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唯物史观是共产党人认识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确立正确党史观就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认识和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从而得出正确的观点。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总结历史经验，在百年奋斗进程中形成了三个历史决议，一以贯之地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与方法：用具体历史的、客观全面的、联系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党的历史，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正确对待党在前进道路上的曲折；加强思想引导和理论辨析，澄清对党史中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模糊认识和片面理解；守正创新、正本清源、固本培元，系统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三个历史决议确立并不断丰富和发展了正确党史观。
关 键 词：党的百年奋斗 历史决议 正确党史观 唯物史观
历史观是人们认识历史现象、解决社会问题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1]。它“不仅对于经济学，而且对于一切历史科学(凡不是自然科学的科学都是历史科学)都是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发现”[2]。马克思主义是在全面系统地认识和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基础上创立和发展的，科学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确立了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为人们认识和研究历史开辟了科学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明确指出：“唯物史观是我们共产党人认识把握历史的根本方法”，要“树立正确党史观”[3]。正确党史观是唯物史观在认识和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中的指导、运用和发展[4]，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得出的关于党史的正确的观点。
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注重总结历史经验，在百年进程中形成了三个历史决议。党在制定这三个历史决议的过程中，尽管所处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所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任务有所差异，但都一以贯之地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与方法，用具体历史的、客观全面的、联系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党的历史，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三个历史决议在不同的时间节点正确对待党在历史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奋斗；加强思想引导和理论辨析，澄清对党史上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模糊认识和片面理解；守正创新、正本清源、固本培元，系统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由此，历史决议通过确立并不断丰富和发展正确党史观，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前进。
一、《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奠定正确党史观，深刻回答了什么是党史、如何认识和研究党史的重大问题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诞生以来，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努力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反革命的极端恐怖的统治下，全党团结一致地继续高举着反帝反封建的大旗，领导广大的工人、农民、士兵、革命知识分子和其他革命群众，作了政治上、军事上和思想上的伟大战斗”[5]954，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开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抗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和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人民新民主主义的民族和社会解放事业取得了伟大成绩。但是在革命进程中某些时期所犯过的一些错误，也“曾经给了我党和中国革命以严重的损失”。为了吸取中国革命的历史教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使前车之覆成为后车之鉴，“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一致的基础上，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为着获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和中国人民的完全解放而奋斗”[6]76。党的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制定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第一个历史决议)，对若干党内历史问题尤其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作出了正式的科学结论，使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达到了一致，在唯物史观的运用和发展中奠定了正确党史观，增强了全党团结，有力促进了中国革命事业发展。
(一)党史研究、文献编纂为第一个历史决议的制定，提供了深厚的认识和研究基础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随着历史的推进，党史研究也不断孕育和发展。由于成立时间短、影响小，从事党史研究的主体以党的早期领导人为主，以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探求正确革命道路为目的。
1.以蔡和森为代表的党史研究。1926年初，蔡和森向中共旅俄支部作《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长篇演讲，以实事求是的原则回顾了党产生的背景及其历史使命。该演讲梳理了1921年党成立至1925年第二次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的历史，阐释了党的路线和政策，并指出了进行党史研究对明确党的发展道路、党员的自身责任，以及应对党外谣言的必要性，这在一定意义上可被视为党史研究的第一部通史类著作。他提出研究党的历史的目的是让人“明白我党的历史”，“知道中国革命及我党要如何发展及其发展的道路如何”[7]786，初步构建了早期党史研究体系。1927年9月，蔡和森在中共顺直(河北)省委改组及其各处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党的机会主义史》报告，史论结合，运用“历史的方法”，对党的五大后机会主义错误的产生、扩大以及给革命造成的危害，做了详尽、生动和深刻的论述。针对当时有人认为中国共产党“从产生那日便是机会主义的”观点，蔡和森进行了有力驳斥，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俄国十月革命后中国工人运动的革命的产儿，他不是由几个大学教授产生的，而是从‘五四’运动后中国幼稚的革命的工人运动产生的”，“不仅不是一个机会主义的产物，乃是世界革命运动和中国革命的初期劳动运动的产物。他的产生中有光荣的革命的历史背景是很明显的”[7]876。蔡和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方法进行党史研究，对正确党史观的孕育和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2.