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明的历史精彩纷呈、各尽风流, 在世界众多文明的竞逐中,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而不坠,发皇光大、辉耀东方、源远流长、广被宇内,实在是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奇特景观。
一 人类文明史的奇葩
人类文明的历史,按现有史料可稽的只有六千来年,在此期间,无数的古老文明起起落落、星零飘散,有的如倏起的流星,很快就殒落了;有的如过眼的云烟,早已寻觅不到它的踪迹;有的如满天的霞光,只留给人们无尽的遐思;有的只是出土的古物,任由人们把玩;有的却是残破的遗迹,仅能供人凭吊 ……唯独中华文明,自出现以来,犹如日月经天,江河亘地,悠远绵长,浩浩荡荡,蔚成大观。
我们为无数古老文明的衰亡而扼腕:
在伊拉克的战火硝烟中,实在令人联想不到苏美尔的楔形文字、巴比伦的空中花园,这片人类最古老的文明土地,仍在遭受战争的荼毒。
在埃及金字塔的落日余晖里,我们可以遥想古埃及的伟大,但这古老的文明,过早的凋零了,外族的不断入侵,在纪元前就已结束了古埃及的历史,在如今埃及混乱的国内局势中,我们还能找到古埃及的子嗣吗?
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还曾崛起过强悍的亚述帝国,它东征西讨,穷兵黩武,虽然成就了当时最大的帝国,可是,暴力、血腥、内乱又怎能使这样的文明维系下去呢?
更耐人寻味的是古印度,在印度河谷层层叠叠的考古中发现了不同层次的古文明,让历史学家们猜测人类最古老的文明或许在这里,而人们所熟悉的雅里安人,其实只是入侵者;尔后入侵的马其顿人、匈奴人、阿拉伯人、蒙古人、英国人……,相继把印度改来换去,除了印度教和种姓制度遗存了下来,再也难让人回忆古印度的风彩了。
当我们回望欧洲文明的发源地-古希腊,借助于考古学家的努力,这一文明的历史大大提前了,米诺斯文明和迈锡尼文明,作为古希腊文明的最早代表,已经进入了历史书中,但却早就衰败了;后世人们熟知的以雅典、斯巴达为代表的的希腊文明,和前此的米诺斯和迈锡尼文明到底有多少联系,谁也说不清楚。
远古的文明已然如此,晚近的中古文明又当如何呢?
在“欧洲中心论”的今天,希腊文明最为人们津津乐道,雅典娜的神殿、斯巴达的军营生活,俨然成了西方人技艺和勇武的象征,可是并没有抵御住马其顿人的挺进,雅典的民主政治从此被历史封存了起来。
在古希腊和马其顿之间,还须插叙古波斯帝国,在居鲁士和大流士的先后统治下,波斯帝国的版图曾经扩及到亚、非、欧的交汇处。然而在与希腊人的长期争战中,一败于马拉松战役,再败于亚历山大的征服,几百年间,古波斯帝国便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亚历山大的父亲菲力普,率领马其顿人兼并了希腊,建立了专制统治;亚历山大继承乃父的事业,把古波斯帝国的版图收入囊中,甚而侵入印度,成就了当时最大的帝国,不过亚历山大一暴亡,他的帝国便一分为四,勉强维持了百余年,罗马人出现了。
古罗马人不仅拥有了亚历山大创建的帝国,向西把帝国的范围扩及到高卢、西班牙、大不列颠,向南则占据了非洲的北部,把地中海变成了罗马帝国的内湖。可是在日尔曼蛮族的冲击下,罗马帝国分崩离析,而在基督教的侵蚀下,古罗马文明走完了它最后的旅程。
关于古希腊文明,这里要多说几句,西方人一直把希腊文明视作人类文明的正宗,把希腊文明、亚历山大的帝国、古罗马文明,看作是一脉相传的。甚至有人狂妄地宣称:“一切文明国家在一切有关智能的活动方面,都是希腊的殖民地。”[1]这样的狂妄无知实在让世人惊愕,姑且不说古希腊文明比起其他古文明要晚出得多,姑且不说古希腊文明从其他文明中吸取的养份,就拿古希腊文明至古罗马文明视作一脉相承而言,也是颇有问题的。按现代人的思路,从希腊的民主政治到亚历山大的专制统治,从古罗马的共和制到奥古斯都的君主制,其实是每况愈下,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固然,亚历山大和凯撒都成就了强大的帝国,但这种成就主要是靠军事暴力完成的,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并没有足够的力量来保证帝国的一统,一遇外部有更强大的武力,这样的帝国就处于风雨飘摇中。退一步说,即使古希腊到古罗马一脉相承,及至日耳曼人蜂涌而至、基督教入主欧洲的精神世界,这一文脉就彻底地中断了[2]。
西罗马帝国覆亡之后,东罗马帝国还持续了一段时间,到公元七世纪,拜占庭文明的兴起,最终把罗马文明送进了博物馆。近世的历史学家对拜占庭文明有了新的认识,认为拜占庭文明虽然软弱,但也取得了令人难忘的成就,在与伊斯兰文明的拼杀中,居然维持了八百年之久[3]。与拜占庭文明参差前后的是伊斯兰文明, 伊斯兰文明至今还有可圈可点之处,虽然这一文明因为内部的纷争时强时弱,虽然近代西方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令之遍体麟伤,但仍在延续,或许将来会有更好的表现。
在拜占庭文明、伊斯兰文明、基督教文明并存的时期,西方基督教文明表现最差,以致西方人把这一时期称为“黑暗的中世纪”,似乎成了西方文明的宿命。然而,基督教文明在经历了近千年的轮回之后,率先进入了现代文明,这也许算上帝给西方文明的补偿吧。
……
无数的古老文明都衰落了,威尔·杜兰在他十一卷本的煌煌巨著中哀叹:“几乎毫无例外,每一部文明史,总是以蛮族入侵宣告结束。”[4]或许威尔·杜兰对中华文明太缺乏了解,或许威尔·杜兰站在“西方中心论”的立场上对其他文明都不屑一顾。然而,在他的“毫无例外”中,中华文明就是这样的例外,在他的“西方中心论”中,恐怕中华文明更有资格成为中心。
