自欺和自由。
二、谎言与自欺
无论哪个层面以及何种情境，也不必考虑动机善恶以及结果好坏，谎言总是相关于欺骗的。不管事实上能否成功，说谎者在说谎的刹那意念间总是以判定欺骗可能成功为基础。哪怕是玩笑式的、有意让对方识破的谎言，也要以说谎者事先认定其谎言会造成欺骗为前提。也就是说，说谎者首先是骗过了自己的，认为谎言能够在某种意义上得逞才会说出，亦即说谎者是以自欺为前提的。从自以为真与真相相对的谎言到明知为假与真诚相对的谎言，自欺始终潜藏其中。所不同的是，“自以为真”不存在欺骗他人的意图，是盲信意义上的自欺；而“明知为假”则是相信假能乱真，是自信意义上的自欺。中间状态则是说谎者无法判定真假而权当真的自欺，比如乡间弄卦者的名言便是“信则灵”。我们经常在嘲弄失败的说谎者意义上说“自欺欺人”。事实上则是无自欺、不欺人，没有自欺便没有欺人。自欺与欺人，紧密相连。但是，自欺与欺人具有不同的伦理意义。自欺相关于自我，欺人相关于他者。自欺未必欺人，欺人则必自欺。
正是因为谎言以自欺为前提，所以谎言有其存在的根源性。自欺并不是通常意义上被认为的纯粹的恶的。自欺在根本上来源于人本身或者说生命本身的局限性或者脆弱性。比如说，远古人类面对风雨雷电的极大恐惧而催生自然崇拜，认为跪拜雷公电母便可以避免雷击电劈。对此，维柯曾描绘说：“天神意旨安排了有一些身材巨大、比其他人们都更强壮的人，像一些本性较强烈的野兽在山峰上浪游，在世界大洪水之后，第一次碰上雷电的吼声，就会逃到山上一些岩洞里，尽管都是些骄横残酷的大汉子，却满怀震惊疑惧，俯首听命于一种更高的权力，即他们想象中的天地约夫。”面对无法掌控的局面，慌乱中的行为模式被赋予通神的意义，尤为重要的是，还能引起不明所以的他人的恐惧以致效仿，这便是巫术、宗教以及神话及其所引发的权力的最初来源，也是人类文明的起源。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文明源于人类的自欺，一种对恐惧的绝望式和盲目式反抗。个体自欺往往具有偶然性，但是个体自欺一旦蔓延为群体自欺便具有了一定的必然性，久而久之则可能成为群体的信仰和行为规范。在不断的实践验证中，一些自欺行为被打破了，但新的自欺行为可能由此而产生。比如，由多神崇拜到一神崇拜直至形成世界性的宗教，由宗教崇拜再到近代以来的科学崇拜以至于当下的人工智能崇拜。人类社会似乎就是在不断破自欺中前行。谎言的根源在于自欺，但是谎言不等于自欺。我们知道，自然界中也有很多骗术。如果相关动物主体能思考的话，那么它们肯定是相信自己的行为是能够骗过天敌的，虽然未必每次都能奏效。
在西非，有某种蝴蝶有毒且难吃，共有五种，且颜色有所区别，而且它们都生活在同一片森林里。然后有另外某种蝴蝶能够完整地模仿这种蝴蝶，模仿者的雌蝶能够产下五种卵，每种卵孵化后都能长得神似五种毒蝶的其中一种。当几种有毒蝴蝶和模仿者们生活在同一片森林里时，每种模仿者在本物种之间的数量比例会随着对应外观的有毒蝴蝶在群体内的数量比例而变化……因为当某一形态的模仿者同他的模型相比变得过多时，模仿就失去价值。如果所有的无毒蝴蝶看起来都一样，那么捕食它们的鸟类就会很快地锁定这一形态，并且把它们吃个精光。
我们可以追问一下，模仿的蝴蝶如何知道模仿的数量界限。答案其实是它们不知道，超量的模仿者已经被鸟们吃掉了，所以能保持一个总量的动态平衡。每只模仿蝴蝶实际上都在赌运气，堵自欺欺人的运气。
自然界中存有自欺，但是没有谎言。谎言是人类特有的自欺，但人类自欺未必以谎言的形式表现出来。说谎只是人类自欺之一种，相关于自欺以欺人。但是，说出人人都相信的谎言，则不一定会被认为是谎言。比如，在日心说提出之前，“太阳围着地球转”，便不被当时的人认定为谎言，恰恰相反，后人眼中的谎言恰恰是前人眼中的真理。也就是说，群体自欺的谎言总是不被处于当时情境中的人尤其是占据社会管理优势地位者认为是谎言，恰恰相反，真相或真理才被认为是谎言。哪怕明知是谎言，占据社会管理优势地位者也有各种其他理由说出柏拉图意义上的言辞之谎。
