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在经历着一次“二战”以来最为严重的世界性经济危机。这次危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爆，迅速蔓延至整个金融系统和实体经济，并席卷全球，无论发达国家还是新兴经济体，都未能幸免。
这次危机可能会对经济学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我们可以不关心美国1987年的金融危机，不关心日本经济泡沫，不关心亚洲金融危机，不关心网络泡沫，但再也不能不关心今天的这场危机。
现在的经济学研究越来越技术化，而大的危机对经济学的影响将不局限在技术层面。这次危机发生以后，有人认为自由市场又失败了，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又变得重要了。这对中国未来的改革方向提出了挑战。甚至有人说2009年以后将是社会主义拯救资本主义，尽管这种说法是半开玩笑的，但还是反映了很重要的问题。我的信念很简单，相信如果有问题，应该是出在政府这一方，而不是市场这一方。
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与奥地利学派
对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做出预测的是哈耶克和米塞斯，尽管他们没有指出哪一天会发生危机。按照他们的理论，20世纪20年代出现信贷膨胀、股市泡沫和资产泡沫，一定会发生危机。危机之后，1931年哈耶克出版的《价格与生产》（prices and production）影响很大，奥地利学派变得炙手可热。伦敦经济学院院长罗宾斯（robbins）为《价格与生产》写序，对哈耶克给予很高评价，并且邀他去伦敦经济学院当教授。
然而凯恩斯主义出现后很快改变了风向。政府本来已经做了凯恩斯建议的扩大内需等事情，而凯恩斯为政府干预提供了理论依据，因此备受欢迎。既然有效需求不足，政府就有理由实施干预挽救经济。而哈耶克战后转向政治哲学的研究而不是以经济学为主，奥地利学派被边缘化。
20世纪70年代起，货币主义开始被重视，80年代超过凯恩斯主义成为经济学主流。弗里德曼对大危机的解释是，危机发生后政府没有提供足够货币，危机之所以持续那么长时间是因为美联储在本该放松货币时实行了紧缩。有意思的是，回顾历史我们发现，弗里德曼一开始也是凯恩斯主义者，并不是挑战凯恩斯的。他在验证凯恩斯需求函数时发现人们的消费不是随短期收入变化，而是随长期收入变化的。慢慢地，凯恩斯主义被认为不合理，后来出现理性预期学派。
奥地利学派的研究一直在继续。1962年罗斯巴德（murray rothbard）出版《美国大萧条》（america’s great depression），比弗里德曼的《美国货币史（1867—1960）》（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1867-1960）早一年。罗斯巴德认为20世纪30年代的危机是因为美联储扩张性货币政策和低利率导致了投资结构扭曲和资产泡沫。罗斯巴德用证据表明，罗斯福新政实际上是胡佛政策的延续。胡佛政策包括：拯救银行；在大企业之间实行联盟，促使企业增加投资；限制企业解雇工人和降低工资；干预价格；实行财政赤字，建设大量公共设施，比如胡佛大坝；实行贸易保护，1930年通过“斯姆特-霍利关税法”（smoot-hawley tariff act），大幅提高关税；禁止移民，大幅减少移民配额。这一系列措施导致危机持续不能恢复。
史库森（mark skousen）在《朋友还是对手》（vienna and chicago:friends or foes）中将对市场的信念划分为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对市场经济没有任何信仰，不相信市场经济。这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第二个层次是怀疑主义，摇摆不定，有时候信，有时候不信。这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也就是主张政府干预主义的经济学。第三个层次是对市场经济非常信仰，但是也认为，必要的时候，政府应该介入市场。这是芝加哥学派，比如弗里德曼就认为，经济萧条时期政府应采取积极的货币政策让经济走出低谷。第四个层次是对市场坚定不移，完全信仰。这是以米塞斯和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但这一学派当今的代表人物主要在美国。
奥地利学派同时在三条战线作战：一面反对凯恩斯主义，一面反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同时与货币主义作战。哈耶克因为商业周期理论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商业周期理论却遭到货币主义批判。弗里德曼对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评价很高，却认为哈耶克的商业周期理论是错的。
奥地利学派对这次危机的预测