亨廷顿在他的“文明冲突论”中,把现有的文明区分为八:基督教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日本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非洲文明、中华文明[5]。我们仔细打量这些文明,便不难发现,只有中华文明是原生的、本土的、一脉永续的;其他的文明或是再生的,或是次生的,甚至是外来的。
钱穆先生认为中国的历史有三大特点:一者‘‘悠久”;二者“无间断”;三者“详密”。这在人类文明史上是绝无仅有的[6]。让我们抚今思昔,追步一下祖先的足迹吧。
在陕西黄陵县的黄帝墓前,油然而生思极八荒、想往千古的旷世情怀,中华文明的源流,自此而下,历历可数。发明文字、创设历算、教人稼穑、植桑养蚕、畜牧放殖、制造工具、使用车船、修德振兵、安抚四方……现代严谨的历史学家在这样的描述前往往犹豫存疑,期待更多的考古发掘以证其真;而亿万的中国人早已在精神上认同了黄帝为其人文始祖。
由黄帝开始的五帝时代,前两帝颛顼、帝喾,语焉不详,简略难辨。颛顼帝敬事鬼神,施行教化;帝喾聪明仁德,持身谨严,使民以时,中允公正。后两帝尧、舜,则建树颇丰,世代景仰。尧帝亲爱九族,垂范百姓,合和万国,敬授民时,修订历法,知人善任;舜帝巡视四方,同律度量衡,修礼治刑,选贤任能,设官定制,惩恶扬善,万民咸服。
紧接尧舜之后的是禹,他建立的王朝即是中国历史上的夏朝,在这一时期,完成了中国最高统治权从禅让向世袭的转换。大禹在中国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他疏浚江河,分别九州,确定贡赋,调剂余缺,乃定万国。夏禹以后传了十四世,至夏桀王时,荒淫残暴,为汤所灭。
汤吊民伐罪,殄灭夏朝,施行仁政,诸侯推戴,商朝由此而兴。商朝从汤到纣,共三十一帝,约六百多年,其间兴兴衰衰,反复多次,其兴由于有道,其衰由于无道,至为明了。到了最后一个帝王-纣,就个人而言,聪颖绝伦,能言善辩,材力过人,手格猛兽;但是却自视太高,听不进谏言,耽溺酒色,杀戮忠臣 ,大兴土木,横征暴敛,残民以逞……搞得天怒人怨,被周朝所取代。
周朝最著名的人物是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其实周文王并没有建立周朝,他只是商朝的一个诸侯,他目睹商纣王的荒淫无道,阴修德政,发展经济,因而百姓拥戴,诸侯悦服,为周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真正为周朝立国的是周武王,而周公则使中国的政治制度初具规模。周朝享国近八百年,在开疆拓土上并没有突出的表现,而且在这个王朝的后半段,王室式微,政由方伯,诸侯称霸,群雄竞逐。但是,这一时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集大成的时期,几乎所有的重要经典在这一时期成形,并且形成了学术倡扬、百家争鸣的局面,这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接下来最有争议的是秦王朝,从古至今都是历史学家和学者们各执一辞的历史事件。在秦王嬴政的领导下,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使其疆土超过了亚历山大的帝国,更为重要的是,为了配合国家的一统,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采取了一些重要的措施, “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 开凿运河,修筑驰道,统一度量衡,改建长城,废弃封建制而改行郡县制[7]。另一方面,秦统治者奖励军功,蔑视仁政,以吏为师,严刑峻法,穷兵黩武,不恤民力……以致民怨鼎沸,二世而斩。
代秦朝而起的是汉朝,最初,汉惩秦弊,信奉黄老之学,与民休息。经过一段时期的休生养息之后,国势浸强,进而在文治武功上都臻于胜境。在文治上,除了承袭秦代的郡县制,更重要的是明确了儒家学说在中国的统治地位,从此使中国领先世界各国近两千年之久;在武功上,汉王朝成功地遏止了西北部匈奴的入侵,并把中国版图扩充至前所未有的范围。因此,不论是文治与武功,对于中国的大一统,均居功至伟。
汉朝持续了四百多年,中间出了一个王莽新政(这是一个有趣的插曲),把汉朝分为西汉、东汉,到了东汉未年,名教隳坠,清谈竞流,国势日颓,陷于分离战乱的局面。先是群雄并起、三国鼎立;接着晋朝有一个短暂的统一;其后在北方是五胡(匈奴、鲜卑、羯、氐、羌,这些是当时的少数民族)十六国,在南方是宋、齐、梁、陈四个相互递延的偏安朝廷,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南北朝。在南朝,是汉族当政,承继的是中国的传统文明,这自不待言;在北方,尽管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也袭用了中国传统的典章制度、文明教化,客观上产生了民族融合的结果。
历史往往有其雷同之处,结束战乱分离局面的,也是一个如秦朝一般短暂的隋朝。隋朝重新统一中国后,大兴土木,滥起兵革,开运河,建御道,修长城,巡幸天下,强征暴敛,万众骚然,也只维持了二世,与秦朝何其相似。
接替隋朝的又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唐朝。唐太宗以隋为戒,励精图治,从善如流,拒佞纳谏,革故鼎新,交流四海,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都开辟了全新的局面,环顾世界,无有与其比肩者,使中华文明达到一个新的高峰。然而,在这个王朝的后期,藩镇割据,宦官弄权,朋党内斗,加之农民起义的冲击,这个帝国再也难于维持下去了。
唐朝之后又出现混乱分裂局面, 即中国的五代十国时期,这些所谓的朝代与国家,其实只是藩镇割据的余焰,其中短的只有数年,长的不过十来年,只以武力相炫耀,互相攻伐,在文教与制度方面而言,简直不成体统。这些乱七八糟的朝代,总共也就持续了五十多年。相反,此时在北方崛起了契丹族建立的辽国,虽系少数民族,却用汉家制度,居然享国两百多年。