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党史研究。1927年2月，为纠正大革命高潮时期党内滋生的机会主义错误思想，瞿秋白发表《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分五个部分，对重大政治问题进行了探索回答。这就是：①“中国革命么?——中国经济及社会阶级略说与中国的国际状况”；②“谁革谁的命?——中国革命的党纲与政纲问题”；③“谁能领导革命?——中国革命之战术问题”；④“如何去争领导?——中国革命中之策略问题”；⑤“领导的人怎样?——中国革命中之共产党党内问题”。这不仅批判了当时党内右的错误，而且阐述了中国农民问题、武装斗争等革命基本问题，对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形成进行了初步探索[8]。该著作“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之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这是第一次比较涉及各方面的尝试。”[9]1930年6月，瞿秋白在莫斯科期间所作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报告中，讲述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之意义”“中国共产党以前的革命组织”“中国的经济发展及社会阶级”，还对党史进行了详细的分期论述，将建党时期至党的六大分为九个阶段，每个阶段先阐述革命形势、工农运动，再叙述会议、决议、方针政策，并结合共产国际指示描述决策的过程、意义和影响，系统呈现了党史的基本面貌[10]。此外，当时党的领导人或苏联、共产国际人士还以介绍情况、汇报工作的形式，对党史研究的价值、方法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论述①。这些著述多为党的早期领导人以历史亲历者的身份，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去总结历史，彰显了配合政治斗争和宣传教育需要的鲜明政治性，对吸取历史教训、探求正确革命道路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
3.系统开启党史文献编纂。1935年遵义会议后，党史研究开始逐步肃清党内思想混乱，并初步确立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1938年6月，张闻天首次提出“中共党史”的概念，表示：“全中国全世界一切有良心的人，只要研究一下中国革命史与中共党史，他们就会明白中共历年来牺牲奋斗的历史是与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史血肉相关的。中共始终把彻底解放中华民族的事业当成自己的神圣的任务。”[11]张闻天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的《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党的组织问题》报告提纲中，正式将这一概念向全党提出，并建议将“中共党史与党的建设”列入高级党校教育的课程[12]。但是，延安整风运动以前，广大共产党员包括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百年史，真正懂得的很少”[5]798，这对于统一全党思想、分清路线是非而言，是非常不利的。为此，党中央着手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推动文献搜集整理工作。毛泽东在胡乔木协助下亲自主持编辑了《六大以来》《六大以前》等重要历史文献，不仅对每篇文献进行了认真的审核，而且对某些文献的题目还做了适当的修改。其中，《六大以来》汇集了从1928年6月党的六大到1941年11月期间党的历史文献共556件、280多万字，于1941年12月正式出版，是党组织整理出版的第一部重要文献集；《六大以前》汇集从建党到党的六大的历史文献和资料共计220件、约120万字，于1942年10月正式出版。胡乔木称：“从《六大以来》，引起整风运动对党的历史的学习、对党的历史决议的起草。《六大以来》成了党整风的基本武器。”[13]这两部文献的编纂出版，第一次比较集中地对党的历史文献进行了收集汇编，为学习研究党的历史、解决历史问题，以及为后来第一个历史决议的起草工作奠定了重要文献基础和思想认识基础，也首创了以党的重要会议为节点划定文献选取范围、按“专题—时间”编排文献的编纂体例，开启了党的文献编纂事业。
4.毛泽东发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1942年3月，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发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为学习研究党史指引方向。他指出：“现在大家在研究党的历史，这个研究是必须的。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这当然不是说要把历史上每一件事统统搞清楚了才可以办事，而是要把党的路线政策的历史发展搞清楚。这对研究今天的路线政策，加强党内教育，推进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我们要研究哪些是过去的成功和胜利，哪些是失败，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这个工作我们过去没有做过，现在正在开始做。”[14]399关于党史研究方法，毛泽东指出：“根本的方法马、恩、列、斯已经讲过了，就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我们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当然也要遵照这个方法。”[14]406而且，他提出了全面的、历史的“古今中外法”。关于研究的立场和目的，他指出：“研究中共党史，应该以中国做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14]407“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只有一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得敌人。但如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14]408。毛泽东所说的“创造些新的东西”，实际上就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这一讲话不仅初步构建起了中共党史学理论研究框架，成为中共党史学科理论的开篇之作，也充分体现了立足中国国情实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整体、联系、发展的观点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第一个历史决议的制定奠定了坚实的理论与方法基础。
(二)第一个历史决议的重大判断深刻蕴涵正确党史观的基本要义
延安整风运动之后，全党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空前提高。至此，系统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从思想路线的高度对党的历次错误根源进行系统清算，并在此基础上统一全党思想的历史条件基本成熟。在全党深入学习和研究党史的基础上，1944年5月，党中央决定成立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就党成立以来的革命进程起草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这项工作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由任弼时主持日常工作而开展起来的。胡乔木参与了第一个历史决议的起草、修改、定稿和表决的全过程。1945年4月，党的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原则通过了这一决议。
第一个历史决议回答了什么是党史的重要问题。决议开宗明义地指出：“在为实现新民主主义而进行的二十四年(一九二一年至一九四五年)的奋斗中，在第一次大革命、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的三个历史时期中，我们党始终一贯地领导了广大的中国人民，向中国人民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和丰富的经验。”[6]73这一判断，深刻阐明了党的历史的核心是党的领导，主体是人民群众，根本任务是向中国人民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进行的革命斗争，时间范围是党成立以来的历史。关于党史的范畴，既有“领导了全国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也有“创造性地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革命学说应用于中国条件的工作”[6]74-75，实现了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军事上”的巩固和统一[6]88。