米塞斯和哈耶克预测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这次危机也有人预测到，其中最有名的几位都是奥地利学派的。彼得·希夫是一位投资家和评论家，出版了《美元大崩溃》（crash proof：how to profit from the comingeconomic collapse）。2006年他在电视谈话中预测美国要出大问题，包括次债、房地产乃至整个经济。现在除了美元还没出现大崩溃，其他都已成为现实。
巴塞尔国际清算银行经济部门的威廉·怀特是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国际清算银行的研究方法主要依据奥地利学派的理论。他2006年的论文《价格稳定是否足够》（“is price stability enough”）预测经济可能出问题，2007年6月的年度报告更加清楚地表明其观点。
米塞斯研究所的经济学家克拉斯穆尔·佩佐夫在2004年的文章《中国大萧条》（“china’s great depression”）中预测2008—2009年中国会发生大萧条。曾经参加过美国总统竞选的政治家罗恩·保罗（ron paul）也是一位坚定的奥地利学派拥护者。2008年年底他在国会发表演讲《奥地利学派是对的》（“the austrians were right”），帮他写演讲稿的是彼得·希夫。
最近西班牙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赫苏斯·韦尔塔·德索托（jesús huerta de soto）出版了《货币、银行信贷与经济周期》（money,bankcredit and economic cycles）一书，被认为是奥地利学派货币和商业周期理论最完整的现代版本。
这次危机与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有诸多相似之处。一方面，危机前宏观经济没有明显征兆，价格稳定、经济正常增长、技术进步良好；另一方面，股市、房市、投资都出现问题。因此，这次危机可以用奥地利学派的理论进行预测。
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当时有两个人可能成功：哈耶克和凯恩斯。结果是前者被边缘化，后者成为主流。这次危机之后也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进一步强化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统治地位，另一种可能是彻底扬弃凯恩斯，复活奥地利学派。我认为后一种可能是存在的。根据奥地利学派的理论，政府救市只能延缓危机，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对经济危机的不同理解
凯恩斯强调需求不足。美国的问题显然不是需求不足，而是过剩。中国过去十几年居民储蓄率也没有上升，而是下降的，居民储蓄率从1996年的30%下降到25%。世界银行的报告计算的是居民储蓄在gdp中的比重从20%下降到了16%。基于凯恩斯主义的理论会导致贸易保护主义。gdp由消费、投资、净出口三部分组成，只要增加净出口就可以增加gdp。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征关税，限制进口。这些概念甚至已经进入统计系统，统计部门专门计算投资、消费、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
而按照奥地利学派的观点，越是危机就越要自由化。萨伊定理（say’s law）认为供给创造需求，而不是需求创造供给。要让别人买你的东西，只有你买别人的东西。因此自由贸易是最好的政策，而不是像凯恩斯主义提倡的那样。
如果说这次危机是因为美国太自由，不如说是因为中国太不自由。如果5年前人民币能够升值，给企业一个正确信号，企业投资设厂的方向就会更加明确。人民币持续维持低估状态，给出的信号就是出口总是有利可图，企业就会是出口导向。如果早一点改变，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就会小一点，货币发行就会少一点，中国就不会出现那么大的问题。
国际上有一些人认为中国不花钱促使美国花钱，所以导致这次危机。这是荒谬的。因为总体而言，美国是主动的，中国是被动的。但从国际收支角度分析，中国确实有点推波助澜。如果人民币汇率合适，就不会有大量廉价商品输入美国，美国通货膨胀政策会导致价格更早上升，美联储可能更早采取措施。但是由于人民币低估汇率，美国货币增加没有表现为价格上涨。而美联储货币政策是盯住价格，看到价格稳定就认为宏观利率没问题。
格林斯潘货币政策的一个特点是非对称性。美联储在经济泡沫破灭之后会利用货币政策救助经济，例如1987年股市崩溃、亚洲金融危机、网络泡沫。而股价大幅上涨时美联储不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这也导致美国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
威廉·怀特的《价格稳定是否足够》一文根据历史和理论得出结论：价格水平不能作为判断宏观状态的主要指标。按照奥地利学派的理论，最重要的是相对价格的变化，而不是一般价格水平。从投资品传导到消费品有相当长的时滞。当消费品价格开始上涨时，已经是大难临头了，这时已经不是采取措施能够解决的了。