宋太祖陈桥兵变,轻易夺取了政权,建立了宋朝。宋朝的统治者虽然马上得天下,却深知马上不能治天下,因此特别优待读书人,兴办教育,讲学成风,恢复科举制,推崇儒学,颇有一番文化的新气象。宋朝文教颇兴,武备却不足,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没有强大的武装力量,面对北方的强邻-辽国,只能妥协退让。尽管如此,由于有一百多年的和平时期,在文化建设特别是经济建设上,宋朝获得了一个历史上少有的繁荣期。可是,正因为宋朝在军事上的软弱,起初只能苟容于辽国的威胁下;而后在金国的攻击下,被迫南迁;最终在蒙古人的铁蹄下,归于灭亡。
蒙古人的强势,不仅入侵了中国,而且波及了欧洲,其在中国的统治,是为元朝。蒙古人执政期间,对中华文明的损害是最大的,除了烧杀掳掠之外,就是横征暴敛,鲜有在制度和经济上作有利的贡献,虽然后来元朝也搞了科举取士,并将“四书”首次列入考试内容,但也只是做做样子而已。元朝的暴虐统治,屡屡激发民变,使元朝的统治仅维持了百余年。
在如火如荼的农民起义中,元朝灭亡了,朱元璋火中取栗,建立了明朝。元朝的纲纪废弛、政治腐败警醒着朱元璋,他推重儒学,严明朝纲,澄清吏治,甚至严刑峻法、清除异己,有过犹不及的意味。更糟糕的是,他猜疑成性,诛杀功臣,废除宰相制,大权独揽,加剧了君主专制的倾向。不过,元朝暴政的结束,和平局面的重建,民生的休养,经济的恢复,海外的开通,一度使万国来朝,国阜民丰。及至政治渐衰,皇室奢靡,宗亲蚁食,冗官遍地,内寺弄权,赋税日重,民生凋弊,农民起义再次蜂集,加之清军的入关,明朝近三百年的统治就此结束。
满族人建立的大清朝,挟带着原始部族的清新,荡涤了明王朝的颟顸腐败,它开疆拓土,使中华文明的流被达到历史之最,它励精图治,学习传统文化,吸纳汉人参政,延用中国政制,呈现出太平盛世的景象。然而,它缺乏华夏古老民族的雍容大度,严满、汉之防,猜忌汉人,兴文字狱,钳制思想,难脱野蛮民族的戾气。同样,它也逃脱不了中国历史的周期律,到这个王朝的中后期,吏治腐败、贿赂公行、买官鬻爵、民变丛生……最严重的是,此时正值西方现代文明的勃发期,在虎视鲸吞的西方文明面前,中华文明遭遇空前的危机。
我们一一数来,中国文明的足迹清晰可辨、意味深远。我们看到,当中国传统政治中的精华被继承,被遵循,被光大时,中华文明就将硕果累累,惠及世界;当中国传统政治中的精华被漠视,被阉割,被消解时,中华文明就将步履蹒跚,败笔叠显。但是,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不管是兴盛还是衰微,中华民族一直维系着自己的文明传统,而且衰而复兴、败而能存,这是人类文明史的唯一。
西方学者认为,中华文明之所以与世长存,是得益于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北有冰原,南有崇山,西有大漠,东有汪洋,周围又没有像样的强大邻邦的侵扰,实为侥幸[8]。这真是罔顾事实,中华文明和其他古老文明一样,从来都不缺乏野蛮的入侵者,唯一的区别只在于:其他的古老文明在野蛮人的入侵面前,或是文明消亡(如古埃及),或是文明改宗(如古罗马),或是文明易主(如两河流域);惟有中华文明,所有的入侵者都消融于这一伟大文明的怀抱中,成为其中的一分子,使这一文明更加壮大。
诚如钱穆先生所言:“环顾斯世,我民族命运之悠久,我国家规模之伟大,可谓绝出寡俦,独步于古今矣。”[9]
二 丰硕的文明成果
我们前面说了,中华文明悠远绵长、浩浩荡荡,确实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葩,举世无俦。也许有人会说,这有什么值得炫耀的,这只是一个老大腐朽的帝国,在近代落后挨打,一无足取。此言差矣。中华文明的悠远博大,使她的人民繁盛[10],民族融合,文化昌明,地域广大。伟大的文明之花,必然结出丰硕的文明之果,不仅养育了中华民族,而且遗惠于人类社会。
说到中华的文明成果,世人总会提及四大发明,以致人们耳朵听出老茧,反讽道:比起当今的计算机、网络技术、原子飞弹、卫星定位系统……这些西方人的现代发明,四大发明何足道哉。真是这样吗?我们且听西方人自己怎么说。
在英国工业革命的前夜,集哲学家、思想家、科学家一身的弗郎西斯·培根指出,造纸、印刷术、火药、指南针四大发明,彻底改造了近代世界,并使之与古代及中世纪划分开来,这比起对西方文明影响深巨的宗教信仰、成功的征服者、带有科学萌芽的占星术等,其作用都要大[11]。
中国的科学技术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当然远不止四大发明,美国当代的科学史家罗伯特写到:“迄今为止尚未披露的最大历史秘密之一是,我们所生活的近代世界赖以建立的种种基本发明和发现,可能有一半源于中国,然而却鲜为人知。”[12]
英国学者李约瑟穷其一生的精力撰写数十册《中国科学技术史》,他的话尤其值得听取:“中国文献清楚地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又一个不平凡的发明和发现,考古证据或绘画实物证实中国的发明与发现比欧洲类似的或照搬采用的发明与发现一般往往领先很长一段时间。无论是二项式排列,还是旋转运动与直线运动相互转换的标准方法,或第一台时钟中的擒纵装置,或韧性铸铁犁铧,或地植物学与土壤学的开创,或皮肤和内脏的关系,或天花痘苗接种的发现-无论你探究哪一项,中国总是一个接一个地位居‘世界第一’。”[13]
中国古代的发明发现,可以说是车载斗量,难于计数,罗伯特把它们精简并通俗化,列举了100项居于世界第一的发明与发现,这些发明与发现涵盖农业、工程技术、日常生活、数学、物理学、天文学、化学、地质学、军事科学、医学、音律学等诸多领域,具体如精耕细作,害虫的生物防治,对太阳黑子的认识,定量制图学,赤道式天文仪器,炼钢,深井钻探,双动活塞风箱,传动带,龙骨车,吊桥,自动控制机,蒸汽机的原理使用,链式传动装置,石油与天然气的开采和使用,漆,葡萄酒,瓷器,纸币,水下打捞技术,火柴,机械钟,纺车,内分泌科学,血液循环,免疫学,糖尿病的发现与防治,十进位记数法,0和负数的发明使用,代数学在几何学上的应用,第一运动定律的发现,地动仪,降落伞,热气球,桅杆和航海,船内的水密舱,运河船闸,定音鼓,音乐中的平均律,火箭和多级火箭,火焰喷射器,枪和炮等等。这些只是长长的发明清单中的一小部分,我们择取的大多是与当代生活密切相关且一般人浑然不知的,以收震聋发聩和提振民族自信心之效。这些发明与发现,与西方相比,少则早数百年,多则早数千年。