第一个历史决议全面系统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教训。决议共分7个部分：其中，第一、第二部分总结概括党成立以来24年的历史，分为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3个时期，并回顾总结了前两个时期的历史；决议的第三、第四、第五部分是重点，主要解决批判“左”倾错误路线、确立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地位的问题；决议的第六、第七部分是结尾，明确克服“左”、右倾思想的政策和策略，强调“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我们党和全国广大人民的奋斗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更普遍地更深入地掌握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结果，必将给党和中国革命带来伟大的进步和不可战胜的力量”，“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必将使中国革命达到彻底的胜利”[6]111-112。这一决议系统而深刻总结了建党以来特别是1931年至1934年间党的历史经验教训，贯彻了唯物史观，对党的历史上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了分析评价，系统总结了合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实际的一整套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作出了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正式结论。
第一个历史决议创造性运用并发展了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决议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分析历史、评价历史，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运用历史分析法客观评价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决议指出：“二十四年来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了，并且还在证明着，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我们党和全国广大人民的奋斗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今天我党在抗日战争中所已经取得的伟大胜利及其所起的决定作用，就是这条正确路线的生动的证明。党在个别时期中所犯的‘左’、右倾错误，对于二十四年来在我党领导之下的轰轰烈烈地发展着的、取得了伟大成绩和丰富经验的整个中国革命事业说来，不过是一些部分的现象。”[6]111这一判断充分体现了党的历史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决议科学评价了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杰出贡献，指出“党在奋斗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将人类最高智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创造地应用于中国这样的以农民为主要群众、以反帝反封建为直接任务而又地广人众、情况极复杂、斗争极困难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国，光辉地发展了列宁斯大林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问题的学说和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学说。”[6]73决议阐明，党过去取得的成绩是主要的，同时也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失误，运用辩证的观点评价一些重要人物；在否定历次“左”倾错误路线的同时，也指出了犯错误的同志并不是一切皆错，他们在反帝反封建、土地革命、反蒋斗争等问题上的若干观点，同主张正确路线的同志仍然是一致的。
(三)第一个历史决议对共产党人树立正确党史观的深远影响
第一个历史决议对建党以后特别是党的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这一阶段党的历史及其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对若干重大历史问题作出了结论，不仅为党的七大召开和争取抗日战争以及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重要思想基础，其确立的正确党史观以及由此得出的科学结论也对党史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一个历史决议在总结历史经验中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准确把握中国具体实际。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关键在于，正确认识和科学把握中国实际、认清中国的特殊的国情“是解决中国一切革命问题的最基本的根据”[15]。毛泽东在对第一个历史决议的草案作说明时说：“这个决议不但是领导机关内部的，而且是全党性质的，同全国人民有关联的，对全党与全民负责的。哪些政策或者其中的哪些部分是正确的或者不正确的，如果讲得合乎事实，在观念形态上再现了二十四年的历史，就对今后的斗争有利益，对今后党和人民有利益。正确和错误的标准自然是马克思主义，但人民利益同样是标准。人民对于各党派的情形并不很了解，但懂得根据他们的政策来判断。国民党致力国民革命凡五十年了，其中做了些好事，但做了更多的坏事，所以人民不喜欢它。我们做了好事，但也犯了些错误。现在的决议就是说这些问题，所以是关系于全国人民的。”[16]
第一个历史决议体现了澄清认识、惩前毖后、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宗旨。党的历史中有成绩也有错误，但是最重要的是如何正确对待。决议深刻分析了党的历史上历次“左”倾路线背后的“很深的社会根源”，澄清了党内一些同志对共产党成立后某些重大历史问题的模糊认识和片面理解；同时，也指明了纠正错误的方法。这就是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思想的指导，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方针[6]76，体现了毛泽东提出的“对于任何问题应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6]104原则；通过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统一了全党的认识，加强了全党的团结，促进了人民革命事业的迅猛前进和伟大胜利”[17]61。
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丰富和发展了正确党史观，深刻回答了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等若干重大历史问题
在一定意义上说，当代中国的历史问题，也是政治问题。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揭开了中国历史发展新篇章，也揭开了党的历史的新篇章。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并取得了巨大成就，也在探索过程中发生了一些曲折和失误。经过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这场思想解放运动的洗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以此为起点，党内外呈现出一派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然而，当时还存在一些对新的路线方针政策、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问题的模糊认识，特别是如何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功过和毛泽东思想等重要政治问题。
