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开创，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以及世界历史演进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事件。为了更好地推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阐释和研究，我们需要从哲学视域对其进行深入解析。
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探索
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这一时代背景决定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必然具备如下两个方面的基本特征：一方面，人类文明新形态依然是现代社会的文明类型，其宏观历史坐标依然处在现代化发展的世界历史阶段；另一方面，人类文明新形态之“新”是在与西方现代文明（资本主义文明）的比较中呈现出来的。同样，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探索，也表现为对现代社会是否存在以及如何创造不同于资本主义文明的新文明类型的不懈追问。
在马克思一生的理论研究中，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分析和批判始终是一项核心议题。在他看来，“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正因如此，探寻一种资本逻辑瓦解之后的文明类型（共产主义文明）及其实现路径，构成马克思人类文明新形态研究的主要任务与显性课题。但是，这一主要任务和显性课题的存在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将资本主义文明视作现代社会的唯一文明类型，恰恰相反，对现代社会是否存在不同于资本主义文明的新文明类型的追问，作为一个相对隐性但却同样重大的课题也始终伴随着马克思一生的理论思考。早在写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时，年轻的马克思就已经开始分析当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德国“怎么能够一个筋斗就不仅越过自己本身的障碍，而且同时越过现代各国面临的障碍”。后来，在《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和《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人类学笔记》中，马克思更是围绕现代社会是否存在新文明类型的问题进行了大量的探讨。在这些探讨中，马克思尚未从正面给出清晰明确的答案，尤其是在回答有关俄国是否“必须先经历西方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的过程”还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占有形式”的问题时，马克思的回答态度是十分谨慎的，回答的内容也是尝试性的。但是，从马克思对人们将《资本论》中“仅限于西欧的结论”当作“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的拒斥态度中，我们可以推断出他的基本观点。马克思明确指出，如果“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这表明，在马克思看来，西欧现代化道路及其开创的资本主义文明并不是现代社会的一般发展道路和一般文明形态，现代社会存在着其他现代文明类型。
沿着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开辟的道路，列宁对人类文明新形态展开了进一步的探索。通过批判第二国际思想家的“经济决定论”以及领导俄国的革命和建设，列宁对现代社会是否存在新文明类型的问题作出了正面回答：从全球范围来看，资本主义文明并不具有普遍意义上的“铁的必然性”“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国家依照政治权力驾驭和利用资本逻辑，可以开辟出一条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新文明道路。当然，在此基础上还需要进一步回答的问题是：既然这种新文明类型在现代社会是存在的，那么它的具体形态是怎样的？如何才能创造这一文明？客观地说，在列宁之后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这一重大问题没有得到合理的回答和解决。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苏联探索和建设新文明类型的失败，不仅导致西方相关论者开始高呼“历史的终结”，而且造成诸多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此问题上陷入了悲观、踌躇与彷徨的局面。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真正对列宁所面对和思考的问题作出正确解答的是中国共产党人。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理论创新引领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深刻回答了现代社会的新文明类型是怎样的、如何创造这种新文明类型的实践问题。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系统阐释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创造不同于西方现代化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同于资本主义文明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进程及其内在逻辑，详细描述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本质、基本内涵、主要特征和重大意义，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系统科学理论。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决定了现代社会文明类型的多样性；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的文明形态即是现代社会的新文明类型，它“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成功经验、展现了光明前景”“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的重大贡献”。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人类文明新形态理论探索中的重大跃迁，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成熟理论体系的出场。
2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与新文明类型的实践创造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马克思和列宁提出的问题之所以能在中国得到深刻解答，归根结底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以实际行动创造出了现代社会的新文明类型。这种新文明类型的开创不是一蹴而就的，它经历了一个既曲折漫长又充满智慧的实践探索过程，具体呈现为如下几次重大历史过渡或历史转折。
首先，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新文明类型探索之路的思想前提。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从辛亥革命到早期新文化运动，中国探索救亡图存和文明发展道路的各种方案虽然在诉诸的阶级力量和具体的理论观点上存在差异，但总体上遵循的都是西方所极力推崇的思想逻辑。第一次世界大战与战后的巴黎和会向世人赤裸裸地展示了西方丛林法则的严重后果，同时也宣告了以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为模板的各种救国方案的破产。正当中国广大先进分子和各界仁人志士陷入彷徨迷惘之际，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与倡导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不同，马克思主义追求实现的是“庶民的胜利”和“人类的解放”，标志着中国正式开始探索一条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新文明发展道路。在探索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从而使新文明类型的探索之路获得了科学的思想前提。
