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在《“五方杂处”说北京》（《书城》2002年第3期）中，我曾谈及北京研究的特殊魅力：“西安作为古都，上海作为新城，都有其独特的魅力，可北京横跨古今，更值得深入研究。上海开埠百余年，其‘西学东渐’的足迹十分明显，历史线索清晰，理论框架也比较容易建立。可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来说，上海其实是个特例。相对来说，作为古老中国的帝都，加上又是内陆城市，北京的转型更为痛苦，其发展的路径也更加曲折，很难套用现成的理论。读读西方关于城市研究的著述，你会感到很受启发，可用来研究北京，又总有些不太适用——在我看来，这正是北京研究的潜力所在。‘北京学’必须自己摸索，因而更有理论创新的余地，这里所说的，乃是理想的境界。”可惜理想与现实，隔着十万八千里。
时至今日，除了薄薄一册《记忆北京》（三联书店，2020），再就是指导十篇博士论文，组织五场国际会议，开了四轮专题课，我的“北京学”实在乏善可陈。如此业绩，与当初的宏伟规划相差甚远，以至我必须在《“北京研究”的可能性》（《北京社会科学》2015年第12期）中旁枝逸出，专门检讨“为何我没能成为‘北京学’专家”。
认清了自家学识谫陋且精力有限，关于“北京学”，确实只能“提倡有心，实行无力”了。于是，我的兴趣转移到教学上来，具体说，就是立志在北京大学开设有魅力且可持续的“北京研究”课程。目标有二，一是吸引更多北大学生关注脚下这座既古老又新潮的国际大都市；二是希望有若干博学深思之士，以北京为研究对象，假以时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理论创新”。
不是擅长，而是需要
二十年间，我在北大开设过“北京文化研究”（2001年秋）、“现代都市与现代文学”（2003年秋）和“都市与文学”（2011年春）三轮专题课。后者曾以大致相同的内容，为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研究生讲授过（2010年秋）。也正是这第三门课的“一鱼两吃”，让我深感困惑。布置期中作业，要求以散文随笔形式，撰写“我的北京/香港记忆——从一本书、一幅画、一首歌、一部影视说起”。并非专业论文，无需多少学识，却很能显示作者对这座城市的感觉。港中大学生（包含赴港读书的内地学生）普遍写得不错，看得出他们对这座城市相当熟悉，且很有感情。相对而言，北大学生普遍理智有余而情感不足，很多描述显得空洞。我猜想，不是才华，也不是时间，而是心境——心高气傲的北大学生，虽然身在其中，但没有真正“进入”北京这座国际性大都市。
这促使我深刻反省，我们的学生是否对自己生活的这座城市缺乏了解、体贴与认同？上学期我为本科生讲授专题课，期末作业是选择题：或以老舍《四世同堂》为例，讨论北京与战争；或以王安忆《长恨歌》为例，论述上海与女性。结果是：选择第一题的9人，选择第二题的22人；而且，文章水平后者明显超过前者。一方面是中文系学生的性别比例，另一方面则是00后大学生的特殊境遇，使其对于女性命运的关注明显超过战争风云。这点很容易理解。让我感到郁闷的是，这一选择背后，似乎还隐含一种价值判断：谈论城市，青年学生更关心的是上海。
北京集中了那么多好大学，真的是“人才荟萃”。可这么多精英生活在北京，真正关心这座都市命运的并不多——很多人不在意这“第二故乡”的起承转合与喜怒哀乐。在国家视角与都市趣味之间，他们明显倾向于前者。我曾为此大发感慨：“你在北大（或北京某大学）念书，对脚下这座城市，理应有感情，也理应有较为深入的了解。可惜不是北大校长，否则，我会设计若干考察路线，要求所有北大学生，不管你学什么专业，在学期间，至少必须有一次‘京城一日游’——用自己的双脚与双眼，亲近这座因历史悠久而让人肃然起敬，因华丽转身而显得分外妖娆，也因堵车及空气污染而使人郁闷的国际大都市。”（《对宣南文化的一次“田野考察”》，2012年5月21日《北京日报》）
单是求学阶段，少则三五载，多则十几年，如此长期生活在北京，而对这座城市的前世今生、得失成败不感兴趣，这其实很不应该。我喜欢周作人的态度：“我的故乡不止一个，凡我住过的地方都是故乡。”（《故乡的野菜》，1924年）北大学生来自五湖四海，所学专业五花八门，但即便如此，略为关心、关注、关爱脚下这座五彩缤纷的城市，兼及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我以为是现代人必须有的兴致与教养。