正确认识、全面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并对一些重大历史问题、历史人物作出科学结论，是分清是非、统一思想的必要条件。邓小平指出：“要对三十一年的历史作个总结。这是党内外的普遍要求。过去的问题已经结束了，需要作个总结，不走这一步不行。”[18]1979年11月，在邓小平亲自主持下，《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小组成立。起草工作历经1年零8个月。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第二个历史决议)，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胜利完成。
(一)党史研究的迅速发展、重要文献的编辑出版为第二个历史决议的制定，提供了宝贵的研究基础和文献准备
新中国成立后，党史研究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在学术探索、教材编写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取得了长足发展，产出了一系列重要成果，进一步丰富发展了正确党史观，为第二个历史决议的制定提供了宝贵基础，拓展了研究视野和领域。
1.胡乔木撰写《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1951年6月底，《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这部讲述中国人民革命事业胜利历程的文稿，经毛泽东、刘少奇修改审定后，以胡乔木个人名义，先后由《人民日报》发表和人民出版社出版。虽然“不免带有当时历史条件下难以摆脱的一些弱点”，但胡乔木以“善于驾驭史料和能够以概括的语言抓住历史的脉络的本领”[19]，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历程和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完整梳理，对党史分期和重大理论问题展开论述，肯定了毛泽东的功绩和思想，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从而奠定了中共党史研究的体系框架，这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观点，来叙述和总结中国共产党30年历史的第一本简明党史”[20]，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学习毛泽东思想和党史的权威教材。作为党史的奠基之作，这部著作所创设的研究体例和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评价，在党史教学与研究中产生了重大而积极的影响，两次被教育部指定为高校党史课教材代用本和毛泽东著作讲授提纲。
2.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为了满足国内广大干部群众学习毛泽东思想、了解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的迫切需要，也为满足世界上一些同情和关注中国革命的国家和人民了解中国的需要，1950年5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早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一些解放区就出版过几种类型的《毛泽东选集》，对于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教育干部发挥了积极作用。《毛泽东选集》编辑工作是在毛泽东亲自主持下进行的，他的主要工作有选稿和确定篇目，对大部分文章精心修改和校订，并为一部分文章撰写题解和注释。毛泽东在审阅计划收入的文章时，一方面选定编目，拟了一些标题，另一方面对有些文章的内容作了适当的补充和修改。在此基础上，毛泽东亲自撰写了大量的题解和注释，有的是对重要历史背景的说明，有的是政治性、理论性的阐述。《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的出版，在广大干部群众中掀起了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有力促进了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1964年3月，毛泽东谈到《毛泽东选集》时说：“这是血的著作。”[21]《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本，是经受了历史检验的科学著作，是毛泽东著作中最具权威性的版本，为党史研究和党史学科的发展提供了权威文献基础，为丰富和发展正确党史观发挥了极大推动作用。
3.中国史学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发展。1949年7月1日，中国新史学研究会正式成立，其以“学习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批判各种旧历史观，并养成史学工作者实事求是的作风，以从事新史学的建设工作”[22]为宗旨。1951年7月，中国史学会举行正式成立大会，郭沫若任主席，吴玉章、范文澜为副主席。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历史学开始了从“史学改造”到“史学革命”，从以唯物史观改造旧史学到全面建设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重要时期。对于史学界来说，马列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和学习，主要解决了史学研究的指导思想问题，普及了唯物史观，树立了劳动的观点、正确的阶级观点、社会发展的规律性观点、历史主义的观点，重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这一时期，中国史学界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出版了一大批有重要影响的史学著作，如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郭沫若的《中国史稿》、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等，既有贯通古今的通史著作，也有深入探讨的断代史成果；既有民族史的研究，也有对地方史的考察；既有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古与文物成就的著述，也有各种大型史料丛刊的编撰②。这些史学理论的发展和史学成果的面世，进一步巩固了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丰富和发展了正确党史观的思想理论内涵，推动了党史研究的发展和繁荣。
4.党史研究的发展。这一时期出版的党史论著、党史讲义数量逐渐增多，如胡华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1950年)、何干之的《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初稿)》(1954年)，成为全国干部、青年和高等院校学生学习中共党史和政治理论课的教材。1961年历史主义思潮兴起后，胡华于1962年撰写的《关于党史课的教学与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反思了“史学革命”中的极端做法，强调“党史科学也是历史科学”，自有其“逻辑、系统性和科学性”[23]，是这一时期较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大量党史文献资料，如报刊资料的影印出版、文献资料的整理出版、回忆史料的整理出版等③，为全面系统推动党史研究提供了扎实史料基础和研究基础。
(二)第二个历史决议的重大判断不断丰富和发展着正确党史观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冲破长期“左”的思想的严重束缚，批评“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指出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并高度评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果断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实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也极大地推动了党史研究领域的拨乱反正。由此，新成果不断涌现，党史研究日益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第二个历史决议回顾和总结建党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理论与实践，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贯穿于党和国家的历史发展之中深刻认识和把握党史、新中国史；就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等若干重大历史问题，进行研究、阐释和回答，彰显了党和国家建设发展的方向与道路、进程与前景、成就与经验。