自欺分为个体自欺和群体自欺，但是，不管是对于个人还是对于群体，自欺似乎都有其积极的一面。从个体层面来讲，自欺可以使个体减轻精神的伤害。比如，抑郁症治疗中的安慰剂效应。实验证明，真正的抗抑郁药只起到了25%的改善效果，75%的改善效果来自安慰剂。相信有什么东西能帮到你，实际上已经打赢了一半的仗。从群体层面看，自欺有利于加强团结。政治家们调和国内矛盾的一个重要手段是设置假想敌，引导民众把不利的生活处境归结为敌对国家，从而为发动侵略营造民意基础。我们可以认为，自欺是人类这个物种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谎言奠基于自欺之上，从而也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种必不可少的精神需要。因此，谎言在根本上是不可消灭的。日常经验告诉我们，三岁的小孩便已经学会了说谎。而且正是因为能够说出与事实不一样的东西，人才成之为人，体现了不必然服从自然规律的人类自由。说谎尤其是成功对敌人说谎经常被看作是政治家的美德。阿伦特曾说：“从没有人把忠于真理算作一种政治德性。谎言从来都被认为不仅是政治家或煽动家的必要、合法工具，而且也是政客交易的工具。”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说谎的默认对象总是指向敌对方，对己方内部则要求相反的德性，即绝对的忠诚，对内说谎则意味着反叛，反叛即为敌人。因为人有自欺的内在冲动，所以敌对的双方总是试图研究对方的弱点，制造谎言的迷雾以便让对方陷入己方的布局里面。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谎言往往会起到制胜的关键作用。
不可忽略的心理事实有二：一是无人愿意被谎言所蒙蔽，也就是具有“反抗被愚弄的倾向”；二是人有喜欢乃至相信谎言的倾向。究其根源，自欺在发挥着基础性作用。诈骗犯总是吃准了部分人的自欺心理。很多情况下，除了诈骗者的狡猾，人们将诈骗的得逞归罪于受骗者的贪财心理。事实上，贪财是第二位的，自欺才是第一位的。现实生活中，很多非法集资受损者，往往不是一次受骗。正所谓有诈骗惯犯，也有诈骗惯损，也就是屡屡上当，受骗也能成为一种固定的行为模式。吃一堑长一智，这是智慧。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这是本能。自欺既压抑本能，也遮蔽智慧。类似的情形在政治领域更是屡屡重演。这就是围绕当权者的谄媚与各种吹捧。也许明知对方在故意讨好，但是心里听着就是舒服，久而久之，谎言便具有了真理的面孔。双方公认的谎言，有效支撑着权力过程的两端。主人从谎言中体会到了役使奴隶的滋味，奴隶借着谎言得到了主人的授权，从而产生了主人的幻觉。谎言因为有用，所以比真相和真理显得更加真实。各类落马腐败分子忏悔录的一个共同点就是迷失在谎言的世界中，恋权、贪财、沉迷酒色的背后是自欺在作祟，盲目相信自己是上帝的宠儿，是这个世俗法律的侥幸例外，自认自己生活在人间天国之中，直至幻境破灭。人是精神的存在者，总要活在自我和他者互动建构的精神世界中。如果现实无法满足自我期望的精神建构，自欺便会作为一种可能的填充，为各类美丽的谎言提供可乘之机。
三、真诚与自由
谎言有作为生命内在冲动的自欺作基础，所以是很难抗拒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人类文明的组成部分。但是依据康德的逻辑，谎言自身是难以普遍化的，谎言最终会消解自身，所以说谎不能作为道德律，反过来才是。阿伦特也曾论证说：“总是有一个临界点，超过它，谎言就会产生反作用。当这些谎言所面向的观众被迫完全漠视真相与谎言之间的区别以便能够活下去时，就达到了这一临界点。”也就是说，谎言总要以某种真实为基础才能有效。无论谎言有何积极用途，人们始终在想方设法防止谎言，在世界主要的古老文明中，禁止说谎都是一种普通的道德禁令或宗教戒律。