当我们徜徉在大都市的高楼大厦中,沉醉于电视机的五彩画面里,吸吮着电脑里的巨量信息,遨游在浩瀚无垠的外围太空……如此众多的成就,哪一样不是西方现代文明的厚赐?中华古老文明的贡献在哪里?说中华文明的杰出与伟大,似乎显得那么无力与苍白。
这些疑问,也正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十四世纪前的中国,科学技术一直领先于西方,为什么中国后来没能自发地产生近代科学?而近代科学为何仅仅在西方兴起?这个难题吸引了一些学者的目光,至今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结论,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领先于世界。
平心而论,中国古代对科学技术并没有特殊的偏好,尤其在“儒术独尊”以后的年代,知识分子们大多在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罕有把心思用在科学技术的发明上。在传统中国,重本抑末长期以来是一个基本的国策,本是农业,末是工商,农业必须关顾,工商却可以轻忽。在这种大的历史背景下,科学技术的生存环境难以说是最优的,在极端的情况下,科学技术甚至被视为奇技淫巧,不能登大雅之堂。
这就出现一个新的问题:中国古代并不看重科学技术,并不推崇发明发现,为何却能在科技发明上居于世界前列呢?在我看来,中国古代科技发明的成就,其重要的外部条件是,国家的统一,制度的完善,理性的倡扬,文化的开明。正是有这样的外部条件,中国古代的科技发明才在不经意间领先同时代的世界各国。
我们说文明的成果,不只是指物质文明的成果,也指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成果,而就本书的主题而言,我们特别要强调的是政治文明的成果,这一文明成果不仅从未得到很好的总结,而且长期以来被人们所忽略,甚至遭到人们的责难和诟病。
说到中国古代的政治文明,并且特别强调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伟大成果,可能会引起人们的大哗。人们通常的口头禅是: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封建专制帝国,这是中国近代落后的总根源,是中国人的制度桎梏和精神枷锁。直至今日,人们还在痛陈封建专制的流毒,并把当下存在的很多社会弊病归之于它。
这是一个典型的人云亦云,也是一个惊人的历史误会。中国的封建社会,早就两千多年前就结束了,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实行郡县制,中国的封建就躲进了历史的故纸堆[14],也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华文明才逸群出众,领先世界达两千年。人们说直至清朝,中国都是封建社会,真是开了历史的大玩笑。
所谓“封建”，从字面上理解,就是封邦建国,柳宗元道：“裂土田而瓜分之，设五等，邦群后，布履星罗，四周于天下，轮运而辐集。合为朝觐会同，离为守臣扞城。”[15]简单地说,封建就是天子或国王把土地分给诸侯,并予封号,让他们各自为政,可以世袭。诸侯尊天子或国王为其宗主,承担其相应的责任义务。这种政治形式,在秦以前是中国主要的政治制度;在西方中世纪,大体上也是这种政治形式。是为封建社会[16]。
在秦汉以后,中国就废除了封建制,实行了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其间虽有小的反复,但总的趋势没有改变。客观地说,秦汉以前中华文明相较于其它古老文明,并没有突出的表现,以秦汉为分界,此后的中华文明,超迈中外、独领风骚。其中奥妙,可能要到中国的制度文明中去寻找。
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在中国实行了两千多年,也使中国领先世界近两千年,这一政治制度的主要特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以郡县的形式在全国作了统一的行政区划;权力高度集中,结束了政出多门分离混乱的局面;除了皇帝之外,其他的政治权力改世袭制为任免制;选贤任能,重视教化,并逐渐形成一套考试选拔制度;政教分离,理性治理国家成为主流;中庸通达的儒家学说,成为主要的政治理念;没有严厉的等级划分,各个阶层身份转化的通道是开放的;文官政治(钱穆称士人政权)成为正宗,军人政治只是歧出。
正是因为中国有了独步宇内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中国才能在大多数时间保持统一强盛,才能有柔远来迩的民族融合,才能有文明浸润的版图扩展,才能有文明的绵延不断,才能有人民的繁衍兴旺,才能有丰厚的文明成果奉献于人类。
也许有人会说,中国两千多年的集权帝制,有多少黑幕可以揭露:焚书坑儒有之,谶纬妖言有之,严刑峻法有之,皇室极权有之,贪污腐败有之,官逼民反有之,穷兵黩武有之,荒淫无道有之,“莫须有”有之,文字狱有之……甚至三纲五常、伦理道德都可能成为罪恶的帮凶。这些都是事实,我们可以把它们看作:或是这种制度本身就有的弊端;或是这种制度的异化;或是这种制度的历史局限。它们能为我们提供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从中发现这些问题的根源,以利于今后政治制度的优化。