1.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科学地揭示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和活的灵魂。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是理论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在指导第二个历史决议起草过程中，邓小平曾经多次强调，正确地评价毛泽东思想，科学地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也要对历史功过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24]291-292。第二个历史决议把毛泽东的一生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全面认识，放在党领导人民艰苦奋斗、艰辛探索，努力实现国家独立、富强、民主、文明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科学把握。在全面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的同时，这一决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刻阐明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科学揭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一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建设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2.坚持历史发展的阶段性与连续性的统一，辩证认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第二个历史决议将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具体运用到认识和把握党史、新中国史的工作之中，以总结历史经验为认识和研究党史、新中国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第二个历史决议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尽管由于党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经验不多，特别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使得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没有取得本来应该取得的更大成就，但新中国取得的成就还是主要的，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是党在不断总结历史经验中开辟拓展和深化的。第二个历史决议把新中国成立32年的历史分为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7年、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10年、“文化大革命”的10年和历史的伟大转折四个阶段。第二个历史决议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新中国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取得了旧中国根本不可能达到的成就，有力地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社会主义制度由不完善到比较完善，必然要经历一个长久的过程，必然要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改革那些不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和人民利益的具体制度。要把“文化大革命”与“文化大革命时期”区别开来，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同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来。第二个历史决议指出，由于全党和广大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知识青年和干部的共同斗争，“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力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当然“这一切决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的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17]30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同两年“徘徊”时期和改革开放初期的历史联系起来，贯通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历史，初步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历史经验。第二个历史决议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统一起来，深刻阐明了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物质基础、政治前提和理论准备④。
3.改革开放之初就鲜明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点。第二个历史决议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教训的同时，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已经逐步确立的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的主要内容概括为10个方面，并作了阐述，第一次提出了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较早和较完整地阐发了党在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正确阐述了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和由此而来的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和党的工作重点；强调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和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现代化的目标；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完善必须适应生产力的状况和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明确提出逐步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之一；明确提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外交方针；明确提出要加强党的建设，把党建设成为具有健全的民主集中制的党。这些主要点实际上是党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第一次概括。在此基础上，党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不断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飞跃。
(三)第二个历史决议及其发展的正确党史观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意义
第二个历史决议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和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以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产物，集中体现了改革开放之初党的思想理论创新成果，深刻揭示党史、新中国史的主题与主线、主流与本质，深刻蕴涵着党关于党史、新中国史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上具有继往开来意义的重要历史文献。