比如，在佛教戒律中，“不妄语”是最基本的五戒之一；在基督教中，“不做假见证”是摩西十戒之一；而在儒家思想中，孔子认为“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既然谎言以自欺为基础，作为谎言最后之抵御的真诚也必然要以生命的内在冲动为根据，唯有冲动才能对抗冲动。诉诸真相和真理总是难以抵御谎言，原因就在于理性和信仰未必是生命冲动的对手。在这一点上，休谟是对的，在道德的发动上，情感大于理性。或者说，理性和信仰都是第二性的。“真理是可争辩的，趣味则不然；实存于事物本性中的东西是我们的判断力的标准，每个人在自身中感受的东西则是我们的情感的标准。”虽然可以为了真理和信仰抛头颅洒热血，但是自我保存才是生命本来的内在冲动，也正是因为自我保存是生命的固有取向，为了真理和信仰抛头颅洒热血才显得可贵。不顾个体生命的情形总是非正常状态。比如，在战争状态，不顾个人安危被视为勇敢。但是战争状态是非正常状态。战争虽然难以避免，但是本身并不是目的。在战争中牺牲生命，是为了获取太平。非常态总是难以对抗常态，而且在根本上向常态复归。非常态轰轰烈烈，可以在短时间内碾压常态，但总是难以长期对抗常态。可以常态化对抗谎言的真诚背后必然有可以与自欺相对抗的生命冲动。这一生命冲动形态就是自由，一种不断破约束的冲动。
自近代启蒙以来，自由在西方便逐渐上升至意识形态的地位，形成了蔚为大观的自由主义乃至新自由主义思想体系。在我国，自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全人类共同价值之一。显然，自由是现代价值的基本词汇。但是，关于自由的理解则不尽相同。比如，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由”不同于自由主义所主张的“自由”。不仅内涵不同，所涉范围也不尽相同，比如有个体的自由，有群体的自由；有部分人的自由，也有全人类的自由；有积极自由，也有消极自由。在各类自由观的背后，隐藏着一种最根本的自由。这个自由为所有不同价值背景的自由观念所共享。不然，关于自由，就是不可沟通的，自由本身也不会被普遍认同。不被普遍认同的自由只是言说者所自行主张的自由，一个人的自由反而会成为另一个人的不自由。正如马克思所说：“没有一个人反对自由，如果有的话，最多也只是反对别人的自由。”能够不被反对而普遍共享的基础性自由，就是作为真诚之基础的生命的自由冲动。梁漱溟先生曾经在《人心与人生》中指出，“生命本性可以说就是莫知其所以然的无止境的向上奋进，不断翻新”。这个“无止境的向上奋进，不断翻新”就是生命的自由冲动。换句话说，作为生命冲动的自由就是不断试图破除约束的生命冲动，表现在人类语言上就是不断寻求“说不”（say no）的冲动。在个体的生命周期中，我们经常把青春期称为叛逆期，其实这是个体自由冲动的自我觉醒期。随着年龄的增长，“说不”的自由冲动便会在社会生活的锤炼下转变为“说行”（say yes）的习惯。也就是说，成长其实意味着自由让行于自欺。很多时候，所谓的成熟不过意味着真诚的丧失与自由的投降。个体的自由和真诚可能被自欺和谎言所打败。但是，作为类的存在，总有真诚如赤子者的存在，哪怕是极少数的存在，也是人类自由的希望。自由总是在艰难中前行，但是从不缺场；真诚总是稀缺的品德，但作为谎言的最后抵御，时常退隐但从不退场。