但是,我们比较一个政治制度的优劣,不是在绝对的意义上,而是相对的。就我们目前的例证而言,我们说中国中央集权郡县制的优势,是相对于当时世界范围内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的,时间跨度在公元前二世纪至公元后十六世纪。环顾世界,大洋洲、北美、非洲腹地那时尚处于原始蒙昧时期,没有可比性;南美的印加文明和玛雅文明已湮没无闻,难以比较;只有欧洲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堪作对比。
我们先来看欧洲文明。公元前二世纪,欧洲文明的代表是古罗马,这时正值古罗马的强盛期,也是罗马共和国向罗马帝国转化的时期。从表面上看,罗马帝国和当时的秦汉帝国有很多相似之处,如疆域都很大(约150万平方英里),人口也相仿佛(都有5-6千万人),都是一个统一的大帝国,都实行行省或郡县制。但是,在具体的政治操作上,却大相径庭。罗马的中央集权,其实是松散的,不仅很多地方实行城邦自治,而所谓的行省,“实际上是殖民地,并不是一个政治实体的有机的组成部分”[17];罗马帝国的统一,是靠暴力来维系的,没有统一的语言和文字,在政令上的统一就很难做到,更不存在统一的政治理念;自始至终,罗马帝国都是一个军人政权,皇帝本人就是军人、或者由军人所推选,其更迭主要由军人说了算;行政权力由皇帝、元老院或贵族把持,其它阶层很难染指;唯一值得标榜的是法律体系的进步,尤其是民法的使用[18]。与中华的政治制度相比,两种政治的优劣可以立判高下,一个以耀武扬威立国的罗马帝国,到底能维持多久呢?拉尔夫在总结罗马帝国衰亡的内部原因时,强调其首要原因就是战争,其它如税赋的沉重、普遍的奴隶制、生产技术的被轻视等原因,多多少少又都与政治制度有关[19]。罗马帝国之后的欧洲文明,更是不堪入目,在日耳曼人的冲击下,欧洲文明重新龟缩于它的故土,蛮族的入侵不可能给欧洲带来辉煌,他们在政治制度上是没有什么创新的,而由于历史的惯性,欧洲不得不陷入支离残破、小国林立的封建农奴制。如果一定要在其中寻找什么新的要素,可能要数基督教对政治的全面参预,从积极的意义上说,这种参预可以算作人们在政治上寻求一种精神一统的努力,在消极意义上,这种政教混杂,可能使欧洲在中世纪的泥淖中沉沦了千余年。这是欧洲文明最黑暗的时期,历史学家们指出,对暴力的崇拜,普遍的奴隶制或农奴制,城市的衰败,民生的凋敝,基督教的俗世化,是这一时期持久的特征[20]。直至这一时段的末期,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这一文明再次发力,震惊了世界,不过这已经是另一时期的故事了。
现在我们再来看印度这一古老的文明,在此一时段中仍然是灾难不断,最严重的是阿拉伯人和蒙古人的入侵和占领。印度文明就像破碎的镜片,虽然也发出零碎的夺目的光辉,却令人不忍卒读。也许在圣雄甘地的“不合作主义”中,我们能窥见印度文明的风范:以其超凡、坚定、隐忍抗御着外来文明的击打,勉力撑持着这一文明。但是,要在这一文明中寻找政治制度的楷模,肯定是徒劳无功的。
在此一时段的中期,新生的伊斯兰文明是最有生气的,在《古兰经》的指导下,阿拉伯人卓然而兴,他们吞并了波斯全境,遏制住拜占庭帝国,把北非收入麾下,西至西班牙,东到印度,都成了伊斯兰的势力范围,俨然有古罗马的遗风。然而,这一文明刚健有馀,柔怀不足,行政的能力远不及武力的扩张,难于持久地维护一个统一的帝国。公元945年以后,这一文明便四分五裂,直至此一时段的终了。
我们粗略地比较了此一时期几大文明的政治成就,显然都远逊于中华文明。这种政治文明上的差距,自然会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使中华民族的整体文明成果卓尔不群、粲然于世。
或许有人会大吼:别再迷恋于过往的辉煌吧,在现代文明成果的盛筵中,中国人奉献了什么?中国人还能保有一席之地吗?诚然,中国在近代落后了,尤其面对西方的咄咄强势,不只是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方面,在制度文明方面似乎也有着让人望洋兴叹的距离,其中原因,在本书中我们会有分析。但是,我们完全无须自暴自弃,在中华文明的脉搏中,仍然有着强劲的脉动,在中华民族的肌体里,永远遗传了优秀的基因。
对于那些迷信西方文明的国人,我们选取几段西方历史学家(他们最有发言权)评价中华文明的话,也许能动其视听。芬纳说,中国自商朝“以后直到法国大革命之前,它在工艺、财富、疆域,以及在延续性和完全的自给自足等方面都遥遥领先于世界。”[21]斯塔夫里阿诺斯写到:“在公元后的14个世纪中,中国则是技术革新的伟大中心,向欧亚大陆其他地区传播许多文明。”[22]在韦尔斯的笔下,中国从公元四、五世纪到十六、十七世纪期间,走在世界的前列[23]。[24]汤因比对中华文明有更高的评价:“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上、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以伦比的成功经验。这样的统一正是今天世界的绝对要求。”[25]
三 有容乃大 无欲则刚
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流被久远,所来有自。倘若我们要总揽中华民族的文明品格,应该有二,一为包容,二为自律。中国有句老话: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 可以形象地为此存照。
一个文明的品格,流动在它的血液中,融化在它的灵魂里,无时无刻不表现于文明的进化。我们说中华文明的包容与自律,自然要在中华文明的流程中来显现。然而,要在中华文明浩大而悠长的文明流程中来凸显这一文明的品格,肯定不能巨细兼俱,而只能大处着墨了。这里有两个要把握的分寸,一是只着眼于各大文明体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二是只从总的趋向上看,而不拘泥于个别的事例。所以,中华文明的包容,我们从民族包容、宗教包容、文化包容三个方面来论说;中华文明的自律,我们着重于个人权利与社会责任、战争、人与自然的关系。