其次，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是新文明类型开启之路的制度奠基。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革命具有鲜明的新民主主义性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不仅推翻了压在中华民族身上的三座大山，而且决定性地意味着中国在探索文明发展道路的问题上与这“三座大山”所代表的三种文明类型划清了界限。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完成，不仅消灭了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剥削压迫制度，而且决定性地意味着中国在探索文明发展道路的问题上已经拒斥了三大改造的对象所代表的文明类型。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国实现了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创造现代社会的新文明类型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
再次，从全面借鉴苏联式现代化到独立探索中国式现代化是新文明类型开拓之路的曲折前行。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全面学习借鉴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验，力求将苏联式现代化道路及其文明模式移植到中国。苏联式现代化道路与西方现代化道路的不同在于其祛除资本的主导地位及其负面效应的同时，连同资本的“文明面”也一并拒斥了。由于这条道路忽视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也必须要“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忽视了资本关系“在经过长久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它所塑造的文明必然指向个体主体性的消解和抽象整体性的膨胀。必须看到，在特定时代背景下，通过学习借鉴苏联式现代化道路，中国的社会发展和国防建设取得了一系列成绩，但是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苏联式现代化道路的弊端也逐渐暴露了出来。为了克服这些弊端，中国在完成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之后，便开始独立探索一条既不同于西欧模式又不同于苏联模式的现代化新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独立探索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经历了一个曲折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过程，改革开放大幕的开启，让这一独立探索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最后，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新文明类型出场之路的实践展开。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稳步推进，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创造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新文明类型的步伐也在不断加快，并推动它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一历史方位最终出场。从工业化到新型工业化、从城镇化到新型城镇化、从四个现代化到全面现代化、从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到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等等，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越走越宽、越走越稳。与之相应，一种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初心使命和中华民族百年期盼的新文明类型，也随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砥砺前行而在新时代隆重出场。
3 深刻把握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所塑造的新文明类型是在中国的时空场域下出场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人类文明新形态相关问题的中国解答，从逻辑上讲，它首先是一种中国式的新文明类型。然而，从唯物辩证法来看，任何个别中都包含着一般，“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因而中国式新文明类型一经出场就必然具有某种世界性的意义。具体而言，在当今时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所塑造的新文明类型之所以具有世界意义，主要是由如下两个维度的现实因素推动而成的。
一方面是因为当代全球发展的大变局、大调整、大转换。唯物史观强调，“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从这个意义上说，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这一宏观背景下，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虽然具体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但其在本质上指向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度危机及其重大调整，这同时也决定性地意味着以“历史的终结”为口号的西方现代化道路及其文明形态的深度危机和重大调整。从全球发展来看，这一深度危机表现为单一主体性观念、零和博弈思维以及弱肉强食的国际秩序、单边主义的全球发展方案因失去生产方式支撑而难以继续维持；这一重大调整则表现为多元主体性或公共性观念、合作共赢思维以及和平共处的国际秩序、多边主义的全球发展方案日益成为当今时代的必然选择。历史证明，人类前进的脚步从来都不会因某一种文明形态遭遇危机而陷入停滞。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今时代，世界历史呼唤着一种新的文明类型的出场，而中国创造的新文明类型因具有与西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截然不同的性质而受到当今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高度关注与重视。这同时也深刻表明，与人类历史上一些文明形态通过暴力输出、商品输出、资本输出等方式向全球强制推广的方式不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所塑造的新文明类型之所以能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全新选择，是人类基于世界历史发展的内在必然性而作出的自主选择。
另一方面是中国共产党人发挥历史主动精神、勇担时代使命并努力为之奋斗的结果。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以实现民族复兴和人类解放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人并不是被动地顺应世界历史的发展，而是在深刻把握世界历史演进规律和趋势的基础上主动回答世界之问、时代之问，积极推动世界历史的发展。在一定意义上说，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拓和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不仅构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动力，也构成当代全球发展大变局、大调整、大转换的内在动力。我们所创造的人类减贫奇迹，使占世界人口近五分之一的中国全面消除绝对贫困，这本身即是对人类生存发展的重大贡献；中国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球最大范围、最大规模的生态修复，这本身即是对全球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贡献；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本身即加速了全球文明东升西降、趋向平衡的进程，改变了世界文明的版图，等等。由于这种新文明类型是建立在中国这一最具代表性的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基础之上的，是建立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基础之上的，因而它必然向所有渴望和平发展的民族和国家敞开怀抱；由于这种新文明类型是建立在对人类文明发展成果的充分借鉴基础之上的，因而它的出场范围就不会仅仅局限于华夏大地。正因如此，在当今时代，中国正以崭新的姿态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以高度的自信向全球分享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以崇高的使命感引领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
（作者：桑明旭，系苏州大学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