第二个历史决议“最核心的一条”是“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实事求是分析新中国成立32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公正评价其中的功过是非；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总结，团结一致向前看[24]291-292。第二个历史决议指出：“党的团结，党同人民的团结，是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夺取新的胜利的根本保证。”[17]61
第二个历史决议通过科学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经验和“文化大革命”的教训，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已经逐步确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主要内容，完成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为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指明了正确方向、奠定了基础。
第二个历史决议贯彻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实事求是地分析和认识历史问题、历史是非，充分发扬党内民主，集中全党智慧和意志，完成了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为统一思想、团结奋斗和推进改革开放提供了重要思想政治基础，是确立和进一步发展正确党史观的重要依据，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上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指导意义。此后，199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200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1921-1949)》第一卷、201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1949-1978)》第二卷等三部权威著作，在第二个历史决议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了正确党史观的深化发展。《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以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和第二个历史决议为总的依据，既实事求是地讲出历史的本然，又实事求是地讲出历史的必然。正如胡乔木所言：“在这70年里，党曾经进行过哪些斗争，取得过哪些成就，犯过哪些错误，书中可以说大致写得一目了然。没有什么吞吞吐吐，含糊其词，既没有歪曲，也没有夸大和贬低。”[25]该书对党史提出不少新颖的见解，如第七章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这段历史比较难写，该书对这段历史不但提出了许多首次发表的事实，而且作了比较确切的解释；结束语中将党在历史上所犯的错误的估计，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巨大成就，作出了比较全面的认识[25]。
三、《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深化和拓展正确党史观，深刻回答了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的根本问题
2021年是建党百年，我国正处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上，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已经实现，走在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赶考之路上，即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这个重要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胸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第一个百年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进行总结，明确未来前进的方向，为第二个百年汲取历史智慧和历史自信。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第三个历史决议)，坚持正确党史观、树立大历史观，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同党的前两个历史决议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深刻回答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反映了党的百年奋斗的初心使命；第三个历史决议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个重点，对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的评价注重同党中央已有结论相衔接，体现了党中央对党的百年奋斗的新认识。第三个历史决议是一篇光辉的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献，是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
(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的重要论述为深化和拓展正确党史观提供了根本遵循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对党的历史的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6月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特别强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指出“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26]。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的重要论述，是正确党史观在新时代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学习研究党史、树立和发展正确党史观的根本遵循。党史研究以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为指导，继续在新时代繁荣发展、守正创新，不断强化和拓展。
1.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的重要论述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和坚实的实践基础，其理论渊源是唯物史观。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来，始终是有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的党。这个理想信念，就是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27]关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践的观点、生活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别于其他理论的显著特征。”[28]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核心。其实践基础建立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基础之上的。两个大局，是重大的战略判断，也是重大的战略决策依据。两个大局相互交织、相互作用、融合交汇，为我们办好自己的事提供了大有可为的空间；胸怀两个大局，是谋划工作、指导实践的基本出发点。