我们先来看一个小故事。二战期间,在上海的犹太人得到当地老百姓的帮助,躲过恐怖的种族灾难,使犹太人至今心存感激。之所以特别提及这段往事,因为当时不只在欧洲、在世界其他地方对犹太民族多有歧视,而希特勒正在对犹太人实施种族灭绝。因此在中国,犹太人感到格外的温暖。其实,这在中国的民族关系中是一个常态。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由于长期的文明浸润,各民族基本能做到和睦相处、平等相待。对于中国境外的其他民族,中国绝少以优秀民族自居,更不会以拯救者或先进文明的传播者自诩而对其他民族进行侵略和奴役。这比起近代一些发达国家对一些弱小民族的种族灭绝、种族隔离、种族歧视来说,无疑有云泥之判。相对于一些国家内部的民族冲突、刀兵相向、纷言独立,中国的民族包容堪为典范。
我们再看一下宗教包容。和前述的三大文明(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不同,在中国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宗教并不居于主导地位,按常理推论,儒学独尊的中国应该对其他宗教特别是外来宗教持排斥禁绝的态度。然而相反,中华文明不仅使本土的各种宗教和谐共生,而且让外来宗教(主要是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在中国择土而居、优容与共,并归化于中国的文明传统,这在古代世界宗教史上是极为罕见的。反观其他以宗教为主宰的文明,其对不同宗教的态度,实在值得人们玩味。中世纪基督教对不同教派、不同宗教是绝不容忍的,它的宗教裁判所对其所指认的异端而使用的的酷刑, 令人发指。伊斯兰教要好一些,它对不同的宗教往往有宽容的举动,但是对本教内的不同教派,却势同水火,大开杀伐。以印度教为宗主的印度文明,与其他宗教尚能相安无事,但印度文明自身屡遭外来者的残害,其宗教共存难免散漫无序的状况。
最后说说文化包容。其实,从大的方面看,民族包容和宗教包容都可以视为文化包容,这里把文化包容单列,主要是指近代对西方强势文化的包容。客观地说,任何文明的发展,都是不同文明的交融包容的历史。具体到中华文明,由于古代各国之间的时空悬隔和交流技术的限制,由于中华文明曾经领先于世界近两千年,所以外来文化对中华文明的影响显得微不足道,或者消融于无形。但是,当面对西方现代文明的利炮坚船时,中华文明有了风雨如磐的感觉,浩叹遭遇“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在遭受西方凌辱和侵略的大背景下,却不忘向西方学习,这是需要强大的包容力和自信心的。从最初单纯引进武器机械的“器物之变”,到开埠办厂的“师夷长技”,从试图借鉴西方制度建构的“变法维新”,到彻底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从孙中山五权共和的“中华民国”,到毛泽东“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中国,我们无处不看到西方文明的强大影响。在这个过程中,或许由于物极必反,或许由于矫枉过正,有人唯西方马首是瞻,有人甚至发出了“全盘西化”的呐喊,这就超出了文化包容的底线。
这里要特别强调一点,中华文明的包容-不论是民族包容、宗教包容还是文化包容,是有原则的,不是不分轩轾照单全收的大杂烩。中国历来都有华夷之辨、夷夏之防,这是《春秋》大义。所谓“华夷之辨、夷夏之防”的夷,在这里可以视之为不合于中华传统文明的外来物,不利于中华民族文明进步的干预者。唐朝程晏有言:“慕中华之仁义忠信,虽身出异域,能驰心于华,吾不谓之夷矣;中国之民,长有倔强王化,忘弃仁义忠信,虽身出于华,反窜心于夷,吾不谓之华矣。”[26]程晏的话虽然有以我划线的自负,但基本合于中国传统中对“夷、夏”的界定[27],华夷的判别是以文化或文明的进步与落后为标尺的。因此,中华文明的包容,不是无原则的,而是有取有舍、有借鉴有批判、有发扬有摧抑,终究促成中华文明的发皇光大。
我们用“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形容中华文明的包容,可以说恰如其分;用“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比附中华文明的自律,人们可能会说,有点不伦不类。人类生而有欲,然而在中华文明中,对欲望的看法多倾向于负面。中国古代文献中屡有无欲、禁欲、灭欲的主张,但在儒家的经典中,对欲望则多有持平之论:一般地承认欲望的客观存在,也认为欲望的放纵会危及社会,因而提倡节制欲望,关照他人。这种思想被孔子精简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千古名言。我们把它称之为中华文明的自律。
我们这里换一种表述方式,择出中华文明品格中的自律,来与当今强势的西方文明相对,不只是要突出中华的文明品格,更重要的是要在对西方文明普遍的顶礼膜拜中,唤醒中国人的文明自觉,揭示西方文明内在的缺陷。
当今西方文明中被人们强调得最多的是个人权利,简称人权,在古代西方,对个人利益和个人权利多有推许,“他们是为了自我的实现而奋斗的利己主义者。结果,他们拒斥肉体苦修,反对有损生命各种形式的克己行为。”[28]在近代西方,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个人权利再次成为社会生活的主角,而且有了一个更神圣的名称:天赋人权[29]。在中国传统中,没有个人权利这个语汇,强调的是个人对国家、家庭、他人的责任和义务,即使要实现个人利益,也要推己及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把个人和他人聚合在社会这个整体中,把利己与利他统一于个人的行为里。