真诚是相关于自由的，康德看得最透彻，所以任何情况下都反对谎言。在康德看来，谎言的自然后果是不确定的，但是形而上学后果大得不得了，因为谎言即不真诚伤害的是自由本身，只要打开谎言缺口，整个自由体系便不再牢固。说谎即是不真诚，不真诚即是不自由。康德的失误不在于批评者所认为的理论形式的不自洽或者理论内容的空洞无物，而是所有道德理想主义者的共同问题，亦即对人类的神圣性的一面寄予过高期望。也就是说，康德的失误不在理论，而在信仰，对建立于理性基础上的自由的信仰。对康德的纠正只能从道德现实主义切入，因为自由是永恒的，同时也是脆弱的，需要自由以外的条件予以支撑。在理论上全面禁止谎言，是康德对自由的自觉坚持和捍卫，尽管比较无力和软弱，但至少在哲学层面给坚持真诚的人们留下了可能的希望和坚持的理由。不管面对其他方面多么无力，从对抗自欺的角度来看，也就是在生命冲动的对抗层面，自由还是强有力的。这也是为什么真诚能够成为谎言的最后抵御的原因。虽然谎言和自欺在特殊情形下，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但属于非常态。一旦谎言和自欺成为一种常态，紧跟着就是无聊的产生，也就是无意义感的产生。对无聊的打破就是自由对自欺的抑制，就是真诚对谎言的胜利。自由冲动的真诚意义还在于不管在多么枯燥和绝望的情形下，都尝试变动和突破的可能性；不管在多么整齐划一的权力规训和话语统一的情形下，都为不同和异议留有可能的空间。也正因为此，才有对各种规律的不断揭示，对人的可能性的不断尝试，才有新旧习俗与道德的不断更替。推论到终极意义上，也才有人类从自然界的脱颖而出，有say no的内在冲动，才最终有了可以say no的机遇和能力。
将自由判定为生命的冲动，不同于将自由归为生命的动物性本能，生命的冲动尤其是人的生命冲动，不仅仅是自然本能性的，而是混融情、理、欲，三位一体的。如果把自由归为纯理智的冲动，那么自由冲动支撑的是对真理的追求，时常会被自欺的谎言所蹂躏；如果把自由归为纯情感或欲望的冲动，那么自由冲动支撑的是对真相的故事性满足，时常止步于赏玩猎奇和八卦编造。所以，真诚的自由冲动是质疑习惯性真理的，不管对于何种语言表达都保持审慎。真诚不仅是对谎言的最后抵御，也是对各种可能的话语霸权的抵御。真相、真理不会自动呈现，其底层是可以上溯到自由冲动的真诚。在真诚的推动下，真相才能不断被揭示，真理才能不断被发现。
四、真诚与谎言的际遇
作为灵魂袒露意义上的真诚，存于人类生命的深处，其外显则取决于各种外在条件。不管是苏格拉底式的直接以生命彰显，还是如康德式的嵌入抽象的理论演绎，真诚都体现为一种强有力的生命热忱。但是这种热忱是分布不均的，既有时间性的限制，也有空间性的约束；既有程度的不同，亦有数量的差异。越是在文明的初期，真诚越是倾向于直接彰显，文明程度越是高级和复杂，真诚越是更多情况下被掩藏起来。在个人的生命周期中亦是如此，越是成熟越是虚伪。成人之间的交往总是比儿童少几分真诚，多几分虚饰。在《皇帝的新装》中，最先说破皇帝裸体的是天真无邪的孩子，而成人则是谎言的捍卫者。
人类的文明程度越高，真诚与谎言的际遇就越复杂。在高度复杂的场景中，真诚与谎言之间的身份认定经常是瞬息万变的。局中人的真诚可能恰恰是局外人眼中的谎言。尤其是在系统化的谎言中，局部越是显得真诚，整体则越是虚妄。比如，在纳粹的系统性谎言中，艾西曼的恪尽职守，恰恰成就了最大的谎言。阿伦特称之为“平庸之恶”。从真诚的视角来看，其根源或许在于工业化纪律造就的虚假自由，也就是自欺。这是官僚制管理的内在弊病。这也是为什么谎言在政治领域比在其他领域更加普遍的原因。马克思对此曾有深刻解释：“官僚政治是一个谁也跳不出的圈子。它的等级制是知识的等级制。上层指望下层了解详情细节，下层则指望上层了解普遍的东西。结果彼此都失算。”从官僚管理的角度来看，系统性谎言并非是纳粹所独有的。尤其是在社会管理越来越倾向于数据管理的现代社会。纪律本来就有刚性的倾向，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纪律运行越发刚性。砍杀人头越多，军功越高的商鞅式计数管理在现代纪律和数据化的推动下，制造了信息时代的系统化谎言。数字技术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有助于制造谎言，另一方面有助于揭示真相。比如，通过对大数据进行分析，可以发现通常情况下难以发现的问题。但是算法规则不同，同样的数据则可能导致不同的结果。尤其是用于人事管理上的数据更容易出现问题。比如，人是可变的，可能变好也可能变坏。但是，人的行为一旦作为数据被保存，如果不被刻意删除，就会永久保留，可变的人便成了不可变的人，甚至被数据重新构造。数字时代的“艾西曼”，其危害性要远远大于工业时代，因为原始数据的收集经常来源于不怎么靠谱的一线数据采集者。一旦以数据为中心来推行官僚管理以至于社会管理，系统性的谎言则将带来系统性的灾难。