2.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的重要论述不断丰富和发展了正确党史观的基本内涵。共产党人树立正确党史观，就“要坚持以我们党关于历史问题的两个决议和党中央有关精神为依据，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29]。百年党史波澜壮阔，只有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才能准确把握百年党史中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只有用历史分析法和阶级分析法，才能正确认识党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和重要任务。总之，只有用科学的认识方法，才能形成宏大全面的历史观，才能充分认识到百年党史“是一个接续奋斗的历史过程，是一项救国、兴国、强国，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完整事业”[30]。共产党人树立正确党史观，还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国内外敌对势力往往就是拿中国革命史、新中国历史来做文章，竭尽攻击、丑化、污蔑之能事，根本目的就是要搞乱人心，动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对于这些别有用心的人鼓吹历史虚无主义，必须旗帜鲜明地加以反对。一方面必须针对错误思潮进行理论辨析，剖析其错误根源，使人们认清它的真实面目和背后目的：另一方面要讲好党史故事，引导人们正确地看待党的历史，正本清源，固本培元。
3.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的重要论述彰显大历史观。大历史观是一种历史认识论和方法论，是指运用宏观的视野分析看待历史，全面系统把握历史演变机理，探究历史发展规律，科学指导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阶段和发展规律的科学论述，从宏观的历史进程、从历史长河中得出科学结论彰显大历史观。大历史观是从时间的长时段、空间的宽视野分析把握历史，其原因是：历史事件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在时间、空间和主客观方面存在普遍联系，即“历史之时间上的相续性，空间上的联系性以及客观条件与主观创造之不可分裂性的问题”[31]。2016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的伟大胜利，使具有五千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全面迈向现代化，让中华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32]1182018年12月18日，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他指出，“几千年前，中华民族的先民们秉持‘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开启了缔造中华文明的伟大实践。”[33]“以数千年大历史观之，变革和开放总体上是中国的历史常态。中华民族以改革开放的姿态继续走向未来，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深厚的文化根基”[32]235-236。中共党史与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密不可分，应真实、全面、联系地分析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和奋斗历程。习近平总书记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运用大历史观，回顾往昔，直面现在，开创未来，立足中国，环顾世界，纵贯古今，总结回顾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光辉历程，深刻论述党的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等重大问题，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贯通起来，与人类社会发展联系起来。
(二)第三个历史决议通过党的百年奋斗，深刻回答了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的根本问题
在新的征程上，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第三个历史决议，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第三个历史决议全面总结党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历史意义和宝贵历史经验。党的百年奋斗的历史意义总结为五个方面：即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走在时代前列的中国共产党。党的历史就是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只有继续开展许多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才能带领中国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党的历史就是引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这条现代化道路不是西方模式的现代化道路，而是一条坚持社会主义根本方向，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决议把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总结为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坚持理论创新、坚持独立自主、坚持中国道路、坚持胸怀天下、坚持开拓创新、坚持敢于斗争、坚持统一战线、坚持自我革命。这十个方面的历史经验深刻揭示，党只有直面各种矛盾，不断破解矛盾，才能在斗争中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时处理好独立自主与开放包容之间的关系，胸怀两个大局、胸怀天下，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34]，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
第三个历史决议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个重点。决议重点总结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和积累的新鲜经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战胜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决议全面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原创性思想、变革性实践、突破性进展、标志性成果，引导全党进一步坚定信心，聚焦党团结带领人民正在做的事情，以更加昂扬的姿态迈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34]。
第三个历史决议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历史观和方法论，既有政治高度，又体现出理论深度和实践广度，处处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光辉。决议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作出新的重大判断。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由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党的历史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13个方面的历史性变革和历史性成就。决议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内涵进行新的提炼和概括，由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八个明确”提升到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的“十个明确”，进一步完善发展了这一科学理论体系的丰富内涵，系统回答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的奋斗目标、历史使命和战略步骤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是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深化和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决议首次将“两个确立”并列提出来，这一重大政治论断，是历史的选择、时代的选择和人民的选择。决议总结的“十条历史经验”是一个系统完整、相互贯通的有机整体，相辅相成、不可分割[34]。这些论述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从整体、全局出发，坚持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精准思维等科学思维方法，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三)第三个历史决议对新时代共产党人树立正确党史观的深远指导意义