在战争关系上的自律,也是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一个重大区别。近来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西方人一直在叫嚷着“中国威胁”,其实这是典型的以西方人之心,度中国人之腹。在西方,对战争的褒赞是一主流,亚里士多德认为战争如同狩猎一样,是高等动物对低等动物的猎杀捕获,是自然公正的。圣奥古斯丁认为战争是对人类罪恶的惩罚,是上帝的安排。但丁认为战争的胜负决定正义与否,胜王败寇。马基雅维里说得更露骨:“人们有争城略地的欲望,实是很自然而平常的事。当他们受这个欲望而从事争略,同时又干得成功的话,他们总是受到赞扬而非谴责。”黑格尔对战争的理解别出心裁,认定战争有积极的道德的价值,能够荡涤社会的堕落和民族的腐败[30]。因此,在西方文明中,一直有这样的传统:耀武扬威,弱肉强食,优胜劣败。在中国,对战争多持保留态度,儒家主张的“和为贵”持续地成为主导思想。老子的“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具有广泛的意义。军事家们的议论,可能更让西方人匪夷所思,孙膑说:“然夫乐兵者亡,而利胜者辱。”这是西方人不能理解或不屑于理解的。孙武说:“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西方人可能会认为是天方夜谭。[31]而中国人更为精典的战争观是:“……几知兵矣,而未近于道也。吾闻‘素信者昌,立义用兵,无备者伤,穷兵者亡’。”[32]只把战争看作行使正义的手段,而穷兵黩武是会自取灭亡的[33]。
在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也有不同,中国人对自然(或称“天”)抱有敬畏的心理,知道应该遵循自然法则(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争取与自然和谐相处(即“天人合一”)。西方人视人与自然两两相分,强调主客观的对立,认为人能认识自然、掌握自然、征服自然。如此看来,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中国人更看重人与自然的同一性,西方人更突出人与自然的对立性,中国人更倚重自然的客在性,西方人更标榜人的主观性。
从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这些区别,可以看出,中华文明是内敛的、谦和的、自律的、少欲或节欲的。西方文明是外向的、傲慢的、张扬的、多欲或极欲的。中华文明习惯从事物的对立中来体认事物的本质,力求实现对立物的内在统一。西方文明以自我为中心,在与他物的对立中强求自我的实现。
有人或许会说,中华文明的自律,有何历史的亮色?中国的谦抑退让,曾多次引致异族觊觎华夏,于近代尤甚。特别是中国人缺乏人权观念,远则为专制独裁张目,成为封建皇室的愚民对象;近则使中国人沦为二等民族,不配享有民主自由的红利。这种论调,不能说是捕风捉影,有一定的事实依据,尤其到了近代,古老的中华文明被新兴的西方文明压得喘不过气,绝大多数人不得不承认西方的文明进步和中国的愚昧落后。在这里我们不能对此作广泛的讨论,在本书的第七章会有一个一般性的说明。不过,我们仍要强调,作为文明品格的自律,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承载了多少磨难、分裂、内争、外侮,孕育了中华民族坚忍不拔、自强不息、中庸通达、和平友善的文明智慧。
西方文明的张扬跋扈,唯我独尊,的确能调动较大的主观能动性,开放出灿烂的文明之花。但是物极必反,盛极而衰,一个缺乏自律的文明,必然行之难远、泰极否来。请看历史:具有尚武精神的西方文明,以战而胜之为能事,在古代,则不能维持其庞大的帝国,在蛮族的入侵下四分五裂;在当代,发动两次世界大战,把人类拖至毁灭的边缘。以自我为中心的西方文明,定然有骄奢淫逸、人欲横流的表现,这是古罗马覆亡的一个重要原因,最终西方人不得不带上上帝的枷锁,承认自己有原罪;近代西方个人主义再次勃发,为人类呈现了一个新的文明,但是这个新文明在自我利益的蹂躏下,还能走多远?最近的主权债务危机,会不会是一个危险的警示,西方人要注意了[34]!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可能更加堪忧,现代西方文明对自然的侵害、对环境的破坏,已经到了神人共怒的地步;“救救地球,救救人类”,正在成为有识者的强烈呼声。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中华文明的包容与自律,决定了中华文明的博大胸襟、雍和气度,是中华民族国运永亨,得享天年的秘诀珍藏。
中华文明从未中断的文明传统、中华文明为人类奉献的累累硕果、中华文明的包容与自律, 构成中华文明历史的大格局,我们置身其中,定要振翮高飞,扶摇直上,极目远眺,将天地万物尽收于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指日可待;中国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正当其时。
[1] 参见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东方出版社1998版,第二卷,第491页。
[2] 威尔·杜兰对西方文明情有独钟,他也不得不承认:“希腊文明的死亡可断言为公元325年,其时君士坦丁大帝建立了君士坦丁堡,而基督教的拜占庭文明开始在地中海东部取代了‘异教的’希腊文明”。(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二卷,第491页)