有感于此，我放弃了撰写“北京学”伟大著作的幻想，决心此后每年主持一次“北京研究”专题课。对我来说，这事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既然已在中文系讲过三轮与北京相关的课程，为何还有那么大的压力？因为这回峰回路转，面向全校本科生与研究生，介于通识课与专业课之间，希望能闯出一条新路。在竞争十分激烈的北大，本科生追求绩点，研究生注重发表，让急匆匆赶路的他们，暂时停下脚步，听一门虽有趣但与自己所学专业无关的课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考虑到本课程包含一两次田野考察性质的“行读”，一开始限制选课人数，最后大大突破，换了两次教室。因是第一次开课，有来自二十个院系的近百名学生修课，我已经很欣慰了——中文系（24）、历史系（19）、城市与环境学院（10）、法学院（9）、艺术学院（5）、外国语学院（4）、经济学院（4）、社会学系（3）、对外汉语学院（3）、考古文博学院（2）、光华管理学院（2）、新闻与传播学院（2）、哲学系（1）、国际关系学院（1）、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1）、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1）、信息科学技术学院（1）、软件与微电子学院（1）、医学部（1）、燕京学堂（1）。选课人数排在前三的是中文系、历史系、城市与环境学院，这在预料之中。因为，这课不是我一人唱独角戏，还有城环学院以及历史系的教授加盟。
换一种思路开课
明明已经讲过三轮，为何还需要四处请援兵？这其实是受我和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合作主持“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系列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启发。邀请若干文学、史学、哲学、考古、地理、建筑、音乐、美术、影视等不同专业的中外学者，讨论北京（2003）、西安（2006）、香港（2010）、开封（2011）等重要城市，并出版专题论文集，此举效果极佳。说实话，会前会中会后，听其他专业的学者侃侃而谈，我这才彻底清醒，为何有“一得之见”者，须特别警惕“一叶障目”。面对“北京学”这样的跨学科话题，每个专业的学者都有其洞见，也有其盲点。
当初我为北京大学出版社主持“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丛书，在“总序”中称（2008）：“讨论都市人口增长的曲线，或者供水及排污系统的设计，非我辈所长与所愿；我们的兴趣是，在拥挤的人群中漫步，观察这座城市及其所代表的意识形态，在平淡的日常生活中保留想象与质疑的权利。偶尔有空，则品鉴历史，收藏记忆，发掘传统，体验精神，甚至做梦、写诗。”这种技术性的趋避，其实是我及同道的学科背景决定的，并不具有天然的合理性。作为个人著述，当然应该扬长避短；可作为课程设计，这么做并不合适。
这就说到我以往讲授“北京”或“都市文化”课程的局限——毕竟是中文系出身，关注的主要是文学与文化，回避了政治、经济、市政、建筑等同样很有意义的话题，如此描述/构建/阐释都市北京，必定灵性有余，而广度及硬度不够。必须是学术兴趣相近，且准备从事专业研究的，才可能听得津津有味。再说，为求专业深度，我们将“北京”掰开、揉碎、筛选，在显微镜下仔细辨析，容易导致见树不见林。这个时候，反而怀念那种高屋建瓴而又粗枝大叶的讲述。
几年前，在《“北京学”的腾挪空间及发展策略》（《北京社会科学》2016年第6期）中，我谈及“北京学”必须包含城市史、城市学、城市文化三个层面：“研究北京这座城市的形成及演变，包括自然、地理、历史、人物、宗教、习俗等等，是目前成果最为丰富，也是专家与大众间交流最为顺畅的。城市史偏重于人文学，城市学则更多倚重社会科学，其谈论城市的运营与发展，不是书斋里的坐而论道，而是力图解决当下各种急迫问题，如人口问题、就业问题、交通问题、环境问题、治安问题等。因此，城市学更能为政府的决策提供重要参考。至于城市文化研究，关注想象与虚构，兼及精神与物质，贯通古代与现代，理应将飘浮在空中但深刻影响民众生活及城市气质的文学、艺术、影视、传媒等纳入视野。”考虑到学生的视野、趣味及接受能力，希望这回开设的专题课，走出纯粹的文史，兼顾这三个不同层面的都市研究。