制造真诚与谎言复杂际遇的还在于社会管理本身的情境化或者碎片化。社会生活本身是由各种情境化碎片组成的统一体，必须经过一定的时长，才能显露真身。但是，社会管理总是要截取其中一个片段。这就如情景剧，一定是要费尽心思编出貌似自洽的故事才能过关。此时，真诚讲述事实和表达情感是经常遭唾弃的。这就是政治表演性的根源。日常政治生活中并没有太多莫斯科红场演说的紧迫情境。当习惯性地把稀松平常当成如生死战争般紧迫来对待时，百姓眼中的政治活动者们的冠冕堂皇便是一种系统性谎言。不仅如此，专于政治活动的各部门的表演性还会因为彼此之间的媚上竞争或者应付公众而加剧，并随着社会发展而变得越来越复杂。也许局中人都知道不过是一个自导自演的谎言骗局，但是没有人愿意袒露灵魂，因为跟着一块撒谎比表露真诚更安全。尤其是在分工日益细化的现代社会，每一项细分管理都希望实现自身的逻辑自洽，也就是各自情景剧的完美表演。每个细分情景剧的完美表演，都会脱离实际社会生活，因为生活本身是不完美的。以完美之政治表演来要求不完美的社会生活，事实上造成了社会生活的更加不完美。如此便不仅伤害了被管理者，也伤害了管理者本身。恰如马克思所揭示的：“就单个的官僚来说，国家的目的变成了他的私人目的，变成了追逐高位，谋求发迹。”
但是，不管真诚与谎言的际遇多么复杂，谎言就是谎言，“现实是可塑的和可改变的，但真实不是”。不管多少真实被掩盖，真诚的生命自由冲动都在那里独立存在。真诚的人们可以被压制，权力的谎言可以掩盖真相，也可以生产一时之真理，但是表演的情境总要过去，也许是当下即被戳破，也许是由于长时间的冲刷以至现实再度凸显。真诚作为谎言的最后抵御，关涉人类的生存密码，构成人类文明的最基本底色。如果真的要缔结走向永久和平之条约，那么康德就是对的，任何情况下都要真诚。
结语
谎言既然源于自欺的冲动，就不单纯是一个道德事件，而是一个伦理的存在论事件。说谎总是相关于他者的，因为有他者的存在才会促发主体的内向变化。与他者共存的类意识是人的本质特征，寻求他者认同是体现于日常生活中的普遍道德需求。当实际行为符合日常道德或伦理习俗的要求时，我们的内心是平静且自信的。问题在于并不是在所有的场景下，我们都能毫无疑义地做出符合道德要求的行为，甚至可能会面临伦理冲突的悲剧时刻。在道德犯错的时刻，面对他人的伦理质询，为了减轻内心的道德压力，我们会倾向于不由自主地撒谎。此时的谎言冲动恰恰是伦理存在性质的，只不过是顾此失彼，反而因谎言又增加一次道德过错。
与真相、真理相比，真诚是无假于外物的，所以真诚能够成为谎言的最后抵御。但是，一旦只有诉诸真诚才能抵御谎言，尤其是系统性的谎言，则意味着群体生存进入了危机状态。健康的群体生活中，不需要克服太多障碍，真相就是容易揭示并得到尊重的，而真理是得以广泛传播的。真诚作为谎言的最后抵御，一方面是作为探寻真相、追求真理的基底发挥基础作用，另一方面标识着面对系统性谎言时的个体无奈。苏格拉底式的真诚人物往往出现于文明的断裂状态。真相、真理被谎言掩盖和压制到一定程度，预示文明转折的真诚便可能以道成肉身的方式发挥最后的抵御作用。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群体都是幸运的，英雄人物未必总在合适的时机降生。如果真诚作为一种普遍德性发挥作用，不仅在日常生活中，而且渗透在资本和权力精英的行动中，那么在谎言危机发生时，这种群体就总是有更多幸运的。真诚可以作为谎言的最后抵御，但却是最柔弱的抵御，也是最持久的抵御。
原载：《齐鲁学刊》202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