[3] 参见拉尔夫等:《世界文明史》,商务印书馆1998版,第十二章。
[4] 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一卷,第185页。
[5] 亨廷顿对文明的划分多有问题,这里故妄听之。
[6] 参见钱穆:《国史大纲》, 商务印书馆1996年修订版,第1页。
[7] 改行郡县制这一重大举措影响中国两千多年,褒贬不一,但对它的重要性似乎认识不够,在适当的时候我们再来讨论。
[8]西方历史学家的这种论调已是老生常谈,经不起推敲。近来西方人对此似乎有所醒悟。(参见拉尔夫等:《世界文明史》,商务印书馆1998版,第 182 页。)
[9] 钱穆:《国史大纲》, 商务印书馆1996年修订版,第32页。
[10] 卢梭认为一个最好的政府的标志是人民的众多,他这样说:“假定别的一切情况都是相同的,那末,一个不依赖于外来移民、不依赖归化、不依赖殖民地们政府,在其治下公民人数繁殖和增长得最多,就可以断定它是最好的政府。”(卢梭:《社会契约论》,载《西方四大政治名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34页)
[11] 康帕内拉也写到,这些“惊人的发明,即印刷术,前膛火枪和磁石的运用,他们认为这是全世界居民将联合成统一的教徒群众的具有重大意义的征兆和手段。”(康帕内拉:《太阳城》,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5页)
[12]罗伯特:《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中国科学技术史精华》,二十一世纪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
[13]同上,第9页。
[14] 这一事实,在史学界早就有人揭示,只是人们囿于旧说,以讹传讹。十多年前我在写《从中国到世界》时,也受旧说的蒙蔽。另则,史学界也有人一直认为直到清末中国都是封建社会,但未见有力的论证。
[15](柳宗元:《封建论》
[16] 在柳宗元以前,人们对于是否实行封建制度还有所争论,柳宗元的《封建论》对封建制作了有力的批判,自此以后争论平息。
[17] 拉尔夫等:《世界文明史》,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359页。
[18] 参见芬纳:《统治史》卷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七章、第八章。
[19] 参见拉尔夫等:《世界文明史》,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355-358页。
[20] :参见罗伯特·福西耶:《剑桥插图中世纪史》(350-950年),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版,第7-12页。
[21] 芬纳:《统治史》卷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89页。
[22] 斯塔夫里阿诺斯: 《全球通史-1500以前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版:第336页。
[23] 参见韦尔斯: 《世界史纲》,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29-630页。
[24] 从这三位历史学家的大作中,我们有趣地发现,越是晚近的作品,对中华文明领先世界的时间估计得越长。马丁·雅克比起前者来更进一步,在他的近著《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对中华文明推崇备至,他认为中国在秦统一中国后已进入现代,而直到十八世纪,中国仍然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25] 池田大作、汤因比:《展望二十一世纪》,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294页。
[26] 程晏:《内夷檄》
[27] 《春秋》公羊传云:“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为以外内之辞言之。”
[28] 拉尔夫等:《世界文明史》商务印书馆1998版,上卷,第218页。
[29] 人权怎么可能天赋,人权的产生有其历史的社会的原因,对此我曾有论说,参见拙文《对自由主义民主的批判》。
[30] 参见张翰书:《比较中西政治思想》,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版,第一章。
[31] 德国著名军事家克劳塞维茨理解不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思想,他以轻蔑的笔触写到:“让我们不要听说不经流血而克敌致胜的将军。”
[32] 《孙膑:威王问》
[33] 池田大作说:“与其说中国人是有对外推行征服主义野心的民族,不如说是在本质上希望本国和平与安泰的稳健主义者。实际上,只要不首先侵犯中国,中国是从不先发制人的。”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也基本同意这一观点。(参见池田大作、汤因比:《展望二十一世纪》第290-291页)在我看来,这只是摆明一个历史事实,还不是中华战争观的精粹。
[34]英国现代政治学家麦克弗森指出,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及其“占有性个人主义”的假定降低了古典政治哲学所强调的人的理性目的，将其降格为欲壑难填的效用的消费者，而满足欲望、进行消费的方式便是无限制地累积财产。我想他应该看到,这里已经潜藏着危险。