奥地利学派认为，经济下滑和上涨存在严重不对称。经济繁荣时上游产业上涨很高，下游产业上涨较低。经济衰退时上游产业下滑幅度大，下游产业下滑较小。中国去年的工业生产明显有这个特点，上半年重工业增长远高于轻工业，下半年重工业下跌幅度远大于轻工业。按照凯恩斯消费不足理论，应该表现为轻工业下跌更快，而事实不是这样，用消费不足难以解释。
这次危机会对经济产生很大影响。对中国而言，不仅影响经济，而且影响到整个改革进程。现在有一些比较极端的观点认为，“美国垮了，市场经济失灵了，中国为什么还要自由化”，“中国之所以没有出大问题，是因为金融体制没有自由化”。对危机的不同理解将导致完全不同的政策。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复活
当我们正在经历着“二战”以来最为严重的世界性经济危机的时候，我建议所有经济学家、政府官员和媒体人士，甚至普通大众，都读一读罗斯巴德的《美国大萧条》，因为它有助于我们反思这次危机的真正原因，思考政府采取的政策是否恰当，也有助于未来不再犯同样的错误。
尽管奥地利学派游离于当今的主流经济学之外，但自1974年哈耶克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以来，特别是在过去的20年里，随着苏联及东欧国家计划体制的崩溃，奥地利学派的自由市场经济学理论、企业家理论和反对政府干预经济的主张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对政府经济政策（包括反垄断法的修改）的制定产生了重要影响。一些流行的教科书也开始介绍奥地利学派的观点。同芝加哥学派一起，奥地利学派对20世纪后半期自由市场理念在全世界的复活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在2000年曾说：“奥地利学派对美国主流经济学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几乎是不可逆转的影响。”连一些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也开始关注奥地利学派的思想。（事实上，奥地利学派对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影响被人们忽视了。凯恩斯本人曾承认米塞斯关于名义价值有实际效果的观点。）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和国际清算银行自1990年代以来在分析资产泡沫性通货膨胀中运用了奥地利学派的商业周期理论。特别是这次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发生后，奥地利学派的商业周期理论再次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华尔街日报》曾于2007年6月25日以《金融过度中，奥地利经济学复活》（“amid financial excess,a revival of austrian economics”）为题介绍了国际清算银行基于奥地利学派理论分析世界经济形势的年度报告（由加拿大籍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威廉·怀特主持完成）。该报告预测到，资产泡沫预示着一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将要来临。米塞斯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托马斯·伍兹（thomas woods）于2009年刚刚出版的解释这次大危机的专著《坍塌》（meltdown），已成为畅销书。
20世纪30年代的危机成就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或许这本身就是一个历史悲剧。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已被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所击溃。这是人类思想史上的巨大进步。这次危机以来，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又风行起来。但或许，历史将表明，这次危机后真正复活的将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而不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奥地利学派的商业周期理论是唯一与其一般原理（特别是市场过程理论、企业家理论和货币理论）融为一体、具有坚实的微观经济学基础，并成功预测到两次大萧条的商业周期理论。或许再过10年或20年，它将成为唯一的主流商业周期理论。当然，只有时间能够给出答案。
[1]本文根据作者于2009年2月22日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和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经济危机和经济学座谈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刘鎏整理。最后一节为本次发表时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