因为，站在学生角度，若无意成为北京研究专家，那么教师的讲授太软太硬、题目太大太小、距离太远太近，都不合适。思前想后，我定了十个字，作为这一回“北京研究”课程的支柱：山/川、都/市、人/文、古/今、中/外。依据这个思路，再来寻找合作者，编排相关的课程大纲。
请合适的老师讲适合的课
与以往直接切入某个特定历史时段的人与文不同，这回决定，还是得从头说起，首先关注北京城的地理位置及空间格局，这才有了北大城环学院名教授唐晓峰的闪亮登场。与晓峰兄相识已久，三言二语，他便明白了我的思路，大声叫好的同时，表示愿为此专门备课。在体制还没理顺、经费尚未有着落的情况下，我决定先申请课号，干起来再说。
我的总论“北京研究的魅力及可能性”相对较虚，而他的历史地理三讲——“北京城市空间的历史变化”“流泉与北京城”“北京北部山区北齐长城的修建”，一下子让学生和我大开眼界，对这座城市的前世今生有了迥然不同的理解。在此坚实的历史地理根基上，方可登堂入室，进入皇城内外。唐晓峰的学妹、同属侯仁之先生弟子的张宝秀，现任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所所长，此前也有合作，这回请她讲授“北京中轴线的时空演变与申遗保护”，同时与我联手，带学生“走读北京中轴线”。
在我心目中，谈论历史及现实中的北京，“都”与“市”必须分开来说，前者属于皇权（以及诸多权贵），后者方才更多与平民百姓相关。我多次说过，“小巷深处，平常人家，才是城市的魅力及精魂所在”。我的“岁时纪胜与文学北京”“风俗图谱与都市风流”两讲，让学生体会不一样的都市生活与文化记忆。除了使用材料与论述方式不同，还涉及历史时段与政治立场。学生开始从三千年前的燕蓟分封走向波诡云谲的近现代史，从宫殿的巍峨壮丽，走向民间的烟火与日常。
北大历史系教授欧阳哲生出版过厚重的《古代北京与西方文明》（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再加上去年我曾推荐他在香港三联书店刊行《胡适的北京情缘——一个新文化人的日常生活史》，题目略为变动，就这么提要钩玄，讲给北大学生听，就会很精彩的。
我早年指导的博士、现为北大中文系长聘副教授的季剑青，从2007年在北大完成博士论文《大学视野中的新文学——1930年代北平的大学教育与文学生产》，到2017年在三联书店刊行《重写旧京——民国北京书写中的历史与记忆》，长期关注北京的历史、文化、教育与文学，请他讲“从帝京到文化城”“现代作家笔下的北京”两讲，再合适不过的了。
当下的国际化大都市北京，不仅从远古走来，更是一路上携风带雨，接受各种外来文化的冲击与洗礼。除了季剑青专门讲“近代外国人的北京书写”，还有欧阳哲生评述瑞典美术史家喜龙仁的著作《北京的城墙和城门》，以及我论日本汉学家青木正儿编图的《北京风俗图谱》，算是从域外看中国。另外，我还借瓦尔特·本雅明《巴黎：19世纪的首都》、卡尔·休斯克《世纪末的维也纳》、理查德·利罕《文学中的城市：知识与文化的历史》，展开对外国都市的想象与论述，作为北京研究的参照系与对话者。
最后一讲“记忆北京与想象都市”，既蕴涵着我个人的学术理念，也是想给学生提供更为广阔的学术视野。对于他们来说，关注乃至体贴脚下这座名城，或许成为其日后从事都市研究的契机或起点。
如此设计课程，希望既有整体感（而不是临时拼凑），又能体现每个讲者的专业特长（而不是强行就范），比一般的通识课专深，又比各院系的专题课广博，对选修的学生来说，我以为是较为理想的状态。但这牵涉到大学里的资源配置方式，讲授者跨院系乃至跨学校，组织起来不是很容易。好在各位讲者都是朋友，不计较报酬高低，加上刚刚成立的北大现代中国人文研究所，提供了某种灵活运作的便利。
书斋之外，兼及“行读”
若从我自己的专业立场，谈论北京，往下沉，必须走到历史地理；往上走，最好兼及政治史与思想史。我始终觉得，北京作为有三千年建城史、八百多年建都史的国际大都市，层次丰富，线索复杂，研究潜力极大。既然自己做不了，那就转为敲边鼓，提醒或诱惑更多年轻学者投入其中。这也是我早年撰写随笔《“北京学”》（1994年9月16日《北京日报》），近年又不自量力，坚持在北大开设“北京研究”专题课的缘故。