第三个历史决议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宣言，是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彰显了百年大党的历史自信、政治自觉。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和运用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洞察时代大势，回答时代之问，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历程，彰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深刻阐明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实现现代化的全新选择，展现出人类社会现代化发展的光明前景；科学揭示党带领人民经过百年奋斗，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第三个历史决议站在新的起点上，准确把握百年党史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与前两个历史决议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体现了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历史自信的赓续性，有利于不断增强历史自信、历史自觉、历史主动，不断提升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对新时代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深化党史研究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四、制定党的历史决议与确立和发展正确党史观的经验启示
党在百年奋斗中通过三个历史决议，确立和发展了正确党史观，为深刻认识党史、研究党史、把握历史规律、掌握历史主动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启示。
1.三个历史决议为确立和发展正确党史观，形成了一以贯之的原则要求。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在审视历史的基础上，把握历史逻辑，总结历史规律，形成新的理性认识，实现理论创新。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也是不断总结历史经验和推进理论创新创造的过程。在起草第三个历史决议的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总要求是，按照“总结历史、把握规律、坚定信心、走向未来”[35]，把党走过的光辉历程总结好，把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辉煌成就总结好，把党推进革命、建设、改革的宝贵经验总结好，把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砥砺奋进的理论和实践总结好。这些要求是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的充分体现，也是确立和发展正确党史观、制定历史决议一以贯之原则要求的高度总结。
2.三个历史决议为确立和发展正确党史观，形成了科学有效的研究方法。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是科学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根本立场和根本方法，也是把握三个历史决议思想精髓的关键。只有坚持正确党史观、树立大历史观，才能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才能正确对待党在前进道路上的曲折，才能寻找到总结历史经验的正确方法。三个历史决议坚持站在人民立场、立足中国实际，依靠集体智慧，总结历史经验，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
3.三个历史决议为确立和发展正确党史观，树立了团结一致向前看的目标导向和价值取向。重大历史关头，往往是党面临的客观形势和中心任务即将或已经出现重大转变的关键历史节点。三个历史决议所处的历史条件、时代背景、所要解决的问题有所不同，但都在重大历史关头统一了全党思想，对推动党和人民的事业胜利前进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一个历史决议形成于争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关头，“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6]76。第二个历史决议形成于改革开放大潮初起，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统一了全党思想，对推动党团结一致向前看、更好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第三个历史决议形成于党和人民胜利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正在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重大历史关头，为全党从党的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推动全党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在新时代更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党的三个历史决议，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从确立正确党史观、丰富和发展正确党史观再到深化和拓展正确党史观；从深刻回答什么是党史、如何认识和研究党史，到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如何看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再到深刻回答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的根本问题；全面总结党百年奋斗的伟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极大增强了全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的高度团结统一，必定更好地指引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赢得更加伟大的胜利和荣光。
注释：
①如李立三的《党史报告》、邓中夏的《中国职工运动史》、华岗的《中国大革命史》、(苏联)米夫的《中国共产党英勇奋斗的十五年》、余昂礼的《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之建立》、张闻天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王若飞的《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周恩来的《关于“六大”研究》、王稼祥的《中国共产党与革命战争》等。参见王炳林等：《中共党史学科基本理论问题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第67-71页。
②参见曹家齐：《顿挫中嬗变——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西苑出版社，1999，第146-147页。
③如《新青年》《每周评论》《向导》《布尔什维克》等19种革命期刊和《新中华报》《解放日报》《新华日报》《东北日报》《人民日报》《大公日报》等6种党报影印出版；《毛泽东选集》《李大钊选集》《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中国工会历史文献》《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土地改革重要文献资料汇集》等文献资料整理出版；《跟随毛主席长征》《跟随周副主席十一年》《文史资料选辑》《星火燎原》等大量回忆史料出版。参见王炳林等：《中共党史学科基本理论问题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第77-78页。
④参见宋月红：《“第二个历史决议”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于党史、新中国史理论之研究》，《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1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