除了课堂上的图文对话、声情并茂以及博学深思，还希望对这座城市有更为真切的体悟，于是专门设计了“走读”环节。只是今年情况特殊，此设计最终不一定能落实。不过已经答应选课的学生，若今年实在走不了，明年再开这课，愿意参加的可以插队。
为何不满足于书斋里的考据与思辨，特别强调“走读”这个环节？因为在我看来，理解一座城市或一段历史，不能只靠书面资料，必须有身临其境的感觉与体会。
我最早实践这一理念的，是1999年3月9日的重走五四路。在《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广州出版社，1999）的后记中，我提及：“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曾带领包括本书作者在内的若干研究生，沿着当年北大学生的游行路线，用将近五个小时的时间，从沙滩红楼一直走到因被学生‘火烧’而名扬天下的赵家楼。一路上走走停停，指指点点，不时以历史照片比照或补充当下景象，让思绪回到八十年前那个激动人心的春夏之交。此举说不上有何深刻寓意，只是希望借此触摸那段已经永远消逝的历史。”
和学生一起重走“五四”路
当初北京电视台获悉我的行读计划，还派记者跟拍，并制作了一期专题节目，在当年的五四前后播出。可惜因导演转行，且技术手段变化，现在找不到原始录像带了。日后不断有人邀请重拍，因担心变成了表演，我一概谢绝。但我的学生接续此思路，讲述五四运动史时，会带领或指引他们的学生“重走五四路”。
若非疫情困扰，只要在京，我每年都会选择春秋佳日，带上自家指导的研究生，在北京城的某个角落或某条线路游走，如2001年5月，密云水库；2002年4月，陶然亭公园；2007年7月，潭柘寺；2008年4月，北京植物园/梁启超墓；2009年4月，圆明园遗址公园；2012年4月，宣南一日游；2013年4月，北海公园；2014年4月，陶然亭；2015年5月永定门/幽兰会馆；2016年4月，杂书馆；2017年4月，颐和园/五塔寺/畅观楼；2018年6月，中山公园。那既是一种游玩与休憩，也有资料积累与地理考察的意味。带上事先准备的历史地图及文字资料，沿途对照，思接千古。经由此类行读，有意无意中，你对这座城市的七情六欲，会有更细腻的感受。对于人文学者来说，这种敏感性与想象力，并非可有可无。
“2001年，我在北大开设‘北京文化研究’专题课，学生中有中国的，也有外国的。我跟他们说，趁着老北京还没有完全消逝，赶紧出去四处走走看看，这样，对这座城市才有真切的体会，日后做研究，心里会踏实多了。首先是理解这座城市，喜欢这座城市，然后再谈研究。除了阅读、查询、辨析、驰想，把自家的视觉、听觉、触觉、味觉也带进来，这座城市才有可能‘活起来’，才有了喜怒哀乐，才可能既古老又新鲜。另一方面，当我们努力用文字、用图像、用文化记忆来表现或阐释这座城市的前世与今生时，这座城市的精灵，便得以生生不息地延续下去。”这篇初刊2012年5月21日《北京日报》的《宣南一日游》，本只是轻松的记游，发表时改题《对宣南文化的一次“田野考察”》，显得太正经了；另外，因担心引起不必要的联想，编辑删去了牛街礼拜寺与西城法源寺两段，有点可惜。好在基本框架及立场没变，那就是凸显为何以及如何用自己的双脚与双眼，来观察、体会、亲近这座大都市。
对于不同专业的专家学者来说，解读北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尽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而对于修课的学生，之所以在课堂与书斋之外，还要补上“行读”这一课，是希望其刚刚起步的“读城”，能具有某种体感与温度，进而兼及学问、思想与情怀。
2022年10月12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文/陈平原
（此乃作者2022年10月29日在北京师范大学主办的“世界文明视野中的北京书写”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主旨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